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尚未真正回穩，其中日本經濟依然沉痾不起，這正是世界經濟未能全面復甦的一個重要指標。去年日本GDP增長只得0.6%，前年更只得負0.1%，日經指數近月頗有波動，但從去年12月至今已下挫了17%；以美元計算，日本去年的名義GDP還比不上2008年金融海嘯的那一年，可見安倍晉三雖三箭齊發，但看樣子無一中的，箭箭皆空。
日本無論在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還是人口老化的程度，都與香港極為相似，甚或比香港領先半步， 日本的情況在不少方面很可能是香港未來的寫照，我們不可不防；而日本經濟政策的成敗經驗，又恰好可成為香港的參考，我們或許可以從日本的失敗中總結經驗，避免實施一些錯誤政策。日本的反面經驗，不單香港可總結吸收，對內地一樣有參考價值。
安倍三箭 全數落空
2015年日本人民的年齡中位數是46.5歲，中國是36.8歲，香港是43.6歲（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事實書》的估計），從這些數字可見，日本人口老化程度高於香港，更大幅度地高於中國內地，但從出生率和預期壽命看，日本與香港幾乎沒有差距，這意味日本只是進入老化期比香港為早，後者稍後便會追上今天的日本。至於中國，其老化程度則可能要數十年後才出現日本今天的局面。雖則如此，人口結構所帶來的問題，往往要數十年才可化解，中國若要研判人口對日本經濟的影響，現在並非太早。
安倍的三支箭是什麼？一是寬鬆的貨幣政策；二是短線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三是對勞動市場及產品市場作一些改革，例如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前二者是典型的凱恩斯政策，目的是刺激短線需求，第三支箭則勉強可歸納為對經濟的結構性改革，類似內地近月常提到的所謂「供應側」（又稱「供給側」，supply
side）政策，有別於凱恩斯的「需求側」（demand
side）政策。嚴格來說，安倍的第三支箭尚未完全射出，其結構性改革，根本沒有大力推行，他有做的，主要是在貨幣與財政政策上，正如新古典經濟學家所相信的，此種政策不但解決不了問題，而且可以令問題更糟糕。
日本貨幣政策較早階段是搞量化寬鬆，安倍委任了新的日本央行行長後，政策目標是要把通脹率推到2%，手段是降低利率，大量用新發行的鈔票回購長期的政府債券。這些政策的後果是日圓大幅貶值，從2012年12月26日安倍擔任首相起，至到2015年6月6日日圓的低位，美元相對於日圓共升值46.9%（即日圓貶了約32%），日經指數在同一期間也升了近97%，但若以美元計價，日經指數其實只升了34%左右，這個34%，可能相當大程度地是因為利率下降至接近零所致。
今年1月，日本央行更把商業銀行儲備的利率壓至負數，但市場對負利率的意義解讀分歧，不少人認為這不可能持續，亦有認為是央行絕望下的舉措。利率見負，日圓卻反其道而行，今年1月31至4月30日，日圓倒升14%，但強日圓卻使股市下挫了約10%。我們若把各時段的日圓價與日經指數找來，容易見到兩者有很強的相關性，日圓愈貶值，股價便愈高。
從上可見，寬鬆的貨幣政策對股市是有些影響， 但正如上文提到，GDP卻是巍然不動，無論貨幣政策如何寬鬆，也無法對經濟產生出長遠影響。財政政策的效果則更加不濟，安倍利用日本2011年地震後基建須要修復的機會，大量增加政府開支，以圖推高經濟。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政府增加開支，意味她的赤字要加大，若要阻止此事發生，則須加稅，日本的消費增值稅被迫從5%增至8%；甚至有種說法，認為她要增至10%才會達標。
加稅雖對縮減赤字有利，但對經濟卻十分不妙。日本政府為何既要增加開支刺激經濟，又要加稅？這是她無可奈何的選擇。1991年，日本政府欠債只佔GDP六成多，今天已升至230%；若非利率低企，光是還息，已令日本政府吃不消，她哪裏還有空間多開支而又不加稅以致造成更大的欠債？
工作態度 今非昔比
從GDP六成多的欠債率上升至230%，當中實包含一些重要問題。過去20多年來，日本運用反周期的赤字預算財政政策不可謂不積極，否則欠債哪會增加得如此多？有些相信凱恩斯政策的人認為，日本經濟毫無起色，只是因為刺激政策力度不足，若再加大開支，終於也會有效果。我不認同此種觀點，再擴大開支，只會令日本的債務加劇，更難翻身。20多年的政策試驗已足夠長，是毋須再試了。
政府欠債增加到GDP的230%、負利率、量化寬鬆，在在都顯示出日本政府已扭盡六壬，但於事無補，這很值得香港與中央政府的注意。內地近月強調要走「供應側」政策，《人民日報》在5月8日發表「權威人士」的訪問，對過去一些刺激政策也不以為然，正是暗合新古典經濟學的看法（將來才詳細分析這篇訪問）。
其實，反周期的刺激經濟政策目的雖然是要穩定經濟，在經濟下行時要把它推高，在過熱時把它冷卻，但往往事與願違，令經濟波幅更大而不是更穩定。原因何在？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後果並非是立竿見影的，它們的效果要經過頗長的時間才能浮現出來，政策制訂者容易因為見不到所希望見到的結果而承受不了政治壓力，從而過火地加大政策的力度；到政策最後出現效果時，時間已經不對，本須提振的經濟那時可能已經變成須要冷卻，須要冷卻的變成須要提振，反周期的穩定政策成為了新的震盪的來源。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也試圖增加幾十億美元的開支去挽救經濟，但這些資金竟需時幾年才能逐步用到，頗使人有賊過興兵之感，但美國的情況絕非例外。
日本經濟的困局與她的人口結構也有重要的關係。她進入人口老化期比香港來得早，勞動人口減少，須要扶養的長者增加，但錢從何而來？年前香港政府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工作小組）評估了因人口老化而帶來的醫療、福利種種新增的財政壓力，並得出結論，若政府不早作準備，到了2042年，政府不但會用盡儲備，還會欠下大約等於到時GDP 150%的巨債。當時的計算並無包括須要大幅用錢的任何形式的全民退休保障，也沒有把日本的經驗用作參考，但工作小組所得的計算結果，卻是與日本的經驗驚人地吻合。
搞了20多年，日本經濟還在原地踏步，這對日本社會會帶來什麼衝擊？日本在二三十年前早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人民生活水平高，但這是否意味日本人民能頂得住經濟長期停滯所帶來的挫折感？我看未必。日本過去一些世界級品牌的產品似失去了光環，從前日本造的小汽車幾乎獨步天下，質量極佳，但近年常聽到因某些零件有問題而要回收。10多年前日本的不少電器用品聲譽很好，但近年很多品牌已給南韓超過。在美國的家電商場，你會發現日本的電視機洗衣機等用品，已經淪為二流，售價遠比南韓的便宜。
人的因素第一，日本人工作的認真態度，可能已不如前。經濟若長期停頓，社會流動必然差勁，在這種條件下，人民工作的積極性會大打折扣。
我們可以更直接觀察到日本人的心理狀態。聯合國委託薩克斯（Jeffrey
Sachs）等人搞的快樂指數報告，內中數據顯示日本人快樂程度的排名為世界第53名，比起排第50的意大利、第47的馬來西亞，與第22的新加坡都要遜色。以日本經濟與科技等的發展程度看來，她應該排名高得多，但這也顯出日本人的挫折感確實存在。皮爾（Pew）研究中心做過調查，它發現60%的日本人認為現今經濟很不妙（只有8%的中國人認為中國經濟不好）；更具啟發性的是72%的日本人認為他們的子女將來的生活水平比不上他們。預期下一代過得比不上這一代，是很悲觀的判斷，但這正是日本人當今心情的如實反映了。
(HKEJ 2016-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