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來，很多人都驚訝于香港似是突然變了樣。一個原本以美食、購物、金融業聞名，盛產演藝明星，自由指數高居世界前列的璀璨大都會，竟退化為一個滿目瘡痍，破壞痕跡到處可見，市民出外也要查一查哪裡有暴力的城市。而造成這些破壞的執行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年輕人，有些還只有十一二歲。我們不免要問，是什麼因素將這些青少年推向極端？
經濟學家相信他們的行為成因有跡可循，亦即這些人的行為並不一定違反其“理性”，盡管他們對世事的判斷可能有嚴重錯誤。
先澄清幾個分析誤區。第一，除了極個別例外，他們中的大多並非一些願意為理想以死相搏的人，要他們做“烈士”更是免談。根據“顏色革命”的套路，若有人在其運動中死亡，必定要充分利用，其殯儀遊行一定要大肆渲染。但“可惜”風波至今，香港警察並未射殺過一個人。反觀美國警察卻在2019年擊斃了897人。曾有段時間，香港個別因不同原因自殺的人也硬被套上說是以死明志或被警察迫害，但可惜他們找不到什麼經得起推敲的證據。
第二，這些積極參與暴力的年輕人並非視前途為糞土。君不見他們都是黑衣黑帽黑面罩，一遇到強光照射及被人撕去面罩，便驚慌失色，他們所恃的不過是被檢控及被處重罰的概率很低，而且還有些媒體及政客不斷吹捧他們。“殺君馬者道旁兒”。在他們身上再得體現。
第三，這些人製造炸彈、扔汽油彈、淋油焚燒意見與他們相左的人，明顯帶有恐怖色彩，但我們絕不用因為他們只是普通的學生或上班族而感到訝異。2005年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丕比（Robert Pape）出版了一本研究恐怖主義的著作《以死爭勝》
(Dying to Win)，其中一個發現是恐怖分子多數自以為正義，日常生活中他們也許只是下班到市場買菜回家煮飯的普通人。
是什麼動力驅使這些人走向極端？筆者認為最直接的動力是恐懼與挫折感交織的心理壓力。
過去30多年來，全球的收入及資源配置發生了深刻變化，發展中國家人民收入大幅上升，而富裕地區人民的收入卻幾無寸進，這可能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後果之一。從1993年至今，香港的僱員收入中位數，扣掉通脹後，總共只上升了三成，而今天的房價卻是1993年的3.5倍。
其實這個現象並非香港獨有，不少西方國家民一樣對前途不樂觀。然而這種悲觀情緒在一些地區卻被另一些地區的成功所激化。本來有識之士都懂得，內地的發展正是香港經濟繼續增長的基礎，但香港一些“反中亂港”勢力自身充滿怨氣，通過被他們控制的媒體及部分教育陣地極力“去中國化”，把內地的成績說成是對香港的“威脅”。
香港經濟繁榮之所以能夠存在，原因本在內地，如果沒有內地龐大且急速發展的經濟，誰會選擇把香港作為往內地投資的踏腳石？所以香港年輕人未來的經濟和事業出路本就與內地密不可分，但他們被煽動蠱惑，反而把這僅有的出路視作“死路”。既然有此心態，那自然是悲觀失望，誤認為毫無出路了。
這種心態是滋生排外反精英民粹思潮的溫床，不易化解。要鼓勵受困于此等思想的年輕人去努力改善自己的競爭力，良性地與內地精英一較高低，其難度高于說服他們遠離“港獨”。尤其是香港社會中還有不少別有用心的人不斷煽動，使他們誤以為其“攬炒”策略有成功的可能。
但我相信，這些年輕人內心深處清楚“港獨”根本不可行。只是越明白這條路不可行，越会觸發他們心中的恐懼，谁会愿意聽到有人不停提醒他們：你們是往死路上走！所以提醒他們的理據越是充份，他們恐懼越甚。掩蓋恐懼最好的方法是使自己憤怒，及由此而來的種種暴烈行為。▲
（Global Times 20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