越南在南海無理取鬧 (雷鼎鳴)

最近越南因為南海諸島的領土問題而出現排華，是真正的無理取鬧。

中國在近代中受披着民主、自由、平等外衣的列強侵略，養成了人民心中強烈的民族意識。我一向認為，我們在領土問題上的取態不能被民族感情左右，不屬於我們的領土，就算有多大的價值也絕不可貪，但只要理據確鑿，屬於我們的，卻必須捍衞，哪管這些地方或海洋帶來的利益是大是小，守護它們，卻是匹夫有責，不能有半點含糊！我希望別的國家也是同一取態，但可惜越南並不如是。


強加歷史理據 蒼白無力

我對南海諸島主權問題的淵源頗深。在讀大學時，我的室友王于漸（今天港大的經濟教授）在芝大圖書館負責「執書」，偶然截獲了當時南越政府傳來的一份有關南海諸島的Factsheet，反映其官方立場，但內容蒼白無力，我們立時撰文駁斥之。在多年後的1995年4月5日，因越南政府又再蠢蠢欲動，所以我把過去這篇舊文的理據重寫，在友報刊登（見拙着《用經濟學做眼睛》），剛巧在同一天，《華爾街時報》竟發表了一篇無知至極的文章，說中國從來沒有拿出任何歷史證據證明南沙群島屬於中國，而在那段時間，經無綫電視《星期二檔案》製作人員的介紹，我認識了一位曾帶領無綫工作人員坐船到西沙考古的內地傑出歷史學老教授王恒杰，與王教授結為忘年之友，他送了我一本「秘笈」，是1992年3月內地出版的一本《南海諸島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內中有40篇論文，從國際法、海洋法、考古、歷史等多種角度提供南海諸島自古以來便屬中國的詳細論據，我得益甚大，四年前又採取了不及此書百分之一的材料，寫了篇長文，再次論證這些島嶼的主權問題。最近翻閱了不少越南方面的學術研究，發現他們在此問題上的論據，幾十年來並無寸進，我四年前寫的這篇文章（可在我的博客中讀到），原來早已把他們的所謂論據全部封死，使我失去新鮮感，十分無趣。

越南能提出甚麼證據？主要有幾樣。越南的學術界中人認為在17世紀越南已有人到過西沙、南沙，並且在1838年的《大南一統全圖》中有這些島嶼的記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越南的殖民者法國也曾宣稱擁有它們的主權，在1951年二次大戰結束後的《舊金山和約》中，法國又再宣稱其主權，與會國家，大多數並無異議云云。

這些「理據」與中國的相比，真的是薄弱之極。若論誰先發現南海諸島，中國的考古界早已發現遠至夏朝，中土已有來自南海的玳瑁。中國古籍《逸周書》、《左傳》及《詩經》等有不少記載都顯示中國與南海有聯繫。王恒杰的考古工作中，也發現了大量來自南海的新石器時代及春秋戰國的陶器殘片，印證古籍中的記載並無虛言，中國先民在那裏生活過，歷史古遠。東漢光武帝時伏波將軍馬援曾派兵在南海出巡，宋代以後，中國人經營南海諸島的記載多得不可勝數，例如北宋的《武經總要》便記載了派水師在該處巡邏，甚至有從新界屯門到西沙的航綫。1770年廣東人羅方伯在南沙的太平島上建了大伯公廟紀念他在南沙的開發活動。


曾承認主權歸屬 無賴反悔

三十年代法國宣稱主權時，已遭到當時國民政府的抗議。《舊金山和約》並無中國代表參與，周恩來總理當時並已發表聲明，指出西沙、南沙為中國領土，不容置疑。越南在這些方面提出的說法，根本無效。

但對越南宣稱的主權最大的打擊我相信有二。第一是台灣政府在1946至1950及1956年至今，一直都有派軍駐在太平島，並建有跑道，這是超過半世紀的有效管治，根據國際法，其他國家就算有其他理據，也難以挑戰內地或台灣一個中國對這些島嶼的主權，半個世紀是一個關鍵。第二是越南政府曾多次承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1956年6月15日越南外交部副部長雍文謙聲明：「根據越南方面的材料，從歷史上看，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應當屬於中國領土」。1958年9月4日，中國政府發表關於領海寬度為12海里的聲明，並指出這適用於西沙、南沙，越南總理范文同隨即聲明，承認和贊同中國的說法。現在越南卻說，范文同只代表北越，未代表南越，所以這聲明無效！國際法禁止「反言」的行為，越南此種辯解，不是無賴是甚麼？

 

(Sky Post    2014-5-30)a

中國會否買起整個世界？ (雷鼎鳴)

在八十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時，日本人在美國買下了幾個著名的地標性建築，引起了一些美國人驚呼：日本會否買下整個美國？

世界風水輪流轉，日本經濟自九十年代起一蹶不振，有說是西方國家利用「廣場協議」逼日圓升值所致。我對此說存疑，因過去二十多年，日本經濟政策上同時犯過多次錯誤，我們也可說日本經濟糟糕是因其自身的經濟政策造成，與人無關。現在中國經濟騰飛，歐美經濟則欲振乏力，這回卻出現另一聲音：中國會否買起西方世界的資產，致使歐美人士都失去業主或老闆的地位，每月都要交租及都要當「打工仔」？


買歐美國債 回報更低

這本是很無聊的恐懼，但最近名噪一時的法國左派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也要在他的暢銷書《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中花上不少篇幅解釋為甚麼這不可能發生。

據皮凱提自己的估算，光是歐洲，私人擁有的資產淨值（包括房屋、股票等等）應約值70萬億歐羅（大約等於95萬億美元），但中國政府能運用的外匯儲備及主權基金（二者有相當的重疊，不能簡單地二者相加）總數也不過3萬億歐羅左右（截至今年3月，中國外匯儲備有3.95萬億美元），連歐洲也不可能買得起。皮凱提只用政府控制的外匯儲備及主權基金，作為購買外國資產的本錢，稍嫌偏差，現時在歐美購買房地產的資金，不少根本是私人而不是中國政府擁有，美加一些樓盤熱點，便多見華人的蹤迹。我自己估計中國已累積的資本大約只有30萬億美元左右，現在當然買不起歐洲，將來就算經濟繼續暢旺，資本總量大增，也不會如此愚笨，把中國自己的資產賣光套現後跑到歐美買資產。
上述命題雖然不值一哂，但除了反映出一些西方人不思進取，把自己經濟中的困難歸咎於外來的「黃禍」外，也同時提醒我們要思考中國所積累到的財富應如何投資。

中國外匯儲備相當的一部分被用來購買歐美政府的債券。這等於要中國人民把辛苦賺來的錢以低息借給別人揮霍，而且借出後又因人民幣升值而虧本，並不上算。主權基金的投資回報率或會高一點，不過，其較高的回報率是否抵銷得住一些潛在的風險，卻是難說得很。在大國博弈的環境下，主權紛爭本身便已構成潛在的風險。


若現紛爭 國外資產堪憂

大約八、九年前我看到一段小新聞，使我對主權風險大生警惕。事緣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伊朗有一重大考古發現，出土的文物借了給芝加哥大學去研究及破解出土的陶片中文字的意義。經過幾十年的研究後，芝大本想把文物交回伊朗，但卻突然出現官非。原來有一位猶太裔律師，告上美國法庭，說伊朗政府是某中東恐怖襲擊的幕後黑手，造成這位律師的苦主的損失，又因伊朗政府不肯前來受審，所以應充公伊朗在美國的各種文物，將其拍賣套現用作賠償苦主。此一荒謬控訴，美國法院竟然受理，芝大竟被累及要花錢打官司保護這批文物，希望其能重回國土。

由此例可見，若兩國一旦出現敵意或摩擦紛爭，投放在對方的資產隨時變成「人質」，後果堪虞。此種風險不是穆迪等風險評級能充分包括在內的，不可不防。

其實中國本國便需要大量投資，根本不用把資金無限量地往外送。在世界各國投資不是不可，但要控制其限額，以免將來受人鉗制。

 

(Sky Post   2014-5-26)

互聯網激化社會對立？ (雷鼎鳴)

香港社會似有對立激化的趨勢。我過去曾多次說過，在兩極化對立的社會中，民主制度不易有效運作，愈是把社會推向兩極化，便愈是在挖民主的牆腳。但為甚麼兩極化會出現？

造成兩極化的原因很多，美國一位著名的法學與政治學家孫士坦（Cass Sunstein），在他仍在芝大法學院任教時便曾說過，互聯網的出現是造成意識形態分化相互隔離的元兇之一。他認為不少人都只有興趣獲取有利自己政治立場的信息，其他的則拒絕閱讀或聆聽。長期下來，這些人都會變得閉目塞聽，而互聯網則助長了這趨勢，網民可選擇性地只讀自己喜歡讀的。反之，在日常生活及傳統媒體中，此現象沒有這麼嚴重，大家都較易接觸到不同觀點的資訊。


直接溝通 分隔排斥更嚴重

以研究傳媒而聞名今年剛獲得克拉克獎章（Clark Medal）芝大經濟教授詹茲考（Matthew Gentzkow）對上述說法並不認同。克拉克獎章在經濟學界地位崇高，與諾貝爾獎可比肩，所以詹茲考所言便帶上了分量。他用了很龐大的數據庫，把各種媒體（包括互聯網、報紙、電台、電視等等）所報道的新聞與評論分類，看看每個媒體有多少百分比的立場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的，又把讀者各自宣稱的立場分為保守派，中間派或自由派，然後刪除中間派，只剩保守、自由兩派，再找出他們上網時各自會到甚麼網站、讀報時讀甚麼報紙等，然後算出了一系列有參考價值的結果。他發現，網民上網時，不論其自身意識形態為何，大多不會只到符合他立場的網站，保守派的讀者自然到訪保守派的網站比到訪自由派的網站較為頻密，但分別其實不是很大，自由派的讀者也大致如是。這與一些人印象中保守派只肯讀保守派言論，自由派只讀自由派，大相徑庭，詹茲考因此認為孫士坦的擔憂並不足患。


誑言不上刑 激發分化觀點

詹茲考不但分析過上網的數據，也把其他獲取資訊的途徑也研究過，他發現美國傳統報章所造成的意識形態分隔比互聯網更嚴重。讀保守派報章的人較不願意付錢買自由派報章，反之亦然。至於分隔最嚴重的，倒是人與人間的直接溝通，保守派喜歡與「自己友」交換意見，自由派一樣如此，在社交網站中，此種現象也一樣存在。

從詹茲考的實證研究我們可知，互聯網本身並不會使網民只願得到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孫士坦的憂慮並不成立。不過，詹茲考的結果也不是不可質疑。沒錯，一個自由派在上網時很可能也順便到保守派的地盤去，反正上網幾乎都不用付費，與花錢多買一份報章不同。但他們到訪敵對的網站，是否等於他們能吸納並消化別人提供的資訊及分析？我對此頗感懷疑。對已經變成激進分子的人而言，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找尋反面材料，甚至只是斷章取義地用別人的片言隻語來樹立自己的正確性及對方的錯誤，就算找不到可利用的材料，多讀敵人的言論也可起到使自己「火遮眼」從而更加強自己信念的作用。

按此推論，互聯網為獲取資訊降低了成本，不見得會使網民變得孤陋寡聞，但假如社會中早已因其他原因而變得兩極化，互聯網也有可能把網民更加激化。互聯網的一個特點是大家發表意見時大都隱姓埋名，胡說八道也不用負上責任。但美國與香港也有點差別，在美國誹謗罪可使犯者輸掉身家，在香港則懲罰十分輕微。在互聯網中互罵不講理由的，香港可能比美國更嚴重，此等活動自然有助於分化人民，最後的結果仍是對民主不利。要判斷某些人是否支持民主，還是扯着紅旗反紅旗，最好的準則還是看看他們是否樂於冷靜理性分析問題。

(Sky Post   2014-5-23)

中國GDP今年超過美國？ (雷鼎鳴)

兩周前拙作「圍堵中國是美國國策」刊登後，才注意到一段四月底的新聞，有世界銀行及聯合國參與的「國際比較計劃」（ICP,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Program）發表報告，認為2014年中國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一哥。此事在美國頗引起恐慌，與幾年前中國GDP超越日本時有些相似。

拙作中估計，大約四年後中國GDP才會超過美國，為甚麼現在又說這會提早？當中涉及中美兩地物價指數估計的差別。比較GDP有兩種算法，一是把中國GDP用官方滙率折成美元，2013年中國GDP有9.33萬億美元，等於美國55.8％，兩國差別仍大。


兩種方法比較GDP

美國物價較中國貴，一元美金折成人民幣後在中國買到的東西比在美國要多，所以經濟學界不少人認為要調整貨幣購買力才可得到較準確的估計，這便是所謂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法。經調整，根據拙文引用數據，2013年中國GDP等於美國80.1％，所以我才有2018年中國GDP應可超越美國之說。ICP最近更新物價調查後，發現低估中美物價差別，改用新數據後發現2011年中國GDP（用購買力平價算）已是美國的87％，差距比前估計低得多，所以到了今年中國的GDP便可超越美國。

購買力平價還是官方滙率，那一種方法更好？沒有統一答案。一般而言，購買力平價更可反映人民生活水平，但在國力比較上，滙率折算也有意義。另一問題是國際上不同地方物價調查涉及很多技術困難，不易有完全可信的結論。80年代兩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為此進行大量工作，比較過幾乎所有的重要國家，才為購買力平價計算打下基礎。其中一位森馬斯（Robert Summers），他是哈佛大學前校長森馬斯（Larry Summers）的父親。說起這位小森馬斯，他的叔父是薩姆爾遜（Paul Samuelson），是美國第一位經濟諾獎得主，歷史地位不遜佛利民，老森馬斯不願在兄長光芒下過活，連姓也改了，所以兄弟不同姓。小森馬斯舅父也是經濟諾獎得主大名鼎鼎的阿羅（Kenneth Arrow），經濟學界無人不識。小森馬斯28歲便當了哈佛的正教授，是該校史上最年輕的。購買力平價的應用如此之廣，部份原因可能與他們名氣有關 (小森馬斯當世界銀行副行長時便採納了他父親這方法) 。


華GDP耀眼 未來必遭忌憚

上述種種並非要為中國助威，剛好相反，是要提出警示，未來中國在國際關係上必會遭人忌憚，處境困難。有政壇元老曾對我說，美國在1898年GDP已超過英國，但仍要等到二次大戰後才真正確立世界一哥地位。我對歷史感興趣，於是也用了些工夫估算美國甚麼時候超越英國，我自己得到的答案是1900年，與這位政壇元老所說十分接近。由此可知，從GDP第一進步到多個項目第一，需時很長。在軍事及綜合國力上，中國與美國現在差別仍大得很。但經濟力量是綜合國力基礎，終有一日中國可超過美國，這也是西方世界中人普遍的想法。這日子還遠得很，正因如此，中國現在必會受到各方壓力。

 

美國不會甘退次席，在天然資源的爭奪下，美國會極為主動。近日南中國海又現爭議，越南、菲律賓紛紛都將本屬中國領海的石油開採權判給外國的石油公司打油井。上述的政壇元老說，此海域已被打了近千個井，現在中國只在離開自己控制的西沙群島不遠處打第一口井，美國便出來說中國挑釁，世上荒謬之事豈有逾於此？越南、菲律賓，甚至印度也乘機起哄，中國不用侵略別人，但守土有責，不強化海軍怎麼得了？

 

(Sky Post    2014-5-19)

中國打貪難一蹴即至 (雷鼎鳴)

中央政府這一、兩年來打擊貪污腐敗的動作頗大，但收效如何，仍是未知之數。我在內地的朋友告訴我，現時有個說法在民間頗有認受性，即不大力打貪便會亡國，但大力打貪，卻會亡黨。這個說法稍有誇大，但不是沒有道理。

貪污在短綫而言，可以起到潤滑劑的作用，使市場中閉塞的經脈得以暢通，例如從前內地房屋荒嚴重，不賄賂便住不進每月租金只是數元的房子，很多男女等不及房子，久久不能成婚，惟有靠賄賂走後門爭取房子。但長遠而言，貪污又會打擊一國的經濟增長，況且貪污在道德上絕對說不過去，所以政府出手打擊之，是應有之義，不作此舉的政府，很易喪失人民的支持。我們若冷靜一點看此問題，當會發現國家的元首都大有誘因去打擊貪污。假如這些元首是大公無私的，他們自然反對貪污。但就算他們只為私利，若眼見手下官員不斷貪財，也會明白這種活動會侵蝕經濟，對元首的管治及權威性不利，因此也會反貪。


自由競爭市場 腐敗絕迹

我相信習李政府有打貪的決心，但他們能在十年八載間使到貪污大幅下降嗎？或者不易，但逐步下降，則有可能。用嚴刑峻法的話，的確可使貪污收斂，但絕不可能杜絕。這正如任何社會都會有犯罪，若要做到零犯罪的話，執法的社會成本會趨向無限大，並不划算。

若要更準確評估形勢及據此而制定政策，我們需對貪污的特性多作了解。

貪污是一種經濟現象，有其自身規律。它一定涉及權力，在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貪污根本不可能出現。試想某人若要別人付出賄款才肯賣出一種產品或服務，顧客在自由市場中只要到別處購買便可，誰會肯付出額外的賄款？但若權力嚴重干預市場運作，有權之人便可擁有壟斷力量，別人不找他們也不成，貪污自然容易滋生。

上述說法是經濟學的常識，但與一些流行說法頗為不同。後者往往從文化因素或國家是否民主作為造成貪污的條件。但我們只要縱觀世界各國，當可發現無論是甚麼文化系統，是獨裁社會還是民主社會，全都在歷史上及現在可找到貪污的蹤影。例如，英國縱然一早已有民主制度，而且法制成熟，但十八世紀時的英國卻是極其嚴重的貪污大國，其海關官員更是臭名遠播。


經濟起飛階段 易生貪污現象

最近讀到一篇學術論文，是一位叫雷米雷斯（Carlos Ramirez）的經濟學家所寫，內容很有意思。他首先將1996年的中國與1870年的美國作比較，用這兩個年份是因為1996年的中國人均實質GDP（用2005年的購買力計），等於2,800美元，而美國在1870年的人均實質GDP剛好也是2,800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在1996年的經濟發展水平與1870年的美國相仿。但據他構建的貪污指數所顯示，1870年的美國比起1996年的中國貪污程度要高出7至9倍！當年美國有一系列的貪污大案，涉及賣酒的利益及三K黨的無孔不入，連格蘭總統的親信也捲入在內，但其後美國貪污有所下降。雷米雷斯又將2009年的中國與1928年的美國再作比較，2009年中國的人均實質GDP（也是以2005年的購買力計算）是7,500美元，與1928年的美國接近，不過，兩國的貪污指數卻也十分接近。

雷米雷斯的解讀是：（一）我們不要忘記歷史，在相同的經濟發展階級，美國的貪污比中國更嚴重。（二）十八世紀的英國正處於工業革命開始時經濟的起飛階段，1870至1928年的美國也是經濟起飛階段，1996至2009年中國同樣是經濟起飛。由此可見，處於起飛期的經濟體系往往容易出現貪污，但其後有可能會好點。我們不一定要完全認同上述的觀點，甚至可質疑其所用的數據（其論文有大量篇幅解釋其數據的計算法，論文在網上可找到），但若他的結果基本屬實，則可再確認民主大國如美國（或是印度，也是民主國家，但貪污比中國更嚴重），貪污一樣可以盛行。貪污似是發展中國家的常見現象，這些國需要頗長的經濟發展期才能減低貪污的普遍程度。

 

(Sky Post  2014-5-16)

香港政治只應走中間路綫 (雷鼎鳴)

過去四、五年，我關於政治制度與香港民主發展的觀點，一直都有一條主要脈絡，即民主制度有優點也有缺點，但若要它運作良好，其中一個必要條件便是社會不能被撕裂。代議制民主本是使社會爭拗盡量局限在議會中的制度，可大大減低社會各種運作成本，有利國民騰出時間精力搞生產，但若社會中有嚴重對立族群，如台灣藍綠陣營，泰國的紅衫黃衫軍，或一些國家的種族或宗教衝突，民主制無力化解這些衝突，其正面效用便被大大削弱。


族群嚴重對立 民主難化解

從以上觀點容易得到一個推論，若要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便須讓中間路綫主導政治局面，否則大家都各自被綁在互撞的戰車上，大事不妙。

上周二「佔中」的所謂「商討日」出現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鬧劇，事緣佔中搞手一直自稱反對篩選，但卻自己篩選出15個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方案，再交由二千多「自己友」投票，再從其中篩選3個方案出來。過程中又有本來應無資格參加這些投票的激進團體支持者拉隊搞局，投票結果據說被騎劫，一些泛民政黨考慮割席，有報章評論也認為泛民鴿派、鷹派應劃清界綫。

此等評論有正確的一部分但也有很大的錯誤，正確的部分是泛民中間派的確不應與喜歡走旁門左道的激進派合流，而應確立自己的中間路綫，並大力推動。所謂中間路綫在今天的香港應包含幾種原素：第一是崇尚法治，反對違法活動。佔中因為違法，所以一直得不到香港主流民意支持，更遑論授權，佔中支持度只有25％左右，反對的卻有六成多，由此可知佔中絕非中間理性路綫。第二是支持產權，使香港的自由市場能良好運作。第三是支持普選，但卻要同時明白，民主只是一個有利於把不稱職官員在下場選舉中踢走的機制，沒有哪一種選舉投票制度沒有缺點，單靠投票結果也永不可確知是否有反映真實民意。不理社會歷史現實，不肯循序漸進而只死抱着所謂公民提名教條的，只是幼稚思維，不利民主發展。


激進思想騎劫佔中平台

上述報章評論也有錯誤的部分。佔中平台是否在商討日的投票中被激進社團所騎劫？我看未必。這次投票有二千多人，但別人發動來搞局的只有幾百人，從選舉結果看來，就算沒有這新來的激進分子加入，結果也是差不多。由此可知，參與該次投票的佔中死士，根本不會願意走中間路綫，所有溫和方案他們都沒有興趣。佔中死士與不請自來的激進分子，根本是同氣連枝，只是包裝各有不同。騎劫一詞可能誇大了。

佔中理念抄襲自佔領華爾街，後者又哪能視作中間理性活動？我的讀者都應知道，我一向認為佔中是一不道德的活動，因為它在沒有人民授權下損害一些無辜者利益，而又不打算賠償損失。加上它是犯法的，一直得不到香港大多數支持。由此可見，支持佔中的，本人雖不一定不道德，只是沒有把問題想透而已，但佔中行動卻是不道德的，其死士在香港的政治光譜中已屬極端分子，與大多數港人格格不入。

兩個有關的激進團體雖不一定能騎劫佔中平台，但這平台卻可能早已被激進思想騎劫。若佔中發生，主事人根本沒有能力控制很可能出現的暴亂。泛民中間派若再用此平台爭取他們的普選版本，只會事與願違，堅強地走中間路綫，才是對香港民主最有利的做法。

 

(Sky Post    2014-5-12)

再見一代宗師貝克爾 (雷鼎鳴)

5月3日晚經濟學大師貝克爾（Gary Becker）因手術後的併發症去世，世界又再次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貝克爾是1992年經濟諾獎得主，但行內人往往會把這些頂尖的學者再分級，貝克爾則無論怎麼看，都是頂級中的頂級。他芝加哥大學的同事，2000年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三年多前在貝克爾八十大壽學術晚會中，用了兩個小時圖文並茂總結他的貢獻，並把他與牛頓相提並論，可見他在同行心中的地位。


善用經濟學 解釋世事

貝克爾對經濟學及整個社會科學的貢獻，無論是質和量都是驚人的。港人以至世人所熟悉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概念，最初便是他的老師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1979諾獎得主）提出，經貝卡爾奠基並發揚光大。他的博士論文《歧視的經濟學》，便一鳴驚人，不但把社會中存在的歧視問題分析透徹，而且還開創了先河，把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引入各種非傳統經濟領域中，並且取得極大的成功。所謂的成功，標準是不但能把正規的經濟學構建成對各種世事的解釋，而且其衍生出的理論引伸與預測，都能得到大量有系統的實證支持。我們在香港所見，某些「理論家」胡思亂想後，提出種種假說甚至是行動綱領，但卻只懂穿鑿附會，拿不出證據，這與貝克爾每有一學說，背後都有「十萬大軍」壓倒性的實證支持，不可同日而語。

貝克爾認為經濟學可以很有效解釋人的行為，他以經濟學的分析工具深入到多種問題中，其涉及面之廣，使人讚嘆。男女之間如何找配偶，生孩子時數量與質量如何取捨，市場對不同行業的回報率如何影響學生選擇學科，跨代貧窮的原因在哪裏，罪犯為甚麼都十分理性，所懂的相關法律往往比我們多，人民如何配置時間，用多少時間出外工作，用多少時間在家生產（煮食、教兒育女等），人的價值觀，偏好如何形成，為甚麼會上癮，利他主義是否理性，家庭活動如何影響國民的經濟增長，利益集團如何形成，經濟學如何分析政治與民主等等，這還未有計及他的學生所做的研究。貝克爾被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者，甚麼領域他都敢「入侵」，而且解釋力比別的學科更好，他敢於這樣做，部分原因恐怕是芝大一個有百多年的理念，社會科學不用自設籓籬，判斷某套理論的高低，不是看這理論源自哪一領域，而是看它在實證上有多大的成功。白貓黑貓捉住老鼠便是好貓。這裏篇幅有限，詳細介紹貝克爾的各種理論是不可能的了。

我與貝克爾結緣，是在大學三年級，當時，芝大的本科生流行修讀博士生的課程。貝克爾因為名氣大，所以我也跳了兩級，修讀了他著名的301與302「價格論」（在別的學校此科被稱為微觀經濟學，但芝大對此不認同），上課的都是準備博士核心考試的學生。他用的課本叫《經濟理論》，因他不相信經濟可分為宏觀微觀，只應有一統一的理論。課本是他的學生把他過去的講義所整理成書的，今天看此書，容易發現日後不少新的經濟理念，已在此書中可找到。貝克爾講解清楚，學生不怕上他的課，這與佛利民的課有點不同，後者太過刺激，學生又愛又懼。香港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歡用經濟學分析世間各事物，有時有些新聞出現，亦每有記者要求我用經濟分析這些現象，我此種傾向，顯然是受到貝克爾影響的。


關注中國經濟 望發展良好

多年來，貝克爾常有來港或到內地講學。1993年他到科大訪問，我卻剛好不在。上兩次在港與他吃飯，一次已是2003年，最近一次應是兩、三年前。03年那一次閒聊，小兒其時在芝大讀書，是那裏管弦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但因團內頗有些世界知名的學者，演奏技巧則十分普通，所以不太看得起他們。我當然要小兒尊重這些學者，但貝克爾卻似乎站在小兒一方。最後見到貝卡爾，應是前年秋天，我的舊同事林毅夫在北京大學有朋友替他搞了個六十歲生日會，包括貝克爾在內的多位諾獎得主，用錄像形式傳來賀詞，而在賀詞中，顯而易見，他對中國經濟十分關心，很希望中國能發展得好。林毅夫在訪問芝加哥時，貝克爾亦與另三位諾獎得主與他討論中國經濟。今天，斯人已去，只留下無限的學問與思憶。

 

(Sky Post  2014-5-9)

圍堵中國是美國國策 (雷鼎鳴)

當一個新興國家出現，國力日漸增強之時，其附近國家往往會感到如芒在背，渾身不舒服。地區性或更大範圍的衝突容易發生，搞得不好，還可能出現戰爭，歷史上這類例子層出不窮。

中國崛起，已是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事實，美日等如何看待？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來雖一直低調，在國際事務上不肯強出頭，希望創造和平環境發展經濟，悶聲發大財，但美日以己度人，不會視中國毫無威脅。因歷史上，它們本身便曾在國力興起後到處侵略別國。日本明治維新後挑起東亞地區戰亂，其後加入世界大戰，我們都已知之甚詳。而美國在二戰後愛當世界警察，但這自封的警察卻是執法不公，在2003年子虛烏有的說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並用這後來被中情局否定的藉口侵佔伊國，毀其擁有九千年歷史的多種稀世文物，這使世人如何能相信十八世紀哲學家康德所認為的，有憲法基礎的民主共和國最能保障和平，不會隨便發動戰爭。


中國經濟突飛 GDP四年內超美

日本就算要對付中國，也應知道自己力有不逮，要靠美國撑腰。美國則擺明車馬重返亞洲，頭號對手當然是中國。但其實把中國視作其最大對手的心態並非今天開始。遠的不說，在2001年小布殊上任後，其有關外交政策的演說中，對中國的敵意已極為深濃。當時一些極右派議員甚至認為中國只是稍擁有一點地區實力的國家，不足為懼，美國不用給面子中國。這種說法其實並非完全無據，在2000年時，中國的GDP，以官方匯率計算，只是美國的11.5％，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只是美國的29％，美國的確有實力不用顧忌中國。

但美國遇上 911恐襲，卻為中國帶來六、七年追趕期。美國忙着攻打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在2003年3月19日又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一直在這些地區泥足深陷，難以脫身。在2008年大局初穩後又突然來了場金融海嘯，美國元氣雖未被傷至筋骨，但又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多創造了三、四年空間。到最近兩、三年，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恐怕已沒有這麼寬鬆了。

911恐襲及金融海嘯為中國帶來的空間雖或已消失，但今天的中國與2000年相比，已再非吳下阿蒙。在2013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已達13.37萬億美元（美國中情局《世界事實書》的估計），是日本4.73萬億的2.8倍，而且已達美國的80％。按照現時世界各國發展的態勢，用購買力平價的標準，中國的GDP大有可能4年內超過美國，10年內超過美日GDP的總和。中國政府一直低調地不談這些可能性，香港某些人也會拒絕相信這些數字，但它們出自美國的估計，其政府恐怕不會如香港某些人這麼蠢，拒絕面對。


外交策略調整 中國態度轉強硬

中國的國際關係策略也似在調整，從過去不肯強出頭，埋首搞發展，悄悄變得更強硬。但這似乎是被迫出來的，在經濟上，美國要用TPP孤立中國，在外交上奧巴馬在亞洲之行要拉攏日本、南韓、馬來西亞、菲律賓抗衡中國，軍事上又將釣魚島納入美日「安保協議」中。雖不論其能否成功，但美國要圍堵中國的意圖卻是十分明顯。又因美國經濟實力受創，且世界各地烽煙四起，美國難免疲於奔命，所以利用日本的軍事與經濟實力制衡中國是必然之舉。但中國在近代史中飽被列強侵略，痛苦記憶猶新，美國把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私相授受送給日本，極度刺激中國人民情緒，美國長期而言將會蒙受其害。

至於香港，對美國而言是最方便的意識形態戰場。港人在此國際大環境下，就算不強求「精忠報國」，最好也要遠離此等國際角力。香港近日有兩位政治人物到美國見其副總統，而仍以為其政改方案會被接受，不智之極。

 

(Sky Post   2014-5-5)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 (雷鼎鳴)

最近我與12位朋友聯名提議了一個2017年特首選舉的《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這些朋友都是相識多年，有部分過從甚密，也有部分是名字常見到，但無機會常聚。這方案經過了一兩個月的多次討論，亦有法律高人不斷對比《基本法》，違法的機會近乎零。我因事忙，參與不多，主要的「貢獻」是刪掉了原建議中三段文字，可謂有破壞無建設。

中間派人多 發聲渠道少

《方案》的細節早已放在網上（註），讀者可自行細閱，在此只簡述其核心內容及背後的思想。我們認為選舉的程序要符合「民主、開放、均衡、循序漸進」幾個特點。「循序漸進」意味着我們要尊重歷史，舊制度的出現有其種種歷史原因，不宜一步到位廢除掉。因此，我們建議「提名委員會」當中的1,200名委員，可按有四個界別的舊「選舉委員會」般同樣選出。但為了引進更多的「民主」成分，使提委會能對更多的人「開放」，而且使到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均衡」參與，所以我們建議另設最多1,200個位置（每個界別加入最多300人），使提委會總人數最多2,400人，即每個界別最多600人。這新增的最多的1,200人從何而來？某人若要成為新增的提委，要先取得某界別中選民的三百分之一的提名，再而在全港市民中取得2,500人的明確認可（例如用投票方法）。

提委會成立後，某人若要成為特首候選人，必須先得提委會10％的人提名，然後在提委的投票中得到不少於20％的支持，每個提委只能投一票。我們估計最後可參與普選的特首候選人有2至4人，泛民起碼有一個入閘的機會不低。

這個方案有沒有缺點？有的。它是一個中間方案，不同立場的人對它會有相互矛盾的判斷。我對誰勝誰負的興趣遠不及評估此機制是否合理。本欄的長期讀者都會知道，我對機制設計的理論注意多年，而且多次指出任何形式的民主投票機制，都必定可受策略性投票的伎倆所干擾，以致最後的結果不一定能反映真正的民意，此點並無例外。既然如此，這方案會否有同一毛病？有的，我隨時可說出幾種干擾它結果的方法。

既然如此，為甚麼這方案仍然值得支持？正如我常說的，任何招式都有破綻，其他方案的破綻隨時比上述的大得多，我們也不能因任何方案都有不足而不去設計一個較好的（沒有完美的方案這回事）。我自己看香港選舉制度的準則是它是否合乎《基本法》，合乎邏輯，最重要的是走中間路綫。香港社會早已因「有心人」的活動而開始撕裂，若社會變得極端兩極化，誰被選上當特首，無論選出來的方法如何民主，施政都會十分困難，民主也因而不會帶來穩定。但可幸香港中間派仍多，他們發聲的渠道雖不多，但人數卻是可觀，他們是香港穩定的重要力量。選舉制度的設計，甚至是特首的人選，或是施政的方針，都宜拒絕沿着兩極化的道路走下去。上述的方案，合乎《基本法》，重視均衡，絕非激進。

港人選擇理性 應踴躍投票

不少人可能擔心有泛民候選人能入閘。這是可能的，但我們不用迴避。港人中的大多數我相信十分理性，最後選出的特首應為中央政府所接受，但前提是最後選舉時參與投票的人要足夠多，否則有兩大後患：第一，若當選人只有100萬票左右，投票給別人或根本沒有投票的有四百多萬（香港有550萬人有資格註冊投票），特首的認受性便存疑，更無法化解社會對立的困局；第二，沉默的大多數若沒有出來，選舉結果會受政治活躍分子騎劫，甚麼結果也可能出現。
不過，中央政府也不用過分謹慎，香港行為真正過激的人其實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在這類人當中，他們口中雖不肯認輸，但心中卻是冷暖自知。中央政府不用過於介懷少數人的胡鬧而減慢民主制度的進展。

註：網站地址是http://2017cenom.blogspot.hk

 

(Sky Post 201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