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經濟中的債市 (雷鼎鳴)

上周末在清華參加舊同事李稻葵主理的「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每季一次的中國宏觀經濟研討會，當時政府尚未公布2018年GDP增長多少，但每次大會必發的一份長篇「報告」，內有估計2018年GDP增長6.6%，2019年則預測增長6.3%。其後，政府果然公布2018年的增長率是6.6%，與「報告」內容一致。

這是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的，中國官方去年預測2018年增長6.5%，但其實官方預測一向較為保守，她說是6.5%，我們可以視為6.7%，後來經過貿易戰的衝擊，跌到6.6%，跌幅微弱，正好印證了我說過多次的觀點，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直接影響並不大，美國若想靠此遏制中國，不會成事，中國增長比美國快，時間在中國一方。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西方的傳媒不會唱衰中國。我對唱衰並不反感，只要其內容正確便應考慮之，問題是有些評論建基於錯誤的認知，而偶然中國自己的決策人也會受其惑，那便需要指出以正視聽了。

安全度遠高於日本美國

唱衰得較多的，是說中國有債務危機，尤其是企業債高企，會隨時爆煲云云。我過去也曾經多次在報章撰文指出，這是不懂中國國情的誤判。在今次清華的「報告」中，他們在小心研究過這問題後，得出的結論與理由都與我一致。因為他們採用的數據，比我過去用的更新，所以我們也可用其數據作分析的基礎。

先作一跨國比較。欠債多少，一般的計算方法是把政府、非金融企業和居民所欠債務的總和與GDP比較，中國的這個債務總和是GDP的241.5%，這個比率也被稱為宏觀槓桿率。其他國家是多少？日本是370.8%，美國是249.6%。從這比較可知，中國若有債務危機，日本與美國早有了，但這其實還未完全反映到實況。

中國的國民總儲蓄率極高，佔GDP 47.4%，日本只是24.5%，美國則更只是16.9%。儲蓄率愈高，愈表示新增資金源源不絕，過去所欠之債項，容易在短時間內還清。因此，我們大可確定中國債市的安全度遠高於日本與美國，那些對中國經濟結構茫然無知的人為何不多作了解才下結論？

我相信中國的債項還會繼續上升，這是正常不過的。中國的儲蓄率既然這麼高，每年新增的大量資金有何主要出路？一是跑到股市去；二是存到銀行，而銀行又將錢借給企業或個人；三是買房子。但中國股市細小，只有9%的住戶擁有股票，過去10年其總值甚至下降了，根本吸納不了多少資金，所以剩下來的資金便不斷流向債市及樓市，這解釋到為何中國樓價這麼貴及槓桿率也頗高。

明乎此，槓桿率高並不意味着危機，中國政府受惑於一些外國三流分析，以為需要去槓桿，但其實這並無需要，而且這會容易一刀切，使到一些優質高回報的企業得不到所需資金，去年便有此現象。

銀行應擇優質企業放貸

比較好的方法，是在股票市場加強監管，嚴懲一些欺詐活動，這樣股市才能夠健康發展，不致成為賭場，喪失融資的功能。如此一來，資金才可能流出樓市（從而使樓價合理一點），債市的槓桿率也可因資金流向股市而得以下降。另一需要做的措施，不是一刀切的去槓桿，而是搞得差勁的企業，不用再借錢給她們，但優質企業卻無妨，銀行可以繼續支持她們。

甚麼才是值得發放債款的企業？投資在創新科技的資金雖然有進步，但仍然不足夠，有創新科技的新成果，可帶動出一大堆新的投資機會，縮減過舊企業的信貸，增加對科研項目的支持，才是長遠之路，看看華為成功的經驗，便可明白此點。

順帶一提，去年中國的消費，若扣除汽車銷售，增幅平穩。汽車銷售有負增長，原因簡單。2016及2017年買車有稅務優惠，2018年優惠已完結，所以2016及2017年增幅大，2018年卻減少。

另外，人民亦預期汽車進口關稅未來將會大減，2018年當然少人買車了。

 

(Sky Post 2019-1-25)

如何處理陰霾下的中美關係 (雷鼎鳴)

　　上周日剛參加了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升格為「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後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研討會。這研討會的「人氣」極盛，每季舉行一次，必定逼爆會場，我過去十多年每次都盡可能參加，好與眾多不同背景的專家交流。這次的主題是中美關係，我發現自己的觀點與很多其他被邀的專家都不謀而合。

　　我的發言有兩個重點，第一是中美關係現況，第二是中國最應做甚麼。

　　我一向認為，貿易戰只是前奏，未來二三十年中美關係的道路不會好走，但時間在中國一方。特朗普的手法主要倚靠胡搞蠻纏，若能把別人弄得緊張兮兮，他便得其所哉，有機會可尋。我在美國有朋友曾被他邀請投標建他的高爾夫球場，但因他常賴帳，聲譽不佳，所以朋友拒絕與他合作。這恐怕是對付他的最好做法了。但當一個這樣的人擁有世上最大的權力，完全不理會他也是不可能，幸好此人性格充斥着弱點，只要摸清楚他的性格，對付他也不是難事。

　　劉遵義教授說過一個故事，我不知真假，但它的確捕捉到特朗普的性格。特朗普曾經向一銀行借錢，銀行怕他名聲太差，不想借，但又不願得罪他，怎麼辦？銀行派了一職員跟他說，這銀行的規則是不借錢給無需要借錢的人，在銀行的名單中，第一個不會借的是蓋茲，第二個是畢菲特，職員接着說，名單中的第三名便是閣下你特朗普了。此人有自戀症，聽後開心得很，便不找銀行的麻煩了。

　　對有此性格的人，最好便是讓他一直在台上自吹自擂，他得罪人多，這反而有利於中國崛起。美國近年已浮現出新麥卡錫主義的思潮，華盛頓反華的情緒很強，我相信這思潮比五十年代的麥卡錫狂潮來得更長。美國的反華源自美國對中國的恐懼與忌憚，而恐懼是一種很強大的力量，不會容易退潮。我過去曾長期在美讀書工作，美國人民有重要的優點，其一是他們會愛心爆棚，好人甚多，例如在十多年前大量美國人跑到廣州白天鵝酒店附近收養中國孤兒，便可見一斑。但美國也是個歷史上出過三K黨，而且把無辜婦女看作女巫並將其活活燒死的地方，帶有歧視心態的人最是輸不得，看到自己落到下風時，容易做出非理性之事。特朗普在台上容易暴露美國人民的弱點，若是把狡猾得多但更反華的彭斯或愛說仁義道德的民主黨政客放在台上，中國更麻煩。特朗普不下台，對中國有利，但中國更應做的，是搞好自己。如何搞好？

　　過去一二十年，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儲蓄率高及因此而來的巨額資本投資。從外界看來，多種規模宏大的基建是中國高速發展的標誌，但會否基建已飽和，再投資的話會進入報酬遞減，沒甚用處？劉遵義有關中美貿易戰的新書有估算，美國積累到的總資本稍高於中國，但因為中國人口多，所以中國的人均資本遠低於美國。清華的數據也顯示，在美國有水泥跑道的機場共五千零五十四個，中國只得二百二十九個；美國有二十九點四萬公里的鐵路，中國只得十二點七萬公里；美國有六百五十八點七萬公里的公路，中國有四百七十七點四萬公里。由此可見，不論基建總量或人均數量，中國仍落後於人，這也意味着報酬遞減不會嚴重，中國仍有很大的空間靠搞基建來推動增長。

　　這當然不意味着中國只應靠基建。但若要尋找更多有高回報的投資機會，高科技的基礎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新的科技可替社會打開一扇扇的門，創造出一片片從前未有想像過的新天地，例如從前人們又怎會想到統計學與電腦結合後可出現大數據，從而出現大量新的商機？投資科研肯定是中美競賽中中國的主要任務。

 

(Headline Daily 2019-1-25)

中國對非洲是新帝國主義者? (雷鼎鳴)

非洲不少國家都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非洲與中國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非洲土地儲備充裕，只要引入先進農業技術，理論上可生產大量糧食，將來可向中國出口。非洲能源儲備也豐富，這也是中國所需之物。非洲國家大多貧窮，工業落後，對中國的資金、技術、基建與產品都需求甚殷。更重要的是，非洲今天的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改革開放初年好不了多少，既然中國能成功脫貧，非洲又有何不可？中國模式的秘訣，正是非洲很多國家極感興趣的學問。

 

西方國家與媒體頻對華攻擊

 

中國在非洲也很成功。在2009年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2017年，中國在吉布提設立了第一個海外的海軍補給基地。這基地雖然細小，只得十分一平方公里，但位處從亞丁灣進入紅海的咽喉地帶，立時引致美國和日本的坐立不安。中國在非洲近年大興土木，為其建設碼頭、公路、鐵路、機場、輸油管，從2007至2015年，中國光是從世界銀行手上，便贏取了世銀非洲基建項目總價值30.3%的合約，是各國中成功率最高的國家。

中國到非洲的直接投資總額，雖然仍不及美國，但也是不斷上升，2003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只等於美國的2%，但到了2015年，已達美國的55%，在這一年，中國投資的累積總額是350億美元。

中國的石油，不少也從非洲入口，2015年，中國從安哥拉入口石油160億美元，佔中國石油入口的8%；同一年，美國從安哥拉輸入的石油已跌至29億美元。在政治上，中國幾乎已成非洲國家萬邦來朝之國。上月我在北京大學參加林毅夫教授的「中國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升格典禮與學術會議，非洲好些國家的元首也致賀電，甚至派官員和專家專程參與，這固然是由於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在非洲政經界大行其道，但不少國家選擇以中國為師應也是重要原因。

美國早已咬定中國是她最有實力的競爭對手，中國在非洲的聲勢，不可能不引起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的疑慮。美國副總統彭斯便曾公開告誡「一帶一路」國家不要向中國借錢，否則會陷入債務陷阱，翻不了身。美國、日本及西方媒體對中國在非洲經濟活動的攻擊更是不絕於耳，例如在吉布提中國海軍基地落成後，《紐約時報》便在頭版大罵中國用數十億美元的債務收買了吉布提，以致美國與這個盟國的關係遭到破壞。(其實吉布提欠下所有國家的外债總數也只有19.5億美元，又何來欠下中國數十億美元?)

除了罵中國用銀彈政策騙非洲國家上當，她們最終會被中國控制外，不少西方輿論也把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看成是對其天然資源的掠奪和剝削，中國是新帝國主義云云。

有一位叫Moises Naim的仁兄所寫頗有影響力的文章更直指，中國提供的發展援助，其資金來源本身便已不民主、不透明，它的效果只是在扼殺非洲人民取得的真正進步，中國只是為了自己的戰略和利益，並非要使非洲人得益。也有人批評，西方國家提供債務時，會引入誘導機制，對願意走向民主、減少貪污、改進管治的國家才肯幫助，但中國卻毫不理會這些因素而胡亂提供借貸，破壞了西方國家的「苦心」，所以中國的援助只應視作「流氓援助」！

上述言論究竟是存心詆毀，還是一語中的？這倒是可以用數據及計量經濟學的方法驗證的假說。如何驗證？這要一讚美國的學術研究機構。

我上月在北大聽到一位來自非洲的牛津博士宣讀論文，她直指西方的傳媒只是胡說八道，她提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有一個「中國非洲研究所」（CARI）建立了一個有關中國與非洲經貿關係的數據庫，內中數據，足以推翻西方傳媒的主要論點；我到這研究所的網站瀏覽，果然見到不少有用的數據，更使人驚喜的是，這個研究團隊已經做了不少有用的定量分析工作，可替我們解惑。

 

第一個假說：

中國借給非洲諸國的債務，會導致這些國家跌入債務陷阱，翻不了身。

這個假說驗證方法較為簡單，看看她們借到的債，是否大至難以償還。若是欠債與收入相比不是很大，那麼上述假說便可推翻。

根據CARI數據庫的債務數據，從2000至2017年這18年內，非洲54個國家中的47個有向中國借錢，借貸總額共1433.5億美元。要注意，這是借貸總額，而不是現存的總欠債，這是因為歷年借回來的錢，很多都已還給中國。這筆款項共借給47個國家，這意味每國平均共借得30.5億美元，還要是18年的總和，即每年每國平均借得1.69億美元。雖然非洲國家比較窮，但這些數目都很低，並不足以使涉及的國家陷入危機。

更準確的評估是，要看看每個國家從中國所得的總借貸佔了GDP多大的比重。細看數據，我們可輕易見到大多數非洲國家18年加起來向中國借貸的總量都在2017年GDP的10%以下，除了3個國家外，其他的總借貸都低於GDP的三成。作為比較，美國、日本及歐盟國家各自的外債率都高達接近GDP的100%。

由此看來，非洲國家近年在理財方面轉向穩健，其借貸率難以說成是高至可快將掉進債務陷阱。至於上述3個例外國家是誰？第一個是剛果共和國（18年來共向中國借入了等於2017年GDP 85%的債），另一個是吉布提（72%），第三個是安哥拉（34%）。

這幾個國家的借貸率雖然較高，但翻不了身的機會卻不大，安哥拉和剛果都產石油，安哥拉借來的款項目的之一，正是要投資建輸油管，她們財務上暫未見危機跡象。吉布提是小國，向中國借的錢總額其實只有14.7億，以其地理位置的充滿戰略性，可為沒有海岸、經濟卻正在上升的埃塞俄比亞提供出海港口，其經濟前景亦有可樂觀之處。

這幾個國家的總外債率都不高，這意味着她們欠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債項，有部分其實早已還清。從另一角度看，世界銀行借給非洲國家的錢，依然大於中國向她們發放的債項，若這些國家如西方傳媒所說的會跌入債務陷阱，那麼世界銀行的責任豈不更大？

 

第二個假說：

中國借出款項的準則或目的是要助紂為虐，收買非洲的貪官獨裁者，以謀中國自身的利益。

CARI發表的論文中，倒是有位叫David Landry的專家用計量經濟工具檢驗過這假說。

他把中國、美國、法國、德國及英國從2000至2015年給54個非洲國家的借款額紀錄都找來，並對每一個國家有關制度質素、天然資源、得款是否用得其所、與債權國家的貿易及經濟關係等多個變量都打上分數，再用處理面板數據（panel data）的計量方法，找出哪些因素對借貸額有影響，哪些沒有。

結果顯示，對西方國家而言，非洲國家的制度質素對借款額有影響，但在統計學意義上真正有顯著影響力的制度質素，也只是接受債款的國家政治上是否穩定而已。

這顯示出西方國家提供債務持，雖有影響別人內政的意圖，但最實在的考慮還是害怕某些政府會倒台，以致追不回欠款。至於政治及經貿關係是否良好，也是重要的決定因素。

中國借款的準則與西方國家確有微妙的分別。從驗證結果可見，中國對受援國的制度質素並不特別重視，得到借貸的國家不一定有良好制度，但也無證據顯示，貪污獨裁的國家會特別得到中國的垂青，因此，若說中國是專門助紂為虐，西方國家則是獎勵改革進步，也只是西方傳媒自我陶醉，並無根據的詆毀中國的言論而已。

但這並不意味中國的政策只是在發揚雷鋒式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國際主義，影響中國借貸的主要因素，包括這些國家是否與中國有雙邊貿易關係，及在聯合國投票時是否站在中國的一邊，亦即大家是否都是朋友。但觀乎中國曾給47個非洲國家放款，中國視之為朋友的非洲國家也頗多。

 

第三個假說：

中國在非洲參與的基建項目質量差勁。

西方傳媒往往喜歡在多項基建中找出一些道聽途說或個別的傳聞，便驟下結論。彭斯也曾吹噓，找中國搞基建，不如找美國，質量更得保證。基建對非洲的發展的確重要，世界銀行估算，非洲每年最少要投資930億美元才可應付需要，誰可簽到基建合約，世界多所公司都在競爭着。

CARI有一份2016年初、作者是一研究生Jamie Farrell的報告，她抽樣出72個2000至2007年中國從世界銀行手上贏得，並在2013年前完成的非洲基建項目，並與之與36個同類但卻是OECD國家得到的項目作比較，比較的標準是世銀對每個項目完成後對質量所打的分數；她發現，從1至6分裏，中國項目的平均分是4.452，OECD的項目則是4.769。OECD國家的項目平均分較高，但只是稍高。Farrell的論文便指出，中國與OECD的項目質量並無統計意義上的顯著分別，西方某些媒體硬要把中國參與的項目描繪成一塌糊塗，論文便認為是完全脫離現實。

有兩點我們也是要注意的。第一，中國參與的基建項目一般索取的利潤及勞動成本都低於西方國家，這意味中國公司投標時極具競爭力，以較低的成本便可完成質量不錯的項目。第二，Farrell所研究的基建項目是2000至2007年簽下合約的，但在最近10年，中國累積到大量的基建技術經驗，其使人眼花繚亂的工程早已使中國被冠上「基建狂魔」的稱號，今天中國在基建項目上的實力，已非10年前的吳下阿蒙矣。

從上可知，有關中國與非洲經貿關係的3個負面假說，在客觀數據驗證下都站不住腳。不過，在國際環境急變的未來一二十年，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與傳媒恐怕還是繼續會無限誇大一些小事情或根本不會去深究事實或複核數據，看看自己所說是否有根據。特朗普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也許是告知我們，有假新聞這回事。

約翰霍普金斯CARI的專家們似乎對西方媒體，包括一些地位崇高的媒體粗疏面對數據的作風很感驚訝。我不認識他們，不會如他們般感到驚訝，但卻相信錯誤的報道或評論，只會使西方國家與非洲的關係更加分離，非洲人民與政府自會判斷中國的資金和基建對她們有無好處。

 

(HKEJ 2019-1-16)

提高長者綜援年齡對與錯 (雷鼎鳴)

　　政府宣佈要落實以前的決議，把合資格領取長者綜援的最低年齡從六十歲提高到六十五歲，引起香港建制與反對派政客的猛烈批評，涼薄、不食人間煙火等用語紛紛湧出。

　　這是沒有甚麼值得驚奇的，在任何的所謂民主社會中，一涉及削減福利的，必會有人惡言相向，長者是容易爭取的票源，乃兵家必爭之地，誰敢得罪他們？十多年前法國因財力不濟，無法不將法定退休年齡延遲一年，也立時引來全國示威暴動。政府此舉也許在政治上愚蠢，卻頗有公務員堅持理性辦事的風範。但政府的理性是甚麼？行事又有無疏漏之處？

　　把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推後的源起，我聽權威人士說是人口政策的一部份。六年前，政府曾成立了一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林鄭是主席，當時我也是成員之一，摸清了人口急劇老化的實況後，政府內部便自行研判應訂定甚麼政策了。五年前，政府也成立了一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負責研究人口老化對未來財政的影響。

　　既然長者綜援變成以六十五歲為起點是人口政策的一部份，我們需要了解未來人口老化意味着甚麼，而不是把頭埋在沙裏。嬰兒潮大量出生的孩子現在已垂垂老矣，紛紛進入退休年齡，但港人長壽世界第一，且生育率長期低企，大量長者陸續退休後，工作人口減少，但需要扶持的長者人數，卻如長江大河般滾滾而至。去年年中，六十至六十四歲人口共55.4萬，五年後，相同的年齡群人口預計會增至近64萬人。長者的福利與醫療服務政府開支，這五、六年間翻了一翻，今年已是860億港元。要化解人口老化壓力，重要的方法是延遲退休年齡，反正現時六十至六十四歲人口比起幾十年前健康得多。也許將來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普及化後，人類工作時間或工作年數減少，問題自動消失，但這是有點望天打卦了。

　　把長者綜援年齡推後，特首說不是為了錢。此說有對有錯，對的是這的確省不了多少錢。目前政府並無數據顯示多年人會受這政策影響，六十至六十四歲年齡群中的55.4萬人，有多少人在領取長者綜援？坊間有不同的估計，從一、二千人到二萬多人都有，我取其中，假設是一萬人左右吧。他們若失去長者綜援，改為領取成人綜援，每月得款會減少1030元，政府每年只能省回稍多於1.2億元，數額的確不大。(後記：最近幾天，政府似乎把受影響的人數梳理出來，新估計有兩萬多人。)

　　說與錢無關也不對。政府今天沒有財困，但是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早已推算出，在龐大的人口老化壓力下，若政府開支不作調整的話，再過三幾年香港便會出現赤字，十年後儲備便會用光，但假若政府肯面對問題，今天少用一些，把省回的錢留給將來人數更多、需求更大的長者，赤字與用光儲備的期限都可大幅推後。從這角度看，每一分一毫都有機會成本，今天用了，將來便少了資源應付真正的人口老化。

　　要求六十至六十四歲領取長者綜援的人改為領取數額少了1030元的健全人綜援，是否涼薄？有些人老了便想退休，這是人之常情，但最應幫助他們達此願望的，應是其家人。他們為家人貢獻了一生，其子女，才是他們貢獻的主要收益者，若子女不負起供養責任，反而要求社會其他人交稅代他們供養，這才是更大的涼薄。

　　政府錯了甚麼？我認為配套尚未足夠。政府不是沒有配套，例如它推出過中高齡就業計劃等項目，六十至六十四歲男士的勞動參與率也從九七年的四成八增至今天的六成二，這年齡組群中不工作者的絕大部份也不會去申請綜援，但延遲退休年齡往往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政府應自己先走一步，並大力鼓勵商界將習慣性的六十歲退休年齡推至六十五歲，再加強幫助中高齡人士就業力度，使到這年齡層繼續工作變成社會常規，今次爭議的政策阻力才有望減低。

 

(Headline Daily 2018-1-18)

如何面對今年的局勢？ (雷鼎鳴)

今年世界的開局乏善可陳，中東的亂象未有解決迹象，西方國家被民粹主義肆虐，事故頻仍。英國脫歐弄出個爛攤子，不知如何收拾，看來大英帝國氣數已衰，連是否能保住蘇格蘭不獨立不投向歐盟也無答案；法國的黃背心示威則重挫了馬克龍；但至今民粹對世界造成最嚴重後果的，仍是選了特朗普作總統。民主黨雖滿口仁義，其偽善使很多美國人難以接受，但特朗普的狂牛性格對世界也許破壞更大。

對西方世界出現的亂象，我們應如何應對？經過數十年全球一體化的發展，世界各國互相依存的程度已比前大得多，一方有難，八方受累，我們若對別人的痛抱着幸災樂禍的態度，對自己也無好處。

 

彈劾特朗普將令情況更糟

有位經濟界的舊朋友艾根格蘭（Barry Eichengreen）最近在網上媒體Project Syndicate中對此種局面分析得很好。艾根格蘭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知名的國際金融與經濟史專家，22年前曾到科大參加過我們舉辦的一個學術會議。他絕非特朗普的擁護者，但卻指出彈劾他反會把事情弄得更糟。為何如此？

民主黨對參院無控制權，並無足夠力量把特朗普拉下馬來。就算將通俄門的指控蔓延至特朗普的子女身上，他也有力量包庇他們。

更大的可能不止於此，特朗普一旦受辱，以他的性格，只可能是諉過於人，用廣東話的說法是發爛渣，用普通話是撒潑，美國總統手中擁有巨大權力，一旦撒潑，後果嚴重。

特朗普會幹甚麼？他可以想方法打擊聯儲局，說它加息連累街坊，但這只會引起世界金融市場的動盪。他也可以在貿易戰中加碼，對中國的科技發展雞蛋裏找骨頭，惹事生非。如此一來，貿易戰及科技戰都會延長，對美國只會有害，但美國愈失敗，愈容易挑動更強的排外思潮，這不但可以變成煙幕，掩蓋住特朗普的錯誤，更會使美國陷入更深的衰退，中國當然也會蒙受損失。這是一惡性循環，大家攬着死。

經濟不好是孳長民粹排外的溫床，特朗普胡搞，對世界經濟會造成破壞，西方國家民粹主義便有可能更加快發展，甚至奪得一些國家的政權。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發展良好，民粹主義雖也存在，但影響总算不大，人民渴望能繼續發展經濟，所以中國不會希望激化矛盾。面對着沒完沒了的貿易戰，中國會如何對應？

方法之一是悄悄地把人民幣貶值，以保存中國貨出口的競爭力。但這樣一來，特朗普更會發現美國貿赤沒有下降，大失面子，又再推出更多的錯誤政策，以圖挽回失去的面子。

 

中國應加快投資科技發展

在此種現實面前，中國最好的策略便是以柔制剛，以靜制動。中國經濟與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時間在中國一邊。中國多買點美國貨，對自己無損，但卻可給特朗普一個落台階，保住面子，使局勢不致失控，不用跌入惡性循環中。

大國相爭時，「修昔底德陷阱」如何避免？美國國力開始超過英國時，英國曾對美國較為包容，原因是要共同對付德國。

因為有這一段歷史因緣，英美之間在20世紀初避免了戰爭。今天的中國，對「修昔底德陷阱」已存有戒心，習近平本人便討論過這概念，不去激發中美間的矛盾，似乎已是國策。

但只是忍讓，顯然也不足夠的。中國的核心政策，如2025製造計劃等，我看不到中國有任何退讓的可能。美國白宮中有一大群反華分子，新麥卡錫現象呼之欲出，他們不是笨蛋，不會很容易便被打發掉，應會繼續在經貿及科技領域上撩事鬥非，中國完全不受干擾殊不可能。但即使如此，中國還是應該加快投資在科技的發展上，小事可讓步，大事則一步不讓。

(Sky Post 2019-1-18)

 

劉遵義的貿易戰新書 (雷鼎鳴)

元旦過後，收到中大前校長劉遵義教授夫人麥嘉軒寄來劉教授的新書《中美貿易戰與未來經濟關係》（The China-US Trade War and the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剛好要到杭州及南昌旅遊，連忙在高鐵途中捧讀。書寫得淺白，避開了不少專業術語，想來讀者對象是包括了中美政商界的不少持份者。顯而易見，此書是至今為止有關中美貿易戰甚至科技戰最全面並及時的著作，內地或香港的出版商若夠聰明，應即時把它譯為中文，自會一紙風行。書中建基於大量數據的論點，對香港及美國一些胡說八道的言論，也是一服很好的消毒劑。

 

中美貿易逆差被嚴重誇大

 

書中的亮點頗多，只舉幾例。今任的美國總統不知是否吃錯了藥，對國際貿易的性質不但一無所知，還祭出了18、19紀的錯誤理論重商主義為指導思想，誤以為貿易有盈餘便是賺，有逆差便是虧。有見及此，劉教授便不得不把課本中的貿易導論用最淺白的語言再解說一遍，並指出自由貿易可達至雙贏、貿易戰沒有贏家此一定論。

但本書的目的當然不是光談理論。美國埋怨與中國貿易有逆差，由來已久，多年前劉教授便曾與同行梳理過數據，指出美國的所謂逆差嚴重誇大，主要原因是中國輸美的產品中，內中包含了很多並非在中國生產的半製成品或原材料，例如蘋果手機的價值，只有5%左右是在中國生產，中國只是在組裝加工而已。既然如此，中美的出口，都應只計算在兩地生產時的附加增值，而不是最終產品的價值。在書中，劉教授更新了這些估算，並指出中國輸美產品中，每100元只有66元是真正在中國生產，美國輸華產品中，每100元則有88.7元是在美國生產。貿易數字經此調整後，較準確的商品貿易美國逆差是1,850億美元，而不是美國所說的3,000多億元，又因為在服務業貿易上美國對華有740億美元的順差，所以真正的中美貿易逆差只是1,110億美元。

消除這逆差，不見得對美國有利，但特朗普若要堅持，中國也可在毫髮無損的情況下輕易做到。中國汽車市場每年銷售量為2,600萬輛，多於美國的1,600萬輛，中國只要從美國每年進口300多萬輛車便可達標；若多買美國能源及農產品，對中國更是有利。中國顯然也樂意這樣做，所以貿赤根本是一個偽命題。

劉遵義大作中除了貿易問題外，亦對中國發展前景與科技問題有很好的分析。一國的發展階段，與其擁有的資本額有莫大關係，書中載有劉教授對美國及中國所積累到的有形資本之估算。眾所周知，美國人民儲蓄率低，所以資本積累緩慢，但其200多年來累積到的資本亦非同小可，書中估計美國2017年的有形資本是28.1萬億美元（以2016年價格計算，下同）。至於中國，儲蓄率高，但幾十年前中國還是一窮二白，無甚資本，書中對中國2017年有形資本的估量是25.4萬億美元，稍低於當年GDP的兩倍。以此估量看來，中國資本總量超越美國已不需太長時間，不過，中國勞動人口遠多於美國，若按每一名勞動人口平均所擁有的有形資本而論，中國只有32,000美元，美國則有175,000美元，後者是前者的5.5倍。這意味着甚麼？資本與勞動力的比率愈高，愈有可能出現報酬遞減，亦即投資回報會較低。中國既然人均資本額遠低於美國，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可望保持在高位，倘若生產效率能繼續保持不錯的進步，中國未來仍可有很高的經濟增長。

 

中國應慎選科技投資項目

 

生產效率如何才能不斷進步？重要的途徑之一是投資科技。書中估計，中國已積累到的研究發展資本大約有1.14萬億美元，低於日本的1.34萬億美元，美國的則更高達4.21萬億美元。中國近年在科研上的投資增速遠高於美國，但若要追近美國，恐怕還要頗長的時間。不過，在個別的科技領域上超越美國，卻並非不可能。中國在選擇發展甚麼科技的問題上有後發優勢，在科技總資本額上不如別人，如何選出最具戰略性的科技投資項目，更形重要。

劉遵義在書最後提及自己生平︰生於內地，長於香港，在美國讀書教學數十年，又回歸香港。在感情上他自然絕不想中美出現貿易戰，在理性分析下，他也指出兩國並非注定要成為敵國，戰略上兩國在競爭，但這並不排除中美可以是合作夥伴。我相信這也是最符合中美人民利益的出路。

 

(Sky Post 2019-1-11)

 

機器人與AI將帶來多事之秋 (雷鼎鳴)

　　科技進步是推動社會變化的根本動力，它不但能提高生產力，創造財富，尚會促使政經制度演變，甚至造成改朝換代，歷史上此等例證多不勝數。只要有留意近年世界大事的，都不難知道我們正處於科技急劇進步的世代中，今天如是，未來幾十年也會如是，評估不同的科技進步在未來三數十年對社會將帶來甚麼影響，並作好準備，是各國政府的責任。今次先談機器與人工智能。

　　有種說法，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在十一、二年內可取代了現時一半的職位，我不知此等說法有多準確，但有了機器人及人工智能後，我們熟知的不少工種的確可被替代，就算十一、二年不夠，二、三十年總夠了吧？這會帶來甚麼樣的衝擊？假如機器人代替勞動力，人工智能則取代了我們的腦力勞動，而且整個過程只是緩緩地、平衡地發生着，那麼這種科技只會使我們工作量減少，而且還可得到同等或更大的生產值，我們只用高興，不用擔心甚麼。不過，機器人與人工智能的發展，更可能是快速的，而且影響並不平衡，有一部份人突然會發現自己的技能變得無足輕重，機器人與人工智能會做得比自己更好、更便宜，自己是徹底的失業，沒有收入，而不是每周只工作幾個小時便可領取過去全職的薪酬。

　　社會若有一半或更多的人遇上這種困局，很難不出亂子。減輕將來的損失，防患於未然的方法是及早替社會培訓多一些懂得利用機器人及人工智能的人才，而不是使人民去學習一些快將被淘汰的技能。整個教育系統都應視此為重中之重。香港的教育對此似乎毫無所覺，不能不使人擔心。

　　有了機器人及人工智能後，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與實踐也會改了個樣子。本來一個國家若勞動力充沛，對勞動密集產品便比較有優勢，集中生產及出口勞動密集產品是最佳選擇。反之，資本充裕的國家則應生產及出口資本密集的產品。但當機器人取代了勞動力及人工智能取代了需要有專業知識的工作後，甚麼才是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便變得截然不同。例如一個只有很少工人但卻有大量機器人的國家完全可生產及出口本來可歸類為勞動密集的產品。不過，這不一定意味着國與國之間不再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貿易還是對各方都有利。A國可以集中力量投資改進甲產品的科技，B國則可專注於乙科技，A與B還是可以各自分工，互相貿易，得到更高的效益。

　　多了人失業，又或每人的工作時數減少了怎麼辦？失業的大軍是強大的壓力團體，他們利益統一，對資源應如何配置會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在科技進步中如魚得水的人也會不忿自己辛勞工作的成果被不用工作的人分掉，而且這些人又因工時減少，有空得很，有足夠的時間資源把同聲同氣的人組織起來，社會容易出現利益對立的族群。機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行其道後，多事之秋也會隨即出現，不可不防。

 

(Headline Daily 2019-1-11)

土地供應的建議 (雷鼎鳴)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報告終於公布，也許是因為我有參與小組的工作，所以對其建議並不感到訝異。其實大多數港人很可能也不會對各建議感到奇怪，因為所反映的，應是香港的主流民意，而不是那些喜歡在公眾論壇照相機前大聲呼叫的小眾意見。

以今天香港社會分化的程度看來，公共政策要達到共識是不可能的，小組只能努力找出主流民意，並將結果告訴政府，供其參考。評估民意並非易事，要從多種渠道進行。小組工作初期，已制定計劃、設計問卷，以供市民在網上或在其他公開場合填寫。在暑假前後，小組各成員曾與多個團體進行交流及聽取意見，不少市民亦有於小組在各區擺設的展覽中表達過觀點及填寫問卷。通過這些途徑得回來的意見，當然具有參考價值，起碼我們可聽到一些我們也許未想過的看法，開闊我們的視野。但此類方法亦有嚴重的局限性，使我們不能以其作為評估民意的定量根據。

隨機抽樣調查較可信

舉兩個例子︰有人一早便已揚言，要發動同路人在網上填表時反對某些選項，也有些人用聯署信的形式反對這反對那。通過這些途徑表達的意見，我們當然也可參考，但所反映的，恐怕更多的是發起者及其同路人的組織能力，並不具備主流民意的代表性。在統計學上，這叫「選擇性偏差」，是研究工作上的大忌，這有如跑到甜品店中問多少人喜歡甜食，並以答案作為全港喜歡甜品市民比例的根據，當然殊不可靠。在科學意義上，可信得多的是進行隨機抽樣的調查，小組亦有找來中大的民意調查機構，用電話查詢了3,011個有效樣本。只要調查是真正的隨機抽樣，避免了選擇性偏差，若某個選項有超過一半的人支持，便意味着有多於一半的機會在香港600萬個成年人中有超過300萬人支持，若選項有6、7成的受訪人支持，那麼幾可篤定全港大多數人都會支持這選項。

在報告第三章的圖表可見，小組建議的8個選項，在電話訪問中都有很強的支持度，在並非隨機抽樣的問卷調查中，也有不錯的支持。對熟悉香港政情的人而言，問卷得來的結果，很有可能在某些選項上被人稀釋了，在另一些選項上則被人加濃了，但因為有填寫問卷的人多達2.9萬人，數量龐大，以致某些組織就算發動「群眾」去影響調查結果，也因人數相形見絀而起不了太大的影響。

有些選項在民意上是爭議不大的，例如棕地發展及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但要做到卻殊非易事。眾所周知，香港不是地理上沒有地，拿不出土地，主要原因是政治問題，用任何的一種地，都必會有不知從哪裏跳出來的利益集團反對，他們也大多懂得以自稱為正義作包裝。我相信政府也希望接納小組對這些選項的建議，但推動時阻力不應低估。

反填海意見只屬少數

最有爭議性的或許是填海。「維港以外近岸填海」及涉及建造1,000公頃人工島的「東大嶼都會」發展，在問卷及電話調查中都有很強大的支持度，這與香港一些慣常偏愛反對的人而言，是暴露了這些人只屬於少數這一事實。當然，「東大嶼都會」並不完全等同林鄭在施政報告才提出的「明日大嶼」願景，但二者顯然十分接近，前者的1,000公頃可視為後者的第一期建島工程，至於後者餘下的700公頃第二期工程應否進行，已是超出小組研究的範圍。

小組1年多工作凝聚到最強大的民意，可能是土地供應不足已是水浸眼眉。未來10年，香港需地815公頃，但小組只能找到320公頃，短缺嚴重。有些中長期的項目能否加快為短期項目？政府一貫的答案是要走多個程序，需時甚久。很多人都不會滿意這答案。在港英年代，政府權力大得多，亦不及今天民主，但機場的填海、建設、造橋等等只需約10年時間，為何今天填海造島要10多年才可初步完成？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所涉及的程序，會否只是政府部門賴以卸膊的工具？過去聽人埋怨過，小組工作10多個月，反而拖慢了政府覓地造地的工作，但也許小組的功能之一，正是化解政府要面對的社會壓力。是否如此，我不知道，但願政府官員能敢於承擔，應做便做，不再蹉跎歲月。

(Sky Post 20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