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投票機制的「致命缺陷」 (雷鼎鳴)

梁家騮議員早前受訪時說，若特首選舉以8.31人大決議作基礎，他會傾向於投反對票，因選舉的機制意味着要採用多票制或全票制，當中內藏「致命缺陷」。
梁議員所指的缺陷是甚麼？如何致命？原來他害怕在提委會中各人都可能有自己心儀的候選人，投票時為了減少有實力的競爭者的威脅，除了會把票投給自己最喜歡的候選人外，其餘的票都會投給沒有勝算的低劣候選人，但絕不投給能力高強的競爭者。若很多人都這樣做，最後得出的結果可能是平庸的人當選。既然如此，原地踏步不搞政改豈不更好？

梁所發現的「缺陷」，是我二十多年來多次撰文討論過的問題（可參考新出版的拙作《民主民生的經濟解讀》），足證他是一個肯思考的人，有異於一般政客。但隔行如隔山，他可能有所不知，這個「缺陷」不但適用於提委會可能會使用的投票機制，而且在任何民主投票機制中一樣存在。七十年代時，有兩位經濟學家吉伯（Alan Gibbard）與薩德威（Mark Satterthwaite）分別獨立地用嚴格的數學證明了一個驚人的結果：在任何的投票機制中，只要有兩個以上的選擇，投票者便都有誘因進行「策略性投票」，亦即故意不誠實投票（投票給一些「二打六」只是可用的策略之一），最後的投票結果不一定能準確反映民意。這個可稱為G-S定理的震撼性來自它證出所有民主機制都有這「缺陷」，沒有例外。既然任何投票機制所得的結果都不一定能如實反映民意，環繞着民主制度的光環無法不減退。


所有機制都未必完全反映民意

經濟學家為甚麼對投票制度有興趣，而且還發現了一系列重大的結果？原因是他們重視資源如何配置，而「公共財」（public good）又往往不能用市場機制去配置，反而投票制度更加適合，這樣便不由經濟學家不關心怎麼樣的投票機制更合理了。

我注意這問題是在讀了1983年一篇學術演講才開始的。當年，西北大學為了紀念一位自殺身亡的傑出經濟學家史華茲（Nancy Schwartz），設立了一個每年一度的講座，第一屆請來了史華茲的同學，同樣也是頂尖經濟學家的孫能善（Hugo Sonnenschien）作演講。孫能善當過普林斯頓的副校長，後來又當過芝加哥大學的校長，在他初出道時，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曾得過我的論文導師之一、諾貝爾獎得主赫維奇（Leo Hurwicz）的指導，在所謂的「知識門第分枝」（intellectual family tree）中，算是我師兄，他的文章我都會留意。

 

孫能善認為，G-S定理是六、七十年代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不可等閒視之。他又以身作證舉例。事緣他曾短暫地在麻省大學任教，那裏的經濟系有22名教授，某次要選系主任，除2名各有11人支持系內候選人出來競選外，竟有2名系外人士來參選。他們用的制度是「保爾達計算法」（Borda Count），即可投4票予最支持的候選人，3票給第2名，餘此類推，最後票多者勝。

這22名教授如何投票？為了增加自己支持的人能勝出，除了各自投4票給這2名系內候選人中的1名外，他們都把手上的3票或2票都投給系外來的候選人，最後結果是系外來的其中1人無厘頭地得票最多當選，其經濟系的管治出現災難。


民主制度重要在於監察當選人

G-S定理的嚴格數學證明是十分艱深的，沒有研究院級別的數學訓練，閱讀時可能有困難，但說明它的例子卻是隨手可拾，若有人提出任何一種投票機制的設計，我有把握在10分鐘內找出其破綻，屢試不爽，梁家騮也是找到了其中一個機制的「缺陷」而已。但民主制雖有此被認為可能是「致命」的「缺陷」，我們也不用太過悲觀。美國開國元老之一的麥迪遜總統一早便指出，民主制度的核心優點，只是因它能增加踢走不合格的總統的機會，使他們不敢不盡力為人民服務。這一個優點已經足夠，因為它太重要了。

至於說選舉投票能找出民意所在，只是一種查無實據的一廂情願的空想。把「公民提名」此一主要國家都沒有採用的機制理想化為民主的必然，更是虛妄之言。

不過，賣花讚花香，我是成員之一的13學者提出的方案中包含有「名單制」，名單如何組成，避免不了G-S定理所預示的缺陷，但名單一旦出現後，投票者卻只可投支持或反對名單兩個選擇，結果便不可再被策略性投票操控，因為G-S定理的前提是要有三個或更多的選項才會生效。

 

（Sky Post  2015-2-27）

「一帶一路」的策略考量 (雷鼎鳴)

近日有一個港人頗為陌生的名詞在媒體中屢有出現，特首有談到它，財爺在網誌上專文提到它， 政商界中人也開始注意它，我也曾受查詢可否做有關的顧問研究，但我因無法安排時間，惟有婉拒。這名詞是「一帶一路」，亦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名詞的背後是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及對外經貿與外交關係的一次大轉身，對港人來說，當中可能藏有不少商機及政治元素，不應就此輕輕放過。

 

「一帶一路」的概念是習近平2013 年9 月及10 月所提出的。「一帶」是要發展古代陸地絲綢之路一帶的經濟，範圍與漢代張騫通西域時所涉及的地區頗有重疊之處，以西安作起點往西北進發，打通中亞細亞，直達中東和歐洲；最大的力點在於建造以高鐵為要點的基礎建設，促進貿易，帶動中國大西北的經濟發展。

 

如果港人覺得「一帶」離我們太遠，那麼「一路」的其中一個起點正可能是香港。它是以鄭和從福建泉州下西洋時的路線作為參考，再加以現代社會的元素，駁通中國與南洋、中東、非洲的船隻，其航行的目的，並不只是宣揚國威，而是滿載貿易商品；商品背後，尚有金融、商業及物流等現代服務。促進運輸的港口建設也是「一路」的重要元素。

 

為什麼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策略，而且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把它寫在決定之上？我相信這是已經過長時間考慮的國策，不會輕易改變。究其背景，我認為中國要推動這策略是要一舉六得。

 

一、雞蛋分散擺放

 

中國人民的收入差距中，很大的一部分由地區差距造成，而大西北發展較落後，正是形成這差距的重要原因。「一帶」的發展意味重點開發大西北的經濟，這對地區的平衡及人民收入較為平均自然大有益處。從全國經濟與國防的安全角度而言，減少依靠沿海發達地區的城市，把經濟分散，不把蛋都放在同一籃子中，是合理的做法。

 

二、投資建設推動經濟

 

「一帶」與「一路」均涉及大量基建項目，這些項目是否能推動經濟增長？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曾多次提過，中國儲蓄率接近GDP 的一半，儲蓄起來的資金每年用作的投資，在絕對量而言，早已是世界第一。這麼龐大的投資是否因報酬遞減律而使到收益迅速下降？長遠而言，這是必然的，但中國的投資回報率似遠未到這個階段，一個原因是人均擁有的資金，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大，各種建設進步雖快得使人瞠目結舌，但未完備的、可供改善的，仍到處可見。

 

由此可知，投資建設仍有很大效益，在未來一段長時間，投資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大西北是相對落後地區，我到過青海等地，其發展程度與北京、上海等地不可相比，資金相對短缺，報酬遞減律的影響不是問題，但需要有新的高效益的投資機會。

 

靠現代化的基建工程有效地接通中國其他地方及打通中亞、中東及歐洲的高速陸路運輸，正是提供高效投資機會的前設條件。這些地方不但缺乏經濟發展的軟件，硬件同樣嚴重不足。投資鐵路與公路基建正是製造及提升硬件。

 

至於沿海地區，港口設施早已不斷改善。世界現在最重要的十大貨櫃碼頭，有七個已是在中國，它們是上海、深圳、香港、寧波— 舟山、青島、廣州與天津（香港以外的其他六大港口，吞吐量已是香港的5.28倍！）。海上絲綢之路在中國的硬件已經不錯，要發展的可能是軟件。

 

三、擴充市場

 

中國的經濟決策人時有提到中國有所謂的「產能過剩」問題，因而要擴充市場及尋找新的市場。我對「產能過剩」這個說法頗有保留，但知道他們意何所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根本不應出現這問題，若產能過剩，即供應能力大於總需求，那麼商品的價格自會在自由市場中往下調整，從而達致供求平衡，哪來「產能過剩」之理？若說有此現象，多半是企業刻意調高價格，以謀取較大的壟斷利潤。若市場有足夠競爭性， 而某公司又售價高於別人，那麼它的商品便可能無人問津，公司因而倒閉。

 

話說回來，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分工甚細，小量的企業往往在某些商品中佔據了世界市場的大部分份額，它們都擁有相當的市場壟斷力量，可以把價格抬高，它們當然會希望有新的市場可供它們推銷產品。不過，就算沒有「產能過剩」，公司一樣希望有更大更多的市場。有了新市場，對其產品的需求增加，它們一樣可加價增產。因此，「產能過剩」只是一個偽命題，無論是壟斷或競爭，擴充市場總會對中國有利，「一帶一路」正是要達此目標。

 

四、反制圍堵策略

 

美國早已決定重返亞洲，年前設計的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擺明車馬是要把中國排諸在外，作為其圍堵中國的一個步驟。TPP其實是世界上多個自由貿易協議中的其中一項，成員各自同意在會員國之間自由貿易。

 

本來中國已加入了世貿組織，已可與各國相對自由地貿易，但此組織有一條款，便是某國可以不用提供證據便可控訴別國有傾銷，從而在世貿有正式裁決前可單方面實施對別國的制裁。很多國家都有運用此途徑，大大損害了貿易的自由度，這便促使了她們另結盟約，恢復自由貿易，TPP 正是此一產品，但其獨特之處，是刻意阻止太平洋西岸的最大經濟體中國加入，美國爭霸的意圖昭然若揭。中國要推動「一帶一路」，正是一反制策略，不但要在陸路上靠高鐵把中國、中亞、中東甚至歐洲連成一氣，並連傳統的海路也不退讓，用經貿活動與資金投放拉攏鄭和航線的周邊國家。

 

五、減低受封鎖機會

 

中國依賴輸入石油日深，海路上的馬六甲海峽隨時可被美國控制，嚴重威脅中國的能源生命線及經貿運輸。在陸路上搞「一帶」有助多找一個安全的運輸孔道，不致這麼容易被封鎖。在海路上繼續與沿途各國加強經貿來往，也可降低被封鎖的機會。

 

六、拉近與各國關係

 

按購買力平價的其中一種方法計算，去年中國GDP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此種單項冠軍當然不等同全能冠軍，中國很多方面的實力仍遠落後於美國，但GDP 水漲船高，中國的影響力無可避免地會增強。中國對比美國的一個重要優勢是資金充裕，不似美國般欠債纍纍。

 

上文說過，中國的資本尚未因報酬遞減律而致投資回報率低行，內地本身仍有很多有效益的投資機會，但這不排除資金可輸出至有更高投資回報的地方。「一帶一路」不宜只看成只是集中搞商品貿易，資金流動及相應的金融服務必會緊跟國際貿易。「一帶一路」的周邊國家不少都欠資金，中國可用之策是給她們貸款發展基建，這些國家基建改善後，與中國及同區域的經濟貿易活動能更有效進行，與中國關係更密切。透過這些影響力，中國可能逐漸有資格重寫國際經貿規則。中國強調「一帶一路」不涉及參與者的國家安全，是明智的做法。也許中國正是在利用建設硬件及輸出資金，拉近各國與己的關係，從而增強自己的軟實力。

 

「一帶一路」的目標雖是多方面的，但成功的機會如何？回答這問題目前可能仍言之尚早，中國仍有一大堆難題要面對。首先是美國會如何還招。對於發展大西北，美國很難從中作梗，但美國在中亞、中東及東南亞都有重要影響力，美國不會甘於被動。

 

第二是海上絲綢之路所經國家，其發展階段與稟賦優勢與中國相差不遠。換言之，她們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互補性不是很強，但競爭性卻很突出。除非中國對這些國家大幅度地開放市場，否則將來衝突恐怕也無法避免。

 

第三，把絲綢之路各國融合起來，不能忽視軟實力。中國的軟實力薄弱，但近年大量投資搞面向世界的新聞媒體，不能說沒有一點成績。近日英國有人搞了個世界上最受仰慕人物的選舉，成龍竟力壓群雄，排名第四。我察看其支持者的來源，很多都來自亞洲、非洲甚至俄羅斯。有人或許以為電影演員不代表軟實力，而且成龍是香港還是內地的軟實力也存在爭議，但我們不要忘記，半個世紀以前，美國人在世界各地招搖過市，被稱為醜陋的美國人，其化解之道之一正是靠荷里活電影的文化輸出。成龍能排上第四，對中國軟實力的前景大有啟示。

 

我一般相信市場力量多於相信政府規劃，但對港人來說，「一帶一路」這一國策已是會影響香港市場發展的一種現實，逆之無謂，順之則可尋商機。香港應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在「一帶一路」尋求最大的利益？上文提過，中國與「一帶一路」的周邊國家發展階段頗為接近，因此互補性不強，但上海與香港是例外。香港是國際級的金融中心與經貿物流中心，其服務水平遠勝「一帶一路」的其他地方。香港在內地人民及中央政府眼中，地位早已因港人忙於內耗、不思進取而下跌，話語權也逐漸減弱，若港人要重建自己的地位，必須證明自己對中國有價值。既然「一帶一路」是重要國策，而這國策又涉及國際經貿金融的軟件與硬件，這些要素恰好也是香港的強項，若不緊握這從天而降的機會，便只能說是大笨蛋了。

 

(信报  2015-2-24）

王永平所不熟悉的學術自由 (雷鼎鳴)

上周拙作「政治活躍分子當大學高層？」引起了一點討論，前教育局局長王永平也乘着他評論陳文敏事件之便，前天在友報發文回應了我部分的觀點。

學術界有一個潛規則，也許說是一專業倫理也可以，便是不會公開地對友校的高層人事變動說三道四，我參與過很多校內高層人員的遴選委員會，深知評價人物的複雜艱難及個人資料保密性的重要，所以在上周拙作中便開宗明義說明不會討論「陳文敏可否升級當副校長」這一問題，這條守則是不論我認同或反對其升職都一樣要遵守的。要評論的其實是此事件帶出來的一些社會現象及學術自由等重要議題。

王永平認同我所說的大學教授「參與政治或敏感的社會活動，又或評論時政」，本身並無不妥，但他反對我所說的前提:「政治言行不應是違法或是不道德的」，並且表示擔憂若我所設的前提為大學採用，會令政府有藉口干預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


終身教席 保障不遭報復

有云「隔行如隔山」，王永平雖掌管過香港的教育（但不包括大專教育），對我認為是常識的前提似乎頗感意外。捍衞學術自由從來是學界的核心價值，其中又以設立終身教職制度為捍衞學術自由的象徵，因為它保障了學者不會因言論、研究及教學的內容而遭到報復。這是一種特權，而且是價值極高的特權，但誰可享有此特權？我們也知道，有權利便有責任，有了學術自由的學者又要負起甚麼責任？此等問題在近百多年高等教育界的發展中早已沉澱出相當完整的理念。首先，未經考驗的學者根本不會有終身教職，要有此位置，必須過五關斬六將的證明自己，所以學界中人都視保護學術自由的終身教職為珍寶。其次是終身教職一樣是可以被褫奪的，前提正是學者言行是否合乎道德及是否犯上刑事案（違例泊車等民事案沒有大學會理會）。


應分清道德及政治標準

不要以為這些只是我個人的意見，這的確是學界中的「常識」。一個新人入了行當教授，無論在哪所院校，多會被要求熟讀一些教員手冊，當中多有說明在甚麼條件下會失去終身教職。我查過我校的教員手冊，證明我記憶無誤，當中便有明文規定，教員若不誠實（通常是指偽造證據等學術腐敗行為），嚴重的行為不檢，犯上刑事案且罪成等等，大學在經過審議後，有權把教員炒掉。不要以為只是我校有此類規條，世界知名大學也大都有相近做法，我在美國教書時便早已知悉此點，並且認同這是教育界百多年積累下來的智慧。

王永平認為在政治議題上沒有絕對的道德權威，所以上述做法不妥，學者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觀點，大學不應因政治觀點而打壓教員，但政治立場又絕不可以凌駕法律或道德。某教授若被送上法庭，法官理應按照法律標準而不是政治標準判案，一旦罪成，校方若開除該教員，在學術界中一般不會認為學術自由受損。甚麼是政治？甚麼不是？不同社會的確有不同標準，在香港同性戀或師生戀等或許尚未被認為是甚麼政治問題，在美國卻可以掀起軒然大波。

哈佛大學最近明文禁止教授與學生發展浪漫關係，這自然是涉及美國人的道德觀，但我未見到有人說這是干預學術自由。一般而言，在大學中若有人被指控為不道德，需要炒掉大多都會成立委員會調查並作出建議，不是由一個人說了算，這些都是大專界保護學術自由的制度，我們當作常識，但王永平似是不大熟悉了。

至於大學管理層應否是政治活躍分子？我上周已指出大學不可能有明文規管，正如不應有條文法官不能參與政治活動一樣。至於王永平所指的大學校長參加政協，我不會視此為狹義的政治活動，它們更似是一種「荷蘭水蓋」或諮詢活動，正如王永平所說，大學不會認為這有問題。不過，話說回來，政治活躍分子當高層又的確可能為校方帶來困擾，在一個撕裂的社會中，連一些並非政治活躍的人，如劉遵義、鄭國漢、黃玉山等校長，又都受過泛民同路人的政治審查甚至是鋪天蓋地的無理攻擊，這些始作俑者在陳文敏事件中又應採甚麼態度才能避免雙重標準之嫌？


自我約束 遠離政治

保障學術自由的其中一個條件便是掌權人不但要大公無私，而且不應被懷疑會黨同伐異。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人可能（但不必然）有違後一個條件，所以既想當大學管理層，又以捍衞學術自由為己任的人，最好是自我約束，遠離政治。在從前，這並非一個重要條件，但社會愈撕裂，這條件便愈重要。我討厭把政治考慮帶入大學，但社會撕裂後的一個沉重代價，正是帶來一個吊詭問題，為了要大家相信政治立場不會衝擊到學術自由，掌權人的政治中立性竟不能不被重視，這大大地限制了專業能力所應有的地位。

 

(Sky Post   2015-2-13)

希臘債務危機仍是沒完沒了 (雷鼎鳴)

1 月底希臘國會大選，執政黨大敗，反緊縮政策的激進左翼聯盟則大勝，其頭領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坐上總理之位。此一政府大執位引起歐洲政經的頗大震動，各種問題其實集中反映了歐盟和歐羅所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並非只適用於希臘。爭議涉及希臘（或其他部分歐盟成員）應否脫離歐羅區、德國等債權國應否強迫欠債的希臘或其他借貸者遵守財政紀律、限制她們政府的用度、緊縮政策是否合理等等，當中也包含各國複雜的博弈策略。我自己相信希臘脫歐的機會不大，歐羅區的歷史任務還未完結，解體不易出現。

 

要明白各國關注的問題，我們首先要了解希臘的現況。希臘經濟自2008 年起已開始出現衰退，到去年則共已收縮了26%，失業率自2009 年開始攀升，現時失業率25.8%，青年失業率更高達49.6%。在私營企業工作的人名義薪酬下降了16%，但因公營部門減薪嚴重，全國人民薪酬共跌了23.5%。政府為了緊縮開支，已開除19%員工。

 

這些數字背後代表深重而長期的經濟蕭條，其根源是政府過去揮霍無道，欠下巨債，至今總欠債率仍達GDP的174%，尚幸政府自己也擁有不少資產，若扣除這些資產，淨欠債只有GDP 的1.2 至1.3 倍，比意大利稍好。

 

陷入困境 不懂自省

 

希臘加入了歐羅區後，有些針對債務的可用政策便不再可用。首先，政府不能自印鈔票還債，這方法雖會製造通脹，使人民的購買力下降，等於變相抽稅，但也不失為可用的方法之一，但既然希臘留在歐羅區，便失去印鈔票的權力了。其二是不能通過貨幣貶值去增加出口，減少入口消費，希臘若要靠貿易盈餘去還債，便只能大幅降低自己的勞動成本，亦即要人民減薪，使出口便宜，而且人民因減薪而購買力下降，入口也會減少。這些步驟自然會帶來巨大痛苦，比貶值所帶來的，更使人民難以承受。

 

不能印鈔票，又不能貶值，剩下的方法便惟有靠借債，但別人眼見她早已債台高築，年年財政赤字若居高不下，除非希臘可保證自己會洗心革面，從此不再揮霍，誰會再肯把錢借出？在債主臨門、破產在即的條件下，希臘惟有聽三頭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之命，嚴厲推行緊縮政策。此政策雖然帶來極大的痛苦，但已初見成效，若不計算支付債務的利息，去年希臘政府已錄得等於GDP 1.5%左右的輕微財政盈餘， 若把利息支付也算進去，赤字可能仍有GDP的2.7%左右。

 

從上述可見，在形勢比人強的局面下，希臘不得不接受其人民視為國恥的條款，不得不一改過去大手大腳亂花錢的習慣，現在形勢雖稍好了一點，但他們不滿緊縮政策之心也十分強烈，這在高舉反緊縮旗幟的激進左翼聯盟能夠大勝已可看出端倪。其實，在西班牙此等要面對同一困局的國家中也一樣出現強大的反緊縮情緒。在人民陷入經濟困境時，他們很少會反省自己過去是否過度開支，以致造成此局面，他們反而會屢找藉口埋怨別人。

 

只想賴債 不肯緊縮

 

但欠下的巨債遠未還清，新的執政黨又不再願意節衣縮食，那麼希臘便只能靠再借新債才能支撐下去，但誰會肯借錢給她？其政府的策略，竟是要求債主免去其欠債的一大部分。 此等不繼續借錢，她便會賴債的行徑自然會引起德國等的憤怒，希臘又可用什麼方法自我答辯？在理論上，就算她不訴諸於譴責資本主義經濟強國靠借債去脅迫其就範所涉及的「不義」，亦可辯稱緊縮政策只會使其還錢更加難以實現。

 

此等凱恩斯思維，是指政府增加開支才能刺激經濟，從而失業率下降，政府的收入增加，赤字消失，盈餘出現，自然有錢可還，而緊縮政策是反其道而行，所以一定要終止。這「理據」在債權人眼中，可能只是鬼話連篇，她們會反問，過去你們為什麼會累積到巨債，還不是因為你們政府以為開支可刺激經濟，用錢時絕不手軟嗎？在先使未來錢之時，大家有錢消費，自然高興歡欣，但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過去的紀錄，已證明大手用錢不但不會減債，只會製造短暫的虛假繁榮，接踵而來的便是今天的痛苦。

 

在實際運作上，免債其實也減輕不了希臘的多少負擔。三頭馬車在過去因為害怕希臘破產，所以一直對她呵護備至，借貸時只要求極低的利率，縱然現在希臘政府欠債高達GDP的174%，但有人估計，今年她的利息負擔可能只是GDP的1.5%左右，十分輕微。

 

若此說屬實，就算債權國真的肯免債，只要希臘政府如其揚言般不再緊縮，赤字也是難以避免，欠債只會愈來愈多。

 

美歐情況 不能類比

 

既然希臘新政府根本拿不出一套合理說詞去說服債權人免其債項而又甘心作冤大頭借更多的錢給她，那麼她憑什麼可以「聲大夾惡」？她依靠的可能是知道歐盟各國並不願見到希臘脫離歐羅區，怕這會引起連鎖反應，其他受財困所擾的國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相繼效尤，則歐羅危矣！

 

但這個「威脅」倒是並不可信。沒錯，德國法國等的主流思想當然是不希望歐羅瓦解，也不希望有些國家脫離歐羅區，但希臘自己肯離開嗎？若不再用歐羅，希臘的確可重拾貨幣的自主權，靠通脹靠貶值去脫離危機，但若然如此，歐羅區諸國便再也沒有道理援助她，不再肯繼續借錢給她；對長期依靠別人借貸才能生存的人而言，要他們下定決心真正自力更生，是一件陳義過高的事，希臘新政府也表示要留在歐羅區，她要求的只是賴債及不肯再緊縮而已。

 

以德國為代表的債權國如何面對此近乎無賴的行為？若她們被希臘成功脅迫，西班牙等國也許會模仿。德國內部早有聲音認為應放棄希臘，讓她自生自滅。經不少專家的計算，希臘若現在脫離歐羅區，其可能引致的金融市場震盪，比起幾年前會大大不如，蓋因財金界對此早有預期而加以防範。不過，統一貨幣把歐盟各國連成一起，仍是歐洲不少人的夢想，因這樣做足以使歐盟的經濟實力可與美國抗衡，她們不會輕易放棄此夢想。

 

既然希臘自己不想走，歐洲諸國也不願趕走她，但又不願無限量支持她，剩下的便只是靠小修小補維繫著的暫時均衡，希臘的一些債項到期時或許不用立時償還，可以得到延期，其利率高低大家可商議等等。問題是，若希臘政府繼續做大花筒，危機只會又再重複，最終德國等也許要引刀成一快，與希臘割裂，除非其新政府倒台或面對現實改正政策。

 

上述情由，全都源自歐盟及歐羅區的設計本身便存在先天性缺陷。歐盟的基本概念，是用同一的貨幣變相把多個歷史經濟背景不同的國家組成邦聯，各國之間又可自由貿易、人民自由來往工作等等， 這使到歐盟幾乎便如美國般變成一個國家，歐洲在世界的影響力也大振。問題是，這些成員國雖然都失去各自發行貨幣的權利，但各國政府的財政開支都各自獨立；若有某政府赤字連年，須要借貸，自會推高利率，但其他國家卻又不一定希望見到利率高企。更有甚者，便會出現歐豬五國的情況，她們因揮霍無道，面臨破產危機，其他國家卻不得不真金白銀去救她們於水火之中，這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局面。

 

美國不也有不同的州政府，她們之間不也是各自有獨立的財政嗎？美國的州不也是沒有鑄幣權？各州人民又可自由流動，與歐洲一樣嗎？沒錯，但當中還是有頗大的不同。美國各州的開支與聯邦政府相比，在比例上差別很大，美國人納的稅，主要是交到聯邦政府手上；美國有強大的聯邦政府，歐洲則只得個無多大權力的歐盟委員會。況且美國各州財政獨立但無鈔票發行權，並非沒有構成問題，有些州政府，如伊利諾州、加州等，也屢屢如歐豬國般面臨破產危機。

 

在歐盟今天的體制下，她們如何才能維持長期的財政穩定性，因而能保持大一統的局面？她們沒有如美國聯邦政府般能號令天下的盟主，頂多能夠有德法般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 後者能做的，便是在別國要向她們借貸時強制其簽訂城下之盟，迫使借貸國要謹遵理財紀律。德國正是要扮演大阿哥角色，監管各國看其有無犯規（本來的確有規條，歐盟成員國每年的財政赤字有上限，但最終大多國家都不理會，規條已名存實亡）。不過，這些大阿哥實力又不足以使其成為盟主，大家隨時可不聽她們指揮，希臘不再搞緊縮，又想賴債，正是這些問題的具體體現。既有希臘在先，我們怎可保證其他國家將來不會也這樣做？歐盟及歐羅區的困局，可能會沒完沒了。

 

(信報   2015-2-10)

政治活躍分子當大學高層？ (雷鼎鳴)

近日傳聞陳文敏教授獲其校內的遴選委員會推薦擔任港大其中一個副校長的職位，頗引起社會中的一些爭議。我一不知傳聞是否屬實，二不願對友校內部事務說三道四，所以不會評論此事。不過，爭議中涉及干預學術自由問題，及有捲入政治事件或活動的人可否在大學當上重要的行政職務，而且我兩位已當上大學校長的舊同事鄭國漢教授與黃玉山教授也被人提出來作參考比較，我卻是感到不吐不快。

第一個問題是學者可否參與政治，或敏感的社會活動，又或評論時政？這些本來都是一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行為，我看不出有甚麼不妥，但前提是它們不應是違法的或是不符合道德的。在評論社會諸事時，學者可能擁有多點的知識優勢，他們的評論應有學術根據，但卻不應視為學術活動的一部分。


沒有校內施壓 何來干預自由

所謂學術根據，不外乎是要講求證據，合乎邏輯，這是任何評論人都應追求之事，不是學者私有的秘技。我們也應明白，在一個分裂的社會，任何有影響力的評論都會招來一方的讚譽，另一方的攻擊，我們倒不可把這些攻擊和讚譽都視作對學術自由的干預。真正的干預學術自由，是校方為了某些不能宣之於口的非學術原因打壓其校內的學者，例如不予升職，減其薪酬等等，但我倒是對香港大專院校的捍衞學術自由充滿信心。就算有政府中人反對某些學者的意見，只要他們無法把學者抓去坐牢，亦得不到校方的合作向當事人施壓，便不能說成學術自由已經淪喪。每名學者發表的言論都應經過深思熟慮，他們要有橫槍立馬、一夫當關的氣魄，若沒有能力捍衞自己觀點的，根本便不應發表，一遇到別人的批評便以學術自由作護身符，這是沒有出息的行徑。

學者正如其他人般應享有言論自由，這是不容置疑的。第二個問題是高級的學界管理人員，例如校長、副校長、院長等等的自由度又是否有所不同？我相信這是應主動設限的。舉個例子，十多年前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我們有幾位經濟及財務的同事出於學術的原因，並不同意政府的應對政策。我們之間開會時，大家卻有共識，不應由位居行政要職的同事發炮，此種任務應由似我般的閒雲野鶴執行，原因是在敏感的議題中，總有可能有人不同意，甚至遷怒校方，我們應自負言責，不應「禍及」校方。若此種事情出現，一般教授還可容易化解壓力，但若是校方高層有直接涉入其中，則頗有不利。另一原因是身居高位的管理層大多手握權力，若有關公眾事務的意見太強，就算他們行事公正，也難保其下屬都放心，此種情況與法官不應公開發表政見但律師卻無此限制頗為相似。但若說有參與政治活動的人是否一定不能當上大學行政要職，卻又無此條文，社會需要的是自我克制自我約束。


切忌每事都變得政治化

上文提到鄭國漢與黃玉山兩位校長，他們在上任之初也遇到一些攻擊，主要是認為他們有政治取向，學術成就也遭到某些人質疑，兩位校長我都相識了二、三十年，自然知道他們有自己獨立的政治觀點，但這又怎會有問題？黃玉山是人大代表，參與中國的立法，但他為人低調，絕非政治活躍分子。

鄭國漢時有根據經濟學分析寫時評，這是他的社會責任感使然，但我從未見到過他對政治很感興趣。事實上他也不可能有時間參與多少政治活動，在十多年前他因工作過度忙碌而長期失眠，每夜只能睡三數小時，後得神醫針灸所治，才霍然而癒。不過，他失眠也好，睡得足也好，卻總是神清氣爽，真異人也。在他任內，多年保住我校商學院EMBA全球排名第一的位置，連芝加哥大學在港開課，也要視我們為強大的競爭者，沒有大量的專注，如何能致？香港一些人政治上腦，事事無理政治化，專業能力卻不顧，是十分可悲的。至於他們的學術地位，黃玉山與我不同專業，我無資格評論，鄭卻顯然是一流學者，一篇不算是他最重要貢獻的有關直接投資的論文，也被引用過近千次，那些學術地位比他低了幾個檔次的人若說他學術不足，豈不臉紅？利申：黃鄭都沒有與我溝通，我也不可能到他們處工作。

香港的評論人很多都抱有雙重標準。我二十多年來評論時事的觀點與方法雖都一以貫之，但在撕裂的社會中總也會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見。因見香港勢危，不能不多寫評論，這可能會引起某些反對者的不快，所以我一年多之前便索性辭掉校內所有行政職務，寫評論時便可還我自由，只是以理為據。做人要均真一點。

 

(Sky Post   2015-2-6)

香港的財富總值與分布初探 (雷鼎鳴)

我的讀者也許會知道，我對收入分布及貧富問題一直都深感興趣，在本報也寫過好些文章討論相關議題。我關注它們有短線及長線原因。第一個短線原因是因為我是扶貧委員會的成員，若不先做好功課，會容易迷失方向，人云亦云；第二個短線原因是去年我第二次獲梵蒂岡邀請參加一有關全球貧富問題的研討會，要與眾多來自歐美的經濟學家交流，不搞清收入分布的實況便容易丟亞洲人的臉，緣因我是與會者唯一的亞洲人， 險被那裏的同行視我為亞洲的代表，嚇了我一大跳。

 

但遠遠地更加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布與經濟增長都是經濟學中的兩大核心問題，它們對人類的福祉影響深遠，成熟的經濟學家都不會放棄思考它們。

 

關於香港的收入分布問題，我的主要結論不外有三：第一是香港的貧富差距一直以來都十分巨大；第二是貧富懸殊問題在回歸以來並無惡化，差距與以前無甚差別，不少論者以為差距有惡化，他們所持的理由全部經不起推敲；第三是社會流動性近年有減慢趨勢，原因是經濟增長不振，社會於是未能開拓足夠多使工作人口可以晉升的機會。

 

全球貧富 輕微收窄

 

在梵蒂岡期間，我認識了一位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一見如故。他的重大貢獻是建立了一個覆蓋全球94% 人口的數據庫，內含數以億計的各國人民多年來的收入數據，分析這些數據後，使他得到一個結論：儘管在不少國家的內部收入分布愈顯不均，但我們若把國界消除掉，視全世界人口都是同一地球村的公民，那麼全球人民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近年有輕微下降趨勢，反映世界人民的貧富差距已有收窄，其主要原因是中國、印度等人口眾多但原本極度貧窮的國家近年有大量人民脫貧。

 

米蘭奴域的結論也許可稍減梵蒂岡對貧富懸殊的憂慮。我猜測梵蒂岡搞這個研討會也許是受到去年初在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所影響。這個研討會有一結論，是全球性的收入差距擴大，會為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風險。但從當時樂施會發布的附和性新聞稿所見，論壇與會者更加擔心的，不見得是收入差距是否擴大，而是財富是否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其中一條矚目的新聞是全球最富裕的1%人口（根據瑞信集團的數據，香港可能有十餘萬人口屬此行列），擁有了全球幾乎一半的財富。

 

最近有份網報的編輯部撰文，一方面對我有關收入分布的分析不表異議，另一方面卻責我沒有注意香港的財富分布愈見不均；他們引用的數據，我可能知道得比他們更詳盡，其來源是瑞信集團自2000年起每年都做一次有關全球財富分布的報告，其中有關香港的部分似乎顯示，香港最富有的1%成年人口，在2000年擁有著全港35.4%的財富，以後連年上升，從無間斷，到了2014年，這1%已擁有52.6%的財富，至於最富有的10%，則擁有77.5%。若此結論屬實，則香港危矣！

 

該網報的編輯部肯用時間找尋數據支持其論點，是我從來都大力鼓勵的行為，他們在之前討論部分郊野公園可否用作建屋的問題上，也顯出有點經濟慧根，與一些不敢就事論事的人不同。但香港不少年輕人染上惡習，便是在討論問題時自信不足，惟有不理會別人說過些什麼，自製一個稻草人供其攻擊。這種文風是年輕人要成為大器的障礙，不可不戒。這好比幾十年前內地的戰爭片般（有郭蘭英唱主題曲《我的祖國》的《上甘嶺》是典型），美帝士兵都狀若癡呆，行動遲鈍，這便容易使大陸人民以為美軍都是少爺兵而輕敵害了性命，此事誤國甚深。

 

上述網報編輯以為我迴避分析財富的分布，其實反映他們對相關數據缺乏認知。財富是歷年淨儲蓄的總和，與收入頗為不同。在統計意義上，收入的數據準確得多，財富卻不然。試問若有統計人員跑來問你有多少身家？你能否準確回答？我是可以的，因為我有習慣每天都據市場變化而在電腦更新財富的數據，但據我所知，很少人有此習慣。就算你清楚自己有多少財富，又是否願意透露？因此之故，香港的統計處根本沒有搜集個人或住戶財產的數據。既然如此，瑞信又從何可以得知港人的財富分布？不懂問這問題便是欠缺批判思維了。

 

全港財富 難知分布

 

但撰寫瑞信全球各國財富分布報告的經濟學家，並非柴娃娃，否則世界經濟論壇及樂施會也不會以此報告為基礎發出號召。這些報告的主要作者在多年前曾替聯合國做過一份性質近似的報告，推算2000年各國的財富分布，當年香港的媒體也有報道，原因是香港的人均財富（以購買力平價計）全球排名第一。

 

他們主要的數據，是來自47個國家的住戶收支平衡表，另又有4個國家有住戶調查數據，其他近百個國家的數據，則是以靠估為主。由於香港根本不存在他們所需的數據，所以他們在報告中一早便坦率說明，香港的有關數據質量「低劣」（poor）。既然他們已作聲明，我們怎能對最富裕的1%人口佔據了52.6%的財富缺乏批判思維照單全收？其實我一直懷疑他們一些涉及全球性的結論不一定站得住腳，能提供住戶收支平衡表數據的，多是發達國家（這些數據的準確性也並非無可疑之處），近百個窮國根本無條件獲得數據。在基本上缺乏根據的條件下，窮國資產被低估的可能性容易偏高。

 

要全面研究香港的財富分布，我相信是暫不可能的，但若只要求回答一些簡單的問題，卻也不是全無迴旋空間。詳列不同人等各自擁有多少財富會十分困難，但估算香港財富的總值倒可做得到，儘管誤差不會小；又因為超級富豪有多少身家早已是半公開的數字，所以最富裕的1%總共有多少資產，其估算的精確性較為可靠一點（但不完全可靠）。若有最高的1%及總體財富的數據，我們自然可驗明香港財富分布不平均到什麼地步。

 

上文提過，瑞信報告的部分作者過去曾替聯合國推算過2000年各地的人均財富。當時估算出的香港每名成年人平均擁有財富211,179美元（以官方匯率計算），但在瑞信報告中，這筆2000年的成年人平均財富卻調低到117,371美元，差別巨大，由此可知作者對有關香港的估算毫無信心。

 

回到2014年，最新的估計是每成年人平均有163,706 美元財富，這意味著．香港的總財富是9980億美元，等於港元7.73 萬億。香港最富裕的1% 人口佔有52.6%的總財富，便是據此而來。若香港總財富不止9980 億美元，則1% 的富人財富佔有率便須下調。

 

上述數字是否可靠？我認為十分可疑。美國人揮霍，無甚積蓄，但成年人人均財富卻比香港高出116.4%，台灣較香港窮，其人均財富也比香港高11.6%，新加坡則更高出77.1%，因此我相信香港的財富是遠遠受低估了。

 

住宅物業 財富一種

 

低估多少？我們可轉一轉腦筋，用另外的方法計算。歷年人口普查都有不同住戶總入息的數據，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計算出工資的總額大約佔GDP 52%，剩下來的48%便是資本的回報了。2014年香港GDP 估計約有2.24 萬億港元，這便意味著資本的投資回報總共有1.08 萬億港元，究竟總額多大的資本才能每年生產出1.08 萬億的回報？我們可用股票的市盈率作參考， 恒生指數2014年底的市盈率是11.01，由此可算出香港可用作生產的資本總值約11.8 萬億港元，遠遠高出瑞信報告中所用的7.73萬億。

 

要注意，可用作生產的資本只是財富的一部分，港人所擁有最大額的非生產性財富自然是住宅物業。香港共有269萬個住宅單位，這些樓宇值多少錢？計算時，74.4萬個公屋也應包括，因它們不但是已存在的實體財富，同時每年也可替住客省下不少租金。按揭欠債不用理會，經濟理論告訴我們，有債仔便有債主，有人欠下100元的債，便有人擁有100元的信貸，互相抵銷成零。就算香港樓宇的平均值只得150 萬元（實際不會這麼低），樓宇的總值也超過4萬億，那麼港人財富的總值便起碼有15.8 萬億元，是瑞信估算的兩倍有多。如此說來，最富裕1% 的港人擁有的財富可能只是總財富52.6% 的一半左右，即26.3%。

 

投資教育 方為上策

 

其實上述的計算仍有遺漏，在現代的生產中，資本已沒有這麼重要，新的意念或人力資本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曾用計量經濟學估算過，佔GDP 52% 的總工資中，其實當中的40個百分點並非回報勞動力，而是人力資本的回報，這便等於2014年GDP 中的8920億元是人力資本的回報，港人人力資本的總值由此也可推算為可能接近10 萬億元（投資人力資本回報率往往比普通投資更高，這裡假設它們相若）。

 

但人力資本應否也視為財富的一部分？經濟學界一般認為應該。設想有人剛在哈佛大學的醫學院畢業，但因過去要交學費，欠下一大筆債，我們會視此君為窮人需要救濟嗎？不會，因為他擁有的人力資本足可保證未來有穩定的高收入。他的入學讀書，是一種選擇，他知道他要付出代價，失去早日工作賺錢的機會，而且會欠債，其賬面財富變成負數，但他仍這樣選擇了，原因是他知道他的財富只是由一般的形式變成人力資本吧了。

 

瑞信所發現及世界經濟論壇所關注的財富高度集中並非無的放矢， 但我們也應了解，低收入之人要往上流動，把僅餘的財富用作教育投資是有效途徑，他們這樣做，可以提高未來的收入，但卻會減少現在的賬面財富。若把注意力放在賬面財富上，反而不及盯著收入分布這麼有用。至於香港的財富分布是否變得更不均，我們實無足夠證據支持或推翻任何相關的論斷。不過，我們倒是知道，若要長遠地縮窄收入或財富的差距，投資在教育上仍是最值得推動的政策。

 

（信報  2015-2-3）

香港政改成敗的三套理論 (雷鼎鳴)

今年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施政報告》雖如常地觸及人口老化、土地房屋等民生問題，但社會的焦點卻放在報告提到的「港獨」問題上。

 

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港獨」不可能成功，一些學生說他們只是「學術討論」，但他們明白在社會科學範疇上，什麼才稱得上「學術討論」嗎？這先要他們把自己的假設清楚說出，逐一驗證是否成立，再檢查邏輯推理是否正確，最後亦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提供證據，以支持其推論經得起實證的檢查。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中的相關文章又有哪一篇符合這些「學術討論」所要求的準則？所以與其說這些文章是「學術討論」，不如直接了當坦白承認其為鼓吹革命。我不一般性地反對革命——若革命可以使人民更幸福，搞革命沒有什麼不對。但若革命得不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而且會導致香港從此一蹶不振，兼且付出生靈塗炭的代價，便論之有害無益，香港的情況正是如此。

 

但從社會這些異見中，我們也可看到特區政府施政事事不順，做什麼事也會遇到很大的阻力。為了港人的利益，我們必須思考如何破解這困局。

 

我相信基本的問題是政府有無足夠的政治能量去支持其施政，政治能量來自政府有沒有大多數人民認可的授權。在中國及西方的歷史上，帝王的權力來源可被視作來自上天，除非天命有變，否則權力不可質疑。香港殖民地時期，港督的絕對權力來自英國王室及政府，也不容任何挑戰。在回歸初期及之前的一年左右，董建華的威望如日中天，我多次見證不同界別人士一知道董建華來訪便都從心底裏大為緊張，急忙接待，唯恐有失。董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人民卻承認他被授權，權力的來源是大家接受香港回歸祖國這一歷史事實，中央的任命便已是足夠的授權。時移世易，在今天的香港，上述的授權也許已不足夠，特首需要的不單是中央的授權，也要得到民意授權，缺一不可。

 

中央向誰授權可以十分清楚，但民意授權卻需一個量化的標準，這自然是靠點算普選中的票數了。缺此，人人都可聲稱其心儀的候選人才是真正的民意代表，大家都輸打贏要，永無結局。我多年來寫過不少文章，論證投票結果如何解讀，本身便是一大困難，經濟學中早有定理證明了選舉結果不一定可反映到真正的民意。不過，投票選舉有一個重要優點：它雖不一定能準確反映民意，卻可增加踢走不稱職首長的機會，所以民主制度值得支持。在香港今天的形勢下，普選特首更可使他（她）的認受性得到量化，使行政主導不再是一句空話。

 

眾所周知，特首的普選機制仍在諮詢，有二十七位泛民主派議員表明要否決他們口中所說的「假普選」，政府需多爭取四票，才可使政改通過。這四票會否出現，是香港目前政局的核心問題，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我較為中間偏悲觀。當中有三套理論可解釋不同泛民議員的行為。

 

第一是泛民異口同聲的說，他們只接受不經篩選的「真普選」。根據《基本法》，特首要得中央的任命才可成真，而中央並不視這委任權是橡皮圖章。邏輯上，若有普選，特首便必須得到中央及港人的「雙認可」，兩個都是必要條件。泛民所聲稱的取態意味著兩個可能性，一是根本不承認中央有篩選權，一切以選舉結果為依歸；二是承認中央有委任權，但策略性地希望若一旦得最多票者不被中央接受，可製造中央與香港的直接衝突，激化矛盾，泛民可從中得利。抱有此種想法的泛民不會讓政改通過。

 

第二套理論是泛民議員憎厭現任特首，但現在的局面卻是，假如政改獲得通過，香港出現有競爭性的普選，也許有九成以上機會現任特首不能連任；但如果政改被否決，香港政改原地踏步，以現任特首得到中央支持的程度，他連任的機會也會有九成以上。既然如此，若泛民真的想除掉現任特首，理性的選擇便是要放出四張支持票，使政改通過。

 

第三套理論是純粹從政客的利益出發。特首若是從普選選出，他手上之票大概也會接近二百萬票，但立法會議員有些一兩萬票便可當選。若議員要癱瘓施政時，特首大可說﹕「我有兩百萬票，你只得兩萬，你吵什麼！」香港近年的政治每以將政府官員變成挨打的沙包為主導，若此「常態」被特首得到授權而扭轉，不少政客熟悉的鬥爭藝術會淪為無用之技，他們將來地位能否保持，極成疑問。若普選出現，他們也許會鼓動支持者大量投白票或廢票，使獲選者尷尬，但他們成功的機會不大。據此，他們會不肯讓政改通過。

 

我不知道二十七位泛民議員誰相信哪一套理論。但第三種理論涉及政客利益，而不單止是理念，所以我認為更加有解釋力。但世事如棋，我們又怎知沒有四個或以上的人會更相信第二套理論？若有，政改便可通過。若否，則香港社會經濟還要面對長時間動盪。

 

(亞洲週刋     2015-2-8)

 

 

港獨失去民主失去民族 (雷鼎鳴)

港獨是分離主義的一種，據百度百科所下的定義，分離主義的目標是從現存的主權國家中分離出一部分領土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家。這是單方面的行為，當事國政府不會接受而且大多都會強烈反對。它與捷克及斯洛伐克般的相互同意分手不同，與亞非拉絕大多數民族獨立運動也不一樣，通常是指少數族群單方面要求與主權國的分離。

 

分離主義世界各地都有出現。百度百科列出世界上有三十三個國家存在分裂主義力量，例如英國過去有北愛爾蘭要求獨立，去年蘇格蘭也有搞公投要脫離英國但不成功。世上亦有幾個國家被裂解，孟加拉與巴基斯坦本屬一國，但在外力干預下變成兩國；東帝汶經過二十六年戰亂死了一萬二千人後也脫離了印尼獨立；南斯拉夫與前蘇聯都有解體為多個國家，當中引起的戰亂及死亡使人嗟嘆。

 

郡縣制有利一統

 

歐洲在歷史上經歷過封建社會，一座座堡壘及其領地便像是獨立的小王國。十九世紀時德國及意大利都經歷過依靠大規模軍事活動的統一運動，才出現兩個強國。現在歐盟試圖在經濟上把更大部分的歐洲統一起來，也可視為這些國家相信統一會帶來好處。不過，歐洲在歷史上既長期處於分裂，各國中要求獨立的勢力一定存在。英國以外，西班牙、比利時等國都有要求獨立的聲音。至於中國，自秦統一中國開始，便實施郡縣制，下級政府一層一層服從上級政府的官僚制度十分有效，這是二千多年來中國能在大部分時間維持大一統的最根本制度因素。歐洲在羅馬帝國年代建設了大規模質量良好的公路網與橋樑，不少至今仍可使用，若有地區搞獨立，羅馬軍隊可迅速通過公路掩殺而至，羅馬帝國維持統一靠的是基建與軍隊，效果比不上中國的靠官僚制度。

 

香港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有人說香港回歸中國是盲婚啞嫁，自是昧於歷史的說法。公元前214年秦帝國在嶺南設三郡，香港歸南海郡所管。1955年深水埗李鄭屋邨發現東漢古墓，中有刻上「大吉番禺」及「番禺大治歷」的磚塊，古墓可能是一鹽官所有，墓中刻字似顯示當年香港屬於番禺。長久以來，香港一直是中國的重要產鹽基地，採珠業及輸出土沉香到內陸也支撐著香港的經濟，直至清初1661至1684 年間，實施「海禁」，全民要從海岸移往內陸，違令者斬，香港過往的經濟生產才遭根本性的破壞。但在鴉片戰爭以前，香港的元氣已漸復，九龍城侯王廟有塊1822年的石碑，碑中所刻，是記錄了當時侯王廟復修商戶的捐款名單，當中顯示，香港經濟根本與廣州等地的經濟一脈相承。

 

現在香港有人要鼓吹港獨，涉事者雖自稱只是搞「學術研究」，沒有行動，但以其內容及毫無興趣提出符合邏輯並可被實際世界驗證的假說，就算寫下多少註腳，也很難與社會科學的「學術」拉上什麼關係。若不信，把文章投到國際知名的學術刊物，可看看會否被接納刊登？不過，我倒不認為思想要有禁忌，認真思考一下港獨的可行或不可行倒也無所謂。

 

邦聯制未必有利

 

若要鼓吹港獨，第一步便應搞清其願景，亦即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港獨會帶來什麼？最有利的情況當然要包含中國對港獨毫不反對，中港兩地關係和諧，兩地繼續貿易，經濟互補。眾所周知，一個細小沒有天然資源的地方若無法與外間貿易，其經濟必然無法發展。這個問題對資源豐富的大國並不構成太大困難，大國就算進行鎖國政策，也可靠國內各地區的互通有無來維持生命，但香港此等小地方卻不行。但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小國與人自由貿易，倒也不是沒有生存的空間。

 

不過，以香港的地理位置及歷史因素而言，她的最大貿易夥伴顯然便是內地。香港大半的出口目的地是內地，香港大半入口貨物的來源地也是內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貿易額都與內地拉上關係。金融服務業及旅遊業也早已與內地掛上緊密關係。香港賴以為生的經濟體制可否減低對大陸的依賴而與世界其他地方接路軌？不是不可能，但恐怕要吃大虧。經濟諾貝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曾推斷到了2040年中國的GDP會佔世界40%，另一位諾獎得主史蒂格列茲（Joseph Stiglitz）也說2015 年是中國世紀的開始，兩位一左一右的著名經濟學家都看好中國經濟，香港若反而要與其隔絕，豈不愚蠢？況且世界各國對亞洲的經貿興趣主要集中在中國，香港自己生產自己打開國際業務，不可能不事倍功半，人民生活水準大幅下降。

 

這裏當然有一明顯的問題：香港若獨立，中國哪有可能與香港保持和諧關係？不揮兵過來，幾稀矣！上述的和諧關係，只在「一國兩制」的框框下才會出現。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香港若犯上中華民族的大忌，要獨立搞「兩國兩制」，會連「兩制」也完全失去。若要保存兩制，就算從毫無民族感情的港獨人士角度看問題，也不能不尊重「一國」，就算他們不喜歡，也要視此為必須付的代價。

 

有些人以為邦聯制是應走之路，先不論中國絕不會答應，就算搞得起來也不見得對港有利。歐盟雖不完全等同邦聯制，但其以共用貨幣去統一各國經濟，卻有邦聯制部分之實。統一貨幣但同時各國的財政又分開，所造成的道德風險早已使歐盟要面對一波又一波的經濟危機。美國各州雖各獨自有其稅收及法律，但聯邦法律、統一指揮的軍事力量、聯邦稅制、外交權及全國性的總統及國會，使到美國人根本便等於活在一個統一的國家中。美國在建國初期沒有憲法，只有一份五頁紙的《邦聯條例》，在1781年生效。按此條例，最初的十三州可以各自為政，她們根本不理會聯邦政府，也不肯交稅，最後不但聯邦政府欠債纍纍，州政府一樣債台高築，直至1789 年3 月4 日《憲法》實施後，全國各州的統一性加強，美國才慢慢成為強國（見本報2012年10月8日拙作《昔日的美國，今日的歐洲，明日的香港？》）。

 

「兩國兩制」難以實行

 

港獨就算在最有利的條件下，其願景也不見得有何吸引之處，但若真是徹頭徹尾的搞港獨，港人又要付出什麼代價？首先便要港人都聲稱自己不是中國人。在各種民意調查中，儘管有些問題問得不合邏輯，但我從未見過有一選項是「我只是香港人，絕非中國人」。若有這選項，我相信只有極端思想的少數人才會選。完全放棄了中國人這一身份認同，哪怕這只是文化或歷史上的認同，對很多港人來說是一極昂貴甚至是不可接受的代價，對重視思想的人尤其如是。去年11月30日《亞洲週刊》搞了個特輯，利用台灣思想家殷海光逝世45周年的機會，訪問了他一大批名重學林的學生，陳鼓應、王曉波、馮耀明、林毓生等等，他們都知道這位自由主義大師一生追求自由民主的建設重視法治，但絕不會贊成台獨或港獨。

 

殷海光是一位我很敬佩的思想家，他很多門生都是我的朋友，他喜歡海耶克，曾向林毓生教授說他也是個「芝加哥學派」，香港上一代的知識分子很多都會讀過他《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他「午夜夢迴，苦思焦慮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他所主張的自由民主是為了救國之用，絕不會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也不會願意把反共變成反華。他的觀點我十分同意。

 

我們要注意， 港獨不可能只是反共（其中有些人思想左傾，還可能信奉共產主義），它一定也是反華的。就算中共倒台（正如一位港獨學生所希望的），新政府也絕不會願意讓香港獨立，因為這必會留下千古罵名，所以港獨不可能不與中國人民為敵。香港本地及外地的大量華人知識分子又怎會肯幫助香港這一「異國」發展？

 

港獨帶來災難

 

港獨後的港人最難面對的即時困難是經濟。中國不派兵殺至已是萬幸，又怎會肯利用香港作為貿易及金融中心？我們只要分析一下香港的經濟結構，只可能得到一個結論，港獨只可能使經濟全面崩潰。

 

若要重建新經濟，沒有一、二十年以上又如何可能?香港的財政儲備只夠支持港人幾個月的生計，就算港人把自已的儲蓄都拿出來 (早有一部份因港元崩潰而化為烏有) ，也會坐吃山崩，餓死者眾，不會有其他的結果，也不會有十餘年的時間讓港人去等待轉機。

 

上述已是假設了香港真的成功獨立，但這可能性其實近乎零。若鼓吹港獨者無甚實力，人人都不以為意，任其胡謅，也許大家尚可相安無事，但若有多人支持，中央政府便不可能不大力打擊之。它成功的機會愈大，愈會帶來更凌厲的打擊，軍事介入，生靈塗炭是不可避免的。港獨分子在可見的將來根本談不上有什麼軍事力量，他們若要有一鬥之力，便只能隱閉身份搞恐怖主義活動，捨此是沒有其他辦法的。

 

港人面對港獨所帶來的前景會如何回應？絕大部分人不可能支持。既然如此，港獨也只可能是極少數極端分子的活動。這意味著港獨與民主本身是格格不入，而且既然避免不了恐怖主義活動，又怎會不違背法治？顯然地，它會使香港失去民主、失去法治、失去經濟、也失去中國。烏托邦的思想，套用殷海光一篇文章的題目，只是使香港「向墳墓進軍」。

 

使人奇怪的是，像港獨般如此不智的主張怎會有人支持？我估計支持者也深知港獨不可能成事，他們也沒有意圖真的大搞革命，他們只是抱著一種僥幸心態及正在採取騷擾性策略。若中國或香港政府相信港獨不成氣候，他們反可大肆活動，宣傳己見。但在中央政府眼中，港獨已過了其底線，不可能放任之，若有任何打擊或報復活動，港人卻有可能被拖下水，甚至有沒頂之災。

 

港獨是一神經病思想，對港人利益有嚴重威脅，我們不能不鳴鼓而攻之。

 

( 信報  201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