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擾攘近兩年，曾經有過風光的時候，但現在已踏入兵敗如山倒的地步，將來支持者能否輸人不輸陣，挽回一點顏面，主要取決於博弈雙方哪一面犯的錯誤更大。這個局面難免使一些沉溺於網上小圈子的憤青看儍了眼，大感悲愴，但只要他們肯多看民情、多聽不同的聲音，並多作思考，將來還是有機會為社會多作建設的。
我說佔領運動失敗，所用的標準並非他們是否已被清場；此點並非沒有重要性，但遠為關鍵的是民心的背逆及佔領者宣稱的政改「初衷」是否因運動而更難達到。我相信這次運動後，反建制必會有生力軍加盟，但他們也會失去更大批中間派的支持。
這一年多以來，反對佔中的人數一直都是贊成的兩倍左右，唯一短暫的例外是警方發放催淚彈之後約一星期的時間，但現在各種民調皆顯示超過八成市民希望佔領者早日退場。此種民調只反映量的變化，並不能掌握很多市民對佔領的反感強度，但從我所接觸的眾多香港學術界及專業人士中，他們十之八九對佔領運動幾乎可用憤怒來形容。無論佔領支持者如何力挽狂瀾，民心的喪失是他們失敗的同義詞。
在這裏我也可假設他們真的是希望香港有他們所謂的「真普選」，但現在恐怕沒有多少人認為運動可讓他們離目標更近。佔領運動者是輸家，但其他的港人又何嘗不是？贏家倒不是沒有，香港的金融業競爭者，如新加坡、倫敦、上海等可能都暗裏稱快。我在北京所見，其精英不少已把香港近日的事情視作民主的反面教材，更堅定他們對中國現行制度的信心。
為什麼佔領運動會落得如此局面？佔領的各方主事人究竟犯了什麼錯誤？這些錯誤起碼有三個層面，即客觀驗證的失敗、策略上的失誤、道德上的崩壞，每一錯誤均足以致命，何況三錯齊發？
【客觀驗證的失敗】
在提出佔中運動初期，主事人有一假說，佔中有如核彈，威力強大，並有輻射功能，甚至影響內地。後來此豪言壯語被調低了，但認為佔中可改變中央態度的想法仍溢於言表。去年中中文大學有一民調，早已顯示只有幾個百分點的受訪者相信佔中能改變中央的政策，其他人基本上不相信。「中央會聽佔中者的指揮」便變成一個可驗證的假說，這假說當然已被無情的事實所推翻；從方法學角度看，佔中理論便再也站不住腳。
另一眾所周知已被推翻的假說，是佔領運動可沿「愛與和平」的道路走。但這一年多以來，一直都有另一假說在「幫港出聲」等團體流傳，就算佔中的組織者真的希望有「愛與和平」，但他們根本無能量控制各方的參與者不搞暴力。現在事實明顯地指出，佔中者這個核心假說又被推翻了。
佔中人的兩個核心假說都經不起驗證，在理論上反佔中者是徹底勝利了。但奇怪的地方是，佔中者如此天真而又早已被人看穿的理論，居然曾有包括不少資深評論人的支持。我相信這有三個解釋：
一、有些支持者本來心中也沒底，他們支持這錯誤的理論只是策略性地打打氣而已，不能當真。
二、不少網民早已不讀書不看報不看電視新聞，他們的資訊或意見來源只是網上封閉的同聲同氣的小圈子，別人提出不同意見時，他們的反應便是群起辱罵。漸漸地，他們會變成失去獨立認知與分析能力的一群，對不利自己觀點的事實會視若無睹。
三、知識分子，尤其是與社會科學有關的知識分子，常常都會掉入一思想陷阱而不自知，他們喜歡提供政策建議，但卻不明白一個政策若要成功，不能單靠一個領域的知識去支撐。
我近二十年前便在本報指出過，實踐的成功，是要同時滿足多個條件的。例如我們要送人上太空，便不能違反物理定律，也必須懂得從機械、電子、通訊等等工程看問題，也需醫生檢查太空人的生理狀況等等，缺一不可。
由是之故，我一向不喜歡建議具體的政策，而且認為學者應做的事主要是篩選。某政策不符合經濟規律，我會大表反對；若是在經濟學上可說得過去，並不表示它便可行，我們要用不同的角度多方檢視，最後由政府拍板。
那麼建議政策有什麼不好？除非是如佛利民般藝高人膽大，否則建議者容易有利益衝突。既然某項政策是他的嬰兒，他護航之心便會太強，極容易看不到眾多的盲點，別人的意見不會重視，這問題對學界新丁或尚未建立學術地位的人來說，尤其容易出現。佔中的發起人恐怕是太過沉醉於自己腦海中的意念，而看不到別人所看到的盲點，或是看到了，也因形勢所迫而硬著頭皮走下去了。
【策略上的失誤】
佔領運動失敗原因的第二個層面是策略上的誤失。《孫子．九變篇》有云：「將有五危」，即將軍有五個性格上的弱點必須慎防，否則「覆軍殺將，必以五危」。
其中一危便是「愛民，可煩也」，即太過關愛人民的將軍，可被敵採用擾民策略而陷於被動。佔領運動的整個策略，便是建築在「愛民，可煩也」之上，以為擾民便可脅迫政府就範，否則為什麼他們不去維園示威，而去市中心？這個策略若要成功，需要以下兩個前提中的起碼一個：一是政府的確愛民，一見人民受苦便痛不欲生，不能不屈服；二是政府愚蠢，看不穿這計謀。這兩個條件都不見得存在，脅迫如何能成功？
說到脅迫，便不能不提博弈論中的「威脅點」（threat
point）。若一方自以為抱著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的心態去威脅對方，但對方卻只是感到不痛不癢，當然策略便失敗。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正如我近五年前在本報指出，早已江河日下，不被當作一回事，近日中央政府及內地民間的反應又再印證我這觀點（此觀點所涉及的數據在評論圈中被「引用」過不知多少次，但「引用」者大多已不知原作者是誰了），既然如此，佔中的策略怎可能有效？
反過來看，佔領運動中的主事人自己卻犯上了《孫子》所論述的眾多將軍的錯誤，例如，「五危」中的第三危是「忿速，可侮也」。學生急躁，警方卻有一段長時間不理會他們，「以靜待嘩」，學生沉不住氣，終胡搞一通—— 與政府談判，卻不懂見好就收的藝術；有激進分子衝擊立法會，學生卻不願與他們切割；要見國家領導人卻被人取消回鄉證；在一些孔武有力善於打鬥的疑似社團人士（可能因斷了水源）在旺角消失後，學聯竟要一些較為文弱的人打頭陣包圍政總，自己則躲在後面指揮；佔領運動的同路人發動擾民的智障「鳩嗚」行動，神憎鬼厭，卻有佔中人讚為有「創意」；接著又有人在社會早已厭倦中搞絕食。這些不是進退失據是什麼？港人看到的只是他們從幼稚變成的絕望，哪敢寄希望於他們？
【道德上的崩壞】
策略上的失敗並非最嚴重，道德上的崩壞便危險得多。正如上文所述，佔領運動的核心策略是以擾民來脅迫政府，但又把自己包裝為「愛與和平」願意付出代價有道德感召力量的「公民抗命」。他們是在自相矛盾了，惡棍哲學的老祖宗馬基雅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的心法，最簡潔的總結便是「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佔領令眾多的港人利益受到損害，整個香港的長遠經濟利益大受影響，誰會為這些欲哭無淚的港人發聲？佔領者卻是以惡棍馬基雅維里為師，認為自己目的崇高，損害別人也無所謂，對大部分港人來說，不去追討損失賠償已是寬宏大量，怎麼還會認同什麼「道德感召」？
公民抗命本來需要參與者願意作出犧牲以顯自己的道德高尚，但現在「自首」行動眾人猶豫不決，過千簽了名的死士不見蹤影；有跑去「自首」的，竟又只承認一些懲罰不重的輕微罪狀，走數嚴重，這與甘地等人相比，差距又何其巨大？也許將來涉事者受不住社會的揶揄而交出更多的功課，但其時機已失，道德感召已經蕩然無存了。
票選特首 政客害怕
港人多認同民主，但對民主的認識膚淺，我多次說過，民主選舉有其局限性，但它能增加踢走不稱職特首的機會，這已是它的精華優點所在。這是自由主義者的民主觀點。我以前說過，王于漸教授最近在本報也說過，這有別於民粹主義的民主觀點，後者容易誤以為社會中存在「共有意志」，這早已被一系列數理經濟學中有關民主的定理所推翻了。
我過去早已多番論證，只要2017年的投票選舉是真正的競爭性選舉，人大所下的閘根本不能封死民主之路，也不會阻擋民主投票所能發揮的優點。不過，香港的某些政客，最不喜歡見到的恐怕便是特首有民意授權，屆時他們自己的政治空間也會受到打擊，所以他們根本不想香港能票選特首。這是很可惜的。
更可惜的是，香港在內地人民眼中已成為民主的反面教材。他們見到有些人十分偏執，為求堅持一些經不起推敲的信念，可以對別人的意見置若罔聞，甚至破壞社會利益而在所不顧。香港對內地本來有成為民主樣板的機會，否則2007年時中央也不會願意批准香港可普選特首，但現在這機會恐怕是失去了，但願這只是暫時的失去。
(信報 2014-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