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民粹主義席捲歐美不少大學的校園，兩年多前我在友刊撰文分析其事時舉了不少例子，當中便提到UCLA的教育學院有位教授在一位黑人學生的作業上糾正其文法，竟引起了抗議，說這位教授在校園製造「敵意」。柏克萊加州大學有學生反對課程中納入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因為這些思想只宜給來自帝國主義國家的富裕學生學習。
對這些可與文革比肩的荒謬行徑，我當時已相信早晚會蔓延至港。果不其然，上周浸會大學的學生會會長，竟率眾「佔領」其語言中心的辦公室，引起市民廣泛反彈。所為何事？原來浸大生畢業有一要求，學生若普通話太差勁，不能通過一個考試（從試卷可見，題目都十分容易），便要修讀一門普通話課程才能畢業。在過去十年，也只有五人因滿足不了這要求不能畢業。這批學生怕自己畢不了業，要校方取消此課程要求。
在放到網上的錄影可見，這些學生粗口亂飛，對著老師比審犯更無禮貌，有位中年外籍語文女性老師直言感到這些學生在威脅她及其同事，學生竟愚蠢地說他們才是被威脅者，因為他們可能不合格畢不了業。要知道，他們若不能畢業，不是老師為難他們，只是他們語文差勁而已！
浸大設此語文最低要求，是校方保持品牌有遠見的舉措。在世界各國有地位的大學，學生畢業前必須考過或修讀過母語及外語的課程，是司空見慣之事。當年我在芝大就讀時，也必須要考一個英文寫作的甄別試，近半學生不合格要下年重考，我倒是時來運轉，一考即過。在香港的職場，語文能力的重要性已是常識，浸大校方設立此要求，只是盡責而已，若被一些行徑似黑社會的學生威迫成功，不但浸大，整個大專界都要蒙羞。聞戰鼓而思良將，我們倒可看看被公認為大學校長楷模的五四時期北大校長蔡元培怎樣應付此類事情。
蔣夢麟在《西潮》一書的第十六章這麼記載：「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如果要求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考試嚴格或者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他們。」「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撅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預備揍人。」有一次，學生為了反對北大評議會的一個規定，湧進教室與辦公室找人算帳。蔡元培怎樣回應？「『你們這班懦夫！』他很氣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捲到肘子以上，兩隻拳頭不斷在空中搖晃。『有膽的就請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那一個敢碰一個教員，我就揍他。』」「這位平常馴如綿羊，靜若處子的學者，忽然之間變為了正義之獅了。」
疾風知勁草，蔡元培是值得尊敬的。校長大都會關愛學生，但有些人若過了界而不用懲罰，對學生及學校都有遺害。我不是校長，但自己切身處地會怎麼做？我會留一個機會，若犯事者真誠痛悔，便只輕罰，否則應開除學籍，以還受辱的老師一個公道。
(Headline Daily 2018-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