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似乎是不少港人的共識。上周末我的母校華仁書院搞了一個以「耶穌會教育」為主題的研討會，探討了什麼才是優質教育，十分有意義與合時。會議得恒生銀行行政總裁李慧敏女士資助巨款，邀得北京黨校的利瑪竇專家余三樂教授及兩位來自海外的教育專家作主題演講，亦召回孫明揚、呂大樂、劉進圖、曾浩輝等多名校友發表意見，我敬陪末座，也以「地球村公民所需的自由教育」為題，述說己見。
因資訊科技的發達及貿易額的增加，世界各地的人民早已被「全球化」的力量連結起來，互相影響，互相依靠。香港自鴉片戰爭以後，英國人雖與清政府簽訂了貿易條約，但他們很快便發現沒有華人做買辦中介人，與內地的貿易進展根本難以順利，香港很快便成了中介人的集中地，把內地與世界接通，亦成為港人的核心技能，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急速發展，香港的中介人角色更為突顯。
弔詭的是，香港的命運一方面更有賴於她是否能把中介人扮演好，另一方面卻出現了所謂的「本土主義」，部分港人變得更加內向，對中國政府與人民都排斥，對世界其他的種種事物也了無興趣。本來「本土主義」與擁有全球視野面對世界並不必然相衝突，「本土主義者」若能發展香港獨有的文化及充分利用其經濟優勢，對全球的文化與經濟也可以有貢獻，反正全球化並不意味着要拋棄各地自身的特色，若港人能以開放的態度，盡情吸納別人的優點，並把香港的強項貢獻世人，那麼「本土主義」與全球化可以是相輔相成的。但可惜部分港人迷失方向，畫地為牢，把自己的心靈與視野都封閉起來，本土主義與全球化便成矛盾，不利香港的經濟與文明的發展。
年輕人須學懂合作包容
要破除後一種局面，香港需要什麼樣的教育？既然我們生在一個急劇變化中的社會，應付變化、適應變化，並懂得利用變化的能力是必需的。我們也希望港人能在變化中扮演較主動積極的角色，這便要求我們的下一代能培養出有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創造力，缺此，香港的競爭力會慢慢消失。在無可避免的全球化大潮下，年輕人也要學懂如何與人來往與合作，開放、包容，欣賞別人的優點及尊重有異於港人習慣的文化。「躲進小樓成一統」，排斥或害怕與外面世界的往來，只會製造無數無謂的摩擦，使自己一輩子都過着痛苦而且事業不順的生活。
以上的正能量特質需要一種動力去推動，它便是自信。自信的人不會畏懼與別人來往，哪管對方是什麼人。他們知道自己能力及優點的所在，見到別人的長處時，反而容易懂得欣賞，不會害怕或眼紅。但自信與狂妄往往是一線之隔，前者是根植於對自己及世界有真實的認識，後者則建基於「不知己不知彼」的虛幻，破壞性大於建設性，兩者的差別，不可不察。
由此觀之，時代對我們教育界有很高的要求，香港需要生產出一大批有知識、有分析力、有判斷力、充滿自信而又知道自己不足的年輕人，他們懂得如何擁抱全球化及與此有緊密關係的中國崛起，而又不失去自我，能保存自己優點，並能思想開放，有源源不絕的創新能力。這些要求是否陳義過高，脫離實際？
答案是要在教育模式中找尋，並要特別注意成功的教育模式。我在教育的歷程上比較幸運，小學時遇上極優秀的啟蒙老師，中學時經歷過華仁的耶穌會教育，大學則完成了芝大的自由教育，研究院時獲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指導，但若要述說較切合香港需要的模式，則應集中討論芝大的自由教育及華仁的耶穌會教育，兩者都大有來頭，而且我在上周的研討會中才悟到，兩者是相通的，只是側重點稍有不同。
學生能得到思想上的自由
懂得美國教育史的人都知道，芝大是美國自由教育保存得最完整的大學之一，有人甚至認為它是自由教育最後的堡壘。我過去在本報已曾多次介紹過其特點，這裏只稍作描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有譯作博雅教育或通識教育，這些譯法雖也有優點，但我認為並不能真正反映其核心理念。
此種教育模式可以使學生又博又雅，但最重要的目的卻是要學生能得到思想上的自由，並從此產生出源源不絕的創造力。要注意，思想自由並不等同於胡思亂想，而是無拘無束地對任何觀點，哪管它們是來自朋友或敵人的，都敢於及善於提出質疑，並有能力找出獨立及站得住腳的答案。
芝大用的方法是除了訓練現代知識外，還要學生閱讀及討論古代經典原著。在我的那個年代，畢業要讀畢45門或以上的課（現在是42門），若是主修經濟，45門中只需8門是經濟便可，其他的都是讀古書或與主修無甚關係的一些課程。讀的古書一定是要原著，作者俱是如荷馬、亞里士多德、聖奧古斯汀、莎士比亞、馬基雅維利、伏爾泰、馬克思等等數百年才出現一次的獨領風騷的人物。
這些人能成大名，必有其「無中生有」的創造性思維，而他們之間，幾可肯定，意見一定互不相同。我們後學的責任便是把自己腦袋變為他們隔代爭鋒的場地，從而觀摩出屬於自己一套的思想。
這樣做有多種好處，取其犖犖大者有二。第一是耳濡目染，自己也吸納到優質的思辯能力及看到別人如何能夠think
out of the box，有利培養創新能力。第二是見慣了歷史上最超卓人物的風範，可以培養出宏大的志向。
第二種好處尚有另一種間接效果。蘇東坡的千古名篇《留侯論》有云：「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上述的勇者，連「無故加之」、別人明屈也不會憤怒，最有可能達到開放、包容、冷靜的境界，其心理素質的基礎便是有廣闊的胸襟、遠大的志向，多讀歷代超卓人物的著作後，等同見慣了世面，胸襟與志向自會孕育而出，性情修養也當會有所不同。只要看一看香港近年的局面，便知這些質素如何重要。
利瑪竇來華傳教的歷程
耶穌會成立了數百年以來，對教育一直視為核心。今天其在全球中共有784
所學校或大學，學生有433083人，是跨越全球的最大教育網絡，其沉澱出的教育理念與經驗不容低估，就算在香港這小小的地方，它的學生在各行各業中也是名人輩出。耶穌會教育有什麼特徵？
我並不擁有這個問題的答案的專利權，但從自身的經歷及與同學老師的討論大概可得如下觀察。
它首先重視全人教育，並不只要求學生學業上的超卓。這與中國古代教育要求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所包含的道德、藝術、體育運動、文學與數學的多方面發展大有共通之處，與芝大自由教育不宥於一門學問的寬廣性也殊途同歸。第二是它的自由。學生讀書的壓力不大，有空間自由選擇愛好，並參與多種團體活動，鍛煉與人相處之道。第三是它德行高尚的教育家以身作則所表現出的原則性與極為靈活的實用主義的適應性。此點不簡單，須要稍作解釋。
耶穌會士都是傳教士，當然會重視依靠道德感染力弘揚其教義，但他們修為鍛煉中有所謂的依納爵冥想（Ignatian
meditation），當中宗教色彩濃厚，但卻不會把深沉的思索劣化為幻象，他們一向認為要掌握面對，而不是逃避現實。正因為他們對現實不用迴避，所以其適應性極強，甚至可以說成是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論」的先驅，這與歷史上天主教內不少思想守舊的人物相比，頗使人耳目一新。
從不少例子可看到他們的靈活性及適應性。我讀書時好些愛爾蘭神父喜歡穿着中國士人的白色長袍，因其尊重中國文化也。耶穌會士利瑪竇在晚明到中國傳教時不但學好中文，還替中國人的拜祖先習俗辯護。要知道，教廷中不少人並無如此高的開放性，容易視中國的傳統習俗為異端邪說。利瑪竇年代的歐洲人多相信「歐洲中心論」，但中國卻自認為天朝大國。據上周研討會一位美國來的講者所演示，利瑪竇繪製了一份《坤輿萬國全圖》，使中國人知道世界之大，但圖中中心位置卻是中國，而非歐洲，顯示出利瑪竇完全有能力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世界，丟掉自己根深柢固的歐洲角度。利瑪竇最為世人所知的倒是他與明朝的科學家徐光啟合作，把西方科學引入中國。利瑪竇此舉的部分原因是他本身對科學十分尊崇，但同時也不能排除他以此為吸引及爭取中國士大夫的手段，方便他弘揚教義。耶穌會中人對真實世界的適應能力如此之強，有時會被人誤為「什麼也做得出」之輩，故英文jesuitical
一字不但可譯為「耶穌會的」，也含有「奸狡」、「蠱惑」的貶意。
但抱有此態度，以為耶穌會士是毫無原則的人是大錯特錯了。我中學時有位神父在黑板上奮書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目的如何不能用以將手段合理化），這是與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推崇的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針鋒相對的，可見他們自有一種底線。港人對原則性與靈活性如何拿捏，大有可向耶穌會學習之處。
上述的教育方向肯定會有人認為是在唱高調，不合港情。我不同意此種觀點，正如上周研討會有位講者所言，對窮人（poor
people）施教，絕不能用劣質教育（poor
education），否則問題更糟，香港一些普通的中小學生便不能用自由教育嗎？舉個反例：古代西方世界的教育有所謂「七藝」，包括文法、修辭、辯證、算術、幾何、天文與音樂，整個西方世界嚴密數理邏輯的發源，來自被稱為除《聖經》以外對世界影響最深的一本書，便是2300年前古希臘歐基里德所著的13卷《幾何原本》（後人加上2卷註釋變為15卷），據芝大同學台大數學家康明昌教授的考證，利瑪竇只讀過頭6卷，他與徐光啟也只合譯了頭6 卷，這已是中外科學史中的劃時代大事了，中國從此有人得脫利瑪竇對中國人完全不懂得什麼才稱得上是「證明」的批評。今年初我在史丹福大學的書店中見到此書的英文版大喜若狂，連忙買下，回家後翻閱，發現其相當內容與我中一至中五時全港中學生所共用的Clement
Durell近百年前所寫的幾何課本基本上相同（當然是Durell抄了歐基里德）。既然《幾何原本》此等理應在自由教育中學習的人類智慧結晶也可被全港當年所有的中學生學習，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說自由教育太過艱深，陳義過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