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執筆寫此文時，「佔領運動」還未被清場，但此運動早就敗象紛呈，大勢已去。說它「敗」，並不在於「佔領」是否能持續下去，而在於它已失去民心，這在多種民意調查中已顯而易見。但既然這場運動是香港社會的特大事件，其各種層次的經驗教訓，我們豈可視若無睹，否則將來便可能重犯錯誤。
「佔領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博弈，對弈的一方是「雙學」（學聯、學民思潮）及背後一大堆意見並不統一的策劃者及來路不明的其他參與者，另一方是特區政府及後面的中央政府。要分析此種爭鬥性的博弈，讀讀《孫子》這一天下奇書，必有宏效。《孫子》中的冷靜思維顯然是從第一手的生死存亡鬥爭中總結出來的智慧，比西方的博弈論更見深刻。
《孫子》中有用的章節太多，分析「佔領運動」，可先讀讀《九變篇》中「將有五危」的深刻論述﹕「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此段文言文太有氣勢，不能不朗誦之，但為讀者方便，我從網上也找來部分白話翻譯﹕「將帥有五個致命弱點﹕只知死拼的，可被敵誘殺。怕死的，可被俘虜。急躁的，可被敵故意挑釁而妄動。廉潔重視名聲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的，可被敵羞辱而失去理智。太過關愛人民的，可被敵採用擾民策略而陷于被動」。
「佔領運動」的基本策略是什麼？第一，它通過佔領而造成破壞經濟及擾民的後果，從而希望脅迫政府聽從運動支持者的訴求。此點運動的主事者雖然不願承認，只強調要別人聽到他們的聲音，但倘若真的如此，佔領維多利亞公園也可達到同樣目的，但擾民程度低得多，那麼，為什麼他們不這樣做？第二，他們把自己打扮為站在道德高地上代表民意的正義之士，不同意他們的便被群起羞辱，盡忠執法的警察則被罵作「警犬」。這些違反法治民主思想的道德指控雖偶爾在人民不明真相前起到短暫作用，但終究與民主尊重包容的理念太過脫節，不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港人所接受，但佔領者仍不放棄此策略，目的恐怕是要激怒政府及警方，以圖製造鎮壓或衝突的場面，那便有動力把「革命」搞下去。
由此觀之，雖然佔領人士人多口雜，意見不一，但背後的策劃者並不愚蠢，他們正是在利用「將有五危」中的兩項智慧以圖爭勝﹕「愛民，可煩也」及「廉潔，可辱也」。
但若說他們很聰明，便有點高估他們了。他們若要成功，便須假設特區政府愛民的程度達到一見人民利益受損就立即心痛如絞，驚惶失措，中央政府則把香港經濟的重要性看成可與天公試比高。這些條件只存在於幻想，過去一些民調也早顯示，只有幾個百分點的港人相信脅迫策略可生效。用博弈論的語言來表達，「佔領運動」的「威脅點」（threat
point）對政府及中央根本無威脅力可言。博弈的一方若要採用一拍兩散的玉石俱焚的自殘策略，總也先要明白對手是否會被你所焚才可進行。香港的重要性在中央眼中早已跌至所余無幾，用此策略，豈不愚蠢？至於靠胡亂罵人是否可激起對方過度反應，只要看看社會中「撐警」之聲不絕，警察也大可神暢氣舒，此策略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了。
《孫子．作戰篇》有言﹕「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佔領者沉溺在同道中人的小圈子中，錯判民意，是其失敗的主因，但我們深究下去，卻又可發現他們的錯誤遠不止此。首先，「廉潔，可辱也」的策略不但傷不了對手，自己卻遭到反噬。研究群運動的人都應知道「廣場定律」，學生領袖及一些參與者在佔領的廣場中突然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容易感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可影響萬千群，他們是權力的暴發戶，但若一退場，便什麼也都沒有了，因此群運動最難的部分從來便是退場。用「將有五危」的智慧去剖析，便是這些人享受到暫時的名聲後太過陶醉，退場等於失去名聲，等於受辱，所以他們必會儘量堅持下去，但這樣消耗下去，曠日持久，卻違反了《作戰篇》中「故兵貴勝，不貴久」及「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的智慧。
特區政府在催淚煙一役後曾陷于被動，但警方很快改變策略，用《軍爭篇》中「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治待亂，以靜待嘩」的方法，中央政府甚至擺出「不願跟小孩子玩下去」的態勢，學聯領袖連回鄉證也失效。此等手段暗含「忿速，可侮也」的精要，佔領者變成是沉不住氣的一方。
《孫子．始計篇》有言﹕「兵者詭道也」，「多算勝，少算不勝」，佔領者不會對事態全無估算，但他們不知己不知彼，對民意視而不見，把整件事都算錯了。我相信主事人現在雖都口硬，但已是想退場了。不過，孫子也早已看通此點﹕「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行軍篇》）。口硬似要進攻，正是心中想退的表現。你們說，孫子是否厲害！？
特區政府現在應如何做？《軍爭篇》說﹕「圍師遺闕，窮寇勿迫」，政府對普通的參與者不用迫得太緊，在包圍網中可留下小缺口，讓部分人可以脫身，但嚴重犯法者卻必要追究。孫子此種策略，思之便可明白其智慧。■
(亞洲週刊 2014-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