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變得比前更躁動，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社會撕裂對立、 不少人感到不安焦慮、挫折感明顯、語言暴力司空見慣、肢體暴力和暴動也冒了出來，蠻不講理、仇恨言論充斥、不同人等怨氣沖天，互相表示對對方的憤怒，香港會否走上自毀的不歸路，使人擔心。
去年5月8日我在《晴報》寫了篇題為〈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短文，文中討論一份由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牽頭的研究報告《世界快樂報告2015》（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5），根據該報告的數據，港人主觀地認為自己快樂的程度有5.74分，世界排名72，但若按照可量度的客觀準則，包括人均收入、壽命、政府和企業的廉潔程度、社會對個人可提供的支援、自由程度和社會的慷慨度等等，香港「理應」排名極為接近排24的新加坡。
葉問絕不在港搞革命
不同國家地區的人對自己是否快樂的主觀感受是否可比，我們大可質疑，但薩克斯等人又的確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找出此種主觀的快樂指數與客觀的因素有著頗密切的關係，只是香港似乎是例外。用另一角度看，香港或許存在著另一種未有量度到的客觀因素，大幅拉低港人的快樂程度。若不理會這因素，港人的快樂指數與客觀條件所應給予到他們的快樂，落差巨大，若說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也無不可。這個落差有多大？從《報告》的數據中可計算出，與戰火連天的敘利亞和盧旺達相若！
我們可把一些常被提及的怨氣來源找出來，例如年輕人對前途感到悲觀、買不起房子、社會流動不足等等，再與歐美社會比較，據經濟諾獎得主史蒂列斯（Joseph
Stiglitz）在Project
Syndicate最近所寫的一篇文章，這些問題在歐美社會同樣嚴重，而且在那裏，年輕人還往往會欠下一筆要幾十年才還得起的債；但在這些地方，人民的快樂指數仍遠高於港人，主觀快樂程度與客觀快樂條件的落差也比香港小得太多。為何港人如此自悲？
要分析此等問題，我們須有合適的分析架構。在大學二年級時，我在鄒讜教授的「中國共產運動」課中所要閱讀的課本之一，便是今天已成經典、被引用過5600多次、葛爾（Ted Gurr）所著的《人為何反叛》（Why Men Rebel），書中系統地闡述了一個並非葛爾原創的概念，叫「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並以此解釋世界為何會出現叛變、暴力革命等等。這個概念倒也簡單，而且合用。
所謂「相對剝奪感」是一種主觀感受。人民總會對世界有所期待，認為有些地位、資源、權利、財富是他們應得的；實際上，他們真正有能力可得到的，與其期待往往有落差。自以為應得的權利與客觀實際能力的矛盾便是「相對剝奪感」。此種剝奪感愈強烈，涉及的領域愈寬廣，集體性暴力出現的機會便愈大，人民便愈變得有攻擊性。
從上可知，人會否反叛，並不只是取決於他們的主觀期待有多高，或他們的能力有多強，而是取決於兩者之間的差距有多大。在港英年代，港人收入低於今天，受教育的機會遠遜，廉署成立前貪污泛濫，在政府中華人公務員難以身居高位，社會中的歧視嚴重。我們不能說當年社會一直都風平浪靜，毫無躁動，起碼1956年與1967年都出現過大規模的暴亂，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也所在多有，但相對於今天，當時社會總算較為平靜，沒有什麼人會想過要推翻港英政府搞港獨。
愈受譴責愈感光榮
當年的港人有能力可得到什麼？是非常少的，制度上比今天遠為不民主，自由度雖高，但也不見得高過今天，幾個人聚在一起也會犯上非法集會罪，警方的政治部會盯著社會中的問題人物，不時有人遞解出境，生活上的窮困便更不用說。港人得到這麼少，為何不革命？明顯的原因是他們同時也明白實際環境的局限，對政府和社會的期待也很低，能力與期待都同樣低企，實際所得與希望所得差距不大，心境便平和。五十年代武功高強，但家境貧困的葉問，也絕不會在港搞革命，因他並無過高訂定自己的期許也！
今天是不同了。香港的社會經濟困難雖然眾多，但總算是一個相對富裕的社會，一般家庭不用再擔心有沒有能力支持子女讀大學或甚至只是中學（我的小學同學中便有不少極為擔心可否支持中學的學費），港人可達致比前較高生活水平的能力是提升了，但為什麼怨氣會更大？用葛爾的分析，這顯然是他們期待的所得也遠超從前，所以「相對剝奪感」可以變得更為強烈。正如葛爾在《人為何反叛》一書中有言，人可以很易形成超出自己能力的願望，但當發現自己願望不可能達到時，很易便會憤怒。
當社會中的「相對剝奪感」明顯存在時，總會有些人希望社會出現巨變，甚至是港獨。他們若想事成機會增加，重要條件之一便是多找人支持，自然而來的策略便是激化其他人的「相對剝奪感」。這有兩個步驟，一是說服群眾他們有權利可以得到更多；二是告訴他們，現在他們得到很少。舉個例子，去年他們提出的所謂「真普選」，實質效果是把中央政府視為橡皮圖章，這對實行中央集權有2000多年歷史的郡縣制的中國來說，是不可能接受之事。一個沒有平衡各方利益的制度，在港不會行得通，既然如此，某些人的「相對剝奪感」便會加強，有利於將來「革命」的出現。要注意，「相對剝奪感」這個名詞有「感」這一個字，是要突顯這是一種感覺，而不一定是港人客觀上受剝奪更甚。
不過，在社會中有「策略」地推動「革命」的「有心人」總只可能是少數，要加深明白部分港人的怨氣，我們可能還要輔以其他的原因。小兒的專業是神經科學的研究，他曾告訴我，若人受到外間很大的刺激，某些行為方式可能會永久性地受到改變。例如吸過毒的人毒癮很難戒掉，神經細胞中某些部分像永久性地按了鈕般，不易回復，就算毒癮現在表面上戒掉，多年後若再吸毒，癮便隨時全面回歸。正規的神經科學家絕不會輕易為一些社會動盪提供一個細胞層次的理論基礎，但我研究的是社會科學，不免會猜測一些重大的甚或是帶有創傷性的社會事件和個人經歷， 會否也會在人的神經系統中帶來一些永久性的影響？
我不是神經科學家，當然不能回答這問題。我素未謀面的中文大學著名精神病醫生李誠教授常閱讀我的文章，使我受寵若驚，他曾多次用電郵與我溝通，介紹一些精神病和心理學的理論（我年輕時也曾頗著迷於心理學，並修過這方面的課），他的其中一個觀點，便是現時社會中的一些極端分子有傾向只視自己的意見為正義，無法領略為何其他人的觀點是正確的，此種有性格障礙的人，就算為社會所譴責，也只會更覺光榮。要改變這些人的想法十分困難，就算在療養院中，效果也只是稍好而已。此種從專家手中所得的論述，使我對偏執是長久病態的判斷，又多了幾分信心。但當然，這需要相關專家的研究才可確立。
搞好民生才是正確策略
李誠也認為，互聯網的出現把一些本來是各自分隔的精神上脆弱的人連了起來，他們互相影響並加劇了其極端思想。我近日寫過篇文章，指梁天琦是不是在港出生，對心存開放的港人來說，本來是無關宏旨之事。我不知其第一代移民的身份有否使他在幼時遭到不合理的歧視，但他代表的極端本土派卻帶頭歧視內地人甚至是新移民，使人感到奇怪。
後來有人告訴我，香港不少極端本土派的代表都是新移民，這更使我好奇要明白此現象。李誠介紹我閱讀一些資料，並特別點出「反應形成」（reaction
formation）這概念，粗略地說，是指某些人所說所言，與其真正所希望的完全相反，這些人往往感到要隱藏某種他們自己不可接受的事實（例如自己是內地來的），於是不自覺地把自己打扮為一位立場完全和極端相反的人。有時某些事使他們產生焦慮、羞恥或畏懼，他們不會承認，但會想方設法「昇華」出理論，認為這些事都是道德上錯誤的。此種過分心理補償的需要，並非所有正常人都能明白。
互聯網既把這些奇怪的人組織起來，既告訴我們香港社會存在不少反社會甚至可能有病態的人，也驚醒我們堅持以事實為根據的政策理性辯論的重要。若我們滿足於讓一些性格有障礙的人帶領社會，會否這些人的「相對剝奪感」便會消失？這有可能，但只對極少人適用。若政策是胡搞出來的，缺乏理性的支持，社會只可能更糟，造成更多人有更嚴重的「相對剝奪感」。社會的話語權不能讓予一些極端分子。
從紓緩矛盾的角度看，葛爾書中有一假說值得參考。社會中有些矛盾很難解決，有些則較易，但就算只有一部分矛盾能解決，「相對剝奪感」也有可能回落，這便有助於減低怨氣，從而使不同人等較容易溝通，在困難的問題上，理性討論便有可能。什麼是較易（但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民生問題是也。政府若集中精力搞好民生，其實是正確的策略，困難的政治問題可在怨氣減低，大家心平氣和時再議。
有關
reaction formation更精準的討論，可參考http://changingminds.org/explanations/behaviors/coping/reaction_formation.htm
(HKEJ 2016-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