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曾有4名學生在5天內先後自殺，震驚特區政府與社會。據《南華早報》的數字，本文執筆時，今個學年已有22名年輕人自盡，與近年一整年平均才有20多人相比，數字是有所增加了。究竟這是結構性的轉變，還是短暫性的特殊因素造成，目前仍言之尚早。
人的生命是極為寶貴的，知道有人自尋短見，我們難免都會感到哀傷。世界衛生組織（WHO）把自殺看成是一種病，並在2014年出了份百多頁的研究報告《防止自殺》（Preventing
Suicide），詳細討論各國有關自殺的情況。醫生對病人可以充滿同情，但在分析病情時卻必須十分冷靜，否則容易令病情惡化；同理，我們對香港的自殺狀況也要小心思考，以求找出最好的應變之道。
大事渲染或有反效果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2012年全世界共有804000人死於自殺，因為部分自殺個案不一定進入到官方的統計，所以這數字很可能是低估的。就以這個數字作基礎，在2012年，世界上每10萬人中，平均就有11.4人自殺死亡。香港的情況如何？據港大自殺研究中心的數據，1997年，香港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12.1；到2003年沙士和負資產大量出現時，自殺率達到高峰的18.8；到2014年，估計總自殺人數是893人（即平均每兩三天便有一人自殺身亡），初步估計的自殺率是12.3。
從這些數字可見，近年香港的自殺率回落後，與世界的平均大致相若（注意：上文提到的11.4是低估了的），與九七回歸時的12.1也無顯著差別。今年的數據會否有較大變化，值得我們注意，但單憑近日的一些個案，未必能把自殺率大幅推高。若現在大事渲染，反而可能有反效果。
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自殺都不會是好事，有些宗教和國家，還會視自殺為犯罪，但這也不是毫無可爭議的。2006年，物理學家霍金到科大演講，曾被問到他對自殺的看法。霍金數十年前發現其病患不能治癒時，也曾企圖閉氣自殺，但不成功，他以過來人及毋庸置疑的智者身份發表意見，份量自然不輕。他的觀點有兩個部分：第一，每人都有自由結束自己的生命；第二，自殺會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他過去在不同的場合所作的有關評論，也與2006年的說法相符。有自殺的自由（包括安樂死）及自殺是錯誤的論述，與經濟學對自殺的分析亦若合符節。
經濟學如何分析自殺？首先我們應確立生命是有價值的，人願意付出代價以保存生命。人若是死亡，這價值便會消失，自殺則是親手把這價值毀掉。但生命的價值誰去判斷？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自己才是最有資格的判斷者。試想若別人說你的命不值一文，你會同意嗎？當然這也有例外，某些偉大的人自己做事可能奮不顧身，為人類犧牲性命眉頭也不皺一皺，但人民卻會認為他的命極有價值。在這裏我只採納主流經濟學中的假設：當事人自己才是生命價值的判斷者。
生命的價值如何量度？經濟學家從前曾以未來的一生能賺多少錢作標準，但這顯然有缺點，有些人已經退休或根本不想工作賺錢，但他們會認為自己的生命已無價值嗎？近數十年來，經濟學中早已用另一觀念代替上述的標準，新的方法是看看當事人若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最多肯付出多大的代價去保住性命，這些代價，包括借債，但債是要自己或親人還的。舉一個簡單例子，一個人遭綁架，最多肯付多少贖款（假設付了錢便可保命，但有時這不一定有保證）？又或肯付出多少醫療費，以求可上手術台得回性命。
智者也有萌生自殺時
以此概念推導，人的生命價值絕非無限大。我們知道，若生活過得有規律和檢點一些，壽命可以延長，但不少人便是不肯付出此種代價，反映出他們並不把延長生命看得這麼重。有些人則喜歡高危活動，例如探險或跳傘等，這也說明喪命的風險抵不過參與這些活動所得的樂趣。經濟學家便曾以不同人等肯付出或不肯付出多少代價，把死亡率改變了多少，去推算出不同背景、不同年齡及擁有不同財富的各種人等不同的生命價值。一般而言，年紀大，行將就木的人自我評估的生命價值會低一些。
這裏還有一個重要的相關概念，我們雖然不能確知自己可活多久，但可以付出代價延長生命。多保健、驗身、運動、注意營養等等都是控制壽命的工具，但並非人人都肯付出代價。例如醫藥費增加，便會對自己或家人造成負擔；也有些人到了一定年紀後生活無趣寂寞，甚或因病痛苦，生命對於他們已毫無質素，價值變零或負數。在醫院中，醫生往往要問清楚重病病人的家屬，在危急時是否還要施救，還是只提供善終服務。不繼續治療，甚或選擇安樂死，都是在提早結束自己的生命。有些沒有得到適當照顧的人，其選擇可能更為簡單，便是自殺了斷。
此類提早結束生命或自殺的行為，當然頗具爭議性。但從資源配置的角度而言，卻是有其合理性。美國一份研究指出，在人生最後一年所用的醫藥費，大約是一生人醫藥費的22%左右，最後一個月則在7%左右，另一些研究卻認為這該更高。稍為延長生命，卻因而要耗掉大筆積蓄，降低了生活的質素，這是否值得？
在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所提供的數據中，我們可看到，在大多數國家中，老年人的自殺率遠高於年輕人。例如，在中國，15至29歲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有4.2人，70歲或以上的，自殺率則增至51.5。很多其他國家，如意大利、德國等，也同樣是年紀愈大，自殺率愈高。此種現象，與上文所述理論吻合，年紀大了，生命的價值下降，在這些人當中，生命價值趨零的機會大於年輕人，因而自殺率也增加了。
但上文所述較為適用於心智成熟、思想理智的人。正如霍金所言，他們有自由去決定自己生命的長短。不過，包括世衛組織報告的多項研究也指出，絕大多數企圖自殺的人，精神都可能出了問題，起碼是心情極度抑鬱，在此種條件下，他們所作的決定是否足夠理性，令人懷疑。霍金自己顯然也是十分理性的人，他因疾病而帶來的痛苦非我輩常人能體會，所以他曾自殺我們也只能理解並尊重其自由，但事後連他也認為當時是錯的。人總會受情緒影響而作出錯誤決定，而此種錯誤卻因人死燈滅而事後無法挽回。
世衛組織的報告也顯示出，雖然在大多數國家老年人的自殺率最高，但在另一些國家中，年輕人的自殺率卻是高於所有其他年齡的人，印度和美國便是重要例子。年輕人有著大半輩的前途等著他們，生命的價值理應很高，出現零或負數的人數應很少，為什麼在某些國家中，年輕人的自殺率卻最高？我相信這主要是精神或情緒的影響所致，不應是他們理性的決定。對於這些人或部分長者，霍金論述的第二部分是適用的，他們的自殺是很大的錯誤。
對於那些經詳細考慮仍然決定要離開人世的人， 政府干預的空間幾乎並不存在。政府要針對的，應是那些生命本仍燦爛卻因情緒問題而造成自殺的人。但政府或社會可做什麼？
情緒學生忽然隱沒
從幾天內便連續有幾宗學生自殺的個案看來，他們之間互相模仿的機會很大，世衛報告中也指傳媒煽情的報道會對自殺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在香港要傳媒自行克制恐怕不是易事，就算主流傳媒肯合作，網上媒體或社交網絡也不會買賬，我在報上讀到中大精神病專家李誠教授的訪問，他的一個觀點我不但認同，甚至是時常掛在口邊的。
網上平台的出現，表面上是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讓網民可以自由接觸到更多不同的觀點，但實際效果可能剛好相反。在真實世界中，我們不可避免地會碰到很多與己意見不同的人，面對面的交流互動，使我們較易學到包容，但在網上的虛擬世界中，因為大家往往不知其他人是何方神聖，自己的身份藏而不露說什麼也不用負責，言詞較為偏激，互罵是常態，容易黨同伐異，慢慢地只願沉溺於一個同聲同氣、相對較安全的小圈子中。這種小圈子不但使他們的思想更封閉，視其他人的觀點為充滿邪惡的陰謀，同時也會太受自己常到訪的平台的言論所左右，失去獨立的判斷力，一旦煽情的自殺新聞遇上感到挫折的人，後果不堪設想。
政府有能力改變網上的生態嗎？我很悲觀。某些主流媒體可能會願意減少煽情報道（每年近900宗的自殺案也不見得宗宗有報道），但並非每個媒體都肯這樣做。減少社會怨氣嗎？這可能有用，但我們也要注意到，近十多年來怨氣增加了，但自殺個案卻從2003年高位逐步下降至平穩，這顯示怨氣對自殺的影響可能並不大。教育局多派心理學家或社工到校園輔導？這或許有效果，但我從前管理過科大商學院數千名本科生，也遇過好些情緒低落的學生，甚至是自殺的個案，感到最難解決的是，當某學生出現了情緒問題時，他很可能在大眾的視野中消失，有資格及專業知識輔導他的人未必察覺到他的存在。
我相信朋友或親人的幫助作用可能更大。1967年香港暴動過後的幾年，港英政府突然用上大量資源鼓勵學生參加唱歌比賽、舞會、夏令營、工作營等等課外活動，以耗掉他們過多的精力，但效果之一便是健康的群體活動增加後，學生多了朋友，也變得更快樂一些。今天特區政府或許也可參考此故智，朋友是減少自殺的重要因素。
(HKEJ 2016-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