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暫時已成過去，社會中對部分年輕人為何有這麼大的怨氣頗有爭議，其中有兩個假說較值得我們注意。其一是不少年輕人的價值觀已進入「後物質」階段，他們已不這麼追求物質上的富足，更崇尚民主、自由、公義等非物質的價值。其二是他們事業有挫折，在社會中往上流動緩慢，或收入比不上別人，生活無甚改善，買不起房子等等。
反對第一種假說的人會指出某些年輕人的躁動只是吃飽無憂米之輩的行為，他們對民主理論與實踐認識膚淺，不然為什麼堅持要採納世界絕大多數民主國家所棄的「公民提名」才算是真普選？他們要的自由是建築在別人痛苦之上的個人放任，若非如此，怎會有「鳩嗚」此類擾民的無聊舉措。公義本身便要求不能有雙重標準，但「佔路」侵害市民利益，獵巫式的辱罵持不同意見者都顯示涉事者個人道德操守缺乏高舉公義旗幟者應有的底線。因此，這些年輕人絕不是真的「後物質」主義者，他們只是喜歡策略性地把自己包裝成為對金錢利益不感興趣的志行高潔之士。
不認同第二種假說的人會告訴我們，在好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意見調查中，不少受訪者都曾信誓旦旦的表示追求「真普選」才是他們的目的，參與佔領者不少人都有正當職業，不愁生活，他們對賺錢不感興趣云云。
這兩個假說（當然也有第三、第四等等假說）嚴格來說都是可驗證的，答案不是你說了或我說了便可作準。它們也不見得一定都是互相排斥的，但哪一個更重要或影響力更大卻也需要實際的量度。在實證過程中，經濟學家認為實際的行動或選擇遠比問卷中的口頭回應來得可靠。若然有足夠的數據或觀察，我們希望有兩個問題可找出答案︰假若經濟進步，人民的上流性普遍增加但沒有普選，怨氣會否顯著減少？假如有普選，但經濟停滯，人民事業發展不順，他們是否便會快樂舒暢？
要回答這些問題並不容易，我不認為現在我們已有足夠的數據去作出不容置疑的判斷，但經濟學家從歷史及世界各地的經驗中，早已總結出一條道理，經濟因素對人的行為有威力巨大的影響力，所以我們應先搞清楚香港的年輕人正在面對怎麼樣的經濟環境，若不解決他們的問題，就算現在並無怨氣的年輕人將來恐怕也會變成憤怒中年。
在扶貧委員會的一個會議中，碰到統計處的鄭偉江處長及陳萃如助理處長，連忙找他們幫忙提供數據，他們一口答應。幾天時間不到，陳萃如便傳來一套數據，是從1993
至2003 年每年的綜合住戶調查所得，其中對不同年齡組合每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包括在內，在此先向他們致謝。這些數據包括全職工作的收入，也有非全職工作人員的收入，但本文只集中用全職收入的數據，其他的將來有機會再說。這套數據的樣本比不上人口普查的大，但勝在每年都有，勝於人口普查的五年才一次。在分析這些數據後，我可得到四個觀察，對了解香港年輕人的收入分布及上流性大有幫助。
【觀察一】
第一個觀察是年輕人的就業收入在過去20
年基本上是停滯不前。從1993到2013年，香港總體全職工作人口收入的中位數，在扣除通脹以後，共上升了27.7%。20年的時間才增加了這麼少，沒有驚喜，但總算有些增長。不過，年輕人運氣倒更不如。在同一時期， 20 至24歲人士中，實質收入的中位數共只增加了6.7%，25 至29 歲的組合中，則上升了7.3%。這些數據已清楚顯示，年輕人的實質收入在20年這麼長的時間中基本上原地踏步，與其他年齡組群的情況大有差別。我們若從1998年回歸後第一年算起，到2013 年為止，25 至29 歲人士中，實質收入中位數竟還掉下了1.8%，更可見年輕人事業上起步之難。這些數據符合很多人早已知之的事實，大學生今天的起薪點，在扣除物價因素後，與20
年前並無多大分別，香港早已不是一個高速增長的地方！
【觀察二】
第二個觀察與社會流動性有關。在1993
年一個20 至24 歲的港人， 到了1998 年便會屬於25 至29 的年齡群， 到了2003 年則是30 至34 歲了，如此類推（香港中青年人死亡率及移民人數的百分比都低，對結果影響不大，此處不理）。用2013
年的購買力計算，1993 年20 至24 歲年齡群的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是9843 元，10 年後，到2003 年，基本上的同一批港人，即30到34歲的，上升至16681 元（也是用2013 年購買力計算）。由此可知，在這10 年中，其實質工資上升了69.5%，平均年增長率為5.4%。
這個工資的增長率是很高的，它包含了社會總體生產力的進步，以及個人因工作經驗積累而得到的升職加薪，它增長愈快，便愈顯示出社會有向上流動性。從以上可知，在20
年前的年輕人上流性不錯，但較近年的又如何？我用同樣的方法計算出，1998
年的20 至24 歲的青年年齡群在其後10年，實質收入中位數平均每年上升5.2%（10年內總共上升66%）；2003年的20至24歲年齡群，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也是5.2%（10 年上升了66.3%）；甚至在2008 年的同等年齡群，在其後的5 年，實質薪酬每年也有6.7%的增長。
這些結果，似乎顯示出今天年輕人的社會向上流動性與過去相比，並未減慢。不過，有一點是要補充及要注意的。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中壯年人的流動性。1993年35至39歲年齡群實質收入中位數是12871元（用2013年物價計算），這批人其後10 年的實質收入只以平均每年0.93% 的速度增長，遠遜於比他們年輕10年的工作人口收入上升的速度。我們再看5年及10年後的情況，1998年的35至39年齡群，實質收入年增長率跌至0.65%，2003年36至39歲年齡群，在其後的實質收入，不但沒有增幅，還每年平均下降1.15%。由此可知，近年真正要面對上流性減速，甚至入息下降的組群，並非年輕人，而是較他們年長的人。這結果倒是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
【觀察三】
第三個觀察是看看年輕人的收入與整體人口的收入有何分別及近年有何演變。在1993
年，20 至24 歲年齡群的收入中位數是整體工作人口收入中位數的86.7%，但到了2013年，20至24歲的年齡入息與總體人口相比，已跌至72.4%。我們若用25至29歲的年齡群作同樣的比較，結果也一樣，1993 年他們收入中位數等於總體人口的106.7%，但到了2013年已下降至89.7%。這組結果反映了年輕人在社會中的相對經濟地位，近20年來確有逐步轉弱的趨勢。
綜合第二及第三個觀察，我們可得另一結論。年輕人在其個人工作生涯的頭10年中，的確可享有可觀的收入增幅，過去20 年此種流動性沒有衰退。不過，他們的起點相對於其他年齡群，卻是每下愈況。今天的年輕人跑得與20年前的一樣快，但起步點卻是較墮後。
【觀察四】
第四個觀察聚焦於年輕人與年輕人比較，他們的收入分配有否趨向貧富懸殊。量度收入分布的方法很多，港人較熟悉的是「基尼系數」，但因此系數計算時比較麻煩，我改用另一常用的標準方法，即「變異系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亦有譯作「離散系數」），它的定義是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除以平均值（mean），「變異系數」愈大，收入分布便愈不均勻，貧富差距便愈大。
我把1993至2013年21年中每年的20 至29 歲年齡群收入的「變異系數」都計算出來，並且把總體工作人口的收入「變異系數」也算出，以作比較，結果也印證了我一貫的觀點，即香港的貧富差距素來巨大，但並無惡化（見拙作《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刊2010
年3 月22日《信報》）。20至29歲收入的「變異系數」是0.52，1996 年升至0.63，接在金融海嘯出現的2008年到達最高峰的0.7，以後便逐步回落，2013年是0.63，與1996年相若，顯示2013 年與回歸前的1996年相比，年輕人當中貧富差的差別大致相若。
包括各年齡全部工作人口收入的「變異系數」，在1993年是0.92（它高於同年年輕人的「變異系數」理所當然），1996年是0.95，2005 年升至高峰的1，接著慢慢下降至2013年的0.89。這結果證明今天總體社會的貧富差距比起回歸前更低，不少傳媒喜歡說貧富懸殊在惡化，與事實不符。我也要指出，收入的「變異系數」在2006
年便開始下跌，時間上早於政府近年的各種扶貧措施。
綜上所述，我們可得以下總結。年輕人的實質收入表現停滯，今天的年輕人與20年前的年輕人相比，收入升幅微弱，遠遜其他年齡群的表現。但從年輕到年壯，隨著經驗累積及生產力的進步，港人收入仍有可觀的增長。不過，在壯年以後，今天社會的上流性便及不上從前。年輕人為什麼在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內收入會大有上升？部分原因是他們的收入相對起點，比前愈來愈低。若年輕人與年輕人相比，或港人與港人相比，貧富懸殊並無惡化。
過去十多年，大專學位數量急擴張， 我相信這是阻止年輕人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但年輕港人在事業起步時，起薪點20年來無多少長進，這可能反映到香港的教育出現問題，學生所學可能學非所用，市場認為其價值沒有怎樣的增加。不過，當他們有了工作經驗，適應到社會需求時，薪水在頭10年增幅可觀。
市場會回報擁有市場所需技能的人。港人若不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年輕時便只能當憤青，年齡增長後也只能變為憤怒中年或老年。在全球化大潮下，技能的需求也會大變。年輕人當然有權選擇不理會社會的需求，輕視金錢收入，集中精力追求「後物質」價值，只要他們一生沒有接受過社會多少的福利補貼，在去世時也沒有欠下債務，那麼，他們一生的總產值便不會低於其消費總值，也就不算是社會的寄生蟲，他們追求什麼非物質的價值觀，只要不損害別人的利益，都是屬於他們的自由。但若他們總消費大於總生產，靠別人補貼，其應擁有多少自由，便容易被質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