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達沃斯是歷史轉捩點 (雷鼎鳴)

每年一月在瑞士阿爾卑斯山一個叫達沃斯（Davos）的小鎮所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已成國際政經界的一件年度大事，上周所舉行的論壇將來更可能被歷史學家當作是21世紀國際實力變化的一個里程碑。這次美國沒有總統或候任總統參與，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卻出席發表了主題演講，內容視野恢宏，其主張正是主流經濟學界二百多年來的核心思想，我不可能不支持。

習近平的演說顯然是針對特朗普及部分歐洲國家所出現的保護主義思潮而來。他開宗明義引用狄更斯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後的世界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經濟全球化曾被視為《一千零一夜》的阿里巴巴的山洞，現在則有人認為是潘多拉的盒子。他指出，世界經濟大海是迴避不了的，要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中國當年加入WTO也有過忐忑，但中國敢於到大海中去經風浪，雖然嗆過水，遇過漩渦，但終於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中國勤勞的人民流血流汗數十年才換回今日傲視全球的成果，七億多人脫了貧，全球經濟30％的增長來自中國。


世界融合不可擋 全球化助脫貧

習的演講稿在網上容易找到，讀者找來一讀，當可用此第一手的資料自行判斷國家領導人的價值觀及其政策。習近平演說之大受歡迎，自然與曾領導世界的美國在經濟上開始退縮走向鎖國之路有關，世界的有識之士，大都明白經濟全球化及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對人類帶來的好處；也會認同習所說的，人類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怎會不對特朗普等人的「美國優先」口號憂心如焚？論壇的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在演說後正確指出，世界正在轉向一個中國領袖，從他處得到信心、穩定及對世界貿易的捍衞。中國不但早已成為世上第一貿易大國，在特朗普孤立主義的陰影下，各國可能會逐漸放棄把美國視為精神領袖，起碼在貿易界，新一代的領袖已然冒起，中國是也！

經濟全球化無疑為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正如我過去一再指出，得益者主要是世界中七成多的人口，在發達國家中的資本家也有不少獲得巨利，但不少人卻沒有得到多少好處。這個問題主要發生在發達地區，在中國絕大部分的人民收入都有急劇增長，正如上文所提到，脫貧的人起碼也有七億多。但我們若不解決發達地區的得益包容性問題，亦即未有使在這些地區大多數人得益的問題，那麼經濟全球化所要繼續走的道路，一定會滿途荊棘。

阿里巴巴的馬雲前些時見過特朗普，在達沃斯也接受了一次30分鐘的英語訪問，其錄影可在youtube找到。馬雲確是天才，他過去對中國經濟最重要的貢獻是用他創建的網購平台，重新塑造出一整套高效率的、公平的市場秩序，只要有公司賣假貨或行騙，就可能迅速地受到懲罰。馬雲現在把賣假貨視為犯罪，法律就算懲罰不了這些罪犯，阿里巴巴的平台卻有可能懲罰到，雖然罪惡不會完全消失。馬雲今次的演講卻觸及另一重要問題，即如何增強得益包容性，發人深省。


銷售網購平民化 中小企業受惠

他比較了亞馬遜與阿里巴巴兩種截然不同的營運模式，前者是建立一個帝國，它有能力售賣的，它都會自己賣，若它成功，它會造就多一名超級富豪。阿里巴巴卻是把銷售網平民化，幫助着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成為高效的銷售者，讓這些小經營者慢慢地變為企業家。以成績而論，亞馬遜不少商品已可在幾小時之內送到購買者手中，阿里巴巴的淘寶網等也可在不少城市同樣做得到。但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在經濟全球化中只有少數人得益，沒有好好解決包容性問題，但馬雲的策略卻能更為有效。阿里巴巴成功，不但馬雲成為巨富，千千萬萬依附它而生存的中小企業家同樣賺到錢。難怪在內地的一些農村中，馬雲竟被一些人視為財神而拜！

今屆達沃斯會議中，除了陳繁昌校長外，科大經濟系尚有兩位舊同事林毅夫與李稻葵有參加。他們在科大多年，回到北大清華後發揮出巨大作用，可見我系在招聘時目光如炬，懂得辨識人才。對港人而言，達沃斯發表達出顯揚的精神，正是我們需要重視的，習近平引用紅十字會創辦人杜楠的名言值得我們記着︰「真正的敵人不是我們的鄰國，而是飢餓、貧窮、無知、迷信和偏見」。

 

(Sky Post 2017-1-27)

自殺與民粹思維的關係 (雷鼎鳴)

去年並不是很好的一年。世界黑天鵝到處亂飛，經濟也不理想。社會環境不佳容易使一些人感到憂鬱，最嚴重的，還會使人結束生命。

多年前曾讀過一篇學術報告，知道在美國失業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並持續6年，要進精神病院的便增加4,000人，自殺或死亡個案則上升21,570人。生命何其可貴，搞好經濟的確不能忽視。

有位中學同學去年底自己結束了生命，朋友都同感可惜與難過。我翻查資料，在2011年，香港男性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有16.2人，女性的自殺率則約等於男性的一半。此種女低於男的現象普世皆然，也許是男的很多都不懂得哭，無以化解憂傷。若按上述數字，假設香港的男性平均生存80年，那麼每10萬人中，最終用自殺而結束一生的大約有1,296人，即約1.3％的香港男性人口結束生命的方法是自殺。

上述的計算是80乘以16.2，按照概率論這並不是正確的計算方法，但這個速算頗為準確，家中有孩子讀高中或大學，而數學不錯的，可自行用較正規的方法計算，驗證我以上的結果有多準確。


發現有異象 應及早協助

其實，哪怕是一個自殺個案，我們都嫌多。我同屆中學同學共有約150人，到現時為止，已有3人通過自殺而離開，等於自殺率是2％，高於上述的1.3％。同學自殺前已有異象，但因恐怕涉及別人的私隱，其他朋友干預得不夠積極。此事提醒我們，在生命攸關的時候，我們實不應太重視私隱。

最近讀到一篇2015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和他的夫人蓋斯（Anne Case）合作的研究，他們發現，美國中年男性，特別是沒上過大學的白人，壽命比前縮短。美國健康統計全國中心的數據也顯示，在2014年的男性人均預期壽命是76.5歲，到了2015年，竟跌至76.3歲，女性也由81.3歲跌至81.2歲。這是自1993年以來美國人首次變得更短命，美國的有識之士對此大感震驚。

為甚麼美國人的壽命會減短？第一及第二號殺手仍是心血管病及癌，但迪頓與蓋斯卻再另有發現︰「絕望症」在美國正大幅上升！

所謂「絕望症」是指自殺、過度喝酒所帶來傷肝等的後遺症，及過量服用類鴉片藥物（Opioid，包括海洛英）等止痛及抗抑鬱藥物所帶來的影響，據近年的研究，後者有增加自殺的傾向。迪頓及蓋斯更發現，白人藍領及學歷較低的中年男性受影響最大。


工作不如意 產生絕望感

為何如此？我們大可提供一個經濟解釋。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到世界上七成左右的人口收入大幅上升（主要在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但在第一世界的低學歷工作人士收入卻無甚進步，甚至倒退，而且此事發生的時間很長，絕非一朝一夕。他們工作較前不如意，是因為自己做得到的，別國的廉價勞工也做得到，甚至做得更好，競爭力如何會不下跌？

特朗普為何可上台？他常常出言不遜，留下了不少把柄隨時可被別人清算，但他卻確實有頗巨大的支持。若果沒有說服了大批深感抑鬱，甚至要自殺的美國人，他上台就能帶來改變，他不可能贏得了這次的選舉。

特朗普在1月20日便要上任，我相信他必須討好這批支持者。搞搞貿易戰雖然對美國的總體利益有損，但可能對上述的低學歷人士有短暫利益，這場貿易戰他打的機會很大。

 

(Sky Post 2017-1-20)

故宮事件與程序公義 (雷鼎鳴)

香港不知是否被下了咒，一大批政客就像走了火入了魔，連故宮文化博物館這使人𦧲飯應的好事也要千方百計阻撓。若無他們，香港的產值一定高於現在。

故宮博物院肯長期借出一批又一批稀世珍寶來港展覽，若成事，立即便可把香港的文化品位提高幾個檔次，從此香港在世界的文化地圖中便可佔一席位，西九所有其他的項目恐怕都遠遠達不到這個身價。

旅遊業顯然會受惠，經濟也會因多了高文化水平的人來港消費而有所禆益。學生與年輕人有了實物觀賞，當可更能領略中國精緻文化的博大精深。記得中學時讀的歷史課本中有好些文物的圖片，大學剛畢業，到過洛陽的博物館，見到書本圖片的原物，興奮莫名。這些珍寶誰個城市不想要？中央政府把它們借給香港，顯然是送大禮，同時也是對香港博物館員工專業能力的肯定。我們應為他們感到驕傲！

濫用諮詢過程 延誤時機損失大

反對者也不大敢說這些文物不好，阻撓的藉口惟有說整件事缺乏諮詢，不符程序公義云云。這倒是莫須有的罪名。諮詢不是壞事，適當的諮詢可能誘發出有用的參考意見，或擺平各方的利益關係。不過，諮詢卻絕非一定對社會有利，與「公義」並無必然關係，無謂的諮詢不但會延誤戰機，蹉跎歲月，使我們一事無成。有時我們的確要行政主導，負責的官員說了算才合乎效率。

舉個例子，現代的優秀大學早已實行教授治校，校內很多重要的權力都掌於各種由教授或資深職員組成的委員會手中，政策往往是投票決定，十分民主，不是校長說了算。但某些事項，卻絕不用諮詢。

倘若有人要捐出巨款發展科研，校方高層當然不會告訴捐款人他們要經過諮詢各教授才會接受捐款，只要這些款項來路光明正大，捐款人也沒有附加校方不可接受的條件，校方怎會不第一時間答應？捐款人一旦認為校方不領情，怎會不把款項改捐至其他嗷嗷待哺的院校？這次故宮文物事件情況與此相若。

如果說沒有諮詢那些權力上腦的政客便有違公義，那麼我們便必需要問，無謂諮詢所帶來的延誤甚至是項目取消，其損失便都要市民承擔，特別是沒有錢可以到北京故宮參觀的文化人或年輕學子，他們的損失由誰補償？可以肯定，這些政客自己不會補償。損人牙眼而竟又自稱正義的，正如魯迅所說，我們不要跟他們成為朋友。

故宮文物，本來便是文化事項，應與政治無關，而且故宮前年便對長期借出文物作出建議，馬會亦以紀念回歸20周年為捐出35億巨款的理由，但有些人卻硬是要用政治私利凌駕大眾利益。

甚麼政治私利？這可有不同層次的答案。

最直接的私利市要影響特首的選舉。林鄭是熱門之一，當然會受到打擊。倘若林鄭突然說不選了，反對派對此事的興致會大減。如果主要推動這博物館的是財爺或葉劉，而他們又是大熱的話，反對派一樣會大張旗鼓。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被妖魔化了的特首，好使他們有一個可不斷使用的標靶，他們的存在價值，是建基於有敵人讓他們攻擊，誰當特首，都必要逐步妖魔化其人。

關乎特首選舉 致力攻訐抹黑

但為甚麼選故宮文化博物館，這一大眾叫好的項目作為切入點？這正是他們聰明之處。若攻擊的對象是對手的缺點，雖也有用，但效果便沒有這麼大。人民大可接受對這些缺點的批評，但隨後他們又發現被攻擊者同時也有不少優點，倘若這樣，被攻擊者的形象便不會受損太大。但如果能夠把對方的優點或強項硬是說得一無是處，成功地大肆抹黑，那麼對方的形象便會全面崩塌，政治攻訐便得到最高的效率。這當然也有風險，若人民明辨是非，看得通「為反而反」的手段，攻擊者也會遭到反噬，所以他們一旦開戰，便只能如過河卒子般，只能進，不能也不敢退。

這裏尚有一幽微的心理。某些反對派一直在編造一種有兩個要素的論述︰第一，中央不滿梁振英的路綫，所以把他炒魷。第二，林鄭的路綫是現任特首路綫的延續。此種論述的真偽是可被驗證的，若林鄭最後因得到中央祝福而當選，此論述便不攻自破，所以他們一定要用盡方法，使林鄭選不上特首，否則便太失面子了。

(Sky Post 2017-1-13)

 

河套的發展與工業政策 (雷鼎鳴)

前一陣子，內地兩位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與張維迎展開了一場關於國家是否應實施工業政策的辯論。兩位教授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名重學林，二人的辦公室在北大朗潤園的四合院建築之內，隔着一個天井，學術界也習慣了大家各持己見，不用尋求共識，但這辯論仍十分轟動，不但成為全國性新聞，連香港的報章也有報道，除了看熱鬧的心態外，我們也由此可知工業政策這個命題的重要性。

所謂工業政策，簡而言之，是政府選擇性挑出一些它認為將來有很大發展空間的行業，並對這些獲垂青者補貼資源。

我對工業政策一向都懷有戒心，在多國歷史上，它失敗的例子極多，政府往往會浪費納稅人的資源，向一些扶不起的工業輸送利益。香港過去也搞過很多甚麼甚麼「港」的，但並無真正成功的例子。


港創科產業鏈薄弱 可借深圳硬件

為甚麼不少工業政策有問題？假如某某行業前途似錦，未來利潤十分豐厚，那麼企業家就算沒有補貼，也會有足夠誘因及早投資。會否政府的眼光比企業家更好？這偶然會發生，但更多的情況是剛剛相反。更有甚者，政府政策往往受「民意」所左右，而最積極表達「民意」的，是不同的利益團體，它們對某某政策是否對總體社會有利並不在意，它們所關注的是它們本身的利益。工業政策挑選出甚麼行業來，要看這些利益團體的相對力量，例如，台灣過去受到補貼最多的不是新興的電子工業，而是傳統勢力雄厚的夕陽工業—紡織業。

但這是否表示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毫無角色可扮演？非也！政府最應該做的便是把營商創業的障礙掃除，在法規上提供方便，在金融市場中使到有潛質的創業者可以較易籌得資金，在人才市場中及早培養自己的人才及招納外地的優才。

最近香港與深圳政府達成協議，河套區的產權及管理權歸香港。這顯然是中央、廣東省及深圳市送給香港的大禮。我認為這有工業政策影子的舉措並不屬於傳統的工業政策，而且大有成功的可能，香港與深圳都會蒙受其利。

香港一直都想搞高科技產業，但過去條件並不成熟，政府就算支持數碼港等項目也是枉然，最後只變成地產項目，真正體現了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現在情況已變，香港的高校近二十多年發展迅速，實驗室已孕育出不少有潛質可產業化的成果，但可惜香港高新科技的產業鏈十分薄弱，甚至不存在，無法把新的科研成果轉為產業化。這樣的後果，是使到香港各院校畢業的科技人才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紛紛變為推鎖員，浪費了人才。

但香港之短正是深圳之長。深圳的產業鏈十分成熟，世界聞名。我校畢業生汪滔在科大研發出無人飛機的關鍵技術，但在港生產不了，要在深圳才有合適的產業鏈成就其稱雄世界的創業之舉。


深缺優質研究大學 可與港校互補

但深圳也有短處，便是缺乏如矽谷有斯坦福與柏克萊等頂尖學府，及北京中關村有北大清華在旁邊的優勢。我查過中國的官方統計，北京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總收入是4.08萬億人民幣，上海張江是1.36萬億，武漢東湖是1.01萬億，深圳的開發區是0.498萬億元，排行第四。上述的頭三個城市都有頂尖名校在附近，深圳在這方面較為不足，但若能與香港的科研結合，那麼研究能力與產業能力便可產生協同效應，為香港的年輕人及企業家找到出路，深圳當然也有所得益。

以地理位置論，河套區的確理想，在港深邊境，正好方便兩地力量充分被利用。有人嫌遠，港人不肯去上班。這是淺見。在美國矽谷工作的科技人員很多都喜歡住在有大城市生活的舊金山，每天早上一車車公司巴士便接載着員工從四十多英里以外的舊金山市區到公司工作，上下班時間塞車，一程要一個小時或以上，他們也習慣如常了。河套離開九龍近得多，為何嫌遠？年輕人前途重要也。

我相信香港政府尚應做一事，便是為河套區招納海外人才提供方便。我參與過多年的海外招聘工作，知道不少在內地長大但現時在美國工作的資深科技人員願意來港，為他們的子女提供足夠的優質教育學額是必要的政策，否則他們不會來。

 

(Sky Post 2017-1-6)

特朗普上台後的中美博弈 (雷鼎鳴)

特朗普1月20日將正式上任當美國總統。從他之前所發表的出位言論，及近日委任了幾位立場極端的人士進內閣看來，我們大有理由相信，美國社會今年將有大變。又因為現今世界各國互相依存的關係很強，此種變化亦容易使世界今年變得動盪。

 

特朗普之所以能靠出言不遜上台，自有其社會背景。過去幾十年，經濟及科技走向全球一體化，這對佔全球70%的中低收入人口非常有利，他們的實質收入急劇上升，中國與印度正是典型。但除了全球最高收入的1%人口外，其餘最高收入的20%左右人口的收入上升極為有限，美國不少白人藍領或普通中產不但事業與入息都難有寸進，甚至國內中年人的自殺率也大幅提高。在美國，全球化對美國總體有利的好處，基本上沒有被普通中產分享到。有一種估計認為，金融海嘯以後三年的復甦，91%的利益都集中到了1%的人口手上。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大可推斷，捧特朗普上台的人不會很重視某某政策對國家是否有利，他們所關注的是，特朗普是否能保護他們的個人利益，哪怕這是狹窄的。因此，特朗普就算實施一些與外國兩敗俱傷的政策，也不會使人奇怪。

 

特朗普減稅與設置貿易障礙

 

未來一兩年內，特朗普會推出什麼政策？這不易預測，皆因他並無絲毫的從政往績可考，但就他大張旗鼓宣傳過的經濟政策看來，似乎有兩方面計劃：第一，大搞基建，同時減稅，以刺激經濟。對願意把資金從外地撤回，改為在美國僱用工人的投資者，可能有稅務優惠。第二，認為美國不少製造業職位的流失，是因為中國控制匯率，不肯讓人民幣升值，因此宣稱會對中國入口產品徵收高達45%的關稅。特朗普當然還提過其他政策，例如要在墨西哥邊境築牆阻止非法移民進入，及要審查伊斯蘭教移民等，但這些是否真能無風無浪地推行，使人懷疑，暫可不理。

 

美國經濟發展起步早，不少基建設施已呈老舊，不少機場與第三世界無甚分別，所以投資在基建項目上有其道理，應有一定的效益。但投資的資金從何而來？特朗普似乎希望減稅可刺激經濟，政府因而可衍生更多的收入。不過，此等供應學派理論早已在里根年代被證明言過其實，減了稅後經濟應有增長，但對政府而言，這仍不足以頂得住因減稅而引致的收入跌幅。既然如此，特朗普的刺激性財政政策仍會增加政府收支赤字。靠借錢應付，依然會是必然後果，除非是靠更不理想的開動印鈔機以支付開支。

 

但多靠借貸意味美國要多找債主，要吸引債主，自然要靠加息，這對國際社會便有影響。美國利率上升，對中國有有利的一面，這意味著美元會走強。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中國過去借了這麼多錢予美國，一直都有擔心在美元積弱的環境下，這一大筆美元債券的價值會否不斷縮水。但現在美國又要借更多的錢，又要表現出與中國過不去的姿態，這豈不送了一個博弈的對策予中國：不買你的國債，甚至賣出過去購入的，除非你改過自新！沒有中國的協助，特朗普的刺激經濟政策舉步維艱，更遑論能否把早已失去的工作職位移回本國。

 

設置貿易障礙，例如向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45%的關稅，這有效嗎？美國消費者早已極為依賴中國廉價產品，只要到美國各大百貨公司一看便知，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基本上都來自中國，就算連不少人的手機也是中國製造。設置關稅會使這些商品價格大幅上升，不利美國消費者，亦不利經濟增長。又因受打擊的主要是普通美國人，所以這會等同惡化美國的收入分布。這類政策有如「七傷拳」，是否能傷到別人是未知數，但首先受傷的卻是自己。

 

面對特朗普的新招，中國應如何博弈？美國加息美元轉強，對中國的影響複雜。正如上文提到，強美元對中國已擁有的美債較有保障。強美元也會增加中美貿易中中國的順差，從而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2005年，人民幣幣值仍低，剛開始升值，中國對美出口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四倍。但到了2014年，人民幣幣值已高，美元快將開始升值時，中國對美出口相對於美國對中國出口的比例，已跌至二點五倍。

 

中國需控制匯價保住信心

 

但美元升值也會造成中國外匯的流失。過去兩年，美元相對於幾乎所有貨幣都大幅升值，中國所用的匯率政策，是使人民幣基本上與一籃子貨幣掛鈎，此政策在美元升值的大前提下，必然後果是人民幣兌美元會貶值，但兌其他貨幣會升值。這容易引發市場沽人民幣而買入美元，以作避險。2015年中國貿易順差破了紀錄，高達5930億美元，2016年頭11個月順差也有4721億美元，但仍未全部頂得住外匯的流失，中國的外匯儲備以美元作計算單位，在2016年頭11個月仍下降了2788億美元。此種流失會否因美元轉強而不能止血？不見得！人民幣若再貶值，有利出口及順差，最終貿易順差可抵銷民間的外匯流失，達至一個新的平衡，但是否到此平衡，需要一些條件。要知道，持有人民幣還是美元，信心十分重要。中國貿易盈餘巨大，已提供了建立信心的基礎，但仍需政府有明確的政策，讓市場相信政府有可能通過各種手段保住匯價。這正如一所銀行就算如何健康，也可因為有人在外大排長龍擠提而使人驚恐，進而倒閉。在此期間，保住存戶的信心是必要的策略。

 

美國若對中國商品大幅徵稅有什麼後果？表面上中國對美順差巨大，在2015年高達2614億美元，若雙方發生貿易戰，中國的損失會較大，但實際上這也不盡然。上文已說過，美國已高度依賴中國產品去降低物價，不買中國貨已構成損失。另有一點我們也要注意，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很大比例根本不全是在中國製造，中國只是進口元件，把它們組裝起來，再輸出到外國。

 

據劉遵義與鄭國漢等教授十多年前的研究，中國每1000元出口中，在中國的直接間接得益或附增值只是368元。而美國每1000元出口中，附增值卻高達873美元。假設這些比例穩定少變，我們可算出，在2015年，以附增值計中國對美出口是1579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出口則是1290億美元，中國的順差只是289億美元，遠低於上述帳面上的2614億元順差。

 

由此可見，就算中美展開全面極端的貿易戰，中國的損失相對於美國其實也大不了多少。當然，中國也可加快發展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及增加內需，大幅化解與美貿易戰的負面後果。

 

這些後果當然對中美都不利。正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美國是當世第一大國，中國也差不多是第一大國，沒有中國支持的美國，已經領導不了世界，中美合則雙方有利，分則雙方不利，美國搞小動作刺激中國十分不智。特朗普與蔡英文通話便屬例子。

 

對香港而言，未來一年充滿各種險情。特朗普為求取悅他的一些支持者，置美國總體利益於不顧並非不可能，設關稅則肯定不利香港的出入口與物流業，港人應繫上安全帶，沉著應對。

 

(TKP 2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