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世界政治與經濟頗為動盪的一年。歷史上，歐洲諸國之間戰禍頻仍，兩次世界大戰更是人類自我摧殘的慘劇，歐盟成立的目的之一，正是希望可通過談判，建立制度去化解彼此的衝突，但英國脫歐卻顯示出英國不少人相信歐洲精英所設計出的制度並不能保護他們的利益。
美國特朗普一直利用白人民粹主打反建制精英，最終贏得總統寶座，反映出在相當一大批美國人中的反精英情緒也頗為高漲。在奧地利、意大利和法國，極右勢力甚至是接近納粹的思想也在浮現，未來甚或影響到這些國家的管治權力。
當然，極右民粹反精英的思潮也不見得是一面倒沒有反對者，英國公投後有脫歐支持者大感後悔；特朗普勝出後，不少知識分子和年輕人都如喪考妣，深憂美國的國運。在亞洲，南韓朴槿惠貴為一國總統，算是權力精英中的精英，本人似無貪污卻可受可能是邪教神棍的閨蜜控制，不能不使韓國人失去面子，對此等精英大感失望。至於香港，反管治精英、反財富精英，甚至是反知識精英，不但在網絡世界早已盛行，在主流媒體中亦容易見到。
反精英民粹四特徵
社會無論變好或變壞，在產生變化前，通常都會有與變化相適應的思潮出現。在香港生活的人或多或少都應感受到社會在變，但香港的變或某些人的不滿是否只是香港本身的孤立現象，還是世界性的問題？我們卻是不可不察，否則就算能把整個政府都推翻，也未必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減低他們的怨憤。
香港與西方世界近年的思潮有何共通點？這問題不易回答，我們對思潮也難以加上精準的定義。不過，從各國對此等思潮的大量討論中，我們仍大可說得出反精英、反建制的思潮有什麼特徵。
「精英」這一名詞本身便帶有高高在上的含意，容易使人反感。戴著精英帽子的人往往並不是他們自己想戴，而是因為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因財富、知識、能力、關係等等因素而能對社會有較大影響，他們當中運氣較好的會多一些人尊敬，運氣較差的則會被認定其權力或影響力是靠利用建制、靠不當手段奪回來的。反精英者所常用的手段便是貶低別人的卓越，並告訴世界，在建制中的都是墮落的壞人，建制外的則是正人君子。
要界定「反精英」的特徵，難處在於它與其他的思潮往往混在一起，有了A便會有B，不易分割，但為了方便起見，我們仍是用「反精英」作為統稱，以描述當今我們在世界各地見到的現象。
第一個特徵是反精英民粹通常都十分排外，甚至帶有種族歧視色彩。英國有些人要脫歐，動力之一便是害怕新移民搶走飯碗，他們不會理會歐盟同時也創造不少新的職位，並容許英國人到歐盟成員國工作；特朗普說要建一堵牆阻隔墨西哥的勞工到美國去，又說要向中國的商品徵收45%的關稅，軍事上要別國交納保護費，這些都是走向自閉之路的舉措，對美國的經濟十分不妙，消費者物價會上升，但若能減少軍費，則或會有好處；排外的引申是反對全球化，以及排斥新移民，並有過分的民族主義（其實也是本土主義）色彩。
第二個特徵是反知識和專業精英，這些人被視為權力或財富建制的一部分，所以不可信。英國雖被認為是崇尚法治的地方，但法官近年卻被當作是自私自利、維護本身行業利益之輩，早前英國法院判決脫歐還要得到國會的批准才可生效時，法官更被反精英者視作人民公敵。
脫歐推動者在宣傳脫歐期間，因遭到不少專家指出此舉對英國的禍害，乾脆便說：「我們有太多的專家了！」專家的專業意見與反精英者往往相左，所以後者需要一種策略，就是貶低知識，貶低卓越，任何精英就算擁有什麼成就，在反對者眼中也是不值一文。特朗普本人在長春藤名校畢業，是有錢有名氣的花花公子，他算不算精英見仁見智，但他的自閉主義觀點顯然不為美國主流精英認同。不過，以他喜歡自吹自己總會贏從來不會輸的性格，則肯定會把這些精英的意見視為垃圾，他的支持者也有同樣態度。
第三個特徵是反精英者一般不懂得政治妥協或平衡之道，他們或許有多種不滿，但每推出一個單一論題，都會把它看成純粹無比，不能有損分毫，不能用作交換。他們可以堅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反對煤炭業、永遠免費的醫保計劃、脫離歐盟等等，推出時不同人等對自己的議題都會十分執著；至於這些議題為何都那麼神聖，他們往往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就算要拿出論述，通常都把自己個人的執著看成是民意的化身。
此種態度是典型的民粹主義，他們相信社會有某些來源神秘的共有意志，正如我過去在本報多次撰文分析，連全民投票的結果也不能免除策略性投票干擾，我們也就不能從投票結果中得窺人民的真正意向。把自己意見看成是共有意志，很容易變為騎劫民意。
第四個特徵是敵我思維十分突出，誰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便是十惡不赦的邪惡之人，要不站在他們一面，要不便是敵人。他們同時又認為建制是為了對付他們而設的，所以要報復建制；若有人批評他們不顧大局，不理別人死活，他們只會嗤之以鼻。「你們不想見到破壞嗎？我們便給你們破壞看看！」
香港特首總成箭靶
要注意，以上所說，皆非根據香港的事情而作出的描述，它們都是西方世界的評論人對發達經濟體反精英思潮所作的一些概括。但對於熟悉香港事務的人來說，上面種種豈會陌生？
香港一些極端本土派不斷在港趕客，港人已是耳熟能詳。他們視內地人為蝗蟲，自己則屬較高貴的香港民族，這與歐美民粹排外有何區別？在某些反對派支持者的網上言論可見，他們何曾對知識精英有什麼尊重？至於身為建制一部分的政府官員或管治精英，無論做好做壞，總會給人不分青紅皂白數落一番。
本土派雖然流派甚多，我們也無暇理會其大同小異的言行，但他們不懂世界有多元化的意見，不懂妥協，不懂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在他們自以為純粹正確的所謂「真普選」一役中充分暴露出來，致使幾百萬港人在今屆特首選舉的投票權遭剝奪了，香港的政制，將來也難以見得會比「8．31」所宣示的框架來得寬鬆，不尊重其他持份者的利益，強要為自己的意氣一步到位的做法，只會害己害人，原地踏步，一事無成。縱使諸事不順，他們會否自作檢討？不會的，他們敵我思維嚴重，錯的都是別人，而認為最邪惡的當然是中港兩地的政府，誰當特首，不出3個月，一定淪為箭靶。
由此可知，香港近年出現的反建制思潮，與西方世界的極右民粹反精英實在是一脈相承，起碼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特徵。不過，香港的具體政治生態與西方世界顯然又無甚共通之處，例如，香港有梁振英，美國有奧巴馬，他們的背景才情理念俱不相同，但又都免不了淪為反精英民粹辱罵的對象。香港不少人把民主選舉當作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單一萬應靈丹，歐美早已具備了這些制度，但人民的反精英民粹一樣強烈。我們不能不問，香港與歐美的社會矛盾，是否來自更深層次的問題？
我在本報曾兩次撰文，討論經濟學者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發現、稱作「大象曲線」（Elephant's Curve）的現象（最近討論是今年9月22日拙著〈社會為何撕裂？〉）。此現象包含幾點內容：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後，過去二三十年來，世界上最窮的10%人口收入增幅很低，但以上的70%世界人口（主要來自中國、印度等中低收入國）收入上升卻巨大；更富裕的近20%收入停滯，但最頂尖的1%人口收入增幅卻是極高。港人與歐美人口大多都屬於世界最富裕的20%，從他們的角度看，他們雖然努力工作，但收入總是上不了；他們同時又觀察到朋友中有部分精英在社會中能扶搖直上，總是輪不到自己。
為什麼別人收入上升，自己卻不行？在全球化生產的市場大環境下，若你做得到的，在較窮國家的人民一樣也做得到，那麼，你的收入沒有理由會上升。假如你能想出某某新主意，利用到新科技及世界市場的規模效應，那麼你可能會大賺特賺，積累到大量的財富，若掌握不到新機遇，則難以發達。
文革成反精英惡例
這本來是簡單的經濟學，經濟學家不會認為難以明白，但對身處其中當局者迷的人而言，這卻不是一個受歡迎的解釋，儘管這是經得起考驗的；使他們舒服因而較易接受的解釋是，外國的競爭者或初到貴境而肯接受低薪的新移民在搶走他們的飯碗，本土的金權或知識精英不知用何許方法，也正在取走本來屬於普通民眾的資源。因此，外來人是敵人，本土精英也不可相信，他們的論述就算如何言之成理，有根有據，都應當作是陰謀。
本地人所要爭取的是，掌控社會配置資源的權力，因此他們也會在實踐中建立自己的政治能量，以便進行更有效率的尋租活動，儘管這些活動主要只是為了增加自己的政經利益，對社會財富的創造無甚貢獻。
反精英的尋租活動不會解決到問題，若太多人把精力都用在這方面，社會中有生產力的新意念與創造精神便會缺乏泉源，社會的生產力也會日漸枯竭，經濟更加窒步難行，人民收入難以上升。我們不應忘記，世界近代史中，最可怕的反精英運動便是中國的文革，大批管治精英與知識精英被下放至牛棚，公檢法給砸碎，資本家遭鬥垮鬥臭，而國家卻變成一窮二白。
鄧小平上台後採用開放政策前的第一步，便是重用精英，把科學家、知識分子及有經驗的幹部解放出來，再展開教育改革，重啟大學之門，培養新的精英，中國人民的實質平均收入接著上升超過20倍，與此豈無關係？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各地的發達經濟體，未來經濟的表現，當會與反精英思潮的強度成反比。
(HKEJ 2016-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