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長有薪產假有何作用？ (雷鼎鳴)

特區政府近日在考慮應否將有薪產假從現在的10周延長至14周。假如這政策實施，會帶來甚麼影響及多大的影響？

要回答這些問題，先要搞清楚政策目的。第一個目的應是提供更多的勞工福利。有些人不贊同用「福利」這名詞，認為這應稱為「權利」。產婦生育，自應是其權利，給她們假期，也是理所當然。不過，延長假期，而且是有薪的，都會帶來社會成本，我們很難期望社會沒有人會問，為何別人有義務承擔起這成本？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即使我們將產假視為福利，也要問誰在承擔着其成本。

不生育女性承擔成本

我們若對歷年來人口普查的數據作仔細的定量分析，不難發現女性平均收入低於男性，縱使是在很多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例如同一教育水平、同一工作年數等等，也是如是。因為香港的菲傭很多都有大學學位，但薪水低，我們當然可以合理推斷女性平均收入是被外傭拉低，但即使我們把外傭從數據中刪去，女性平均收入較低仍是存在着的事實，離開了學校的時間愈長，差距愈明顯。

為何如此？我們不能完全排除性別歧視，但我不認為此種心態在香港十分嚴重，我相信部分原因是因部分女性將會生育。她們產前產後都要脫離工作崗位，而且有薪水，所以僱主一早便把此因素考慮在內；也有部分女性生育後乾脆不再工作，也可能使僱主在培訓她們時有所顧忌。產假愈長，愈有可能加劇僱主的偏見，對一些根本不打算生育的女性也抱同樣態度，並一早便在薪酬上反映。若然如此，那些本來並無生育計劃的女性本應與男性有同樣的生產力及收入，但卻被連累少了薪水，如此說來，是她們在補貼要生育的女性了。但假如每名女性都打算生育，人人最終都得到補貼，這倒無所謂。但這種假設的漏洞是香港45歲的女士有近4成人沒子女，不生育的人太多，並非所有女性都可享有薪產假。

第二個政策目的是鼓勵生育。香港的總和生育率近20多年來一直處於世界的低水平，一名婦女平均一生人只生育0.9至1.3名小孩，有不少更乾脆不生，這麼低的生育率，人口自然有下降壓力，政府便頗關注香港勞動力會否下降。我不認為勞動力減少很重要，只要能提高人口的教育水準及生產力便可抵銷這影響，但我們仍應問問延長4周的有薪假是否真的能刺激生育？

我10年前做過一個研究，曾隨機抽樣向數以千計的女性作調查，其中一條問題是，假如要求她們比原本計劃再多生一名子女，她們要得到多少補償才肯這樣做？不同的人答案有差別，但平均而言，她們認為要4、5百萬元才可補償到其成本。若問她們生育最大的負擔是甚麼，大多數的答案是高昂的樓價及教育費用。一名適齡生育的女性，從統計數據可推斷，平均月薪遠低於18,000元，多了4周有薪假期，怎可能抵銷數以百萬計的成本？況且現時樓價及教育費比10年前都高太多，她們生育的意念恐怕更不如前。

無助刺激低迷生育率

雖然我對這兩大政策目標都十分懷疑，但卻認為政策的後果，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都十分有限。香港去年共有56,500名嬰兒出生，20至45歲適齡生育女士的勞動參與率大約是74%，以此推斷，共有約41,800位產婦是在職的。假設她們平均薪酬是每月18,000元，那麼多了4個星期產假的總薪酬便是6.95億元，再加上強積金及其他福利，可假設每年的總成本是8億港元以下。

香港GDP是26,600億港元，這不足8億的成本，只等於GDP的0.03%左右，比例很低，所以政策的影響，不論正或負，都只是十分的輕微，這並非很重大的政策。

(Sky Post 2018-8-31)

 

港獨與中港歷史 (雷鼎鳴)

稍有分析力的人都會知曉港獨在港完全行不通，被媒體糊裏糊塗捧出來的港獨頭面人物陳浩天近日接受《時代雜誌》訪問，連該刊的記者也驚訝於陳的不學無術，「廢青」一詞在該記者筆下幾是呼之欲出。但港獨在小部分港人中確有市場，這便容易製造及激化社會矛盾，及可能使到一些原本並無必要且會減低港人自由的法例變成必要，社會倒是不能像鴕鳥般對此種毒瘤視而不見。陳浩天向特朗普寫了封要求損害香港利益的信，雖不見得會起到甚麼效果，但已顯露出港獨支持者抱有玉石俱焚心態的徵兆。

不論從法理、經濟、政治、軍事、歷史等角度看，港獨都全無基礎，這裏只稍從歷史角度看此問題。港獨包含着香港是一獨立主權國家的思想，「國家」一詞中文含義廣闊，大抵包含了Country（凸顯出國土的重要性）、Nation（指擁有血緣、文化等共同性的國民或民族）及State（泛指包括有政府及主權政治實體劃有國界的地方）等3個原素，在每一個原素，港獨都毫無基礎。

早歸入秦帝國管治

先說Country或國土部分。香港1,11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誰擁有？我們大可不必像考古學家般把部分港人的祖宗上溯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但卻可指出絕大部分港人都是「新」移民的後代。小部分港人的祖宗並不是這麼「新」，香港本是漁村，傳說蜑家人是公元403年兵敗於南朝開國之君劉裕的浙東漁民後裔，他們被天師道的領袖盧循率領來到大嶼山一帶繁衍生息。若是陸地居民，我們也知宋王朝滅亡後，大批中原人士到港定居，現時新界鄧姓文姓等原居民便是他們的後代。英國人在鴉片戰爭後到港，也發現港島早有近8,000居民。九龍城的侯王廟有一石碑，上刻有1822年重修該廟時捐獻者的寶號，這百餘個捐獻者多是商戶，與廣州商戶的冠名方法極為接近。從這些先民的角度看，他們來港已久，一早住在這裏，土地應屬他們，其他人都是後來者，哪有權力把別人的土地割走去搞港獨？較有（不是絕對有）權利提出港獨的新界原居民或蜑家人，尚未聽到他們提出港獨，這幾代才來的新移民後代，哪有資格用別人的土地去搞港獨？

再說State或政權的部分。公元214年已統一天下的秦帝國在嶺南建三郡，香港屬南海郡，從此香港正式納入秦帝國的管治版圖。在深水埗港鐵站附近有一去處，是1955年李鄭屋邨出土的東漢古墓，內中主人似是東漢的鹽官，此種官階地位等同州牧，墓中亦有「大吉番禺」及「番禺大治曆」等磚刻，足見當時香港已是與中國的郡縣制管治緊密連在一起。《新唐書》有記載，屯門為唐軍駐兵之處；南宋最後兩個皇帝趙昰及趙昺的政府，還乾脆滯留在今天的土瓜灣一段時期。歷史上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毫無疑問。

英日主權不被承認

香港的部分或全部也曾被外國人所侵佔過，但卻無損中國對她的主權。1493年，歷史上有名的貪腐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把世界的勢力範圍劃分，南美洲除了巴西外，歸西班牙所有，巴西屬葡萄牙，中國也變成葡萄牙的勢力範圍。葡人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一直都有到珠江口岸一帶要求貿易，並以其船堅炮利作為後盾，1517年有8艘葡船從其馬六甲的根據地來華，假稱是進貢，1518年被要求離開廣州，但他們卻攻佔今天深圳的蛇口，後失敗，又退至屯門島（可能是今天的內伶仃島）安營紮寨，又到屯門海澳及葵涌海澳一帶上岸製造火器及豎立石碑，燒殺掠奪。1521年廣東海道副使汪鋐經過連場海戰終驅走葡人，收回屯門島、屯門、葵涌等地。用戰爭捍衞了香港地區，當然是彰顯了中國對香港地區的主權。其實在殖民主義年代，歐洲人往往把歐洲以外地區的人都視作野蠻人，而野蠻人是不能有領土主權的，所以殖民者每到一地都可插旗立碑自稱擁有主權。1858年《天津條約》的第51條便訂明在各式公文中禁止中國使用「夷」字，但當然歐美人可稱其他人為Barbarian。

鴉片戰爭後香港被英國佔領及二次大戰期間被日本佔領，當中因涉及不平等條約及侵略，主權不為世人所承認，所以中國對港的主權並不算被中斷過。港人對這些應十分熟悉，不贅。

有無香港「民族」這回事？從血統上及文化上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到有此「民族」，若是有，也輪不到某些從中國移民來此沒有多少世代的人竊據這稱號，香港的原居民才勉強有資格這樣做，但相信他們會以身為中華民族而自傲。但假如某些自稱為「香港民族」的人收購了海外某孤島自立為王，我們也大可不用追究他們。

(Sky Post 2018-8-24)

2200公頃的填海玫瑰園 (雷鼎鳴)

團結香港基金上周二公布了一個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據「基金」的資料，這是它成立以來最大型的顧問研究計劃。我的義務工作之一是作為「基金」研究委員會的成員，但我沒有參與過這項研究，聽過「基金」作出報告後，認為這是很合時宜且有重大社會效益的建議。

人工島將成為新交通樞紐

這個計劃建議在大嶼山以東的中部水域填海2,200公頃，製造一個新的人工島，此海域地近坪洲、交椅洲、周公島與喜靈洲，但建成的人工島不會與這4個小島連接起來，以避免影響小島上原有的生態。說它是「強化版」，主要原因是它比「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的十八選項之一、只得1,000公頃的東大嶼都會計劃，還要大1,200公頃，而且交通建設更為雄心勃勃。根據建議，此地將會成為一個新的交通樞紐，有3條海底鐵路，第1條4公里便到堅尼地城港鐵，第2條直達美孚港鐵站，第3條大嶼山連接到屯門。另外又有3條公路，1條經海底隧道直通港島，1條至11號幹綫，1條駁上港珠澳大橋。報告中對水深、航綫、水流、環保等細節都有清楚論述。

這計劃的最大特色便是它涉及的面積大，可起到一勞永逸的效果。根據年前政府公布的「2030+」計劃，政府在未來20、30年總共需地4,800公頃，已找到3,600公頃，尚欠1,200公頃。現在強化版的東大嶼都會計劃計劃若實施，比以前增多了1,200公頃。我也是成員的「土地專責小組」，近月不斷告訴市民香港尚起碼要多找1,200公頃，有了這新計劃，「小組」任務豈不完成？我們可提早收檔？

能提早收檔當然是好事，但這恐怕是個誤會。「小組」一直指出1,200公頃是不夠的，香港不但住宅樓價及租金貴得要命，連商業大廈的辦公室租金的增速，一樣使各公司吃不消。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使港人住得更大更好更平，又有空間多建商廈、交通配套、公眾及康樂體育設施，額外多出了這個人工島，當然對發展香港大有禆益。此計劃不但與「土地專責小組」沒有衝突，還會相輔相承，「小組」尚要繼續通過18個選項覓地，尤其是能較短時期內可得到的地。

間接推動地產商發展農地

「強化版」規模之大，足以使島上住宅共可容納近110萬人。如此規模的填海計劃一被社會接納，住宅樓宇的預期供應自會大增，這對樓價便有重大下調壓力。香港一直受困於發展商不一定願意把農地發展起來或支持市區重建，倘若這些持份者知道將來樓價會大幅下滑，他們便會有巨大誘因早日把農地發展，以免招致損失。因此，這個發展計劃可起一石二鳥的作用，不但比原定計劃多了1,200公頃，還可間接推動地產商更快發展新界的農地。

此計劃若要起到這些效果，還需要另一條件，這就是速度。倘若這人工島要20年才造好，再加上建屋的時間，那麼計劃完成時，我可能已行將就木矣，今天的地產商自然對現在便推出農地沒有這麼積極。因此人工島需要加快做，若是在10年之內建好（工程上這可行），一石二鳥的效果會更凸顯。

香港近年出現了一小撮頗為自私而又無腦但卻喜歡發表言論的人，他們認為自己反正不會是填海新地的居民，填海只會益了地產商，所以對填海計劃都會反對。上述建議中，7成住宅是公屋（我認為不一定要這麼高的比例），對公屋輪候期當可大幅縮短，又因多了這些土地，樓價自然受壓，就算選擇不住到那裏的無殼蝸牛也會因而受益。至於地產商是否得益，卻是難以定論。多了潛在的房屋供應，他們現在便要減價，但將來有機會可投到多一些的土地在競爭壓力下要實行薄利多銷策略，利潤是上升還是下降，難以判斷。但就算他們能多賺錢，又有何妨？

 

(Sky Post 2018-8-17)

 

中國有無債務危機? (雷鼎鳴)

中美貿易戰戰火早已蔓延至科技戰場，我在友報亦曾就此發表過一些文章。下一個受到牽連的領域，有可能是金融市場。美國人財技高超，但中國資本市場仍有不少管制，人民幣匯率尚未達致全面由市場決定，美國的不少財技可用武之地有限。特朗普一直希望人民幣升值，若中國有大量資金流出，引致人民幣貶值，反而不合乎美國的戰略目標，若有匯率戰的話，也可能只是一場目標不清的「混戰」，沒有價值。剩下來佔中國金融市場最大板塊的不是規模有限的股市，而是資源真正所在地的債市。

 

媒體報道一向混亂

 

債市是否鞏固，直接影響到中國金融的穩定性。自歐債危機以來，國際媒體時有對中國債市悲觀的報道，但中國似乎都可輕易化險為夷（見〈信報〉兩篇拙作：2011年10月10日的〈內地資金鏈會否斷裂？〉及2014年9月10日的〈中國會否爆發企業債務危機？〉），這便應提醒我們，對中國債市的危機意識是否過了火，誤判了真實的國情？

 

林行止先生在本報2018年7月24日的大文〈熱戰未至大混戰，人匯貶值後患深〉，在討論貿易戰時，敏銳地把視野擴闊到中國的債務問題上，他認為「內地的債務已陷『水深火熱』地步，去年負債達同年國民毛產值（GDP）的百分之三百強（參考數據，美國同年的負債比率在百分之百左右）」。

 

行止兄所引用數字有根有據，但這些數字在媒體報道中一向混亂，就算有根有據也容易張冠李戴，使人產生誤會。按照我對這些數字的認知（見下文），中國的總體債務，即國債（含地方政府債）企業債，以及住戶或個人債務，加起來或有可能超過中國GDP的300%，但行止兄所引用的美國負債比率卻只是美國政府的欠債，不包括私人市場的債務。

 

2017年美國的公債是GDP的105.4%，與行止兄所用數字相符（若減去各州的地方欠債及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互相欠債，則是GDP的77.4%），不過，私人市場中的債務卻高達202.8%，公私債務加起來一樣超過300%，與歐洲及加拿大等地情況大致相同，而且因為美國的2016年總體儲蓄率只得GDP的18%，遠低於同年中國的46.4%，所以中國債市的基礎遠比美國的穩固，「水深火熱」是過了火的形容。

 

不過，正如上文所提到，有關中國債務數字的媒體報道一向混亂，我們有需要對真實的情況先作較小心的了解，並從中找出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才可避免屢次預測中國經濟「爆煲」，但此煲總是不爆的錯誤。先從數據談起，再談理論。

 

總體債務包含幾個項目，第一項是政府的欠債，此等數字國家統計局公布甚詳。在政府收入方面，地方政府的收入在2017年佔總收入（中央加地方）的53%，但各省市的收入大部分要上繳中央，後者再另行把這筆錢分配。地方的開支佔總開支高達85.3%，可見各省市間收入再分配的程度頗高，沿海的一些省份，例如廣東，其實是不斷的補貼著較窮的省份，但這些補貼不應被視為借款。

 

全國而言，歷年財政都有赤字，積累起來的欠債，在2017年高達13.48萬億人民幣，佔GDP的16.29%，在2016年則是16.15%。美國中情局的《世界事實書》（The World Factbook）一直有整理世界各國的重要數據，根據中情局的說法，2017年中國政府的欠債應是佔了GDP的18.9%，我有一多年來的習慣，若數據有討論空間，我一般採用對我立論不利的數據，以減少爭拗，但即使是18.9%，中國政府的欠債也是全球最低之一，在世界排名188，遠低於排第一的日本所欠的等於GDP的223.8%。

 

中國政府欠債率全球最低之一

 

在這裏也應指出，上述的政府欠債，未有包括政策銀行債券，鐵路部的欠債等，有些機構估計，若什麼都算在內，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在2017年高達47.6%。根據上文我自訂的原則，我選擇採用47.6%這一較高的假設，雖然其準確性不是不可挑戰。2016年的相關數字則是46.4%。

 

第二種債務是私人或私營債務，這本來有企業欠債及住戶欠債之分，但人民銀行的統計中卻使用了所謂「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把企債與住戶欠債合二為一。

 

2017年12月，企債加住戶債合共169萬億元人民幣，是當年GDP的204%；2016年12月，同樣的統計是156萬億元，佔GDP的210%。此兩種債務數量挺大，比起2008年的125%，增幅顯著。有人也附加一些假設後，把企債與住戶債分開，在2016年前者估計佔GDP的166.3%，後者是43.2%，近年常有人討論的所謂企債危機問題，正是源於企債的數額甚大。

 

第三種債是外債。政府、企業及住戶所欠之債，有部分向外資借的。

 

據官方統計，政府在2017年所欠外債只是1323億元人民幣，等於GDP的0.16%，微不足道。但中情局的數據中，中國的總外債在2017年卻是1.61萬億美元，佔GDP的13.7%，我相信這主要是因為企債中有部分是向外資借的。不過，外債的部分卻不用再加在總欠債之上，否則便會重疊計算了。

 

綜上討論，2016年中國的總債務，即政府債、企債及住戶債，加起來大約等於GDP的256%。2017年的數字疑問較大，但可能高於2016年。我們大可以作出幾個判斷：中國政府（中央加地方）欠債率極低，出現債務危機機會不高，不過，地方政府的收入這麼多要交到中央等候發落，卻可能引起問題。住戶欠債不算高，不用擔心。企債佔總額的份量最大，GDP的166.3%不能等閒視之，這比例高於歐羅區的104%，但有網上資料庫說香港企債是GDP的234%，頗使人驚奇。又總債務在2016年尚未有GDP的300%，比例低於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所報告的全球債務佔全球GDP的327%。

 

中國的企業債雖然不低，但其實這對構成危機，仍有相當距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點要注意的是中國超高的儲蓄率，中國的總國民儲蓄率一向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2011年高達GDP的50.4%，2016年國民消費雖增加了，儲蓄率仍保持在46.4%。年年近半的收入被儲蓄起來用於投資，在資產負債表上資產部分自然巨大，這便可支持到數量一樣巨大的負債。我們可作一比較，美國的儲蓄率是17.5%，世界排名106，她2017年的總欠債（公債加私債），根據上文提過的數字，約為GDP的308%，後者是當年儲蓄量的17.6倍。美國大約要17.6年的國民儲蓄才可還清其總欠債。

 

中國人民儲蓄超高

 

至於中國，總欠債量等於GDP的256%，當年儲蓄量是GDP的46.4%，二者相差5.5倍，亦即5.5年的總儲蓄便可還清總欠債。美國與中國相比，哪一個國家更易出現債務危機，不是很清楚嗎？當然這不是說沒有中國的企業會出現債務違約等事件，若有此種情況，多半是該等企業自身的管理或業務出現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的資本結構與歐美國家頗為不同。投資學問中有所謂的股債比，中國自2007年底股市大跌後，股市尚未真正恢復元氣，股市尚非融資的最有效途徑。過去10年，中國新儲蓄起來的資金（若不算利息及折舊）超過250萬億元人民幣，上海與深圳股市總值加起來則尚不足50萬億元（以8月3日市值計），比起10年前，並無什麼增幅。

 

由此可見，股債比中的比重，大大向債市傾斜，中國的融資不是靠股市，而是靠人民超高的儲蓄，而這些款項則通過銀行或債券市場借出到企業的手上，股市仍只是股民短炒套利的場所。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儲蓄總量愈滾愈大，貸出的總額只會繼續增加，將來還會有一段不短的時間，中國的債務總值會繼續上升。但只要中國債市中的資產大於欠債，這便不是壞事，不用大驚小怪。

 

這裏尚有一問題要說明。中國的股值不振，企業主要靠借債融資，這會否影響企業的價值？以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命名的Modigliani與Miller定理告訴我們，在沒有稅制或資訊扭曲的條件下，一所企業的融資方法並不會影響這企業的價值。

 

換言之，企業的資本結構或股債比例不會影響到企業的價值。以一所樓宇為例，究竟這樓宇是自己掏錢買的還是靠借錢買的，它的價值還是不變。同理，中國的資本結構以債務為主，有些國家則以股本為主，但這些對公司的價值沒有影響，也不是造成危機的直接原因。

 

不過，在不同資本結構下，風險的承擔者卻有所不同。例如，一所生意不景氣的公司若沒有欠債，股東便要承受全部損失，若是有借貸而又出現債務違約，那麼銀行便會受到拖累。

 

(HKEJ 2018-8-10)

熱浪對經濟的警兆 (雷鼎鳴)

近日世界多處地方熱浪滔天，本應擁有夏天涼爽冬天溫和地中海氣候的西班牙葡萄牙，竟出現40多度高溫；印象中應屬極北苦寒之地的挪威，也有40多度；加州內陸地區又乾又熱，山火在百多個地方肆虐；我6月底到北京開會，經朋友接洽，順便到北京黨校內的利瑪竇及幾十位耶穌會教士的墓園中憑弔，那幾天氣溫也達40度，我要高呼吃不消。

我不怕冷，但怕熱。地球是否暖化，對我的快樂指數頗有影響，今年暑假因頗多公務，幾乎全部時間都要留港，不能避暑，苦不堪言。為何不怕冷只怕熱？原因是我曾有10多年住在幾個使人避之則吉的冬天之城。芝加哥是有名的風城，它靠着無遮無擋的密歇根湖，冬天之際，北風呼嘯而至，是真正徹寒入骨的。我也在明尼阿波利市住過4年，此地是美國最寒冷的大城市，1、2月間，加上所謂的冷風因素（wind chill factor），當年屢有出現攝氏零下55度的低溫。至於另一個居住過多年的水牛城，雖因地近風景區尼亞瓜拉瀑布而吸引到大量遊客，但卻也與使外人聞風喪膽的大風雪結下不解之緣。

極端天氣會致財產損失

對地球是否暖化，原來在科技界仍有激烈爭論。我不懂這門專業，但以我橫跨幾十年的觀察所得，我較相信地球確在暖化。我中學時在香港華仁就讀，那裏的課室兩邊通風，感覺舒服，不大覺得熱；但近20年前，校方下令將課室一邊很具建築美感的木製闊邊百葉窗全部拆掉，改安上密封鋁窗，以便安裝空調，我見到後大感失落，昔日校園建築和諧之美湮沒了是一個原因，但也是有感於新生代嬌生慣養，沒有冷氣上不了課，現在看來，恐怕是地球暖化了所致。但更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去年2月中，我重回明州母校，戶外溫度竟是攝氏20多度，學生都爭相穿着夏衣，跑到街上嬉戲。從零下55度變成零上20多度，差別也太大了吧，怎不叫人警惕？

地球暖化會帶來甚麼經濟損失？以前讀過一些嚴謹的研究報告，現在已找不出來，但清楚記得，都是天文數字。這不難理解，若溫度平均升高1度，已經可以大事不妙，極端天氣會頻繁出現，風暴、火災、水災、旱災等等都可能奪走大批人的性命，財產損失更難以估量。只要想想南極陸地上的萬古玄冰溶化掉，海洋水平上升，多少地產會被水浸，便可知問題的嚴重。北極的海水浮冰溶掉卻不會使水位上升，否則違反阿基米德定律。

若要減低氣候變暖的代價，我們不能不減少碳排放，這倒有可能創造到商機。從前太陽能發電遠比火力發電貴得多，現時差距已拉近不少。太陽能的光伏板能大幅降價，主因應是中國已在大規模生產。從前我在美國很少見到光伏板，現在在一些陽光充沛的地方，例如加州，卻是容易見到很多房屋都安裝了光伏板。除了光伏板，風力發電也沒有碳排放。從前我在某些地方見到發電風車，覺得新奇，但現時在世界不少地方也可找到這些風車，希望這能減慢溫度上升的速度。對商人來說，這些也可以是新興的生意。

減少碳排放可創造商機

經濟學中有所謂的「環境庫茨湼茲曲綫」，是指窮國人民為求擺脫貧困，會重視工業發展，甚至犧牲了環境也在所不惜，但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後（這是用了10多年前的物價指數），愈來愈多人會對環境生態看得較重，所以願意花費資源去改善環境。因此之故，隨着收入上升，環境會愈來愈糟糕，但過了某個階段後，環境會愈來愈好。世界各國發展階段差異極大，有些國家在致力減排，有些則尚會大搞污染工業，也有些如美國般，發了達後退出巴黎協議，不理環境的破壞。

霍金曾預言，到了2600年，地球將「暖化」成一個火球，人類不能再居住。我不認為他對，因遠在火球出現前人類已死光，哪裏還有機會繼續碳排放？

(Sky Post 2018-8-10)

 

 

沒土地儲備便應加快程序 (雷鼎鳴)

　　我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中最感頭痛的問題，是中短期土地供應不足。中長期或長期不是沒有問題，而是短缺的量沒有這麼嚴重，並且尚有時間可以化解。但政府若不下些猛藥，而又不是遇上經濟衰退的話，未來十年樓價仍會在高不可攀的位置。如何解決這十年的短缺問題？

　　在香港仍有大量土地儲備的年代，這應該不是問題。香港開埠以來，填海造地達六千七百公頃，雖比不上新加坡更大手筆的一萬四千公頃，但總也曾使香港有些土地儲備。不過，近十多年來，填海近乎完全停頓，過去的土地儲備幾乎已消耗怠盡，土地稀缺所帶來的困局，便不斷在我們眼前出現。

　　有儲備可用及沒有儲備會帶來完全不同的後果。有儲備的話，就算覓地或造地需要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問題也不大，社會要地起房屋，大可每年先在儲備中撥出一部份土地便可，減少了的土地可從新造的地中得到補充。有了這個緩衝，社會不至於出現要地時完全得不到供應的難題。但現時沒有儲備，要等新造地完成了才能建屋。香港一些規章制度所隱藏的弱點便全面浮現出來。

　　甚麼弱點？是程序繁複，若有爭拗，更會拖拖拉拉，這次第，怎一個慢字了得。當我第一次聽到某些程序起碼需時十多年，另一些甚或需要二、三十年時，我是感到十分驚訝的。若追問為何要這麼久，總會有一些聽起來很合理的理由，我們甚至可想像到做事要先諮詢多如牛毛的各種持份者，要有程序公義等等說詞。從良好願意的角度看，這是體現出民主法治精神，而且若有大量土地儲備以濟燃眉之急，我們又那用介懷新造土地要多久時間？問題是在儲備已經近乎用盡的條件下，施施然地走過所有程序的機會成本便太大了。待到某些地可建成房屋，我們或要等上二十年或更長，這本身便是不公義，而此種不公義卻是由某種畫地為牢自設的所謂程序公義所造成。

　　經濟學家奧爾遜（Mancun Olson）在其傳世巨著《國家衰亡》中早已指出，在一些所謂民主社會中，一些人數不多的利益團體很易向政府施壓，一早便訂定了一些只對他們有利而別人不大理會的法例或程序，久而久之，社會的運作會大大被此種本無人注意的條例所束縛着，社會的進步便停滯下來。造地所需的程序是否很多已變得不合時宜，阻着地球轉動？我們也很難期望公務員體系中誰有此魄力加快造地的速度，唯一有足夠權力的只是特首。我希望在土地問題上，她能用盡她的權力，走快速通道，把一些中長期才可供應到的土地提早到短時期便能使用。以香港的政治環境，她會為此付出一定的政治代價，甚至變成烈士，但這是值得付出的。

 

(Headline Daily 2018-8-10)

 

為何要申請轉直資？ (雷鼎鳴)

兩周前教育局通知香港華仁書院直資辦學的申請不成功，在媒體及華仁的校友圈中頗引起一些討論。我是港華校友，在那裏度過了幾年極有意義的學習生活，深明有數百年經驗累積的耶穌會教育理念不同凡響，但恐怕香港教育界中人未必人人懂得欣賞。

舊同學中，以我所接觸的，幾乎人人都支持母校轉直資，究其原因，我猜測主要是華仁校友人才輩出，但現時畢業生的考試成績與我們那年代相差甚遠，不少人都認為這是華仁收生時缺乏自主所致，而直資則有助取回自主權。

有助取回收生自主權

其實大約十年前華仁也有考慮過轉直資，當時曾當過港九華仁校長，也是華仁校友精神象徵的狄恒神父卻反對這樣做，他的理由是崇高的，因為他本着有教無類的思想，不希望學生盡是有錢人的子女。這是理應受到尊重的理念，但崇高的願望往往在實踐中出現問題而致事與願違。

大約一年半前，狄恒神父與我們飯聚，我坐在他旁邊，他告訴我他已改變了看法，全面支持直資。不過，他在重病中，聲音太柔和，附近環境又有點嘈吵，我無法聽清楚他的理由了。這也無妨，直資的利弊，倒也不難判斷，自己做點研究也可搞清楚問題。

現時香港共有73所直資學校，其中52所是中學、12所是中小學。直資了的學校基本上可獲得與以前相同的資助金額，初中學生的單位補助是每人每年59,349元，高中則是72,626元（校齡低於十六年的學校資助額稍低一點），平均每名學生大約66,000元吧。沒有直資的學校不收學費，直資了的學校卻可以，但對收入較低的家庭，卻可減少或全部免掉學費。各校收取學費的標準不太一樣，在網上資料可見，聖保羅男女中學的學費是每年61,000元，若讀IB課程的，更高達91,500元。也有便宜一些的，例如聖保祿學校的高中是27,500元，拔萃女書院則是38,000元。但更為便宜的是愛國學校，培僑的高中是12,040元，香島是9,140元。

學費減免條件最透明的是學費高昂的聖保羅男女中學，校內資料列明，根據不同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主要是入息減去租金或房屋每月供款）訂定可免多少學費，例如「可支配收入」低於331,500元的4人家庭可獲全免學費，校方對某些活動還會有津貼。收入高一點的減免額便少一點。換言之，不同學生其實在交不同的學費，收入最低的不用交，收入愈高，交得愈多。

學費收入可辦多元活動

在經濟學的術語上這稱為「歧視性價格」（Discriminating Pricing），但其實當中並無多少歧視成分，若說有，只勉強可說是家庭寬裕的學生受到歧視，要多付一些錢才可與別人得到相同的教育機會。不過，這些學生倒也沒有吃虧。舉個例子，假設一所直資學校學費5萬元，一半人零學費，一半人交足5萬，學生總人數是800人，那麼學校便可比資助學校每年多出2千萬元的資源，足以做到很多改善教育的工作，甚至因為校內教育質量改進了，家長不再熱衷於付錢讓子女參加一些對教育無助的補習班。

小兒高中時在美國一所寄宿名校安多福（Andover）就讀，今天該校的單位成本是每名學生每年10萬美元，但全費學費寄宿費是53,000美元，而且48%的學生有助學金，一樣可學費全免（學校經費並非由政府補助，而是靠捐助而來的基金）。有着這麼多的資源，不但低收入家庭的人可入讀，而且校內光是不同年級的課程也有300門，更不要說課外活動之豐富了，我從未聽過該校的學生需要找人補習。

由此可見，直資可增加學校用在每名學生上的資源，低收入家庭子女得益更大，但這有個條件，便是直資的全額學費不能太低，否則便不能「劫富濟貧」，以致資源不足。

低收入家庭學生得益多

港華只計劃收2萬元左右的學費，我認為是不足夠使到直資的好處凸顯的。以此學費，她不易列舉出足夠的進一步改善學生的各種計劃，可能教育局也是以此為由，否決了她的申請。至於報章上所說的有近半老師不贊成直資，我看也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直資後教學質量的要求難免增加，競爭壓力大，有些老師或許會不適應，但願華仁明年再接再厲，再申請一次。

(Sky Post 2018-8-3)

 

「厲害了我的國」與中國科研 (雷鼎鳴)

　　中美貿易戰的延伸是科技實力上的比併。經濟是科技發展的基礎，但科技水平卻同時也是經濟表現、軍事力量與國際地位的重要源泉。中美兩國科技成就各擅勝場，但總體而言，美國領先的領域廣泛得多。既然如此，使美國坐立不安的是甚麼？是中國科技進步的速度！此速度使我們的認知每天都顯得過時。

　　科技上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是未來科技成績的重要領先指標，實驗室出到成果，將來的科技水平便有保障。中國的科研水平如何？這要看量與質兩方面。先看量。

　　我從前的一位學生、現在美國工作的賴港華教授很懂得我思考的方向，時有主動傳來一些與我興趣有關的學術文章，近日他又傳來一篇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 Working Paper 24829）傳閱的新鮮熱辣文章，是兩位哈佛學者所寫的，其中一位是哈佛著名的勞工經濟學家Richard Freeman，該文正好提供了大量數據，說明了從二○○○年至二○一六年中國科研成果進步的情況。

　　文章首先用國際學術期刊數據庫Scopus的記錄作根據，把從二○○○年至二○一六年在自然科學、工程與數學國際期刊所刊登的論文檢算一下，發現來自中國的論文在二○○○年只佔總數的4%，但到了二○一六年已佔18.6%，超過了美國的17.8%。這些數字並非簡單的數數文章數量便可得到，因為絕大多數的論文作者都不止一人，而且可能是國際合作，所以要把每位作者的名字及其地址搞清楚，再按比例算出他們對每篇文章的貢獻。這項研究尚另有一重要的計算，便是把用中文發表的科研論文也包含在內，不過因為這些論文影響力及質素不及用英文寫的，所以文章根據論文平均被引用的比例，替用中文的論文數量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經過這些調整後，文章認為中國在科研論文的數量貢獻上佔了全球的36%，這些論文被引用的比例亦佔了全球的37%。這些都是十分卓越的成就，研究的作者甚至認為，中國十多年前還是全球收入最低的國家之一，科研竟然可以進步這麼快，足以寫入世界科研發展史中。

　　上述談的是論文的數量，當中有小部份還可能涉及學術腐敗造假等，但在今天資訊發達的年代，造假容易被揭發，得不償失，應已減少。不過，相比於數量，我們應更重視論文的質素，在這方面，最有資訊價值的應是頂尖學術期刊《自然》每年所編訂的「自然指數」。這個指數把世界各國及各科研機構在自然科學最頂尖的六十八份刊物中每年所發表的論文數量都算出來（若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作者，一樣要按人數計算對論文貢獻的比例）。

　　按照「自然指數」所公佈的資料，二○一七年美國在頂尖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共19579篇，中國全球排第二，共9087篇，遠遠低於美國，但又遠遠高於排第三的德國。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數量每年都在增長，美國的卻在下降，例如從二○一五至二○一七年，中國的增長是18.3%(與五年前相比，增幅更達100%)，美國則是負6.02%，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十年後若中國在最高質素的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超越美國，也不應使人奇怪。

　　「厲害了我的國」在宣傳策略上比不上韜光養晦這麼有智慧，但美國人也不是傻子，他們懂得利用大數據評估中國的未來，中國官方的低調不一定能忽悠他們。在科研領域上美國要未雨綢繆，遏制中國，這是他們的遠見。

 

(Headline Daily 201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