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有無誘因重啟政改？ (雷鼎鳴)

林鄭在競選時已一再表明，她不會把政改視為下屆政府的首要任務，近日中聯辦的王振民部長也認為先解決社會的其他矛盾更重要。究竟下屆政府有無可能重啟政改？我相信機會極微，近乎不可能，因為這違反了博弈論的一些基本原理。

博弈論或經濟學在分析問題時都要求我們把自己代入不同的持份者，從他們各自的利益角度考慮問題。先從泛民的角度看，他們可不可能真正的支持特首普選產生？

泛民的光譜很寬，理念差別可以很大，但我想不起有哪一個泛民黨派是以在港執政為己任的。就算是有，他們也明知其自身理念與中央政府必有摩擦，根本不可能真的有效施政。既然如此，他們最好的出路便是當反對派，而反對派的生存基礎便是要與政府唱對台。

倘若特首是普選產生，所得之票幾乎必然遠多於任何一位民選議員，那麼對抗特首時，自然會少了一個基礎，不能指着特首說你是689或777，自己卻有多少萬票云云。泛民或非建制政客就算口頭上不願承認，他們也只能是葉公好龍，不會真的希望普選特首。他們堅決反對8．31人大的決議，開天殺價自稱只要「真普選」，不會不知這只會使普選遙遙無期，但在博弈上，暗阻普選卻是符合其利益的最優策略。

最佳博弈不啟政改

既然如此，為何他們仍不斷提出要啟動政改呢？這是他們聰明之處，若是政府再諮詢政改，他們便又可動員群眾反對政府的方案，這個過程是他們練兵吸納群眾的好時機，有利他們組織的發展。倘若社會穩穩定定，無風無浪，這些政黨的實力恐會日漸衰敗。

從政府的角度看，香港的矛盾可以是意識形態的，亦可以是社會經濟的。是否普選特首，與前者關係較大。究竟政府應把重心放在啟動普選，還是放在化解與社會經濟民生有關的政策上？

既然啟動普選只可能為反對派築構/平台，不會弄得出普選，那麼最好的策略便只能是盡量化解樓價高企等社會矛盾，如果做得出成績的話，民間怨氣可望減少，將來推動的政改，才可能有成功的機會，不用白忙一場。

因此，政府的最佳博弈選項只可能是目前絕不啟動政改。若泛民向政府施壓，政府可指出過去泛民根本無意接納8．31這不可動搖的決策便可。

社會對立不易消失

但政府就算集中力量化解社會經濟問題，也不可能短期內克服困難。樓價高的根源是沒有發展足夠土地，但填海造地要十多年才會有成，使用棕地綠地又涉及多種人的利益，更難推行，所以政府根本沒能力在五年內解決樓價高的問題。

至於貧富差距則更難化解。中國經濟已經探了底，其繼續上升之勢本來有助港人的經濟發展，但可惜懂得利用機遇將來財富會大增的人只會是少數，很多人連面向內地的決心也沒有，遑論掌握到機遇，他們的收入可能會停滯或甚至下降，他們與懂得利用機遇的人相比，貧富差距會愈來愈大。

在此種情景下，社會的對立不易消失，非建制仍會有群眾基礎。不過，隨着中國經濟增長上調，港人對內地觀感有望轉好，這卻是有利政府施政，不利作為反對派的泛民。

由此可見，政府在未來幾年不會有誘因啟動政改。泛民也奇怪，一方面要政府早日重啟政改，一方面繼續擺出高姿態絕不肯「袋住先」，這不正是減滅政府搞政改的誘因嗎？

(Sky Post 2017-4-28)

 

 

為何美國航空服務如此差勁 (雷鼎鳴)

美國每年因航空公司超額訂位政策而遭拒載的乘客據說約有41000人，這等於平均每天約有112人被無理拒載。據此看來，越南美籍華裔醫生杜成德在聯合航空所遭受的不公對待，除了血流披面而錄像又在網上廣傳外，實乃天天都發生百餘次的「小事」，為何竟成為國際新聞，而且多天不衰？很可能這事件不但有代表性，而且觸動了各國人民的一根神經，其含義值得我們深究。

 

有人認為，美國航空業在2016年有6.6億人次的載客量，因超額訂位被拒載的機會率只是每10萬人次中有62次，遭此無妄之災的概率極低。我不大相信這數字，因我自己也遇過同等經歷。

 

1994年1月初，我在波士頓開完了一個經濟界的國際會議後，按行程要乘US Air飛到紐約再駁另一飛機回港，怎料我辦完登機手續後4個小時要登機時，竟被告知劃好了的機位已轉送了給另一位乘客，我不能登機。我告訴航空公司職員，我不能坐另一班機，因為會錯過了時間轉不到機，該職員只是告訴我有另一航空公司快將有機到紐約，我另購機票還可來得及，若跟他繼續理論，損失更大。我惟有飛奔至另一航空公司購票，到了紐約後又從LGA機場「飛的」到JFK，最後一分鐘才上得機。

 

回港後一肚氣連忙寫信到航空公司投訴並索償，但當然是石沉大海，無人理會。我一生坐飛機頂多是三四百次，依然中招，不能不使我懷疑上述低概率的可靠性。

 

先搞清一個問題，聯合航空或甚至美國的其他航空公司，服務水平是否低劣無比，物非所值？我是聯航的資深乘客，感同身受，可輕易列出其三大「罪狀」：超額賣位，自然是第一大罪。這等同顧客付了錢購物後，商店竟可有權要你把物品退還，而且不一定把錢退回給你，這不是商業違約是什麼？更可恨的是在機票用細字所寫少有人會讀的條文中，竟把此種違逆天理的做法合法化。

 

第二大罪是食物質素每況愈下，低處未算低。多年前飛機餐或許尚有吸引力，現在的則多半難以下咽。在美國境內坐6個小時飛機可以只有一片餅乾之類的物體充飢。若從香港的機場坐聯航或其他美國的航空公司出發，強烈建議在機場買些乾炒牛河或叉燒飯等，包保在飛機上進食時大家對你投下羨慕的眼光。

 

減價競爭削成本

 

第三大罪是飛機中的服務員面孔冷冷冰冰，噓寒問暖絕對是奢求。我有位朋友，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名教授Andy Rose，他對聯航空姐的形容十分傳神，說她們都是一幫angry old women，年紀大小不是問題之所在，雖然她們也許不夠體力幫助乘客置放行李，但其神色中透露出不願或不忿服務乘客的態度，卻是很多人都感受到，她/他才是大媽大爺，乘客只應做聽教聽話的小孩，此點定位乘客不可搞錯。

 

但若說聯航一無是處卻也不公。乘客可自帶電子設備在機上看多種自選電影便是一進步。從前我不懼他們超額，因為常因此而免費升級至商務艙。例如在紐約JFK回港，若買經東京的票，升級的機會頗大，原因是這班經濟艙座位不多，反而大半座位是商務艙，前者很快便坐滿，只要晚點才到機場搞手續，他們便安排不了經濟艙，只有替乘客免費升級。此種補償，豈不比動用芝加哥機場保安人員把乘客拖下機好得多？

 

聯航留著乘客的主要手段應該是靠其飛行積分計劃，我1997年開始密集地飛聯航，從前常乘坐的西北航空已關門大吉。只要一開始積累里數，便欲罷不能，因這等於機票有折讓優惠。在杜成德事件後，我連忙上網查一查老妻的戶口尚有多少積分剩餘，竟發現其近年的積分無端端消失無蹤，與聯航交涉，才知是他們的錯誤，但也只能取回部分積分。

 

又因近年其積分計劃所分發的優惠大幅縮水，我已下定決心從此擺脫聯航，永不再做它的乘客，不料在自己戶口中突然發現，我在聯航剛飛過了超過100萬英里，從此可得終身金卡，並可替家人多拿一張。如此優惠把我殺個措手不及，惟有暫緩停飛大計。我竟不離不棄的飛了聯航100萬英里，不能不佩服自己忍耐力驚人。建議年輕求職者，不妨履歷上寫上自己在聯航飛過的里數，里數愈多的愈顯示其人能夠吃苦，情商高企，能夠忍受任何磨練，乃僱主求之不可得的人選也。

 

我們若是只把責難集中在聯航身上，也不公允。據skytrax對世界各航空公司服務質素的排名，2016年的結果是國泰第四（2014年曾得第一）；至於聯航，是第六十八，比2014年的五十三退步了不少。美國的航空公司排名最高的是Delta，但也只得三十五，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國航空，排名更只得七十七。由此可知，美國的航空公司服務水平普遍地不入流，非只有聯航斯人獨憔悴。港人對國泰熟悉，有人喜歡有人不滿，但只要用它作準則，便可感受到排名低了幾十名，甚至上百名的美國航空公司如何差勁。

 

無論用什麼標準，世界最大的3個航空公司幾乎都屬於美國，它們實力強橫，但為何服務品質卻如此差劣？追根溯源，我相信可歸咎於以下因素。

 

1998年3月16日，哈佛的經濟學大師巴羅（Robert Barro）在《商業周刊》寫了篇半遊戲文章，慨嘆美國的空中服務員外貌上的吸引力逐年下降，使到乘客若有所失，這等同服務業中的生產力下降，或是GDP的損失。巴羅進而指出，在某些行業（例如電影業），從業員的外貌是否端正是合理的行業要求，政府不應干預。巴羅有此言，是他認為此等狀況都因1971年泛美航空一宗訴訟而起。我查過此案件，事緣在1967年有位叫戴雅思（Celio Diaz）一生志願是想當空中服務員的美國男士向泛美求職被拒，於是根據美國的勞工民權法把泛美告之於法庭控其歧視，最初法庭判泛美勝訴，但後來美國第五巡迴上訴庭在1971年判了戴雅思贏，從此美國的航空公司不得以性別或外表作為準則僱用空中服務員。

 

其實在航空業剛起步時，美國的空中服務員男女皆有，但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市場力量已促使美國的航空公司集中僱用年輕貌美的空姐，一直至1971年才又開始改變。

 

此案件若從民權的角度看，十分正義，但從市場角度看，卻有頗多後遺症。首先是俊男美女在美國的航空業中已無優勢可言，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們會自然流向對他們外表有更高估值的地方去；在此自我挑選的流程中，美國航空界剩下的，便只有大媽大叔了。這本來也不一定如巴羅所慨嘆的使乘客若有所失，但更多的後果也可接著出現。既然有此案例作掩護，空中服務員就算因服務質量欠佳或黑口黑面而被解僱，工會也可幫助她們控告航空公司歧視，在訴訟盛行及賠償額驚人的美國，航空公司不敢造次，服務質量怎可提高？

 

在市場競爭中，企業通常採用兩種手段：一是提高產品形象及質量；二是減價求銷。但在美國的航空業中，服務質素已成缺乏誘因的老大難問題，競爭於是容易傾向削價（例如聯航從港到美的票價通常便比國泰便宜），但削價離不開先減成本，否則公司如何生存？超額訂位策略可減低航空公司的成本；若出了問題，又因有法律做後盾可趕走乘客，更加省錢，此模式自然成為業內生態的一部分。

 

國泰應引以為鑑

 

降低食物的質量同樣也可減低成本，但這些都等同把服務更劣質化，不啻飲鴆止渴。公司利潤不如理想，高管便又要打乘客的主意，聯航近年大幅降低可通過飛行積分所得到的優惠，拿到積分也無甚用處，正是等同靜悄悄地加價的做法。這回杜成德事件正是向美國航空業敲響了警號，這些策略其實代價不菲，將來聯航要大減票價才能贏回支持。

 

此點值得國泰留意。國泰是港人的航空公司，世界排名領前，值得我們引以為榮。但它2015及2016年都因公司決策出錯，炒燶了石油期貨，每年損失80多億港元，大大減少其利潤。但國泰的做法，卻似是要削減其馬可孛羅會員的利益，以求把錯誤決策帶來的成本轉嫁到乘客身上，使人有捨本逐末之感。我也是國泰及港龍的資深乘客，對其飛機餐後贈送一杯名牌雪糕的貼心服務尤其欣賞，希望它不會重蹈美國航空公司的覆轍，把品牌弄壞。

 

美國有些評論人擔心聯航事件象徵著美國衰落，此說可能言之尚早，但的確反映到一些問題。首先是美國人原本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可到處指指點點，但這次暴力事件完全顛覆了資本主義倫理中顧客永遠是對的社會共識，以後如何使人對美國的法治、制度與倫理有足夠信心？已故經濟學家奧爾遜（Mancur Olson）在其名著《國家興亡》一書中早有指出，發達國家容易出現各等利益集團，他們在歷史長河中，懂得把符合其小圈子利益的制度變成法律，這便大大阻礙了社會總體利益的發展。美國航空業中，便包含了使到公司不易改善服務質量、乘客又被航空公司霸凌的制度，正是奧爾遜洞察力的體現。

 

(HKEJ 2017-4-21)

終身年金的優點與困難 (雷鼎鳴)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在上周一公布了一個「終身年金計劃」，希望能對香港的退休保障有所貢獻。這個年金計劃有優點也有不少技術性的困難，是否有足夠的可持續性，要看能否化解這些困難。分析這個年金，起碼可有三個不同難度的層次。

最簡單或最基本的層次是要明白這年金其實是一種保險制度。按照按揭證券公司對產品的描述，65歲的男性付出100萬，可享有3％至4％的內部回報率，若回報率是3％，每月可領回約5,000元，直至逝世為止；若回報率是4％，每月可得5,800元。若是女性，每月所得會低一點，因為她們的平均壽命較長。投保者若是早逝，其受益人可承繼部分保金，但公司不會付出超過105萬元，亦即付出100萬，可保證起碼得回105萬。

退休長者有一個很合理的掛慮，便是不太確定自己壽命有多長，在消費的時候，會擔心若是用得太多，未去世已花費一切積蓄，豈不糟糕？但若用得太克己，逝世時還剩下一大筆，雖可留給兒女，但總也是錢財未盡其用。有了終身年金制後，現在先付上一筆，便可明確的知道在有生之年每月都有固定數額的錢可領，花錢消費時便有所依據了。此種確定性背後也是一種賭博，某人若短命，領不了多少天的錢便一命嗚呼，豈不吃虧？雖說按揭公司肯對仍生存的受益人繼續發放保金，但付出了100萬後，十年八載或甚至是二十多年後才最多拿回105萬元，當然遠遠達不到內部回報率3％至4％了。

至於按揭公司每月發放多少錢，是要根據投保者平均有多少剩餘的預期壽命及投資的回報率來計算。按照年金所公布的參考例子，它是假設了65歲的男性大約平均有21至23歲的剩餘壽命。

健壽者投資年金最着數

上述的分析與計算容易得很，找個懂經濟或精算的人都隨便可做得到。但若我們把分析的難度提高一個層次，立可發現當中隱藏了一些問題，此問題名為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是經濟101的學問。

先把我們放在一個65歲投保者的位置看此問題。我們不確切知道自己尚有多少陽壽可待，但也不是一無所知。某人若知道自己（或甚至配偶）都身患絕症，沒幾天可活了，他還會付出這100萬買年金嗎？另一種人在驗過身後發現自己龍精虎猛，隱疾全無，父母又都長命百歲，以基因及生活健康作基礎，可判斷自己可活得比常人更長一點，此種年金自然買得過。

由此可知，買年金者多是健康長命之人，老弱殘兵不會如此輸蝕也。但若如此，年金公司便要發放出更長時間的保金，而它最初制定每月保金額時，是以社會中人的平均壽命來計算的，來參加計劃的人卻都是長壽之人，公司如何撑得住？若沒法擴大投資收入，便惟有削減每月付出的保金了。但一旦這樣做，便會有更多的人認為此計劃無甚着數，他們便走了。剩下來的，是平均壽命更長的人，因為他們才能在每月較低收益的情況下仍有利可圖。這些長命百歲的人會把按證公司逼得更慘，使他們又再減少保金。惡性循環出現，最後沒甚麼人肯買此年金。這便解釋了為甚麼香港沒有多少多保險公司肯做終身年金（固定限期而不是終身的倒有不少例子）。

提高最低擔保額助吸客

若把分析層次又再往上提一級，我們又未必需要如此悲觀，以為年金制度一定崩潰。最簡單方法是強制所有退休人士都參加年金，那麼以上的逆向選擇便不會發生，長壽或短命的都要參加，拉上補下，公司收支可平衡。但顯然此方法政治上不易推行。

另一種方法是寄望於大多數人對可活多久仍存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倘若如此，年金因可以減少長者面對不確定前景的彷徨感，可能吸引得住一些預期壽命較短，因而認為年金在投資角度不太理想的人。年金有了基本擁躉後，可能抵銷得住逆向選擇的威力。若是這仍不夠，付出100萬可保證拿回105萬或以上，也有一些吸引力，再不夠的話，最低擔保可提高至超過105萬，有助穩定。

(Sky Post 2017-4-21)

干預港鐵價格機制 得不償失 (雷鼎鳴)

上月底港鐵宣布，根據近年一直沿用的「可加可減機制」，今年應加價1.65％，但為了優惠市民，它將這1.65％的增幅一次性地乘上0.9，變成1.49％，又因為只要增減幅在1.5％以內便可不用改變票價，所以今年加幅變成零。其後港鐵主席馬時亨又提出建議，不如政府把它持有的75.4％股權賣掉一部分，減至51％，所得的資金可以用作支付將來的价價優惠。

港鐵是關乎民生的重要企業，去年平均每天乘客多達519萬人次。十多年前，政府在構思「可加可減機制」時，我也曾提供過意見；其後也曾為港鐵做過一項研究，供其內部參考。因合約束縛，我不便討論研究的內容。我與港鐵並無利益關係，沒有港鐵股票，有的只是每周平均坐港鐵七、八次，它的票價愈低我愈愉快。

但公共政策卻不應用民粹的方法制定。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必須看看若不按既有機制票價應加而不加，無法為通脹及成本上升作出調整，最後由誰埋單。

改變加價先例 恐會尾大不掉

所謂「可加可減機制」的計算方法並不複雜，每年票價的增減，應等於通脹率的一半，加上運輸業平均名義工資增幅的一半，再減去一個因技術或效率進步帶來的成本下降率。後者可圈可點，港鐵若不投資改善效率，成本便不易下降，但若成本下降多少，票價便要下降至港鐵毫無得益，那麼港鐵也不會有誘因不斷改進，長遠而言，反而使到營丶運成本居高不下，不利乘客。

這一次用0.9乘上應有的票價增幅，致使最後完全沒有加價，顯然是港鐵與政府的談判結果。政府考慮的是短綫的政治壓力，不是港鐵票價是否合理，而政府又是大股東，按理港鐵不易抵擋政府的壓力。今次減少增幅，據港鐵表示，是一次性的，但此種干預一旦開了頭，將來便不易自動消失。政府干預港鐵定價是否好事？會否將來使到市民負擔更重？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檢視港鐵的一些現狀。

有人以為港鐵定價貴絕天下，其實剛好相反。以國際標準而言，港鐵票價比大多數城市的可負擔性都要更好。到達歐美城市的，很容易會被它們的地鐵票價嚇怕。倫敦的票價數倍於香港，紐約算是較便宜的了，不論遠近，每程也要20港元左右（已含優惠）。亞洲及內地的一些城市比港鐵要便宜，但我們若用統一的口徑去比較，例如用同等的距離，再看看車資等於該地入息中位數的比重，我們便可發現，只有新加坡等極少數地方稍勝香港，其他地方地鐵帶來的負擔比香港更重。

港鐵有一特色是可傲視全球的，在絕大多數城市，其地鐵或公共交通都要政府使用大量納稅人的錢去補貼才能營運下去，否則虧損嚴重。例如前年紐約地鐵若無政府補貼，便要虧損40.4億美元，上海則要蝕11億美元等等。倫敦因票價奇貴，地鐵倒可有5.1億美元利潤。香港是近乎奇迹，沒有政府補貼，光是鐵路的部分也有3.22億美元的利潤，若包括它的房地產收入及在外地提供服務的收益，公司利潤更達8.7億美元。

不需政府補貼 仍可錄得盈利

服務方面，港人雖不滿港鐵偶有延誤，但若與外地相比，港鐵服務已絕對優質。紐約地鐵的治安及衞生都有問題，哪像港鐵的車站有如商場一樣？在舊金山的BART，某些綫路常會停上半天也不用道歉，車廂內衞生之劣更使人望而生畏，每班車等閒相隔十餘分鐘，那有香港繁忙時兩分鐘便有一班車。

價廉，不用納稅人補貼、服務優質，尚有盈利，港鐵能贏到到港訪客的眾口稱讚，有其因由。它也不是靠地產項目才賺錢，光是鐵路運輸的這部分一樣有盈利。除了它得天獨厚，可受惠於香港的高密度人口外，它員工過去在改善效率方面的努力，值得讚賞。有人曾告訴我，港鐵研發的訊號系統曾具世界領先地位，不知現在是否如此？要馬兒好便不能使馬兒不吃草，政府若強要干預，可能會破壞一個港人可感到驕傲的標誌。

馬時亨的提議雖不是沒有代價，但也算是一種平衡。政府要搞福利，賣掉一部分港鐵股權來支付便可，不用損害股民的利益，更不應破壞港鐵自我改進效率的誘因。票價優惠由政府付，港鐵則繼續按照商業原則辦事，是合理的妥協。

(Sky Post 2017-4-7)

辨清什麼是民粹分子 (雷鼎鳴)

有一種思潮，近年在世界各經濟發達地區到處肆虐，它充滿負能量，反對開放，主張閉關自守，對觀點不同的其他公民十分排斥，出口傷人是他們的常態。此種思潮是民粹主義，它不僅造成了英國脫歐，對特朗普上台起到重要作用，在歐洲多個國家幾乎也可奪得政權，就算在香港，其影響力也無孔不入。

 

民粹主義需要我們更仔細的界定。我認為它至少有以下四種互為相關的特質。

 

「民粹主義」四特質

 

第一種特質是民粹主義者相信有所謂的「共有意志」（General Will），或許可簡稱之為「民意」，但這民意從何而來，往往取決於他們的個人喜好，符合他們意見的，便是民意，否則不是。經濟學中早有一些經嚴格數學證明的定理，揭示出任何選舉投票制度（其實也可包括民意調查），都可通過策略性投票，亦即不按自己真正偏好投票，而操控選舉結果，因此我們見到選票的比例後，實難以肯定它們是否準確反映到投票者的真正意願或只是經過扭曲的策略結果而已。

 

第二個特質是民粹主義者通常十分排外。在一個國家中，這些人常會被錯誤地當作是民族主義者，在一個像香港般細小的地方，也可變成是本土主義，他們心靈封閉，厭惡外來者，把這些人看成是利益掠奪者，無意願與其來往。

 

第三，他們通常反精英。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有贏家也有輸家。因為生產要素價格趨同定理，較落後地區勞工薪金上升會較快，但在原本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勞工薪金卻會停滯，甚至下降，直至各地薪金都相當接近為止。但不論在較落後還是在較發達的地區，掌握有用知識的精英卻因其能力能在更廣闊的地方被應用，所以收入可能高企。特別在發達地區這便造成了一個問題，相當大部分的受薪者收入停滯，但他們卻看到較落後地區的人民收入追了上來，而自己社會中的一些朋友，卻飛黃騰達，入息節節上升。前者容易造成他們排外的情緒，後者卻使他們接受一個論述，自己的財富正被一些精英不知用什麼方法神秘地取走了，他們自然不喜歡精英。

 

第四，民粹主義者作判斷時，常以單一因素凌駕所有其他的因素。只要他們認為他們所認同的某種意識形態沒有被別人認可，那麼後者無論有什麼優點，都只能是邪惡之輩。經濟學稱此種怪異的心態為「字典式偏好」（lexicographic preferences）。在字典中，某一個字的頭一個字母對這個字的排列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其次是第二個字母等等，例如，axe這個字在字典中比cat排得前，儘管前者的第二個字母「x」在二十六個字母中遠遠地排在後者的第二個字母「a」之前。只著重一樣東西完全忽視其他，很多時是愚蠢行為，甚至是非理性的，但民粹主義者卻是樂此不疲的。

 

蕭芳芳被辱的例證

 

香港有無受到民粹主義的影響？肯定是有的。蕭芳芳只是提出個護苗的事實以證明林鄭肯幫弱勢社群，卻立遭一些網民侮辱。這些人自以為公義，但一發現蕭芳芳因為欣賞林鄭後，便把別人對社會的貢獻及所行的善舉都一筆抹殺，視之為窮兇極惡，否則怎會用最惡毒的語言去侮辱一位備受尊重的香港文化的符號？我們從此可看到有字典式偏好的民粹分子品位如何的低鄙，而且如何的嫉恨精英。

 

我有次在團結香港基金搞的論壇中有感而發，指出他們所做的不少研究對香港的發展很有好處，例如在「一帶一路」中香港可起到什麼貢獻，社會中亦會有人按照這些藍圖去規劃人生或作投資決定，可以預期，這些順應社會發展需要的精英分子是會生活越來越好的。但我們同時也知道，社會中有更多的人是不會或不懂理會這些發展藍圖的，他們一生中的成就恐怕與那些精英分子差距越來越大，貧富亦更加懸殊。這樣又會創造條件，滋生更多的民粹分子，使香港陷入一不斷自殘的軌跡中。

 

但民粹主義對香港的最大破壞便是人為地製造兩地矛盾，使人失卻對國家的判斷力，再而失去掌握發展香港的機遇。

 

若要清楚看到民粹主義者對內地評價的失衡偏頗，一個簡單做法是看看一些國際精英如何評估中國。沒有多少人敢自稱比創辦了微軟而又幾乎把整個身家捐出來造福世界的蓋茨更加精英，更見多識廣。他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大學演說（全文在網上容易找到），大讚中國是不停追求卓越的國家，不但使以億計（準確地是超過八億）的人脫了貧，而且對世界特別在四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對抗瘧疾等最損害窮人生命健康的疾病，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並有重要成果；幫助低收入的農民種植到更多的食物；發展了遠遠是世界最大規模的風力發電與太陽能，對減少碳排放環保大有貢獻；培養了大批世界頂尖的電腦科學家。他特別羨慕中國的年輕人，認為他們運氣特別好，碰上了世界歷史上少有的發展機遇。

 

蓋茨觸及的都是西方世界有識之士最重視的核心價值與人類的所需。中國在再生能源的投資已領先世界，而且未來更會迅速增加，對環保有莫大貢獻，但反觀美國，特朗普已打算重新開採污染大氣的煤礦，巴黎氣候協議也不打算遵守。環保外，醫療健康也是普世關心的價值，中國人均壽命已快將增至七十六歲，對一個三十年前仍是貧窮的國家來說，幾近奇跡。食物與電腦都涉及創新科技，其實國際上的科技專家早已知道，中國已從模仿高科技迅速轉型至成為創新科技的重要大本營。北京、深圳、上海等地不少領域已趕過了美國的硅谷。不過可惜得很，香港民粹主義者的字典式偏頗思維，早已使他們對這些對人類有巨大貢獻的領域視而不見。

 

區分真假「民粹」

 

民粹主義對世界對香港都帶來了很大的傷害，但我們倒是不應把所有的群眾運動都視為民粹。近月較大型的群眾活動是挺曾俊華的競選活動，雖然某些曾的支持者可能有民粹的傾向，但我不認為參與的群眾都是民粹分子。

 

曾俊華本身是一個建制精英，他欣賞中產「優皮」生活，喝喝法國咖啡，觀賞足球比賽，主張審慎理財等等，不少激進的民粹分子根本受不了他，起碼四十多名政治光譜較激進的反對派選委便不肯投他的票。他的部分支持者有本土排外的思想，這倒構成了他們有民粹的成分，但不能說民粹是其主要特徵。事實上，從只有很少數人願意參與對他有利的民間投票看來，他是否真的有一大群堅實的支持者，也缺乏足夠證據。我較為相信，他相對隨和的性格對一些不想見到香港社會爭鬥不斷撕裂不絕的人有共鳴，這些人與某些幕後推手不一樣，他們也渴望和諧，不屬極端分子。在競選過程中，他們很多人都說話過了火，判斷力也有問題，但他們並不見得是林鄭的敵人。林鄭與曾性格不同，但他們在同一環境中成長，政策取向接近。林鄭連參加過「佔中」的年輕人也找來站台，將來應努力把部分非民粹的「薯粉」也爭取過來，吸納他們的意見。

 

(TKP 2017-4-4)

檢控佔中組織者 (雷鼎鳴)

特首選舉已經落幕，我一早鐵筆論定，林鄭月娥必勝無疑，但若非造王者策略錯誤，林鄭得票未必這麼多。造王者的主要錯誤在於貪勝不知輸，急於搶攻，造王態勢太過張揚，反而使建制選委起了戒心，成就了他們的大團結。

想不到林鄭當選後的第二天便要碰上一個「難題」，她希望修補社會撕裂，但佔中三子及另外六位深度涉及佔中的六人被律政司正式起訴，控告串謀公眾妨擾、煽惑他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有人以為這是拖了林鄭的後腿，使她的修補撕裂大計更難成功。其實這難題對林鄭而言也不是這麼難，她事前並不知情，而且律政司依足法律程度檢控，候任特首實無任何理由干預。

這些檢控在佔中911天後才進行，的確是遲了不少，但應是不能迴避的。社會中一直有人責問政府為何一直不動手，致使法治精神不彰，近年香港社會的動盪，恐怕與犯了法不用受罰的觀感有關。

嚴正處理 勿以為犯法無後果

懂得管理學的人都應知道，組織的領導人在快將離職之時，正是處理麻煩問題的最好時機，「官到無求膽自大」也。梁振英沒有了包袱，未來3個月還會處理甚麼難題，不得而知，但他若不了結佔中一案，的確在不少人眼中會留下歷史污點︰若有人犯了法，政府不了了之，以後政府如何面對那些犯了法但卻要被起訴的人？

有非建制派中對檢控感到憤怒的人祭出標語牌，說這是「打壓異己，手段卑鄙」，但此言差矣！佔中的組織者一直標榜自己是公民抗命，承認犯了法，肯接受法律制裁以求明志，並打算在法庭中陳詞宣傳其理念，他們本應一早痛責政府何以不及早檢控他們，現在求仁得仁，旁觀者怎可說政府「打壓異己」？況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若有人犯了法可享受特權可免被起訴，香港還算是法治社會嗎？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次檢控實是一場「巴列圖改進」（Parteo Improvement）的交易，政府可洗脫有法不依的污名，自然有所得益，被控者也可挽回一點名譽，並非不肯找數，同樣是贏家。

既然這是雙贏局面，旁人怎可阻擋？幸好九人中的個別有識之士也懂得此道理，表示願意認罪。不過，他們要認甚麼罪，現時還不好說，若只是承認發起集合時沒有通知警方，這便是徹底的虛偽了。

政府提出起訴的公眾妨擾罪，只要涉及到危及生命、健康或安寧，便可入罪，佔中應無人死亡，大眾的健康有無受到影響不得而知，但公民的安寧顯然曾大受影響。

真心悔過 對待年輕人可寬容

我因職責關係，每年總要探訪一次監獄，看看其設施與管理有無不妥當之處。就我觀察，香港的監獄已非「黑獄風雲」的年代，年輕人甚至可以上課、讀書，準備公開考試，膳食方面雖然賣相不怎麼樣，但有營養師把關，食物健康。在獄中會失去自由，可能十分痛苦，但有些人喜歡清靜，可以讀書，可以寫作，又不受俗事煩擾，不用花時間打機，在牢中閉關幾年，可有大成。

按犯罪經濟學原理，犯罪後若懲罰輕微，會不利於防止犯罪，香港的監獄如此人道，對社會也不是沒有負面影響。

舊同事楊志剛教授撰文提議新任特首可特赦因旺角暴動而要坐牢的年輕人。志剛兄悲天憫人，他的建議值得林鄭考慮，反正「女媧就位，大赦天下」也可成一時之美，林鄭可以此為伸出橄欖枝的動作，營造祥和之氣。

不過，對佔中的組織者是否可以特赦其罪行，卻要小心考慮，以免對社會發出錯誤信息，自以為在伸張公義便可為所欲為。我相信得到特赦的條件之一，是被赦者應有懺悔之心，向公眾承諾不會再犯罪。觀乎佔中組織者的理念，他們應不會接受特赦，但部分本應有大好前途但被誤導的年輕人卻可能視特赦為他們的生機。只要他們肯公開真誠懺悔，社會人士或許對年輕人會寬容一點。

新特首上任後，或可考慮楊志剛的建議，自行判斷怎麼發落這些人。

(Sky Post 2017-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