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台前主播柴靜去年拍了套名為《穹頂之下》有關內地霧霾的紀錄片，轟動一時，最近《財富》雜誌更把柴靜選為全球領袖中的第28位，突顯環保問題的受到重視（對霧霾的分析，可見本欄2015年3月9日的拙作〈《穹頂之下》的霧霾經濟學〉）。
在水資源嚴重缺乏的華北，柴靜建議用水把煤先洗一洗以減少污染是否行得通，又或她有關能源分析的數據，都存有爭議，但《穹頂之下》的確引起人民對環保的關注；據說中央領導人也曾召開討論霧霾的會議，柴靜的努力，並無白費。
森林消失 象群遷離
霧霾只是中國環保問題的一部分。在經濟發展、 人類不斷對自然界作出需索的條件下，環境是否不可能得到改善？我過去曾提出「環境庫茲奈斯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的概念，指窮國收入上升時，會因工業的引進而污染增加，但到了人均GDP超越6000至8000美元左右的轉捩點後，人民對環境的訴求愈來愈高，愈肯花費資源改善環境；再加上社會有更多的資源與財富控制污染，環境問題會得以改善。中國的人均GDP已在8000美元左右，再過幾年便可進入世界銀行所劃分的「高收入國家」行列，EKC第二階段的條件已逐漸形成。
在技術上，APEC藍是一種啟示，政府要有藍天，藍天便真的如期出現，可見中國並非無能力改善環保，問題是這要付出多少代價而已。走些彎路，犯些錯誤在所難免，但如何可少走一些彎路？
我們若要更深入的了解中國的環境問題，並制訂出有效政策，須從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歷史角度思考人類的行為，以及他們與大自然的互動。人類大肆破壞大自然，已有數千年歷史，EKC顯示出的樂觀前景，是以高收入新科技為前設條件的，但無論未來怎樣走，起點卻是不能脫離過去的歷史。
澳洲的漢學家艾文（Mark
Elvin）於2004年出版了一本書《大象的撤退》（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對中國4000年來的環境史提供一個別樹一幟的角度。在現代工業出現前的數千年中，人類破壞大自然最嚴重的行為，莫過於大量砍伐樹木，摧毀森林。艾文認為，若要看中國歷史上少了多少森林覆蓋的面積，更簡單的辦法莫如觀察大象撤出神州大地的過程。
大象與森林有特殊密切的關係。大象怕冷怕熱，需要樹林阻擋陽光長時間的曝曬，每天需要大量的食物與水，後者不但要作飲用，而且是降溫的工具。大象的適應性不強，牠們棲息的地方若失去樹林，便活不下去；但大象遷移的能力卻很強，日行數十公里，絕無問題。根據這些條件，某地的樹林砍伐殆盡後，大象是必會遷離的，跟蹤大象撤退的路徑，等同知道森林消失的軌跡。
艾文大量引用內地學者文煥然在《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一書中提供的資料，指出4000年前，在今天北京附近的地方有大量大象活動繁殖，其後大象逐步南遷，到了2000多年前，主要棲息地已轉至長江與淮河之間，以後南遷不絕；到了宋元明期間，華南廣東福建一帶，野生大象仍多，今天則只在雲貴邊陲小量地方才見蹤影。
大量植樹 覆蓋增加
古代華北有象？不要忘記，河南省中原地方別名是「豫」，此字由象而來，顯示古時中原是象群棲息之地。商朝的文物器皿和甲骨文中，象常有出現（另一龐然大物犀牛在中國歷史上，跟象也有類似的重要性）。夏商時代，華北天氣遠比今天溫暖，象的南遷，會否只是天氣後來變冷所致？這只是部分原因， 文煥然等人有查核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氣候變化，發現在秦漢時期氣候一度回暖時，大象只是從淮河流域一帶稍為北返，沒有再回歸到夏商時期的老家，原因正是華北的生態早已變化，不少樹林已遭破壞。
為何要斬樹，並且要趕走象群？原因是農民與象有利益衝突，前者須拓地耕種，砍樹焚林，是他們取得土地的手段，且野象可能踐踏農地，尤其是一些給群象所逐的孤零零流氓象的破壞力更大。中國的農民並不喜歡大象。
我曾有疑惑，象在南遷過程中要渡過黃河長江等天險，牠們沒有船，如何做得到？我有此疑問，蓋因受象棋中的象不能過河這一觀念所惑，以為象不懂游泳，殊不知象實乃超級泳手，其體形巨大，排水量驚人，可浮在水中，其長鼻可輕易伸上水面呼吸，有此天賦異稟，在水中連續游泳五六小時輕而易舉；有說斯里蘭卡的大象都是從印度渡海游過去的，黃河長江根本擋不住牠們。
數千年來，中國的農民便是不斷斬樹作燃料，開墾土地耕作並多生育人口，歷代中有關大量伐木的記載也多得很，唐代柳宗元的詩《行路難》便是一例。我念大學時，曾寫過篇研究習作，是關於中國樹林的。依稀記得，解放初期，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只剩下等於國土面積的5%左右，與世界當時三分一的覆蓋率相差巨大，中國的環境遭破壞得實在厲害。五十年代，中國大力推行植樹造林運動，據官方統計，到了五十年代後期森林覆蓋率已回升至10%，但當然離世界的平均覆蓋率仍甚遠。
今天情況又如何？有關世界各地森林覆蓋率的數據，不同機構所報道的，往往有些差異，我只選取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數」（WDI）的數據。據WDI的數字，中國的森林覆蓋率於1990年是16.7%、2000年是18.9%、2013年是21.9%；近10多年來，種樹造林運動規模巨大，每年新造樹林面積大約等於一個麻薩諸塞州！不過，21.9%與2013年世界平均的30.3%森林覆蓋率仍有很大的距離。
我們也要注意，2000年世界森林覆蓋率比今天更高，是31.2%，這意味在世界不少地方，其社會不是在造林，而是在摧毀樹林。例如菲律賓在二十世紀中，森林覆蓋率便從70%跌至20%，印尼、越南和非洲不少國家都有類似的嚴重情況。上述情況與EKC的道理吻合，窮國在發展過程中對破壞環境往往毫不在意，甚至是不遺餘力。中國近年的改善，雖仍未足以補救幾千年來的破壞，但在造林這單一項目上，總算是進入了EKC的第二階段，即收入提升後會逐步改善環境。
中國造了這麼多樹林，是否已經走上修補環境的不歸路，以後一切向好？這又未必。2013年中國的人均可耕作土地只得0.08公頃，與世界的平均0.2公頃差別很大，與歐洲和中亞的0.46、美國的0.48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土地的壓力仍大，城鎮人口激增，在個別地方仍須伐木。
更大的問題是，過去的造林效果是否理想？華北地區缺水，沙漠化嚴重，中國所種的樹品種單一，主要講求樹根可深入土地低層吸收水分，有時新造樹林中的土地表層變得更為缺水，可以抓得住沙土的草不能生長，風沙繼續肆虐，新種的樹能否存活是一大挑戰。
環保科技 大有需求
環保的科技問題可以通過研究解決，更基本的問題是人與自然的關係要如何定位才能使人類得到可持續的、最大的幸福。我們其實不能責怪我們的先輩為何不斷伐木破壞環境，不這樣做，以從前的科學水平，他們有能源煮食、有土地耕種嗎？他們連生存也有困難；但今天條件已不一樣，經濟的富足與科技的進步已可使我們從另一層面訂定策略，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並非不可達到。
上文提過，治理霧霾的核心問題是願不願意付出足夠的代價，其他與環保有關的問題亦如是。這便構成一個典型的經濟議題：付出資源，搞好環境是否符合經濟效益？據一些估計，中國每年因大氣污染而過早死亡的人可能高達50萬人。生命有價，按照關於霧霾經濟學我去年的拙作所訂定的假設，每年少50萬人死亡，粗略估計等於每年創造了5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效益。此種效益在傳統的GDP計算上不會包括在內，但這只是GDP計算上的缺失，並不等於生命無價值。每年5萬億元的回報，假設市盈率是10，那麼投入50萬億元的資源去改善環境也是符合成本效益之事。
常有人認為中國產能過剩，其實這只應針對煤炭鋼鐵等生產過剩的行業，經濟中有另一些部分，是產能嚴重不足的，環保便是一例。把資源從產能過剩的地方抽過來投在改善環境之上，正是在新時代推動經濟增長的新亮點。
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中，上面的分析並不適用， 原因是古人若要生存，擴充耕地才是硬道理，而且當時也未有出現因工業化而帶來的霧霾與其他污染，生命並未受到污染威脅，但現時情況已不一樣，中國已在EKC的拐點中轉了方向，未來數十年，環保及相關的工程與科技在中國大有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