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解決香港的無政府主義 (雷鼎鳴)

我相信大部分港人都在擔憂香港的社會環境迅速惡化。但我哭豺狼笑，也許有小部分暴徒因為眼見其破壞能力不錯，所以有虛假的樂觀情緒。說這種樂觀虛假，是因為他們連特朗普也不如，特朗普起碼知道中央政府可輕易平亂，只是它忍手而已。傳聞習近平下過命令，不死人、不流血。但到了某個臨界點後，流血可否避免，不得而知。

黑衣人搬石頭打自己腳

香港過去的經濟成就，建基於自由競爭市場機制與法治，歷年來香港在經濟自由程度、個人自由與法治的國際排名，一直都位列前茅。但我們不要忘記，自由經濟體制與法治，與無政府主義都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若是沒有政府執法，去保護私有產權與合約精神，市場經濟如何能夠運行？若無政府及負責執法的警察，法治也不可能彰顯。所以雖然我一直是自由市場的鼓吹者，我從不相信無政府主義，只相信有限度的政府。

近日香港局面惡化，無論政治立場如何，我們都應感到無政府狀態的危害。警力不足，保護不到立法會免受破壞，埋單的是港人。中聯辦被衝擊、國徽被弄污，大大增加內地民眾對香港暴徒的反感，將來香港若想得到更多優惠政策，會遇上阻力，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亦會承受更大壓力。警力調到西環，黑衣人要「光復」元朗，便要面對無警時刻，遭黑社會追打，本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但可憐路過的乘客遭此無妄之災。

我反對一切暴力，但找不到理由反對自衞還擊。本周末據說元朗又會有大龍鳳，有些人甚至揚言要去燒人祠堂、壞其祖墳，也許這些只是虛張聲勢的恫嚇言論，但當地鄉民若不相信政府有足夠警力保護他們，自己出錢招聘僱傭兵，其後果必定十分不理想。但我們在批評此等違反法治、自己執法的行徑時，在道德上卻是難以譴責因警力不足而仍想保衞家園的人。在美國，有人若未經許可入侵別人的家園，業主是有法定權利開槍射殺的。在無政府主義狀態下，必有一些無辜人受害。但在上周日的元朗事件中，不見得被打的全部都那麼無辜。這場衝突一早便山雨欲來風滿樓，除了住在當地要回家的人外，誰會這麼笨蛋把自己送去案發現場？有一部分在場者（當然不是全部，不用對號入座）大有可能是要去挑釁，或是要表達支持挑釁者的同路人。就算是以報道新聞為天職的記者，當中混有多少是花了50元註冊費便突然變身為記者的不明來路的人，那些僱傭兵不會知曉，也不會理會。香港保障市民集會示威的自由，但若警察一早已疲於奔命，心靈又因遭到羞辱而受到創傷，平常10成的功力發揮不到3成，這種自由的行使倒容易在無警時刻變為互相廝殺，誰會希望見到此情此景？

無政府主義的狀態看來還會繼續一段時間。在網上早已流傳着未來一段時間黑衣人到18區挑釁的時間表。我們也知道，每次表面和平的遊行後，必有一批人跑出來搞暴力。泛民有些政客及傳媒表示這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肯與暴力分子割蓆，這是很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們擺明車馬與暴徒稱兄道弟，掩護他們，已經不可能被視為無辜的旁觀者，理應要為可能出現的暴力事件負責。

中央政府平亂易如反掌

這局面如何發展下去？主動權在中央政府，它要平亂易如反掌。香港政府軟弱，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中央最終不一定需要派解放軍來鎮暴，但香港愈被搞亂，中央出手的自由度便愈大，國際社會根本也無話可說，制裁也只會是空言。歐美經濟尚是不振，制裁中國是自找麻煩，連六四這麼大的事，制裁也很快便撤掉。我相信，按《基本法》18條把部分國內法在港推行一段時間已足夠，不用出兵，有了叛亂罪，罪犯還可能在內地服刑，無政府主義自會無疾而終。香港也可順手理順土地、教育、傳媒等等今天特區政府無法處理的問題，並且對香港的營商環境加以改善（例如地價下調後香港對外資更有吸引力）。在政治上，叛亂罪也許會使部分議員遭到DQ。香港早已是世界最大的情報中心，國內法律也可能使在香港的外國情報工作遭到沒頂之災。我們如果樂觀一點，倒可相信香港的各方勢力不想打破現時各方利益的均衡，制止激進分子把局面推向極端，避免帶來不利的大變革。

 

(Sky Post 2019-7-26)

中央不用投鼠忌器 (雷鼎鳴)

　　香港亂象頻仍，已是人盡可見的事實。此種亂象可否停止？連特朗普也公開表示，若習近平喝停，他一定可以做到，只是他並無這樣做，特朗普還特地為習戴上頂「很負責任」的高帽。

　　江湖早有傳聞，習近平下了命令，不死人，不流血，《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也撰文，解說為何現在仍不是要求解放軍出動的時候。的確，按《基本法》第14條，香港政府可通過中央要求出兵平亂，但現在情況雖然不佳，也許尚未到這地步。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較佳的策略當然是希望香港政府能自己解決問題，但這行得通嗎？

　　從6月15日林鄭見記者開始，我便認為她目前的路線基本上錯誤，其後她和主責官員輪流道歉，更是錯上加錯。在兩軍對峙時，就算想談判，也要在打勝了才可談，陣前退兵，只可能兵敗如山倒，欲結城下之盟也做不到，對方只會得寸進尺。林鄭智力遠高於一般人等，為何此等顯淺道理也看不到，現時還以為只要努力搞好民生，多與反對派溝通便萬事大吉？君不知，反對派不會讓民生政策順利推動，最根本的土地政策也可能因政府被癱瘓而多年都推動不了，香港根本沒有時間去等待民生政策見效。

　　林鄭本是「好打得」，有些人批評她剛愎自用，不聽別人意見。這種批評並不公平。但凡有高智有獨立思考之人，聽到別人意見後，都必先會自己分析一下，認為不對或沒用的便不會接受，反而會與提出意見者辯論一番。此種作風，是學術界的倫理，但也許在政界，不少人重視的不是對錯，而是利益。林鄭多年來的作風都是做足功課，不怕與別人持不同意見，但我也曾見過她被別人的理據說服，並非拒絕所有人的意見。不過，林鄭目前是否還保持着此等硬朗的理性主義風格？

　　我看未必。從她上任之初，她便認為可憑她的努力搞好政府與泛民政客之間的關係，在民主黨的宴會上個人捐3萬大元便是她送出橄欖枝的例子。但從近期的事件看來，她的努力顯然徒勞無功，甚至是全部失敗的。對普通人來說，失敗便是失敗，沒有甚麼大不了，但對一個年年考第一的人而言，這是難以接受的。在我過去的教學經驗中，曾遇過很多名尖子不能適應大學生活的問題。有些尖子在一生人中，成績全部拿A，考試年年第一，但到了大學後，面對更大的競爭，偶然考試只得B，便完全崩潰，成績一落千丈，無法自拔。這些人智商很高，但一生成功，抗跌能力反而比不上常人。林鄭幼年家境並不寬裕，所以會堅強一點，面對小挫折她大可從容應付，但今回是大挫折。她有無崩潰？我不知道，但有此跡象。首先是她反應速度比不上平日，記者答問會上專注力也不足，否則記者的一些爛問題她是可以輕易化解的。有個傳聞，不知是真是假，在與四大警察組織的代表會面時，她哭成淚人。若屬實，這固然反映她為警察受到委屈而難過的真性情，但也可能是她早就崩潰了，再也不易控制情緒。找一位精神受過傷的人去應付世上最奸詐的一群國際與本地政客，隨時險象環生。

　　綜上之故，中央若寄望香港政府本身有足夠能量處理好目前的困局，我並不看好。在受了傷的情況下，特首與她的下屬似乎只求一切如常，不能面對現實。聽說中聯辦每隔一兩天便要與特首開會討論對策，這或許能把應變的質素提高，但總不足夠。目前的短線關鍵是容不容許警方迅速拘捕並檢控暴力示威中的帶頭人及背後黑手，以警方的效率，它是應做得到的，只要看特首有無決心。若是下不了決心，香港局勢只會更轉壞，到時有可能要動用《基本法》18條，在港實施一些全國性的法律，尤其是叛亂法，暴亂才可能平息。這些法例可通過香港警察去執行，若非出現大動亂，當不用動用解放軍。後者的存在，本身已具威懾力，使到警察執行任務有底氣。

　　有種說法是中央對應用《基本法》18條或14條有顧忌，投鼠忌器，怕外國制裁，又怕別人說它確破壞一國兩制。但現時鼠輩橫行，指鹿為馬，器將不保，這便沒有甚麼好怕的了。外國並無制裁的理據，又要與中國做生意，難以胡來。

　　若中央不出手，我與很多朋友都看不到事情能夠解決，拖得愈久，香港遭到的破壞便更難恢復，出手愈早，問題愈易解決。

 

(Headline Daily 2019-7-26)

香港的暴動會否演變為恐怖活動？(雷鼎鳴)

毫無疑問，最近社會的暴力事件，是大半個世紀以來香港社會出現的最大危機。這50多年來，港人習慣了和平，反暴力的底子也厚，但看來這尚不足夠杜絕暴力的出現。政府似乎相信，只要多聽聽意見、搞搞民生，事情便可過去。當有些人的目的是千方百計要癱瘓政府，甚至奪權，民生政策是推動不了，或起碼是會有長期延誤，以致社會矛盾更為加深的。

經濟學的核心是誘因，在網上用假名，就算是胡言亂語發表仇恨言論，是沒有成本的。蒙了面後，自己會以為正義上身，就算對世界大肆破壞，也不易被檢控，不用為犯法的暴力行為付出代價。損害了別人，破壞了社會，不但沒有成本，還有回報，某些政客或傳媒會將暴力美化，有時更會有物質上的支持。有了這些誘因，暴力不會減少，只會愈演愈烈。暴力會變成一種毒癮，施暴者的行為會如失心瘋似的，正常的人怎會去咬斷別人的手指？對社會而言，這便有如讓癌細胞不斷擴散，若不及早遏止，最終只會對社會整體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政府無對暴徒採阻嚇措施

政府要推動開放包容的政策，這方面沒錯，但很可惜，她似乎缺乏抑制這社會癌細胞擴散的意志，對打擊暴徒並未有採取甚麼系統性而有阻嚇力的措施，這等於對癌症病人不加醫治，只叫他們多注意營養及運動便算，怎可能有效？

2014年1月29日我在本欄寫了篇題為《港獨會否發展成恐怖主義？》的文章，今天看來，這篇文章有兩點頗有前瞻性。第一，港獨雖不可能成功，但這絕不等同沒有人想搞港獨，今天港獨的思想已大量地在同情或支持暴徒的文宣上出現；第二，暴力活動不斷升級，暴徒亦愈來愈有組織性，有些活動，如用毒粉、腐蝕性液體作攻擊武器等，雖仍未夠資格稱之為恐怖襲擊，但其殺傷力程度及暴力的廣泛性已遠遠超乎5年多前的想像，我們誰敢保證，未來這些暴力不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升級為用汽油彈等更具殺傷力的真正恐怖主義襲擊？

研究過幾百個自殺式恐怖主義個案的專家丕比（Robert Pape）寫過本叫《Dying To Win》的書，很有啟發性。不少恐怖分子原來都願意犧牲自己生命去發動恐襲，無論外人怎麼看，他們也深信自己是正義。這些人並非愚民，不少受過高等教育，有正當職業，下班後會買菜回家煮飯，甚至是住家男人型，但這些人一樣可以堅決為他們的信念發動恐襲。丕比的發現，與香港對照，能不使我們似曾相識嗎？

面對着此種類型恐怖分子所策劃的恐襲，各國政府的回應都是先要保護自己的人民，立刻行動，要將這些恐怖分子繩之於法，而不是書生氣十足的去同情他們、為他們開脫，甚至美化恐怖主義。研究他們為何走上不歸之路的背景原因，不是不應該，但這並非最優先的。香港的暴力行為雖然尚未足夠稱之為恐襲，參與遊行的人絕大部分也是和平分子，但遊行結束後所出現的暴力，將來會否變成恐怖活動，卻是要留意的。

怎麼辦？政府嚴格執法，有決心有阻嚇力地打擊暴徒，有助於阻止他們或其同情者蛻變成為恐怖分子。暴力活動的搞手其實很希望有「烈士」出現，某些傳媒及政客也在美化暴徒，又阻撓政府對他們的犯法行為作出檢控。我們要讓社會知道，不斬釘截鐵地向暴力說不，會大大增加恐怖主義出現的機會率。我們都負不起包庇暴徒的歷史責任！

路透社稱7.1僅22.7萬人遊行

順帶一提，路透社在7月1日的遊行中有派人去數人頭，得出結果是227,000人，這與當晚香港發展中心所公布的數字極為接近。我讀過他們的報告，其方法與我們的大同小異。路透社沒有故意低估遊行人數的誘因，他們所做的也算專業。從我們的觀察得知，6月9日的遊行人數比7月1日的要少，但十分接近，路透社的獨立估算可印證到我們一早已得到的結論，6月9日所謂的103萬人其實只是有20萬人左右。有傳媒曾報道說用人工智能去估算可得到很大的數字，但這些報道並不明白，人工智能若未經長期的深度學習調校過程，結果是非常不準確的，只要看看谷歌使用人工智能繙譯出來使人啼笑皆非的東西，便知人工智能的不足。

(Sky Post 2019-7-19)

暴力與革命 (雷鼎鳴)

　　「暴力」這名詞，近年在香港用得很氾濫。「語言暴力」聽來還易理解，但「制度暴力」、「議會暴力」、「溫柔的暴力」、「有秩序的暴力」等等，卻愈來愈使人摸不着頭腦。

　　本來任何人都有權利為某名詞加入自己的定義，但如果詞語的含意弄得面目全非，不但會造成溝通困難，而且易滋生詭辯。在中文的語境中，「暴力」意何所指？

　　既然有「暴」字在內，暴烈行為應是它特徵之一。我相信還包含着主動襲擊他人，以致後者可能蒙受到身體、精神或財產的損害。為何我要加上「主動」這條件？一個國家被侵略，其軍民拿起武器奮力抵抗，我們一般不會稱之為暴力抵抗，而會說這是武裝抵抗。有人以為一定要涉及身體損害才算暴力，這不對，精神及財產上的損傷有時嚴重程度更高。為甚麼應有暴烈的成份在內？假如有人偷了你的錢，或在你的電腦上留下病毒，這的確會使你痛苦，但此等行為觀感上並不暴烈，我們很少稱此為暴力，儘管這些往往是犯法的。

　　用上述定義，殺人放火，可視為暴力行為，衝擊立會，搗毀玻璃，破壞公物，行為粗暴，有無傷人，都明顯是暴力，港大校長張翔堅持這是暴力行為，是有良心頭腦清醒的科學家應有之義。主動向警察扔磚、飛長矛、撒毒粉、咬斷警察手指，是在襲擊執法者，也明顯是暴力。警察若在街上無故打人，應算作暴力，但在維護法紀的原則下驅散人群，應視作為武力執法，但有時情況嚴重，警察或軍隊也可能會暴力鎮壓。在議會中違反規則，被人DQ，或是投票上對手贏了，則與暴力毫無關係。

　　大多數人都不會喜歡暴力，法律對暴力行為也常會懲罰，至於故意用粗口或杜撰的侮辱言論去攻擊別人，應否受到法律制裁？若是情節嚴重的，我認為應該。在甚麼情況下，「暴力」在道德上站在住腳？

　　我相信革命能使暴力合理化，革命是擺明車馬要把一個政權推翻，這又常常都涉及使用暴力。假如某些人對現有政權不滿，一定要除之而後快，那麼不遵守這政權所制訂的法律便是自然不過，沒有甚麼不道德。不過，革命往往會出現成王敗寇的現象，革命者若輸掉，會被殺或坐牢，若是贏了，他們也會對前政權的人趕盡殺絕，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都十分殘酷，倒是中國的革命中，敗方的國民黨跑到台灣，勉強避開一劫。

　　香港目前有沒有革命？以部份行為的性質而言，已有革命的一些特徵。包圍警局，在世界各國都會被視為極度挑釁性的暴力行為，衝入立法機關並佔領之，又豈不能視為要奪取政權？儘管人人都知道這不可能成功。幾年前顏色革命在多處地方出現，目的也是要奪取政權，在部份地區，還成功達到目標。香港政府對是否讓警察有效執法，優柔寡斷，主帥又一早扯起白旗，假如香港背後還不是有中央政府撐腰，恐怕政權早已易手，掌權的會變成是一群暴民。

　　革命不是請客食飯，若革命者肯承擔後果，我們倒不能對他們的道德說三道四，甚至還應給他們兩分尊敬。但近日參與暴力活動的人卻沒有承認自己是在搞革命，既然如此，他們便有責任遵守現行法律，況且這些人還有不少認同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他們為何有臉要求政府不得起訴那些犯了法的暴力示威者？口說法治，又以為自己高於法律，這不是虛偽透頂是甚麼？更使人失望的是一些政客，他們在新城市廣場衝突出現後，仍堅持不肯與暴力示威者割席，這讓我們無法不把他們視為暴力的同路人。

　　也許這些人心中是希望搞革命，改朝換代，自己奪權，但他們膽識不夠，亦明白這不會找到大多數港人支持，所以便只能進行一些滋擾活動。但這些活動除了破壞社會安寧外，可達到甚麼？日前有位新加坡的前外交家在《南華早報》發文，指出香港的反對派根本不會取得任何成果。這是一針見血的客觀評論。香港的激進年輕人實應抽身出來思考一下自己的訴求與手段是否合理。把自己一生前途搭上去犯法的滋擾港人生活的暴力活動中，殊無意義。

(Headline Daily 2019-7-19)

通識教育科應否保留？ (雷鼎鳴)

董建華先生日前公開說，通識教育科他是始作俑者，但完全失敗。這個高中必修科一直以來都備受爭議，不少人認為它是有強烈政治立場的老師向學生洗腦的陣地。在教育效果上，連學究天人的數學大師丘成桐也認為通識科使到學生「通通不識」，是一個大災難。究竟此科應否繼續保留？又或值不值得把它視為必修科？

從教育意義上看，此科不可能毫無貢獻，有些學生也許可通過它而更能慎思明辨。不過，它佔據了大量的教學與學習時間，以致中學其他學科並無足夠時間學習，最明顯的是至關重要的歷史科尚未能成為高中必修科，又或香港中學的數理課程大幅削減，學生將來訓練不足，很難應付科技新時代的需求。所以我們必須以成本效益的角度去看看投放這麼多資源與學習時間搞通識科是否不值得。

老師易在選教材時偏頗

至於部分年輕人激進化或喪失民族身份認同，通識科也不可能是唯一原因，網上的仇恨言論或許影響更大。但疑問尚在，通識科會否是推波助瀾的「幫兇」？

我對通識教育這概念不但不反對，還大力支持。我自己的學習道路上，便曾在通識教育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接受過最優質的通識教育。但芝大或香港各大學的通識課程與中學的通識科又完全不是同一回事。高中的通識科教學的自由度很大，會否走了樣，與原意不符？社會中人對此有強烈的質疑，包括對某些老師能否在課室中持平教學，不少人都毫無信心，畢竟中學與大學不同，在大學中，學生思想成熟得多，大學教授各自堅持自己的學術意見，舉世皆然，但這對中學生並不一定恰當。近日不斷有人揭發個別學校的通識老師取態偏頗，連領導香港通識科考試的委員會主席也被發現發表仇警的極端言論，家長的不放心，或是懷疑這只是冰山的一角，已不是避重就輕的說句老師都是專業的便可化解。

還有，通識科不少內容都沒有合適課本，教材的取捨便啟人疑竇。教協在這方面做過不少工夫，但教協的形象卻有強烈的政治取向，這在立法會其代表的表現中已表露無遺。不可能所有老師都政治上腦，但從已揭發的多個案例看來，不承認有個別老師有在選教材時塞進自己的意識形態，只是自欺欺人！

另一個問題是中學教通識，會否是未學行先學走？舉個例子，通識6大單元中有一個是探討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天呀！這是學術界中極前沿的研究項目，我們都只是在摸索中，整個香港也找不出多少個專家，沒有充足的知識與理論基礎，便要應付這麼複雜的問題，是浮誇的學習，不如把時間留給適合中學的基礎學科。

教育局有官員反駁董建華的看法，認為沒有證據表明通識科使學生激進化。這位官員可能是虛假的自信，但也許是因為她讀過趙永佳教授團隊的研究報告。我也曾把趙教授去年在《港澳研究》發表的大文找來一讀。

趙永佳團隊研究有缺失

趙永佳團隊的論文是嚴肅的學術著作，我讀後卻發覺其計量方法很有商榷的必要，其結論不見得站得住腳。篇幅所限，我只集中在通識有無使學生激進化這一單一議題上。團隊對近3,000名學生發出問卷，根據學生回應把他們分為兩大類︰喜歡通識的和不喜歡的。團隊接着用計量經濟學中多元回歸分析法試圖找出18個因素中哪一個對學生的政治取向有影響。這些因素中除了上述的是否喜歡通識科外，尚有「政治及社會議題的興趣」、「學生在政治上的自我概念」等等。他們的結論可作如下表述︰在其他因素不變或相同的條件下，對通識科的興趣未見到有影響政治取向。

團隊也認同，用對通識有無興趣去量度通識的效力，並不理想。這的確是文不對題，但就算我們接受這方法，更大的缺失還在後面。第一，把學生簡單分成兩類，等於是忽視了大量有用信息，例如我們再難知道學生對通識的喜愛強度。在計量經濟學中這稱為「虛擬變量」（Dummy Variable），是迫不得已才用的方法，因為它會削弱我們量度出真實效應的能力。第二，把對通識是否有興趣這一變量與其他大量互相有關的變量同放一起，未經回歸分析也可預知不易找出真相。舉個例子說明這技術問題︰假設我們要驗證喜歡甜食是否會減低壽命這一命題，但在定量分析時，我們卻把血糖指數與肥胖程度與是否喜歡甜食當成是3個獨立的解釋因素，並由此得出結論，在相同的血糖指數及肥胖程度下，甜食並不影響壽命。這結論之所以不妥，是因為甜食的作用，早已被血糖指數及肥胖程度更精準地包含並體現出來，甜食當然便看來沒有作用。同理，是否喜歡通識，這力量亦早已被其他的因素更準確地反映了，而這些其他因素，是對政治取向有影響的。

綜上所述，我認為強制學生必修通識並不恰當。

 

(Sky Post 2019-7-12)

保護社會關愛與理性肌理 (雷鼎鳴)

　　香港社會無疑是處於劇變當中，至於這是起點還是終點，尚有待觀察。在此種時代，價值觀、利益、認知能力等等都在互相碰撞，容易使我們見到是非不分，指鹿為馬，凡事不講道理，放棄法治精神等等異象。也許香港這世所稱羡的人間樂土合該有此一劫，但我們若對港有承擔，便應守緊崗位，使大亂早日變成大治。為減少大亂中某些人或外國勢力的渾水摸魚，有些原則我們是要堅持的：第一，心存關愛，擇善固執，對不利香港的言行與政策，我們應昂起頭來，橫刀立馬，大聲喝止。第二，在決定立場及判斷是非前，必須先經過一種以事實及證據為基礎的仔細推敲，不讓別有用心的人蒙蔽我們的靈智。第二點在混沌社會中並不討好，但正因如此，保持此中蘊藏的理性尤其重要，它是社會能夠復元的最重要動力。亂中的社會，肌體難免會被破壞，我們要減少其破壞，舉三個例子。

　　搞社會運動的人大多懂得，若能弄出一些「烈士」出來為運動背書，容易煽動到更多的群眾。香港社會運動很難出現甚麼「烈士」，退而求其次，可向自殺中人尋。香港的新聞媒體本有一合情合理的潛規則，便是盡量不報道不渲染自殺個案，以免製造示範效應，使人有樣學樣，造成更多的不幸。很可惜，這個優良的傳統卻被某些示威遊行的組織者所打破，對一些與《逃犯條例》關係牽強，但已自殺的人，幾萬人路祭者有之，在網上追封為「烈士」者有之，在遊行派發的傳單中成為宣傳品更有之。香港自殺率在世界上處於中游偏低，因老年人自殺率較高而香港又特別多老人，把這因素標準化處理掉後，2017年港人自殺率是每10萬人有9.5人自殺，15至24歲青少年自殺率與此相同，也是9.5人。這意味着香港約100萬青少年人每年可能有95人自殺，在這麼多人當中強要找幾人與社會運動掛鉤是容易之事。此種宣傳策略的效力我不置評，但消費死者，把他們自殺前的悲愁浪漫化，並公諸世界，的確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走進悲劇。此種表面重視生命實質視生命為無物的惡行，不該在我們的社會存在。

　　過去一月，林鄭在處理《逃犯條例》時進退失據，「好打得」的能力大幅衰退，原因為何，不得而知。以效果而論，她最大的錯誤是甚麼？我認為是她的不停道歉，不斷讓步。公平一點，她道歉的具體內容並無太大的不當，但形象上卻予人以主帥投降的感覺。她能爭取到反對派嗎？不可能！他們只會得寸進尺，但有此天掉下來的「驚喜」，未必會要求她辭職。她原來的支持者，卻大量地流失，她就算能多留三年，恐怕已無足夠政府能量有效施政了。為何支持者會大批流失？警隊在艱苦的環境下保護香港，家人被毫無道德底線的暴民起底欺凌，他們也頂過去，但他們感到政府向暴民傾斜，怎會受得了？我認為的朋友，多是城中的知識份子或社會棟樑，他們當中有些不喜談政治，但很多都看過大量暴徒如何不守法紀，磚頭亂扔，仇恨粗鄙行為蜂擁而來的錄影片段，這些與他們的價值觀有巨大反差，但政府卻要向此暴行投降，我見到最不理政治的也變成悲憤，大罵林鄭。她判斷力大跌，還反映在她所說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出來反對修例。那有數以百萬計？在人最多的6月16日，我們動用大量人力估算，也只是40萬人，警方的估算更低。別人不懂不為奇，但林鄭不應不知真實情況，這反映她過去幾周，生活可能十分封閉。

數人頭靠保持專業

　　說起數人頭，最重要保持頭腦冷靜，使社會不致被騙。我近月有參與的香港發展中心，也有派人去估算7月7日到高鐵站的遊行人數。這次我不在港，但有一位很有計算人數經驗的城市規劃師陳伯熹先生加入我們。我們常試驗不同的方法，這次是在兩個遊行人士的必經之路計算不同時段人流速度，伯熹先生做事非常專業，保持專業性是正是動亂社會中一定要做的。他的結果是不超過11萬人，比民陣的少，比警方的多。

　　順帶一提，有人問我們為何不用人工智能AI？我一直主張用AI，它的主要優點是快，節省人力，有了照片，幾秒鐘便可算出人數，但它的主要缺點是準確度可以極低。電腦也會錯？是的。用過谷歌翻譯的人都知它的翻譯很多時使人啼笑皆非，而它是靠AI的。若要減少錯誤，必須一段頗長時間的深度學習，人工智能會自動調校，結果逐步改善，其優點便可發揮。在算人頭上，如何使電腦能分辨出那些是人頭，那些不是，並不容易，電腦可通過不同的過濾，把不同顏色、形狀等等的特徵辨別出來，而使用者可以用原始的方法把人數數出來，對照電腦結果，再逐步刪除錯誤。在未經大量深度學習的過程前，AI的結果最多也只是輔助性，不足為信。

(Headline Daily 2019-7-11)

香港人要與暴力劃清界線 (雷鼎鳴)

從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短短二十二天內，香港爆發了三場暴動，又有多次包圍警察總部、政府辦公大樓，騷擾坐地鐵的乘客，甚至是阻礙別人坐電梯上班等大大小小社會事件，和平反「逃犯條例」的大型遊行有三次，撐警大會也有數以萬計的人參加。這是半世紀以來香港面對著社會矛盾最集中爆發的一段時期。

當然，有些人根本不承認有暴動出現過，也否認參與者是暴徒，但他們七月一日攻入立法會，搶走物資，肆意破壞設施，又用毒粉及不明液體襲擊警察，若還不能把事件定性為暴動，則世上便無暴動這回事。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與這些暴動行為緊緊相連的是幾次大型但和平的遊行，和平贏得市民讚許，暴動受人譴責，二者本不應混為一談。不過，參與和平遊行的其中一部分，又顯然有跑去為暴徒打氣及包庇他們。七月一日的那次，有些和平遊行人士在步行到了金鐘附近後，便應包圍立法會人士之邀約，跑去聲援那些運用各種手段要打碎立法會玻璃牆的暴徒。晚上若非有近三、四萬人在包圍立法會，內裏的警察也不用在遭受襲擊及擔心停電會發生意外的威脅下暫離立法會，致使暴徒入來搶掠。在網上留言所見，並非所有的和平示威人士都譴責這些暴徒，有些人還稱他們為「義士」，一定要與他們保持團結云云。立法會的一些黨派還挖空心思替他們開脫。

若和平人士不願與暴徒劃清界線，本應是兩種不同的人便被混在一起，這樣難免使人感到他們偽善，不能再相信他們了。和平人士大多都會自認接受一套所謂的「普世」價值觀，他們既然努力表現和平的一面，就算無法阻止暴動行為，也應該遠離現場，不致成為幫兇。他們都說崇尚法治，但當有人不斷違法或替正在違法的人打氣，又要求不能起訴暴徒，我們能相信他們真的重視法治嗎？這些人也說支持言論自由，但暴民的特徵之一正是喜歡網上欺凌，和平人士能包庇他們而不臉紅嗎？暴民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便輸打贏要翻枱搞暴力，還胡謅自己是被逼出來的，如此低等的質素能使我們相信他們真心支持民主制度嗎？和平人士怎能信任他們？這些暴民的仇警言論充斥，行動上亦有包圍警署、將警隊家人起底並欺凌的往績。和平人士不少有宗教信仰，主張愛、寬容。我倒是記起魯迅那著名的對家人的遺言：「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我們能包容這些暴徒嗎？要政府不起訴或特赦那些暴徒，不如出來一起譴責他們，否則便真是假仁假義了。

真正的暴徒其實人數很少。我們可以把不滿港府的人，尤其年輕人分一分層次。六月九日遊行人數根據我與一個四十人團隊用幾種可互相印證的方法所估計，有近二十萬人，不是民陣誇大了五倍的一百零三萬。六月十六日那次有四十萬，七月一日則近二十二萬。這些人絕大多數和平，不算特別激進，但不滿政府。七月一日晚包圍立法會的有三、四萬左右，主要是年輕人。帶頭破壞立法會的，大約有十人，衝入去繼續破壞的，據有些人估計有百多人。香港十八至三十五歲的年輕人大約有一百六十萬人，全港人口七百四十萬。從這些數字可見，政治較活躍的不滿政府的人佔總人口及年輕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有暴力傾向無法無天的則更少。

不過，人數多寡並非決定政治方向的唯一因素，人數少的組織往往組織力更強，影響更大。對年輕人而言，社會流行的思潮可使他們感到同儕壓力。香港年輕人大多受制於樓價高聳、收入停滯等因素，要解決這些問題，是否有普選基本上毫無作用，反而與大灣區的融合才是重大機遇。大灣區是目前整個世界經濟最有動力的地區，連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今年暑假也派遣了二百五十名學生到大灣區實習，由此可知沒有偏見的人如何看待這地區的潛力。但可惜的是，香港年輕人當中卻有一思潮阻礙著他們向此探索，這便使得很多年輕人感到無路可走了。不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我們大可預料，他們將來的經濟處境一樣會原地踏步，難有寸進。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說要把施政重點放在年輕人身上，這是對的。她說要多聆聽，這也許有用，但若想單靠此而解決年輕人的問題，卻是緣木求魚。聆聽了以後又怎麼樣？難道政府各種資訊架構還不夠多嗎？政府缺乏的是高效率的領導力與執行力。舉個例子，有朋友聽說填海造地也要蹉跎歲月十多年後才初有成果，立時說佛都有火。

政府的多聆聽不能說完全沒有用，但聆聽不等於任由一些人隨便幹違法的事。有法不依，對破壞社會安寧的活動不理便容易侵蝕年輕人的思想，使他們走錯路。政府不用當年輕人的家長，但違法的便要檢控，這是起碼的，而且在事發前便要讓年輕人知道。這是對年輕人的真正愛護，那些煽動年輕人犯法、默許他們犯法的人不是在尊重年輕人，而是在摧毀他們的前途，其心可誅。

只是聆聽但無規矩方圓法制，或光是責罰不去聆聽，都是不對的。社會中人，無論政治觀點如何，都應與暴徒割席。除惡要及早，年輕人為了自己的前途及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也應慎思明辨，開放心靈，不偏聽一方，否則他們會是最大的輸家。■

 

(Yazhou Zhoukan 2019-7-14 第33卷 27期)

大阪會談中方之得多於美 (雷鼎鳴)

　　習近平與特朗普在大阪會面八十分鐘後，正如各界所料，沒有達成重要協議，只是說重啟談判，從特朗普及中方的各自表述中，《華盛頓郵報》認為中國贏到了一切她想得到的，而美國的鷹派則是最大的輸家。

　　《華盛頓郵報》與特朗普並不和睦，該報的評價會否基於偏見，不可盡信？要回答這問題，還是我們自己檢視當前中美形勢更有用。

　　美國得到甚麼？得不到甚麼？關稅戰及科技戰都是美國自己發起，不是中國要打。美國早已宣佈要對二千多億的中國出口加徵關稅，峰會中則說不會對其餘的三千億中國商品加關稅。這對美國來說，倒不能算作是得或失，因為主動權在它，它要加便加，要減便減。不過，這並不表示加關稅對美國沒有成本。要知道，特朗普過去一年大搞關稅戰，他所聲稱的目的，是要以此為武器，減少對華的貿赤及逼使中國在科技領域讓步，後來甚至要中國改變國策，不再津貼國企，並容許美國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監控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的一舉一動。但這些目標顯然仍是全部落空。美國雖大鑼大鼓加關稅，但對中國的貿赤卻不減反加，從2017年的3756億美元增至2018年的4192億。特朗普雖不斷吹噓美國政府從中國手中收到很多關稅，但這些關稅其實誰來埋單？讀經濟學的都知道這是雙輸的政策，中國與美國要共同埋單。美國的消費者、進口商及工商界已紛紛叫苦連天。

　　在科技戰上，美國本要把華為打得從此消失，但華為生命力的頑強卻遠遠出乎於美國鷹派意料之外，多個國家不但接納華為的5G，美國自己的公司生怕失去華為這大買家，紛紛想法迴避美國的規限，繼續賣產品給華為，但華為顯然已更加走上科技自立的道路，更少倚靠美國的科技，到頭來，中國的華為不但死不了，還更旺盛，美國則失去每年以百億美元計的生意。在其他戰線上，美國也得不到甚麼，要中國改變體制，改變法律，當然只是幻想。

　　若說美國百分百一無所獲也不正確。最重要的是美國經濟形勢開始不妙，第二季經濟增長大幅放緩，若任由其發展下去，必會影響選情。中美說重啟談判，可替市場減少部份悲觀情緒。中國也聰明，G20開會前兩天，突然下了定單買了54.4萬公噸的美國大豆，以330美元一公噸的近日市價計，進口是1.8億美元。以此濕濕碎的金額，既可紓緩自己對大豆的供應短缺，又可讓特朗普在農民面前有點交代，真正是本小利大的外交手段。

　　中國有何得失？中國一早已作好打持久戰的準備，兩國緩和，可給中國更多的時間，而時間正是站在中國一方。在科技戰線上，美國對華為的包圍網已近乎名存實亡，美國也主動想把科技產品賣給華為，對5G的打壓也心勞力拙，無能為力。特朗普一反之前姿態，宣佈繼續歡迎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這是好事，但美國可能已不再是很多學生與學者的首選了。中國得到這些，付出的，暫是還主要是買大豆的1.8億美元而已。

　　為何美國有這些退卻？首先原因是原本的關稅戰與科技戰都違反經濟規律，美國自討苦吃是必然的。美國本來用與中國玉石俱焚的方法去逼迫中國，但這招不靈，中國忍痛力強，美國卻忍不了，唯有主動求和。政治上，特朗普更是有口難言，因為貿易戰觸動到毫無忍痛力的美國選民，他們怨言叢生，美國的政客春江水暖鴨先知，近日紛紛轉軚，從支持對華貿易戰改為反對，特朗普及死硬的鷹派備受壓力。內地有位前創科的研究員徐馳做了些統計，得知在五、六月間大批參議員急轉了彎，已知最新態度的68位參議員中（參議員共100人），除了23人外，其餘的現在都明確反對關稅戰，或支持美國與中國盡快達成協議。現實如此，想連任的特朗普很難不放軟身段。此種態度，很可能還會影響到香港近日的社會事件。

　　《華盛頓郵報》對大阪會議的評語，並非無的放矢。

 

(Headline Daily 2019-7-5)

黑手與白手 (雷鼎鳴)

上月27日，曾在科大主管公關部門、現任職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的楊志剛先生在《明報》發表大文「洋紫荊革命的黑手和白手」，指出有些人要打垮政府，所以必先「辱其首」及「侮其兵」，即用盡一切方法羞辱特首及警察。稍為研究過顏色革命及群眾運動法則「阿連斯基」（Saul Alinsky）13招的人都知道，這是顏色革命的標準戰略。但這些活動背後有誰人在發動？志剛兄認為有白手與黑手之分，前者為香港參與和平遊行的人，後者是隱藏於和平群眾中的一些暴徒及外國勢力。

 

我同意志剛兄的觀點。我一向認為和平理性遊行的群眾與暴徒及外國勢力不能混為一談，但他們若不明確與這些人切割，同聲譴責暴力及違法活動，便難免會被視作暴徒的擁護者，在立法會外若非有3、4萬人包圍，百餘暴徒怎能入去搶掠？他們好心做壞事，以為幫了香港，但反成為外國勢力借力打力的工具，十分冤枉。但近日香港風高浪急的背後，真有外國黑手在操盤嗎？

 

不會向每個支持者都派錢

 

香港沒有政治部，我們一介小民自然不可能完全掌握外國勢力如何操作，搜證不是普通人可做得到。不過，若說沒有幕後黑手，恐怕只有愚蠢或天真的人才會相信。

 

只要讀一讀有關顏色革命的文獻，我們容易知道美國的情報機構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做過了甚麼事。美國在這些地方都是說要搞民主，但結果卻是流血收塲與社會經濟動盪，甚至製造了難民潮。香港資訊自由、國際化，資金進出方便，引渡法又修訂不成，特別是位處美國最大競爭對手中國的大門，一早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情報甚至間諜中心。數十年前我在芝大的圖書館每周打工15小時，當時每天 --- 對，是每天 --- 都會見到大疊大疊的香港美領事館寄來的有關中國的情報信息，當然真正機密的我不會見到。在今天，中國的地位更重要，美國怎可能對香港這個非常自由的地方不感興趣？

 

早在佔中時期，已有不少人在問，搞手有無外國資助？聰明的黑手絕不會向每一個支持者都派錢，這些人的純潔性一定要保持。更有效的是用四両撥千斤的方法，將資金轉到一小撮積極分子手上。你若問後者，他們當然不願承認有收錢，那麼證據何來？總是會有百密一疏的。在網上很容易找到與美國「全國民主基金」（NED）有密切關係、美國政府智囊當紅炸子雞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一段錄像，他不無邀功地公開說NED對佔中提供過資金援助。

 

多國登報需極廣國際人脈

 

若佔中已是過去的事，日前在網上瘋傳的郭文貴與梁頌恒的越洋對話錄影，更會使近日的暴亂活動水洗不清。郭文貴本是大陸的億萬富豪，但現在卻因多項包括賄賂等的罪名成為中國頭號通緝犯，藏於美國。郭對梁等年輕人包圍警局等諸事大聲叫好，又說要多少錢資助都沒問題，美國的高層與領事館他都會聯絡好。我估計梁頌恒傻頭傻腦，開始時連郭是誰也未必搞得清，但郭的這番話，卻顯示出他與美方（甚至是代表美方）都在積極找尋更多途徑資助香港的暴徒，郭甚至還大教梁要用甚麼策略。問題來了，大多數群眾不會知道錢到了誰人手上，這些人受過多少訓練和指示，我們也不知道，但提供資助與教路的人部分卻已現身，那麼便必是有人暗中收了錢而不願張揚。

 

除了金錢資助外，提供培訓與國際聲援也是常用方法。暴徒搗亂的手法專業並且純熟，並非全是烏合之眾，是誰訓練他們？關於《逃犯條例》的廣告在多個國家同一時候出現，這是價錢昂貴而且極難做到的事，其所需的國際人脈關係絕非尋常人物所能擁有。

 

志剛兄的大文發表後，不知為何，有些人十分焦急，要發動浸大學生及校友去批鬥他，志剛兄倒是不怕，真理在胸筆在手，反客為主，邀約他們來批鬥，怎料一個人也沒敢來！這裏不由想起《西潮》中所描述的蔡元培的風骨。五四運動後，有部分學生嘗到了權力的美酒，變得張揚跋扈，要在校內奪權，但蔡元培卻頂住了這惡風，在一次衝突中還捲起衣袖，說誰敢胡來，他便先揍這人。志剛兄這回捍衞了自己的言論自由值得大讚。

 

 

橫刀立馬，唯有楊大將軍！

 

(Sky Post 20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