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與周三（11月29-30日），「幫港出聲」的訪京團在北京會見了張德江、王光亞與陳佐洱幾位與港關係最密切的中央領導人，張曉明也在張德江委員長的會見中列席。我因從來不參加政治團體，所以嚴格來說並不是「幫港出聲」的成員，但卻一直是其理念及不少活動的堅定支持者，與其中的部分成員亦有私交，所以「幫港出聲」邀我同行，我雖然忙碌，要重新安排大量工作及約會，也欣然答應，得以見證中央對港政策的一些重大轉變，我周三晚不睡，周四凌晨3時坐機趕回港，倒也值得。
中央已下打擊港獨決心
上周的會見，最引起外界注意的是規格極高。張委員長的會見本來是1小時，原本的計劃是周融報告「幫港出聲」過去的活動，鄭赤琰則談港獨和釋法等理論問題，我負責談社會矛盾和青年問題（部分講稿見本月6日《大公報》），馮家彬則介紹未來的工作計劃，我們每人限談7分鐘，加起來是半小時，其他時間便是委員長說話了。
不料我們每人說完後，委員長都會詳細回應，我習慣性地講過了時3分鐘，張對我的回應可能有7分鐘左右，而且會面早應結束時他突然宣布還有話說，繼續了大半個小時，會面的總時間變為兩小時。為什麼要提到這些呢？從會面前後工作人員的安排與溝通可見，他們做事一絲不苟，座位排名及時間分配等等明顯都經過精確計算，超時自然是委員長有意為之，再加上兩天的會見中，領導人多次高度讚揚及肯定「幫港出聲」的工作，這次超規格的活動，顯然是在發放多項重要的政治訊息。中央對港政策有不變及大變的部分，港人宜小心研判。
但凡習慣處於權力高峰的人，說話大多小心，因為若一句說話遭人誤解，後果可大可小。領導人究竟要發放什麼訊息？我因在現場觀察，或許對情況掌握得準確一點，但以下所說，只應理解為我憑筆記和記憶的個人解讀，是否百分百符合領導人的原意，我可難以保證。
最核心的訊息是打擊港獨與團結大多數港人的辯證關係，亦即它們的矛盾對立統一。幾位領導人多次重複發放的有關港獨的訊息是明顯和強烈的，中央顯然對此已開過會，正式定調。各領導人當然都知道港獨不可能成功，但卻認為港獨活動本身便足以替香港帶來巨大的損失。張德江用過「禍國殃民」、「居心險惡」、「居心叵測」的字眼；陳佐洱說要把港獨分子變為「過街老鼠」，對港獨不能抱「東郭先生」的態度。
我相信中央政府已下了決心，對打擊港獨絕不會手軟，但最好是香港人自己先做，中央也實在不想過於插手香港事務。把港獨扼殺於萌芽，使其毫無機會發展，可能已上升為國策；對於認為香港沒有港獨，只是小學雞在嬉戲的觀點，中央只會嗤之以鼻，不再相信，甚至會認為這是居心叵測。這是合理的態度，與我幾年以來的看法不謀而合。倘若港獨發展出了勢頭，中央如何可向國人解說台獨、藏獨、疆獨？用洪荒之力打擊港獨是必然的，誰低估這個決心或甚至站在港獨一邊都可能遭殃。
但共產黨中人習慣以辯證法思維看問題（港人若不懂辯證法，對中央的政策分析很易荒腔走板），有了打擊一面，卻必會有統一戰線中的團結一面。幾位領導人同時又大派定心丸，強調中央絕不會採納對香港不利的政策，而且表示信任大多數港人（我估計若非「幫港出聲」等團體組織過數以百萬計人參與的簽名運動，中央出招可能便會更重手）。對反對派發放回鄉證，既是張德江貫徹年中到港時對泛民要求的承諾，亦是藉此機會表明反對派並不等同是中央的敵人，一小撮港獨分子才是。有人問過港獨分子可否也可得到回鄉證，但領導人未有回答這問題。
上述政策大有可供思考之處。團結大多數與打擊一小撮是矛盾的對立體，但在一定條件下卻可統一起來互相轉化。通過打擊一小撮共同的敵人，可否把港人再團結在一起？此種方法在一定條件下有時是可行的，例如美國「九一一」以後，人民與政府的共同敵人是拉登與隱藏在美國人民中的恐怖分子，打擊恐怖分子便成功地變成了團結美國人的工具。
至於在港是否要營造條件把打擊港獨變為團結人民的工具，我們還須拭目以待。從港人利益的角度看，不與港獨劃清界線者，可能會被視為港獨的同路人甚或支持者，與中央的關係易變為敵我矛盾，但若旗幟鮮明地反對港獨，則與中央的矛盾便不是敵我的，一切好商量。
上述政策仍存有一種漏洞。我認識一些在內地的台灣商人，他們告訴我，他們表面上反對台獨，但實際上並不一定如此，原因是台獨愈猖獗，中央便愈可能推出更優惠的政策統戰台灣商人。同理，既然港獨可以使到中央視之為主要打擊對象，其他人等豈非更可利用中央的統戰政策從中圖利？他們哪有誘因反對港獨！
此點的確可慮，但卻不難化解。整個政策的難題是如何把港獨當作打擊的標靶，但其他的人卻不遭損失。中央除了直接懲處港獨分子外，也應觀測港獨發展的程度，若港獨發展蓬勃，那麼便可能顯示出港人沒有積極反港獨，中央可收回一些優惠政策；反之，若港獨失敗，中央則可加倍獎勵港人。政策與誘因要合理掛鈎。
香港只能是經濟城市
按照以上的分析，誰可當上明年的特首？各領導人對此都守口如瓶，隻字不提特首人選。這是正確的取向，若中央一早欽點，反而把麻煩扯到自己身上，並無好處。不過，中央卻又確有開出了條件，誰人在港獨問題上和稀泥，便等於在重要的治港問題上與中央意見有差距，他/她不可能成為特首。但這只是必要條件，並非當特首的充分條件。我相信若有特首競選人不鮮明地反港獨，那麼他/她頂多是陪跑者而已，不會當選。當然，若今次選舉並非只通過1200人的選委會，答案可能不一樣。
為什麼對「幫港之聲」有如此隆重的禮遇，致使張德江多見了1個小時，陳佐洱舉行一個90分鐘的座談後還再宴請，王光亞則通過周融發放回鄉證的消息？我也在琢磨此事，但估計中央是看中「幫港出聲」的群眾性。
在中央眼中，「幫港出聲」曾立了大功，兩年多前它得到多個團體的支持，找來近200萬人的簽名，反對派雖不斷抹黑它，例如自己派人去胡亂簽名，便說它的工作人員監管不力，但殊不知在中央眼中，這更可能是「幫港出聲」工作有成效的佐證。派人胡搞幾十個簽名，在百多二百萬個簽名中根本起不了作用，若非它的工作有威脅力，何須花費資源抹黑它？我兩年多前到過不少街站，都見到各方人等排着長龍等簽名，中央對此大事當然亦早已派人監察，周融報告統計數字時，中央要員似乎比他更熟悉。
但為什麼找「幫港出聲」首先代傳回鄉證的公布呢？我見到這份公布其實早已準備好，只是找人讀出而已，在場的記者也許都會注意到周融拿着一張印有講稿的紙。公布派發回鄉證予反對派，是一可得分的舉措，在特首競選快將出現時，若由現任特首公布，可替其加分，對其他候選人不公。由一個與政府及政黨不相干的人去公布，有助中央建立她對各候選人中立的形象。我一早已注意到今次中央似刻意保持中立，沒有公開表明支持誰反對誰出來競選，但倒是沒有預料到在公布回鄉證問題上也如此小心。
我11月11日在本報刊登的〈人大釋法後十個問題〉一文中，曾推斷釋法顯示中央並不完全相信香港的司法界，甚至政府和立法會有足夠決心或能耐杜絕港獨在港的活動。此種判斷今次在長時間的交流中得到多些支持。中央要員對香港當局打擊港獨不力確有不滿情緒，但此種不滿，不一定針對個人，而是針對整個體制。
彭定康來港反港獨，中央如何看待？是把他看成是「黃鼠狼拜年」！
有一點委員長是反覆論述的，便是香港只能是一經濟城市，香港的地位決定於她的經濟。換言之，若香港經濟退步，她在中央眼中的地位也會削弱。委員長認為香港經濟從全球角度看，還算不錯，財政有盈餘，但他警告，香港的競爭力無論相對上或絕對上都在下降。房屋太貴，人均居住面積及不上內地的一半，房價貴便留不住人才。委員長認為這些問題並非無解，但在執行上有問題，關鍵是泛政治化，政治對立，多個項目都被拖拖拉拉延誤。
委員長有勉勵港人認識國家的重要性，在外國戰亂地區撤僑是國家保護人民的一個例子，原來張德江是年前在利比亞撤僑3萬多人的總指揮，近年多次撤僑，其效率都勝於歐美。
委員長是位說話有感染力的人，對香港熟悉，從他可準確回應我們的發言時便可見一斑，說建制派喜歡向他謊報軍情，顯然是反對派想當然的猜測。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委員長對港人智商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他年中訪港時說港人特別聰明，智商高達130。香港因為是城市，港人智商高於含有農村人口的國家的平均IQ，並不奇怪，但張所引用的130，卻是高估太多。港人IQ平均只是稍高於107，比起上文說的130，相差太遠了。我在知識分子圈中見慣了IQ超過150，比我聰明的人，並不覺得平均107的港人特別聰明！
(HKEJ 2016-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