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第二輪諮詢在1月7日開始，陳弘毅教授早已拋出一個方案，有利社會聚焦討論。
不少人以為在8.31
人大「落閘」後，現在繼續討論政改已無意義。我認同政改前景堪虞，但只要它能幫助香港脫離困境，哪怕只有半分的機會，我們也不應放棄，陳弘毅願意以「技術理性」代替別人的虛無主義，值得支持，況且正如我過去一再表示，8.31
的「落閘」，並無封死政改討論的所有空間。
為什麼政改之路比前更難行？政改的目的是應為香港引入一套競爭性的選舉特首機制，2007
年中央政府批准香港可普選特首，這本是《基本法》內沒有明確允諾的項目，但為什麼中央肯這樣做？我相信中央對港一直持頗開放的政策，而且希望香港是一個可資利用的試點，若民主選舉能在香港順利落實而又不引致太大成本的話，內地也可吸收經驗，這對中國本身的民主發展便有啟示作用。
部分政客 居心可疑
近年來，中港兩地互信減低，佔領運動中某些人的乖張行徑在內地廣為報道，已成為反面教材，香港的民主「示範」功能在未來的一段日子中，恐怕已經消失了，就算有無普選，中央可能已不大重視。至於香港的部分泛民政客，他們是否真心支持普選特首，十分可疑。特首若是有一、二百萬票選出，其認受性便會大增，以反對政府施政為綱領的政客，便會失去著力點，這不是他們願意見到的。既然中央不見得著緊普選，某些泛民政客又根本害怕出現普選，那麼政改前景又怎容樂觀？
但沒有普選，受害者卻是港人。現時政府弱勢，政令不通，施政受制，惟有萬事拖拖拉拉。就以房屋問題為例，香港土地本多，但就算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卻仍推不出多少可用之地，未來十年，只能希望能有49萬個大部分很細小的新單位能建成，樓價很難大幅度被推低。據政府的《長遠房屋策略》所述，把一塊可發展的土地變成樓宇，需時可達14
年，中間與利益團體的政治討價還價顯然是延誤的原因之一。 要打破如此局面，有票支持的行政長官行政主導是有效方法，缺此，則香港未來會很難有效化解人口老化、社會缺乏上流力、經濟停滯變成常態、房價高昂等等社會深層次矛盾。
我的讀者大概都知道，我過去反覆論述過，任何民主制度都有無法迴避的缺陷，根本不存在完美的選舉制度，但它卻有一極重要的優點，只要有競爭性選舉，即可增加踢走不稱職的元首的機會，單是這一點，已值得我們落實普選。
至於一些附加上不可行條件的所謂「真普選」，只是節外生枝，主次不分，後果只是使到有競爭性選舉也不能出現，不利港人福祉。我與十三學者及很多朋友一樣，早已了無牽掛，對政治毫無興趣，亦無涉及任何政治利益，所以敢讚敢罵，這回讚的是陳弘毅肯繼續在夾縫中替港找出路的執著。
白票訊息 未必準確
不過，認同其努力卻不等於不經思考便支持其方案。先師歷史學家何炳棣教落，治學要有大刀闊斧闖出新路的氣魄，但同時也要有使用繡花針般的綿密工夫。我相信這也適用於設計政制方面，所以陳的建議我們須小心論證。
陳弘毅方案有兩部分，其一是在提名委員會中實施我也是成員之一的十三學者的方案，即使用名單綑綁制，候選人出閘前要得到超過五成的提委支持，但提委是對在同一名單的幾個候選人投票，而不是對個別候選人投票。其二是建議使用楊艾文教授和其他人建議過的「白票制」。
十三學者方案數月前我們已詳盡介紹過，在此不贅。我既然是倡導者之一，當然不會反對，在此只稍作補充，再細述對「白票制」的看法。
我們要注意，名單制是一種平衡，它沒有違反8.31
的決議，中央仍能保持很高的安全系數，而泛民也有可能當上候選人。倘若名單中有一候選人，是中央極不能接受的，又假設中央對提委會相當部分的成員有頗大的影響力，那麼，這個名單很難會有超過50%
的票支持，該名單自然難產，要再選出新名單。這一點已對中央應有的權利有很大的尊重。
但我們不要忘記，若名單被否決掉，中央及提委會總也會付出點政治代價，所以除非中央認為某名單真的無法接受，否則並無誘因過度干預，泛民並非沒有機會出選。將來若中央與泛民互信增加，則問題更少。政治須要妥協，否則寸步難行，名單制正是雙方妥協之道。
「白票制」的特點是什麼？它是指在最後的競爭性選舉中人民所投之票多了一個選擇，即「不投名單中任何一人」（None
of the above，或稱NOTA）。此種制度曾在俄羅斯、印度、哥倫比亞等國都出現過。陳弘毅建議，倘若選擇NOTA者多於投票者的五成，選舉便無效；若低於五成，選舉便有效，至於誰可勝出，是否非NOTA
票中的簡單最多數還是一定要50%以上，我相信社會中人可討論，我自己傾向在扣除NOTA 票後，一定要得到餘下的票的過半數才能當選，若達不到，則可把得票最多的兩人抽出來，再投一次票。
這些「白票」應如何解讀？陳弘毅的說法是讓港人「守尾門」。這個說法有真實的部分，但我們在解讀「白票」的訊息時，不一定能完全準確，噪音仍然存在。陳曾指出過有兩種人會投「白票」，一是根本不滿整個提委制度的選民，二是不認為名單上有任何候選人可以接受，他們心中可能只有更心儀的人。
上述說法我不反對，但我相信還有第三種可能，而且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種可能性。
我過去在本報多次指出過，兩位經濟學家在七十年代時早已分別地證明了一個以他們命名的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當中指出，任何一種投票制度，只要有兩個以上的選項，便一定有誘因導致選民使用策略性投票的方法去操控結果，最後我們根本不知投票結果是否反映民意。
任何方案 總有破綻
這是民主制度一個無法化解，但或可減輕的困難。在「白票制」中選民又可如何「策略性」地操控結果呢？我以前說過，只要有人告訴我某種投票的制度，我有九成的把握在十分鐘之內想出一種操控的方法，這正如多練了「獨孤九劍」後，很快便可看出對手招式上必然存在的破綻一樣。
這裏先假設名單中有A、B 兩個候選人（更多的人結果相同），所以在票上有三個選項，A、B 與「白票」或NOTA。這個「白票」選項其實可視作A 與B 以外的所有可能合乎資格當特首的人。又再假設B 處於弱勢，民調中顯示其勝望很低，A幾乎一定勝出。那麼B的支持者怎樣才能翻盤，甚至反敗為勝呢？一種方法是他們都不投B，改為投「白票」。以下例子可說明形勢。假設40% 的選民一早已打算投「白票」，40% 的選民打算投A，20% 支持B。如果B 的大部分支持者改為投「白票」，那麼「白票」比例便會過半，選舉便不再有效，名單要重組，B
便有了新的時間組織實力與A再決一生死。
從上述例子中我們可以見到，倘若「白票」很多，或合法選舉的要求很高，例如只要有兩成票是「白票」，流選便會發生，那麼，操控便容易出現。又如果候選人不止A、B二人，而有C或更多的人，那麼弱勢的B 與C 的支持者改投「白票」的機會便更大，流選的機會也會因這些策略行為而增加。
不要以為在真實世界中此等事情不會出現，我過去引用我的同事渡邊安虎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的研究結果中指出，日本選舉首相時此等策略性投票極為普遍。近日在北京坊間買來一書，叫《墨菲定律》，中間指出，你以為不會出的差錯多數都會出現，不可不防。況且在今天資訊發達的社會中要統一部分選民投票的取向並不困難，在報章或網上多作「分析」或號召便可。
全民投票 對港有利
上述絕非說「白票制」不可取。Gibbard-Satterthwaite
定理顯示，沒有缺陷的投票制度根本不存在，「白票制」亦必然會有缺陷。知道此點後，我們應如何補救？陳弘毅提議的要有50%
以上的「白票」才須流選，這門檻我相信應可足夠，玩策略的人並不太容易成功。若然要再增加安全系數，我相信必須要增加這些策略家的成本。
增加成本的關鍵是如何處理流選。第一次選舉若流選，可能有一段時間（例如一年）只能有代理特首，或許由政務司司長出任。一年後再選時可取消「白票制」，這可避免再一次流選，而且也讓那些策略家知道，他們的手法不可能沒完沒了的使用，第一次選舉時使用這種手段也不一定帶來有利他們的結果。這也是制衡的方法之一。
搞民主便要相信人民。我與鄭赤琰教授曾建議使用強制性投票或鼓勵性全民投票，以增加投票率。香港有五百多萬合資格選民，但只有三百多萬有登記，而在立法會選舉中有真正投票的不足二百萬，投票率只及有資格者的三分一左右，如此低的投票率問題叢生，其中一樣便是只要小量的人選用策略性投票，選舉結果也會大受影響。投票人若足夠多，例如接近全民投票，操控便更難出現。
(信報 20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