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新戰略欠缺成功條件 (雷鼎鳴)

蓬佩奧上周四在加州尼克遜圖書館的演講，被視為「四騎士」四篇宣示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的演辭的最後一章，其餘三位「騎士」是司法部長巴爾、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賴恩和聯邦調查局局長韋雷。要注意，這些「騎士」尚未包括國防部長或主管經濟的多位官員，特朗普也顯得低調，而且十一月的選舉以目前形勢看來，特朗普敗北的機會很大，這些「騎士」的職位難保，美國人民及世界各國領袖難免會狐疑，這些宣言性的演講究竟是跛腳鴨政府內某些利益權力集團的意見，還是美國的長遠國策已經有根本性的改變？

　　蓬佩奧的核心訊息是甚麼？他認為中美建交四十多年以來美國與中國交往的策略已完全失敗，今後的政策是甚麼？說白一點，是要號召東亞諸國、美國的盟友、以及飽受壓迫的中國人民一起推翻中國共產黨，否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會對美國的生存構成威脅。如此殺氣騰騰的說話，除了在北韓等國的領袖口中仍可聽見外，我們很少會在外交官員的宣示中聽到。美國不少評論家對此轉向頗不以為然，但我更強的感覺是美國沒多少人理會這「四騎士」。大家受困於疫情與失業，那有空注意他們說甚麼？

　　這是否外交政策的轉向？在政治論述上，我認為是的，但卻是換湯不換藥。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科技戰，被針對的是包括中國人民與政府的中國整體，不單是中國共產黨，但這次卻要把中國共產黨抽取出來，這是政治修辭上的不同，在行動上，美國試圖打擊中國全國的科技戰與疫情甩鍋仍在持續，亦即遏制中國崛起是她的真正目的，此種行動並無絲毫放鬆。

　　為何要把遏制中國說成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我相信這是因為過往的遏制政策完全得不到美國預期的效果。以貿易戰為例，縱然今年第二季世界經濟深受疫情打擊，總體需求疲弱，但今年六月中國的出口卻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3%，入口卻下跌，反映中國這幾個月的貿易順差擴大。科技戰？美國的晶片商出口到中國受限制，卻正提供了市場誘因，迫使中國加大投資發展自己的晶片，美國正在把她企業的顧客變為自己的競爭者。限制中國的企業到美國上市？所得效果是它們轉來香港上市，港交所股價屢創新高。甩鍋戰也打得有氣無力，美國本土染病人數目前已數十倍於中國，而且毫無受控跡象，中國則多省市長期沒有本土個案，美國人民對特朗普的甩鍋宣傳已日漸失去耐性。

　　要政策得到支持，必須增強政策的認受性。蓬佩奧認為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中，但哈佛大學Ash研究中心歷年來在各國所作的民調，卻發現93%的中國人民對中央政府感到滿意，對省市政府的滿意度也超過七成。皮尤（Pew）研究社的多次民調也發現，中國人民有近九成對前景感到樂觀，對中國社會結構有認識的都知道，中國共產黨九千多萬黨員早已融入政府、軍隊與社會各階層，在中國，打倒中國共產黨無異於要癱瘓整個中國社會，這對過去四十年來幾乎每天都經歷着今天比昨天生活更好又對政府十分滿意的中國人民，如何可能有說服力？

　　蓬佩奧的欠缺說服力，也在於美國言行矛盾。他認中國共產黨極權，所以要推翻，但人們難免要問，為何沙特阿拉伯皇儲的政府，比中國政府專權得多，前一段時間，他派人公然殺了一名記者，為世界各國譴責，但美國政府卻仍力撐他。由此可推斷，美國政府重視的是利益，意識形態之爭只是次要。這也沒甚麼不對，國際關係本就如此，但從各國政府看來，她們自然也要計算自己的利益，聽從美國這帶頭大哥一聲號召，便走去圍堵中國，要中國共產黨滅亡，中國經濟崩潰，這對她們有何好處？東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她們願意替美國當馬前卒嗎？

　　在軍事實力上，美國自然當世稱雄，但中國集中資源搞防守戰略，近來我讀了好些軍事評論，深信中國龐大的彈道導彈系統、北斗衞星系統與雷達系統結合起來，足可拒美國航母於二千公里以外，在防守戰上，中國可守得很穩。中美開戰不是不可能，但雙方都討不了好，還是世界和平符合中美遠利益。東亞地區受美國拉攏的國家，恐怕也明白當中得失，她們怎可能替美國打頭陣得罪就在身邊的中國？

　　由此可見，蓮佩奧的宣言，根本無客觀條件支持，最符合中美及世界人民利益的，是雙方走和平合作路線。特朗普若下台，下任總統任務艱難，為美國社會的分裂及崩潰了的經濟療傷已是逼在眉睫之事，更不要說疫情仍未受控。不先搞好自己家園而去盤算怎樣樹敵，這幫官員在美國歷史上會留下污名。

(頭條日報 2020-7-31)

香港應早日全民驗疫 (雷鼎鳴)

鍾南山說，新冠病毒肯定正在香港社區傳播，感染人數並不如在西方社會般幾何級數式的上升或連鎖反應式的增加，現在是處於拉鋸戰。他建議全民驗測，中了招的人要迅速隔離醫治。


 我完全同意鍾老所言。拉鋸戰顯示，港人因為肯用口罩及大多都遵守社交距離，比美國人的自由散漫，在抗疫上優勝得多，所以尚未似美國般的大爆發。但拉鋸戰也顯示，疫情尚未受控，一時疏忽，局面便難以收拾。就算拉鋸持續，經濟也會沒完沒了的受困，香港社會只是在浪費時間。



仿效內地 降低驗測成本


 不去作全民檢驗是毫無道理的。武漢做過，成績卓越，發現了有幾十人有感染但沒有病徵，他們也被迅速隔離起來。因為進行過全民檢驗，科學家對此病毒傳播的方法也增進了認識，北京一度有小爆發，也被迅速地控制下來。


 我們可算一盤經濟帳。全民驗測的成本多少？這當然要看驗測的途徑。若個別人等找香港的私人醫療機構，較便宜的是950港元，但在內地，因試劑可大規模購買，買家有強大的議價能力，據說每份試劑成本10多元人民幣便可以，再加上人工及其他費用，每次驗測費用100至200元人民幣。香港政府若要節省成本，與內地的一些省份合購試劑，同樣也可壓低成本，就算本地的醫療科技人員（其實驗測是很技術性的工作，毋須用到醫生）昂貴，也可邀請內地人員幫助。若政府果斷地頂住醫療界某些人的保護主義，如武漢般進行氣魄宏大的檢驗，750萬人口，每人就算成本300元，也就只是22.5億港元而已。


 其實這已高於武漢的成本，記憶所及，武漢有千萬人口，但只用了10億元人民幣左右，每人不足100元。武漢根據頂級學術期刊《刺針》（Lancet）所刊登的一篇論文，把每10個人的樣本混在一起，如果此樣本屬陰性，則這10人無感染，如果是陽性，則此10人每人重驗一次，看看誰人有感染。


 此方法會否驗錯？根據研究結果，準確性及敏感程度都極高，就算20多人的樣本混在一起，效果仍佳。此種方法不但節省成本，而且在幾星期內便驗了千萬人口，節省時間，記憶中，德國也有用此方法。不明白政府為何縮手縮腳，如此缺乏擔當？


 假設香港檢驗的成本高於武漢，用私營機構每人950元的成本，總成本不足72億港元。若能把每人平均成本合理地壓至300元，正如上文所述，總成本只是22.5億港元而已。若用武漢的所謂 Pooled Sampling方法，成本更低。


 提早控疫 減少經濟損失


 香港去年的GDP每星期平均大約560億港元，今年就算有10%的萎縮，每星期的GDP仍等同500億元左右。若全民檢驗的方法有可能把嚴控到疫情的日期提早幾周以上，使經濟損失減少，按上述數字猜測，早日全面重啟經濟，每周便或可減少50億元的損失，1個月下來，便是200億了，與上述的22.5億成本相比，成本效益豈不一目了然？就算這些估測有些偏差，政策的合理取向也是十分明顯。


 希望香港政府不要再繼續蹉跎歲月，早日排除利益團體的干擾。


 （晴報 2020-7-31）

關閉休斯敦領事館可怎回應？ (雷鼎鳴)

美國7月21日突然要中國駐休斯敦的總領館在72小時內關閉，特朗普並表示不排除關閉更多的中國領事館。這些事非比尋常，是美方很露骨的挑釁行為，我們總要明白原委。

 

美國官方給出的解釋是為了保護知識產權及私隱。此答案牽強至極，牛頭不對馬嘴，是否有中國黑客侵入美國的電腦系統，不得而知，但就算有又如何？美國一樣有黑客侵入別國的系統，而世上最大的黑客又怎不是斯諾登爆料直指的美國政府？但又有哪一個國家會因此而關閉美國的領事館？一些來歷不明的所謂中國黑客，又與中國政府何干？美國仇華政客魯比奧信口開河說休斯敦領事館是龐大的間諜網絡中心，這是欲加之罪以己度人的胡亂指控，不用認真，但他這麼一說，倒是會挑起內地人民要求關閉香港的美國領事館，中國應否如此做，宜先冷靜考慮，再作定奪。

 

仇華「四騎士」制定對華決策

 

這次關館，給人另一個印象便是很急。2017年9月美國為了報復俄羅斯削減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人員755人，下令要關掉三藩市的俄羅斯總領事館，但那時美方也給予俄方1個月的時間去處理。這次只得72小時，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故意要羞辱中國，使其憤怒，從而做出激烈的行為，美方便有機可乘；二是特朗普選情形勢不妙，他只剩下100天翻盤，攻擊中國正是他選戰的核心策略，所以任何行動都要快，他等不了1個月。

 

究竟白宮在中短期對華政策的目標是甚麼？此政府政策混亂，本不易猜測，但仍不算無迹可尋。據特朗普的前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在訪問中所言，白宮對華決策已形成一個「四騎士（Four Horsemen）」團隊，包括國務卿蓬佩奧、司法部長巴爾、國家安全顧問奧本賴恩及聯邦調查局局長韋雷，他們已制定全面策略，誓要面對面對抗及拿下中國。有不知真假的傳言甚至說班農快將回朝。他們的動作仍離不開仇華或懼華及競選兩條綫索。

 

中國國力蒸蒸日上，美國深恐自己一哥地位被取代，不得不用洪荒之力去遏制中國的崛起，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特朗普本人並不那麼反華，但上述4位「騎士」活脫脫便是一個幕後政府（Deep State），特朗普雖喜怒無常，但此種性格有缺陷的人卻是最易被人暗中操控利用而不自知，這4名「騎士」應有此能力。為甚麼他們會步伐這麼急？我們不要被幾年來特朗普政府的亂局所迷，以為美國沒有人才，美國深謀遠慮又識大體的人多的是，去年7月及今年4月，美國都有近百位名重士林的對華專家聯名發表公開信，指出特朗普把中國當作敵人會有適得其反的後果，呼籲特朗普改弦易轍。假如特朗普輸掉選舉，就算民主黨一樣反華，但這「四騎士」所推動的有損美國利益的蠻幹政策，恐怕會失去市場，時日無多，不得不急也。

 

從選舉的時限性看來，特朗普尚另有一值得焦急之處。美國疫情失控，第二季GDP數據會在選舉前公布，第三季的數據要在年底選舉後才有，但現在已可下斷言，數字會十分難看，就算美政府無上限地發鈔借債，製造泡沫，恐也掩蓋不了GDP大跌的經濟困境。反觀中國，不但第二季GDP已錄得3.2%的正增長及6月份出口比去年同期有4.3%的增長，而且疫情控制嚴格，經濟持續反彈無大障礙。如此強烈反差的比較，會使特朗普的甩鍋中國策略處於尷尬之境，其應對的辦法便是再轉移視綫，而又有甚麼比與中國直接發生衝突更易引起美國民族主義的冒升？

 

問人民應關哪個美領事館

 

擦槍走火的危險確然存在，但若細看班農等人心中的策略，及美國經濟陷困境，開戰的成本巨大，我相信美國還是會傾向於更「縮骨」或討人便宜的策略。若中印邊境有衝突，最好是印度打頭陣，在南海則是美國想充當帶頭大哥，但真正上前綫送死的最好是東盟。澳洲對美國而言，若北京不作為，或在戰場上失利（此可能性極微），美國便可主觀希望中央政府民望下跌或倒台。我們阻止不了別人的遐想，但要指出，哈佛大學的Ash中心有份研究報告，指出93%的中國人對中央政府感到滿意。哈佛的調查負責人亦指出，這結果並不出奇，因為過去40年來，中國人都親身感受到一天比一天好的生活。在有高人民滿意度的國家去製造不穩，「四騎士」的如意算盤怎能打響？不過，從「四騎士」的角度看，只要在未來的幾個月開了個頭，就算特朗普下了台，也可把爛攤子留給下屆。

 

中國應如何應對？在此種外交角力中，中國不可能退讓，否則別人當你可欺，只會得寸進尺。不過，打仗切忌被動，甚麼時候打？戰場在哪？要自己選擇，目前美國的進逼，可以柔制剛，避免正面衝突，保持中美和平。具體方法是需要關閉一個美國駐華領事館，但關閉哪一個？甚麼時間關？卻可拖一拖，使急着等回應的特朗普無着力感。又或可出怪招，在民間搞個民意調查或大型網上投票，大張旗鼓地邀請人民提議關哪一個領事館或乾脆不關，可彰顯中國的民間意見，甚至可營造為有喜劇感的競猜游戯，有利使劍拔弩張的局面緩下來，和平時間可延長。

 

(晴報 2020-7-24)

從孟母三遷到學習氛圍 (雷鼎鳴)

　　香港的教育出了重大的問題，已是難以爭辯的事實。短線而言，今年很多畢業生會難以找到工作，經濟不景，再加上對求職者是否黑暴份子有疑慮，僱主那能放心招聘？中線而言，大灣區已躍升為世界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不但工業發達，而且創新科技小、中巨企林立，直接挑戰世界其他的科創中心。香港的人才卻遠未能融入，更遑論能充份利用到大灣區的優勢為香港的未來經濟佈局，這與香港缺乏國民教育有莫大關係。長線而言，我們知道十多年後人工智能、機器人、大數據等新科技便會噴薄而出，處理不當的話，隨時可奪走一半或以上的工作職位，但若準備及時，則可使大多數人收入增加，工作時間減少，但香港的教育系統有為此作準備嗎？



　　要面對此等當代的困局，我們不妨從古老的智慧中尋求靈感。中國文化最簡單的撮要是自宋朝以後流行了近千年的《三字經》，當中有段文字我孩提時代已熟悉：「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
 


　　這裏有兩個故事。第一個是孟子年幼時與母親家住墓地附近，孟子所見盡是別人上墳拜祭的活動，遊戲中模仿起來，孟母見勢色不對，決定搬家。新居卻是地近商賈交易之處，年幼的孟子也很快模仿，孟母見此也不是辦法，決定又再搬家，就在學堂附近定居起來，果然孟子有樣學樣，學了怎樣做讀書人。第二個故事是孟母有次見到孟子躲懶，讀書半途而廢，生氣起來把織布機的布匹剪斷，孟子也知悔過，從此努力學習，天天向上，成為祖國美麗的花朵。



　　第二個故事可作為勵志教材，但對教育政策卻無多大用處，但第一個故事卻大有參考價值。孟母三遷的意義與現代經濟學也頗有相通之處，經濟增長理論中所謂的「人力資本溢外效應」，意指在社群中，若人力資本或教育水平都很高，外來者若來此工作生活，他們的技能與生產力都會有所提高。例如一位物理學博士，若跑到麻省理工工作，可與頂尖同行切磋，其成就會好過到無甚科學家的盧旺達工作。近年經濟學界也興起過研究黑人為何收入得不到上升，被爭論的因素之一便是究竟鄰舍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大，還是家庭教育的影響力大。鄰舍效應也是指出一個人生活的環境對一個人的成長、價值、與生產力都有很大影響。孟母三遷的傳統智慧及現代經濟理論都指出環境對教育的重要性。



　　香港教育有甚麼缺失，使我們不能作深刻檢討？取其犖犖大者，有三方面。第一，香港的學生與教師大多仍未明白科學教育的重要性。我讀中學時，最優秀的同學都會選理科，數學及物理好的最有地位，能到麻省理工讀物理或電機工程的，被視為人生巔峰。數十年後情況已大變，大學理工科的學位變得毫不吃香，畢業生往往都學非所用，當上推銷員，但他們知否科技進步的力量能直接改變世界嗎？十多年後或更早，當大半的職位都可被人工智能、機器人、大數據、金融科技等取代時，我們今天還能不好好地為學生及年輕人作好掌握這些科技的準備而不是被科技取代嗎？所以香港的教育改革必應包含加強科學的原素，使社會有一種氛圍，重視科學精神，尊敬科學家的探索。學校、政府、社會應多搞科技講座、展覽、實地參觀、科技比賽等有益營造氛圍及鄰舍效應的活動。



　　第二，大灣區的發展一日千里，全國人才匯聚，本身便自會洐生出強大的人力資本外溢，大家有誘因埋頭創新活動。香港的年輕人眼光太集中在香港這彈丸之地，不但會錯失這發展機遇，而且有可能被邊緣化。社會及政府應把建立與大灣區溝通交流的渠道放在優先位置，學校亦應投放資源讓學生能更了解大灣區。



　　第三，香港的年輕人花了太多時間精力在學習及實踐如何破壞社會方面。攬炒不可能幫他們達至更美好的未來，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把年輕人從一種惡劣的鄰舍效應中抽出來，不是易事。教育局及教育界可能要採用一些振盪療法，把一批傳播攬炒思潮的老師炒掉，還教育界一個清潔乾淨的空間。有些同事眼見香港情勢惡劣，早已打算在大灣區買房子並遷進去，起碼孩子在那裏受到的教育及氛圍，可減低學壞的機會。這是代價昂貴的方法，若在香港便唯有要更小心的選擇學校，以免誤了子女的一生。教育局實應作出檢討，如何才能重建國民教育。


(頭條日報 2020-7-24)

美國「制裁」得了香港嗎？ (雷鼎鳴)

立了香港國安法後，美國不斷地在考量制裁香港或內地的方法。國安法只是「制裁」的藉口，整個問題的核心是中美關係的惡化，對於事態如何發展及「制裁」如何應對，我們研判時應記著《孫子兵法─始計篇》所提醒的：「多算勝，少算不勝。」宜先了解大勢及中美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peph Stiglitz）曾說過： 「美國要做世界的第一，但中國不想做第一。」此說大致正確，美國當了「世界一哥」這麼久，難以接受失去此地位及由此而帶來的一些經濟損失。中國韜光養晦多年，集中精力搞發展，絕無興趣當「世界警察」或到處煽動「顏色革命」，但樹欲靜而風不息，中國在科技及經濟上的某些成就，已超越美國，而且勢頭依然強勁。房中的大象想要自謙為小鼠也無人相信，美國心生恐懼，要先下手為強，就算中國費盡唇舌解說自己並無爭霸之意，美國也不會相信，但美國的杯弓蛇影，會促使中國對美防範，最後，美國的猜疑有可能變成自我應驗的預言，無端替自己製造了中國這一個強大的敵人。這是歷史的悲劇。

 

「制裁」是國力的對決

 

「制裁」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要看兩國的綜合國力對比。若美國比中國強大很多， 「制裁」的殺傷力會頗大。2012年美國要求設在比利時的國際收付清算體系（SWIFT）踢走伊朗的銀行，最初SWIFT不答應，但美國威脅連SWIFT也要制裁，後者唯有屈服。但在2014年英國要求踢走俄羅斯，以報復後者在烏克蘭的活動，SWIFT便一口拒絕，此乃國力有別也。

 

我們可把中美兩國的經濟狀況作一比較。今年第一季疫情對美國尚未有重大影響時，她的GDP已比去年同期下降5%，現在疫情失控，今年全年若有實質負增長7%便算不錯了，亦即今年美國GDP未必能達到20萬億美元。至於中國，今年第一季GDP比去年同期負增長6.8% ， 第二季正增長3.2%，疫情受控，全年可望正增長1.5%以上，視乎官方匯價，中國GDP大約有14.5萬億美元，即中國GDP逼近美國GDP的73%。以上是按官方匯價計算，若是考慮到中國物價比美國低，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已比美國高出25%左右。

 

所以在經濟總量上，美國已討不了好，尤其是美國經濟正處於大衰退及高失業期間，疫情高危時仍強要人民重啟經濟及乞靈於開動印鈔機製造泡沫，在此態勢下搞損人害己的「制裁」，首先要考慮自己有無足夠的承受力。

 

對美國更為頭痛的問題是她近月正在狂印鈔票。美國多年以來政府都入不敷支，財政赤字累積起來便成公債。1980年美國政府欠債佔GDP只是34.62% ，到了2000年上升至57.13%。奧巴馬並無為美債減壓，每年公債平均上升1.16萬億美元，他在任的八年，使美債總量翻了一番。特朗普上台時債務增加速度稍慢於奧巴馬年代，但到了今年，他面對疫情，又要刺激經濟以利競選連任，一發狠幾個月內便多借了近4萬億元，今天的欠債已超過26.5萬億，大約等於今年GDP的133%，亦等於每一名納稅人平均欠債21.3萬美元。更為恐怖的是，在疫情前美國聯邦政府估計今年收入3.7萬億，開支最終可能超過7萬億，政府是典型的要借債度日了。誰肯借給她？中國、日本等國買下了她的一部分債券，另一部分卻是靠美國人買入。再不夠便是靠聯儲局印鈔票去買債。在全球經濟衰退下，外國政府及美國人民的財力都大減，美國政府主要倚靠的便只能是印鈔票，這倒是飲鴆止渴了。反觀中國，每年因高儲蓄而新增的資本比美國加上歐洲的還要多，中國多資金，美國卻是捉襟見肘，陷於財困的國家去「制裁」資金充裕的國家，殺傷力有限得很。

 

打擊「聯匯」自找苦吃

 

話雖如此，特朗普還是要搞些東西出來。美國自己出了貧富不均、經濟停滯等問題，貿易戰、科技戰等成效不彰，搞來搞去，今年中美經濟增長率的差別又再擴大，中國又把美國拋在後面，特朗普緊張選舉，不大肆甩鍋抹黑中國，便更難以在選舉中取勝。疫情控制失敗，轉移視線甩鍋中國已沒有這麼容易，用香港國安法借題發揮，便成為新的競選策略。不過，在「制裁」上，美國並無多少選項可用。

 

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基本上不向美國貨徵收關稅，現在美國倒要向香港貨加稅，但香港早已不是工業城市，每年出口到美國的香港製造貨物不足5億美元，這麼小的量，美國加稅對港也不會有實質影響。

 

打擊聯繫匯率？一種方法是沽空港元，但這需要大量港元持有者賣出港元。美國政府沒有多少港元，如何沽空得了？個別炒家完全不夠實力達此目標，必需要港人自己大舉拋售港元才有望成功。但香港擁有44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且擁有3萬多億美元儲備的人民銀行必會支持港元，最後可肯定是一分錢也不需要中央付出，拋售潮便會無疾而終。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力的支柱之一是美元霸權，美國只要開動印鈔機，便可換取到別國有價值的商品與服務，但這需要有足夠多的地方肯持有美元，並以此作為交易媒介及儲備貨幣才可能，而香港的聯繫匯率正是最徹底願意吸納美元的制度。打擊這制度不啻是動搖美元霸權的根本，美國現屆政府雖行止乖張，但恐怕心中所怕的，是香港以放棄聯匯制度作為反制工具，反正過去一百年，香港總共用過五種匯率制度，聯匯制只是其中之一，改變不會帶來太嚴重後果。

 

對香港最有實質威脅的可能是美國運用其影響力逼迫SWIFT把香港踢走，但這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務，而且美元的霸權地位也會因此受創。SWIFT是一個連接了全球200多個國家11000多所金融機構或銀行，帶有合作社色彩的一個金融通訊網絡，全球大約一半的跨境支付都利用它傳遞信息駁通不同國家的外匯交收系統。若某國某地區被禁止使用SWIFT，會造成不少麻煩，需要使用另一系統或自己發展一個新系統。SWIFT不屬於美國，但因美元是最常被使用的貨幣，所以美國的話語權較大。SWIFT有25名董事，來自各國參與的銀行，現屆董事會有一位董事來自中國銀行，從前也有來自香港的。

 

SWIFT踢得走香港？

 

正如前文說過，就算有外來壓力要踢走某國，SWIFT一樣可以拒絕。從過去經驗看來，國力的對比是關鍵因素。能踢走香港嗎？香港是世界三大或五大外匯交易中心之一，具體排名要視乎用什麼標準，若香港的銀行不能參加SWIFT，世界外匯交收的整個運作恐怕會大混亂，情況比伊朗或俄羅斯離開嚴重得多。況且中國早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不少支付通過香港，若香港垮了，在一段時間內，全球很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都會大混亂，中國不會容許此事發生，其他國家也會因利益受損而反對。假設美國用上了洪荒之力真的做到了把香港踢出局，那麼世界多個國家必會對使用美元這一習慣大起懷疑，繼而促使她們發一狠勁，乾脆擺脫美元，另建體制，美元霸權又會失去一個支柱。美國金融界中人應明白此等道理，不致亂來，但只怕白宮中的經濟文盲不懂世事，還以為自己可任意胡搞，害己累人。

 

美國當然還有其他的招可出，例如凍結某些人在美國的資產或不發簽證等，但這些小動作無法影響大局，而且會引來對等報復，我們不用重視。

 

(大公報 2020-7-21)

美國對港無能為力 (雷鼎鳴)

特朗普終於簽署了法案，宣稱美國會視香港為一個與內地其他城市無差別的城市。美國主觀上怎樣看待香港是她自己之事，在具體行動上，美國卻又拿不出甚麼有殺傷力而又不自損的制裁香港方案，徒使自己陷入困局。此種後果，其實一早已被熟悉港美關係的人看穿，只是白宮中人太高估自己實力，招致了尷尬局面。

 

港美關係的核心當然是中美關係。在過去幾年中，美國連連發動貿易戰、科技戰、新冠病毒甩鍋戰、宣傳戰，又派艦隻到南海耀武揚威，把香港也變作地緣政治經濟戰的工具。但到目前為止，美國完全討不了好，無法遏制中國的經濟增長，當美國仍陷入嚴重的負增長之時，中國第二季GDP比去年同期仍有3.2%的增長，進一步擴大了中美增長速度的差距。如此下去，正如不少評論人所言，在疫情過後，世界經濟恐怕要比之前更倚賴中國。

 

美國盟友虛與委蛇

 

美國現屆政府絕不想看到這局面，遏制中國的崛起已成其國策，她若有能力，香港會被其玩到盡，不會心慈手軟。中國似乎也充分明白美國的意圖，所以在香港問題上，會與美國針鋒相對。在中美交鋒的過程中，西方國家的取態會起到一點作用，但若以為美國的盟國會無條件地站在美國一邊，卻是錯誤得很。這些國家無一不處於經濟大衰退甚或是蕭條的威脅當中，美國也是自顧不暇，在此等態勢中，她們最不想見到的便是經濟損失。西方國家過去30多年飽受經濟停滯及收入不均所困擾，而中國卻是在40年內GDP實質增長超過35倍，整個世界既有的政經格局瀕臨大變，西方國家會不適應。這也同時提出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問題，為何西方國家擁有自以為更優越的社會制度，竟表現得遠比被視為異類的中國更為差勁？西方國家對這不請自來的問題很不舒服，所以有些人對中國懷有敵意十分正常。

 

但意識形態在國際關係上很難抵銷得了實利的壓力，所以她們絕不想跟中國鬧翻。美國雖仍是頭號強國，但衰落的徵兆早現，諸多事情已力不從心，西方其他國家的最佳政策，便是對美國的壓力虛與委蛇，跟着美國大聲地譴責中國，包括其對香港的政策，但主要還是說說而已，行動則缺遺。是否如此，多等幾個月便知。

 

美國也是有苦自己知。從她過去在多國發動的顏色革命可知，這些國家早已變成爛攤子，戰禍連年，民不聊生，但美國拍拍雙手便可離去，不會負起任何責任補償別人的損失，所以我們不能假設她對香港的黑暴分子特別親厚。若美國真的有傷害到香港而又不自損的制裁，她不會手軟，問題是，她真的有此能力嗎？這涉及她有無可行的方法及制裁是否只會傷敵八百自損一千？

 

我過去已在不同地方指出過，對香港增加關稅並無殺傷力，香港每年輸美的本地產品不足5億美元，就算對此增加重稅，對港經濟只是搔癢。有段時間說要摧毀港元與美元掛鈎的聯繫滙率，我自己分析及與不少同行討論過後，幾乎一致認同美國根本無能為力。

 

港反對派所託非人

 

在現有機制下，有人若拿來美元或其他外幣到港投資，便須把美元或外幣最終交到金管局換成港幣，美國無權阻止金管局通過銀行用港元買入美元。倒過頭來，外資若有港元要兌回美元，美國亦無法阻止。只要在港可找到有價值的投資，自會有資金流入，香港的外滙儲備充盈，其外幣資金池遠大於資金循環周轉所需。若美國要沽空港元，她本身並無港元可沽，必需要付利息借入有限的港元才可行動，除了在十多年前量化寬鬆政策期間有大量熱錢湧入香港外，香港的資金已多來自內地，不受美國控制。在此種種制約下，美國如何能衝擊到聯繫滙率？況且若如此做，對美元霸權的地位也是一種打擊，美國不會如此蠢笨。至於坊間談過的其他經濟制裁方法，一樣經不起分析，很易便走入死胡同，不贅。

 

在失業率高企、百業停頓，新冠疫情又每天加劇期間，美國經濟已受重創，除了打口水戰外，美國實無能力幹出甚麼事。中國儲蓄率奇高，每年新增的資本量，超過美國加上歐洲的總和，而美國生產力受制，卻乞靈於開動印鈔機製造虛火。誰可主導經濟戰，豈不一目了然？

 

美國總統大選在即，特朗普選情岌岌可危，聲色俱厲地打香港牌，可權充是競選工具，但香港的反對派若以此為救命草，則恐會大失所望。

 

(晴報 2020-7-17)

立法會初選與選舉操控 (雷鼎鳴)

香港的反對派搞了次為立法會選舉作準備的「初選」，據說共有約六十一萬人參與了電子或紙張投票，結果是一批立場較為極端的本土派得票較多，某些知名度較高的傳統泛民政客幾乎全軍盡墨。

　　這次投票，是否能視為符合民主原則的「初選」？剛好相反，這是民主選舉的劣質化，人民的真正偏好更不能在投票結果中顯示出來。

　　先談一些基本的民主理論。人民各有不同偏好，若他們的選擇與其他人無關，他們理應擁有選擇的自由。但很多時團體或社會要作出一集體決定，例如在眾多人的選擇中只挑一個做總統，那麼如何把眾人的紛紜意見匯集為一個結論？其中一個機制便是投票選舉，少數服從多數。

　　這方法看似公平，但卻容易被操控，有人可以不按自己真正的偏好策略性地投票，例如自己最喜A，其次是B，最低是C，但因為無信心A會勝出，所以投了票給B，以免C會勝出，又或自己不懂策略性投票，但社會中另有力量指引別人投票，並且搞配票，以擴大自己陣營的影響力。這些活動都可視為破壞投票機制的正當性，因為若選民不一定按照自己真實的偏好誠實地投票，那麼我們便無法肯定投票結果能準確反映選民的真實意向。

　　大約五十年前，有兩位經濟學家用高深的數學證明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定理，只要有三個或更多的投票選擇，選舉便必有空間被人用策略性投票操控，沒有例外，任何投票機制的設計也避不開這問題。若是只有兩個選項，是否可避免得了？也不能，因為多引入一個選項去鎅票也是策略性投票的一種手段。上述定理後來便以Gibbard-Satterthwaite來命名，政治學上也有一以William Riker為代表的學者把這定理傳承下去，發揚光大。我二十多年來已多次討論過這話題。

　　從上可見，民主選舉的理想是人人誠實地通過投票去表達自己的偏好，但當中若有不知數量的人靠策略性投票去操控，那麼結果只能是不可靠或不公平的。今次反對派雖也自稱認同民主，但這個「初選」有無操控選舉的成份？有的，而且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這個「初選」有篩選的效果。本來篩選不一定是壞事，有時甚至是好事，很多地方的選舉也會利用篩選去減少候選人的人數，例如香港的選委會也有篩選。不過，別人用的是法定機制，而且多會有機制保障投票人有不同程度的代表性。本周初的「初選」與此背道而馳，雖說有六十一萬人參與，但稍懂統計學的人都明白，人數多寡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是其樣版有無偏差。通過某些特定媒體及網上號召，又主要靠電子投票，能發動到的多是特定年齡及本土派中人，他們選出的自然是同路人。本來反對派推出甚麼人來競選，我們不見得有興趣討論，但從公平的角度看，此種投票人屬於特定群組有偏差的篩選，還不如用隨機抽樣的民意調查來得有代表性，有些被逼不參選的泛民及因此而無屬意人選可投票支持的選民，有理由不滿他們的參選權及投票權被剝奪。

　　更大的問題是第二個層次。有了這個所謂的「初選」，某些幕後的勢力便可建立一個數據庫，內裏的資訊足以幫助他們進行配票。只要在選舉期間評估過選情後，向這些參與過「初選」的人發出指引訊息，便可做到不一定完美但仍頗有效的配票。反對派的勝望大有機會增加。要知道，在背後指揮配票，本身便是不信任每個人按自己的真實偏好投票，這顯然是在操控選舉結果了。有人可以反駁，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假如有人心甘情願接受操控，別人便管不着。先不說我們不知道是否選民都願意接受操控，又或那些不接受操控的人面對着不公平的競爭，實際世界中的選舉，也有不少規則把甘心情願參與某些選舉操控的活動列為犯法的，例如選舉中買票或賄選，交易雙方都是自願參與的，但這屬於犯法。

　　民主有優質劣質，從今次被推舉的參選人名單來看，當中不少仍是以攬炒為手段甚至是目的。縱觀世界，有那一個選舉，參選人是要以破壞為綱領的？將來通過這次「初選」冒出來的參選人若有相當一部份被DQ，我不奇怪。

(頭條日報 2020-7-17)

中美經濟應否脫鈎？ (雷鼎鳴)

近30、40年來，全球經濟一體化使世界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但自美國對多國發動貿易戰開始，不少國家便對太過倚靠別國心生疑懼。

 

新冠疫情在歐美出現後，有些國家突然驚覺原來自己無法生產這麼多口罩與防疫物資，必須向中國購買，否則隨時屍橫遍野（這句並無誇張），中國的工業體制雖能迅速擴產，輸出了數以百億計的口罩及其他物資替多個國家解圍，但有些國家也難免要思量某些關鍵產品能否自力更生或分散物資來源地。此點美國可能感受最深，她要遏制中國的崛起，但又發覺自己也受制於中國的產品，惟有要考慮經濟上能否與中國脫鈎，即減少對中國的倚賴。

 

各國分工 可增生產效率

 

自力更生還是大家互相依存？這是當世經濟決策者一個無可避免的問題。在中國建國初年，因受到外國封鎖，所以國策是自力更生，盡可能不受制於任何國家。政治上此政策有獨立自主的好處，但經濟上卻是大大的不妙。亞當．史密在《原富論》中開宗明義便說明分工及貿易的重要，後來的經濟大師李嘉圖也證明了各國按其比較優勢分工，再互通有無，可大大增加生產效率。

 

依稀記得，馬雲說過貿易可減低戰爭的風險。此說道理簡單，國與國間若互相倚賴，一打仗便兩者俱傷，仗如何打得起來？但這邏輯假設了各國政府都頗為理性，不會意氣用事，又或是沒有一些戰爭販子利益集團利用一些貿易爭端去推波助瀾，唯恐天下不亂。兩個有廣闊貿易關係的國家若進行冷戰或熱戰，其互相傷害之大，可能比沒有貿易關係的國家交戰更加嚴重。

 

中美之間的依存度是頗深的。你跑到美國的百貨公司去看看，大多普通家庭的消費品都來自中國。較少為人知的是藥物，美國8成以上的抗生素來自中國，美國消費者所用的藥物，9成都是廉價的仿製藥，若不是印度生產，便是中國生產。較高檔的科技產品，如蘋果手機，眾所周知，生產綫主要設在中國。蘋果公司的CEO曾解釋，把生產遷回美國的困難，不是因為中國有廉價勞工，而是因為蘋果公司隨時可在中國僱用到足以站滿兩個足球場的工程師或技師，而在美國，兩間房間便夠容納。

 

美國中西部的農民，最重要的市場之一便是中國。當然，有了國際分工後，中國便沒有在晶片等高科技領域有足夠投資，因為以為有美國可倚靠也！一打貿易戰，美國的晶片市場大幅縮細，兩敗俱傷矣！

 

中美冷戰 情況異於美蘇

 

很多人都在問，中美會否冷戰？中國不斷在表達人類命運共同體這觀點，當然不想冷戰，但主攻的是美國，無可奈何只有抖擻精神應戰。要注意，若真的有冷戰，情況與當年美蘇之間的冷戰會大不相同。美國與蘇聯之間經濟關係疏離，除了害怕核戰外，另一國家經濟崩潰了，對自己影響有限。但中美之間的經濟利益深度交纏，一個國家經濟有難，另一個也會大受損失。試想若中國的工業生產遇上困境，不能生產藥物及消費品，美國用慣了廉價商品的人民怎會不叫苦連天？

 

並非每任的美國總統都希望中美冷戰，歐盟諸國也對此種敵對關係大大的不以為然。奧巴馬年代，還曾表達希望中國負起更多的國際責任，而中國也的確有這樣做，例如對減低全球碳排放的《巴黎協議》便大力支持。不過，美國似乎葉公好龍，中國更深度融入全球的治理體系，更願意拿出資源幫助非洲國家的發展時，美國現屆政府卻反而害怕得很，不但無端指摘中國，甚至自己主動退出不少國際協議。美國社會正處於急變的年代，美國人民似乎失去了自信心，社會思潮變得飄忽。

 

景況如此，經濟全球化或許會稍有退潮，但各國利益攸關，國際分工不可能消失。但縱使是各國稍為各自走向自力更生，生產力的退化也可造成經濟的顯著衰退，這倒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

 

(晴報 2020-7-10)

 

三十年代大蕭條教訓影響今天香港 (雷鼎鳴)

　　我小學的母校是位於大道東香港華仁書院對面的東華三院香港第三小學上午部，在1971年因為保濟丸的東主李賜豪捐出巨款，母校便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今年是東華三院150周年紀念，母校有紀念活動，其中之一便是邀請有香港歷史掌故百科全書之稱的丁新豹教授講述香港及東華三院的歷史，第一節集中講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的香港，我也被邀約參與。我告訴主辦單位我不熟悉三十年代的香港情況，他們告知我可講大蕭條的歷史，這題材我倒也懂得一些，欣然答應。在講述時，我老是在想太陽之下，沒有甚麼東西毫無關連，大蕭條對今天的香港有何影響，終也意有所會，自得其趣。

　　大蕭條的起點，一般可視為1929年10月24日華爾街股價的暴瀉，股市大瀉，並不出奇，有時也會（但非必然）帶來經濟衰退，但三十年代那次，卻是獨一無二的。從1929年至1933年，美國的名義GDP下降了一半，失業率最高達至25%，股市跌了六分五，1929年有25000多銀行，到了1933年，只剩下不足15000。一次股災很難帶來這麼恐怖的情境，當中尚有甚麼事在發生？

　　是擠提。當時有一間財政上頗為穩健的私營銀行，叫合眾國銀行，老闆是個猶太人。此銀行遇上短暫的周轉不靈，向其他銀行求助，卻因猶太人受歧視，不得要領。美國的聯儲局在1914年已建立，可扮演最後信貸人的角色，銀行被擠提時，願意無限量支持便可足可化解問題。不過，當時聯儲局內部有政治鬥爭，各地區分局中，以紐約的分局最受尊重，華盛頓總局十分妒恨，要把權力搶囘來，紐約分局支持挽救銀行，華盛頓的卻因是紐約支持，所以反對。合眾國銀行得不到支持而最終倒閉。擠提是有傳染性的，大量客戶起了恐慌，拼命吸納安全資產以免中招，而當時的安全資產正是美元現金，所以大家都跑去擠提。

　　本來在此情況下，政府應增加貨幣量，使到存戶有錢可提取，銀行也有錢借給商戶或投資者。若如此，情況便較難惡化，但當時聯儲局卻只知流通鈔票有增加，但沒注意到貨幣量M2大幅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信貸極其萎縮，這是大經濟學家佛利民有關大蕭條的重要發現。

　　這個發現直接影響了七十年後當上聯儲局主席伯南克。2008年金融海嘯初出現時，世界一片愁雲慘霧，很多人認為情況會比三十年代更嚴重，但最終世界只是出現了次大衰退，不是大蕭條，情況輕微得多。得到這理想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伯南克本人也是研究大蕭條的專家，他明白在危急存亡之際，大家都會拼命爭取持有較安全的資產，而不是當時銀行手中大量的所謂有毒資產。伯南克學懂了佛利民的思想，改為用量化寬鬆政策，即大量增加貨幣量，並用之買走了銀行的有毒資產。銀行手上持有大量現金，是安全了，但美國經濟未穩，不太敢借出去，銀行如何收息賺錢？答案是投資了不少到海外，包括香港。從2008年9月到今年5月，共有1.36萬億港元價值的外資湧入了香港，大部份是頭兩三年湧入的，資金來了便沒有怎麼離開。

　　這筆巨資遠遠超出香港的承受能力，金管局已經把近七成的錢從市場吸回，但香港的貨幣量還是增加了不少。外資來港不會買菜買衣服，所以不會推高通脹，它推高的是資產價格，包括樓價。當然，假如政府能有效增加土地供應，外資的流入也不見得能推高樓價。不過，我們卻可得到一個線索，大蕭條沒有增加貨幣量的反面經驗，促使了世界在金融海嘯期間用上了量化寬鬆，後者又引致大量資金流入香港，對推高樓價起了大作用。

　　香港近年的黑暴事件成因很多，但我們卻很難否認樓價高，年輕人買樓無望是重要因素。我們由是可把三十年代大蕭條的錯誤貨幣政策與去年的黑暴連接起來！在混沌理論中，有個說法，一隻蝴蝶揮舞的翅膀，可能是某個風暴的成因。黑暴出現，倒也不是世界終結，我們看到的是香港經濟會陷於衰退停滯，再繼續下去情況會怎樣演變，卻是難以預測了。


(頭條日報 2020-7-10)

有了國安法及疫情未了的經濟 (雷鼎鳴)

國安法立法後，我們終於看到陽光，香港有望重回法治正軌，人心回復理性，「違法達義」等反邏輯謬論終被歷史揚棄，社會穩定的概率大增。不過，我們總應保有危機意識，香港經濟被貿易戰、黑暴及疫情重創，今年經濟負增長近乎必然，明年也可能舉步維艱，我們有必要評估一下未來的經濟狀況。

　　假設黑暴從此以後較難肆虐，那麼對香港經濟而言，最大的挑戰便是疫情。香港本身的防治其實不錯，甚至有些過火，本地感染個案低企，但此等傳染病有個特點，便是只要還有地方瘟疫仍在蔓延，那麼世界總還會不得安寧，經濟也難以全速前進。

　　世界經濟復甦的最大障礙很可能是美國。她雖只有全球4.3%的人口，但新冠個案卻佔世界總數的25.7%，新冠死亡人數也佔25.3%，更可怕的是，其感染個案從前一段時間的每天新增二萬左右上升至今天的五萬多，這與歐洲及亞洲多國的新增個案持續下降有所不同。美國的疫情顯然尚未受控，不但她本國經濟全無反彈力度，只能靠印鈔票撐着，而且她的疫情失控，必為世界帶來很頭痛的困擾。要看世界經濟能否早日脫困，還是先要知道美國疫情何時可了。

　　世界人民的最大希望也許是甚麼時候會有疫苗。按照近日的報道，現時全球共有17種疫苗進入了人體試驗的階段，中國在這方面的成績也十分驕人，據不少專家的判斷，也許今年底明年初便有疫苗，到時我們是否便可脫險？

　　這恐怕沒那麼容易，據美國六朝元老首席抗疫權威福奇（Anthony Fauci）的估計，疫苗的有效性大約是七成至七成半左右。假設我們樂觀一點，有效性是七成半，即每12名種了疫苗的人，有9人生效，3人無效。這能否足夠阻止疫症蔓延？還要看此疫症的傳染率有多高，即R0的數值如何。

　　新冠病毒的R0大約是3，即一個中招的人平均可傳染3個人。R0的數值多少，當然要看情況，例如人人戴口罩便傳不了這麼多人。設想最初一個社群有4人中了招，R0是3，那麼12人便理應被傳染了。但假設這12人都打了防疫針，而疫苗的有效率是七成五，那麼有9個人頂得住，只有3人會被感染。從此可知，若人人都有打針，第一輪感染的有4人，第二輪便只有3人中招。這樣一輪一輪下去，新感染的人數會愈來愈少，直至歸零，疫苗仍可達致所謂的群體免疫。

　　上述的情境假設了人人皆會打針，那麼疫苗的有效率就算低於百分百，疫症仍可受控，甚至消失。但問題是並非人人願意打針或戴口罩，此點在美國尤為嚴重。美國人重視個人自由，不少人不理會因自己的自由而帶給別人的痛苦，他們連口罩也不情願戴，將來有了疫苗後有多少人肯打針，值得懷疑。我算過一下，若R0是3，疫苗有效率是四分三，那麼要有近九成的人肯打針，社會才可達致在沒有人戴口罩的情形下仍可擁有群體免疫，大家可較放心去工作去消費。當然，若是有戴口罩，情況可更好一點。

　　有了疫苗後，負責任的政府最佳的政策便是鼓勵絕大部份的人口接受疫苗，並同時用口罩、社交距離、洗手等方法大幅壓低染病人口，再靠疫苗所造成的免疫力營造群體免疫力。很不幸地，美國人未必願意這樣做，口罩也不戴，打針的人也不多，這樣美國這一塊最大的經濟板塊總是有一大批病患存在，到處播毒的可能性仍在，疫情沒完沒了，美國經濟復甦困難，直接衝擊各國的經濟。

　　這個可能性出現的機會不低。我們無力改變美國人的習慣，便唯有減少其負面影響。可做的回應有如下：第一，經濟發展的方向減少與美國市場為目標。第二，疫苗在世界廣泛使用後，入境香港的人士要有接受過疫苗的證明。第三，健康碼是有用的工具，但香港的檢疫收費幾乎等於內地的十倍，而內地檢驗劑質量可能比在歐美買的更好，此種情況總會使人猜測當中有些古怪。龐大人口要檢疫才能旅行，價錢又如此貴，當中是否有醫療界的利益集團在作梗，難免使人猜疑，政府應有相應政策回應。

 

(頭條日報 2020-7-3)

 

 

國安法吹散了香港天空的烏雲 (雷鼎鳴)

《港區國安法》正式頒布那夜，我很多朋友、同學、同事、經濟學同行，紛紛在社交群組中表示慶祝，有些還說當夜便要出外飲酒，以表達對一年以來香港頭頂烏雲被吹散的歡欣。我很少喝酒，最近免不了多喝了兩杯，便不敢再喝了。

 

《港區國安法》的出台，完全有迹可尋。反對派多年以來一直自欺欺人，跟着錯誤的路綫走，終於遇到對手強而有力的反制，這有何值得驚訝？這些人以為只有抗爭才能改變，卻犯了兩個策略錯誤︰第一，若對手強你百倍，你卻跑去挑釁對方，結果是自己粉身碎骨；第二，你自己力弱，討價還價能力不足，卻不思量怎樣使到自己不可替代，反而大搞攬炒，亦即不單攻擊對方，還不斷摧毀自己的價值，這是何等的愚蠢！

反對派自欺欺人

為甚麼反對派掉進此愚蠢陷阱這麼久仍不懂自拔？這是因為他們另有兩個更愚蠢的假設支撑着自己的看法。第一個假設是所謂的「支爆」論，即如日中天的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中國自顧不暇；第二個是西方國家會大力支持自己。其實過去20、30年以來，每年都有人拿着經過裁剪的數據，煞有介事地論證中國快將完蛋，只不過他們愈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成績便愈可觀，有趣的是接受此看法的人，大多多年連內地也沒去過，卻自以為是專家。美國會否充當這些人的後盾？美國到處搞顏色革命，當然希望有棋子可利用，觀乎其過去在北非與中東的往績，用完即棄是其習慣，況且中央政府在港有強大的主導力量，美國根本無處埋手。

 

《港區國安法》的出現，粉碎了很多人的幻想。江湖傳聞，偷渡的價格大升，不知是真是假？但解放軍播出海陸空捉拿逃亡者的演習片段，卻使人意有所會。讀了《港區國安法》幾遍，深感此文件十分嚴密，滴水不漏，事事皆有防範，亦似乎有很強的針對性。也許這並不一定是針對某些人某些事，而是過去一年以來，黑暴無所不用其極，顏色革命課本所教的套路已一一在港實踐，這便給《港區國安法》的立法者足夠的靈感去思考如何堵塞漏洞。

香港採用一國兩制，特區政府是在港維護國安的主要執行者，所以在制度設計上，有一個政府統領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特首當主席。但香港政府的領導層基本上是文官出身，並無對付暴徒的經驗，警務處在1996年已解散了政治部，總也會缺乏情報人員，不足以在香港這個世界間諜之都中應付各種特工。由香港政府主導國安，難以使人樂觀。今次制度上的解決方法包含幾個重要步驟，中央怕特區政府無知，便委派一個顧問到委員會。警務處的執行部門欠缺相關人才，便容許其在境外招聘大內密探及技術人員。港人對律政司的檢控工作是否到位，常有懷疑，於是便設定專門部門負責檢控與國安有關的罪犯，其負責人由特首任命，但先要徵求另設的國安署的意見，此負責人尚要宣誓效忠及保守秘密。在經費方面，委員會可得撥款，不用立法會批准，其決定也不受司法覆核。

 

一國兩制獲強化

 

《港區國安法》要設立的國安公署，不但可提供政府做不到的國家級情報分析，還可管轄一些不適宜在港處理的案件。我的第一感覺是，這公署有點像美國的聯邦調查局（FBI）或國家安全局（NSA），而香港的執法機構則接近美國的地區警局。美國也懂得有些工作是要由聯邦執法單位擔起的。

頗具爭議性的司法問題也得到解決。香港黃官眾多，有些人多重國籍，在敏感問題上有雙重效忠問題，現在由行政長官先挑選一批可擔重任的法官，而且排除掉那些曾有危害國家言行的人當選，特首也要先諮詢國安委員會及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意見。若有涉外的案件，不一定要設陪審團。

 

有了《港區國安法》後，會否變成一國一制？我雖認為就算是一國一制也比過去一年的黑暴肆虐好出太多，但顯然《港區國安法》能更好地強化一國兩制。沒有一國這前提，兩制根本搞不下去。《港區國安法》在針對的罪行及量刑方面雖嚴厲，但嚴厲不過很多西方國家的《國安法》，而且打擊面很小。你不搞分裂國家、顛覆、恐怖活動、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誰會把你告上法庭？不設追溯力，我認為是美中不足之處，但也體現出立法者不想擴大打擊面的思路。

 

目前反對派及外國政客所搞的文宣，當然在說一國兩制已亡，但他們的真相信自己所說嗎？若香港與內地都是同一制度，留在香港與內地對反對派來說應無甚分別，為甚麼他們還是寧願留在香港，而不到經濟機會多得多的內地去發展？

 

(晴報 202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