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不應怠忽責任 (雷鼎鳴)

葉建民教授上周五在《明報》發表大作《誰在真正搞亂香港》，對「幫港出聲」諸君及我作了一些無的放矢的批評。葉老弟素來支持理性分析，但這次卻不知何故，頗顯得心煩氣躁，似是失準之作。這類文章本不用回應，但我敬重葉老弟為人，惟有對他兩個觀點表達一點自己的看法。

葉老弟的主要指控是問我們為甚麼對「『愛』字頭和各式支持建制團體路人皆見的劣行」置若罔聞，反而去批判「佔中」的倡議者？我的長期讀者都知道，我討厭語言暴力，若有真正暴力出現，亦十分支持警方依法辦事，把犯事者緝拿歸案。我一向最擔心的，亦是香港社會出現撕裂，但這意味着我一定要先罵「愛」字頭才批評「佔中」諸君嗎？

 

處事要分優次輕重

我未搞清楚情況前，不會隨便罵人。「愛」字頭各路人等我並不認識，對一些混在當中，葉建民口中說的「敗類」更不知其來歷；傳媒對他們的報道，亦各自從其立場出發，若不長期花上時間觀察，怎可輕忽判斷？在影響力規模而言，「佔中」所可能造成的損失數以十億計，動員人數亦可能過萬，豈是「愛」字頭等區區數十人的影響所能比擬？處事的優先次序，豈不一目了然？我們豈能輕重不分？

話說回來，用錯誤方法表達自己的訴求，我絕不認同，但葉老弟也清楚知道，率眾「踩場」，狙擊政治對手，「維園阿哥」式歪風絕非「愛」字頭所創。香港過去幾年政治生態飽受此等劣行所困，我卻未見泛民黨派大張旗鼓去聲討他們。「剃人頭者，人亦剃之」，別人「有樣學樣」，泛民豈不悔不當初？不過，歷史也告訴我們，選舉中，中間泛民政黨最痛恨的敵人其實是激進泛民，今天較中間的所謂建制派，也應對激進建制派保持戒心。至於我，既非泛民也非建制，人微言輕，激進泛民或建制，哪有興趣聽我勸喻？

葉建民提出的第二個重點是「街頭政治運動的興起反映有人認為在建制內爭取公義成效不彰，所以要轉戰街頭。」他又認為「政策的所謂好壞，不應只是在於是否合乎科學原則、經濟效益又或既定程序，受眾的喜惡才是關鍵」，因此政府委任在諮詢架構中的「精英」，不要再活在雲端云云。

我相信葉建民的分析犯了一些硬傷。這裏有兩個問題：民意如何掌握，以及知識分子在公共決策中應扮演甚麼角色。

已故美國政治科學會會長黎卡（William Riker）曾把民主分為民粹主義民主及自由主義民主兩類。前者假設了民意可知，並以此為政策基礎；後者則謙虛得多，認為民主大有局限，對它不用有太大奢望，只要把握著人民有權任免政治領袖這一重點便可。黎卡利用數理經濟學中早已證明的一些定理，指出民意根本不可知，任何以為自己知道民意若何的想法都只是幻想，所以民粹主義式的民主根本站不住腳。此中涉及的理論複雜，將來再詳論，但在此處我可較簡單地指出，街頭中出現的訴求，絕不可便把它當成社會的民意。

社會中追尋利益的所謂「尋租活動」，人人誇大自己的損失，無限化自己的訴求，在香港我們還見得少嗎？這些活動其實很合乎不同團體私自的利益，我們不可怪當事人，但卻必須審視他們背後的動機。這些訴求當中，很多是有衝突的，例如不少港人希望樓價下降，所以認同發展新界東北，但同時亦有人在那裏耕種，要得到巨額補償才肯離開。此類問題涉及不同利益的人、人數多寡及利益的深度，街頭政治怎可能帶來準確資訊以助民主政府找出真正的民意所在？我們必須明白，社會中人各有不同訴求，所謂社會的「共有意志」只是一不存在的虛妄。


街頭訴求不可當民意

至於知識分子的角色，我們也要搞清楚，知所進退。掌握某些團體訴求並作其代言人，邏輯上是做得到的，但若說可知道總體民意，卻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念當作全民訴求，並充當救世主，是十分虛妄的行為。知識分子應發揮自己的專長，才能起到最大貢獻。他們的專長是甚麼？便是以科學方法，分析不同政策會帶來的後果，然後再讓公眾知道，決策則留給公眾。我與政府一直保持距離，極少提出政策建議，我所做的，只是以專業知識批判地審視別人提出的政策有無不妥。這是很艱苦的工作，而且沒有薪水，沒有回報，我的朋友很少會對這類義工有強烈興趣，但這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應怠忽。

(Sky Post  2013-9-2)

路易斯拐點與中國經濟 (雷鼎鳴)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的表現未盡如理想，這對淡友發表意見的衝動，頗起到刺激作用。近月數據好轉，認為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言論又再減少。對中國經濟看淡的觀點，已經連續錯了34年，但這當然並不表示它們永遠都是錯的。持此等觀點的人，有些是基於持平分析的，但我們也不能排除，有些持崩潰論的人，背後的意圖是號召大家，中國快將變天，所以在港搞「革命」，大有可為。對於看淡或極度看淡的言論，我一向都認為是好事，因為這可提高我們的危機感，分析問題時能更小心翼翼，至於它們背後的政治意圖，則大可置諸不理。


農民工價升　高增長不再

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抱悲觀看法的根據，比較站得住腳的是中國快將進入所謂的「路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此概念源自1979年經濟學諾獎得主路易斯（Arthur Lewis）在195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

路易斯認為，我們可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資本板塊，它會僱用勞工進行生產活動，另一個是擁有無限勞動力供應的農村板塊。因為後者可為資本板塊源源提供只須用僅可餬口的薪金，便可聘到的勞工，所以資本板塊能獲得不錯的利潤，經濟增長也快。不過，等到農村的廉價勞工都已經轉到城市的資本板塊工作，其供應不再是無限量的，那麼他們的薪水自會應聲而起，這個國家的競爭力也會隨着下降，高增長不再，這便是「拐點」開始出現。

上述理論不能說沒有道理，它的確能捕捉到世界的一種真實情況。我們只要看看珠三角直至近年不斷都有民工湧至，對薪金頗有遏抑作用，便知路易斯所言不虛。近年民工到珠三角熱情不及從前，薪金亦早有上漲，這自然會使人聯想路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到來，將來中國的生產成本會否上漲至失去競爭力的地步？


高技術人才　取代廉價工

中國是否「水浸眼眉」，快將跨過路易斯拐點？國際貨幣基金最近有一篇報告，在考慮過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等等問題後，認為要到2020至2025年中國才要面對「路易斯拐點」。
我比這篇報告的作者要更「樂觀」一點，中國尚有48％的人口在農村，現每年移入城市的，大約稍多於1％，未來數十年，城市的勞動力供應仍有持續能力。更重要的是，「路易斯拐點」理論出現時，經濟學界尚無「人力資本」的概念，此說足以把「路易斯拐點」的力量，化解了一大半」。這也難怪，提出「人力資本」理論的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與路易斯同一年獲得諾貝爾獎。

「人力資本」理論告訴我們，就算勞工人數不變，只要其生產力能提高，一個人可做兩個人的工作，那麼，不但勞工的個人收入可上升，而且有效的勞動力供應也可不斷增加。以前100人才可做到之事，現在50人便可以了，這不正等於增加了勞動力嗎？

內地「人力資本」數十年來的確在進步，這麼多公司在大規模地生產，員工的經驗技能會不進步嗎？今天內地輸出的工業產品的工藝含量與三十年前相比，豈無天壤之別？從前哪能想像出中國人可應付得如蘋果電腦等的生產綫？「人力資本」增加的另一原因自然是教育投資。現在能進大專院校的，已超過適齡人口的三分一，中小學教育也基本上普及了。高技術人才的湧現漸漸取代了廉價勞工，「路易斯拐點」可能永不會出現。

 

(Sky Post   2013-8-30)

待人以恕 律己惟嚴 (雷鼎鳴)

今年初，東華三院出版了本新潘麗瓊編著的新書《東華情深繫香港》，內容紮實豐富，對了解香港從19世紀中葉至今的歷史甚有幫助。因我是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當年稱東華三院第三小學）的舊生，故獲邀參加新書發布會。會上，見到從前的老師崔國泰先生，他仍記得當年在我的紀念冊上，寫我的「鼎」字時，少寫了一劃，我雖自認記憶力勝人一籌，但對崔老師如此驚人的功力，只能寫個「服」字。

發布會中亦得見母校的現任校長冼婉紅女士，大家一見如故，她後來邀我到母校的畢業禮演說，我不敢不允，但我一輩子從未在小學生前訓話，頗感驚惶。冼校長提醒我不要說得太長，我在灣仔港鐵站步行至大道東母校時，苦思要講甚麼內容，終也有所得。

冼校長向學生介紹我時，謬讚之詞不少，使我飄飄然，幻想中把令狐沖的性格投射到自己身上；到校長喚我上台時，已嚇得忘記了演辭中要講的枝節，惟有直奔主題，紀念老師梁競謀先生及他說過的一句話。

老師訓語降降溫

梁老師畢業於金文泰中學，學問極深。他為人嚴厲，對學生要求高得甚至有些過分，但大家在他身上卻是真的學到很多。我在他指導下，算術成績突飛猛進，在畢業試時考了個100分，當時似乎是破了紀錄。梁老師知道成績後，十分興奮，在上課前，在學校附近的魚蛋檔到處找我，並笑罵我為甚麼其中一科考得這麼差勁！

畢業那年校內出了次小風波，整班同學無端被校方記過，大家不服，跑到附近灣仔道的星島日報報館去投訴。校方知道後，要逐一見我們的家長，但梁老師始終如一，站在學生一方。見完家長後，梁老師與我談話，並力透紙背地在紙上寫下一句說話：「待人以恕，律己惟嚴」。也許那時我們有點鋒芒，他要為我們降降溫。

觀點有理據　不必助威

這句說話我一生都記得，它是中國人行事倫理的很好概括。有些人見聞不夠，看事物往往以自己從有限資訊得來的觀點作座標，別人意見與己的不同，便迅即得出「別人必是大奸大惡」的道德結論。有些網站粗口四溢是平常事，部分主流傳媒受其傳染，報道新聞時加上個人的胡亂評論，以抹黑不同意見者的人格為目的，此種現象，港人已見慣見熟，但這又有哪一份與梁老師的要求有相通之處？

學術界也有它自身的倫理規範。我們整天活在充斥着不同意見的世界，絕不會見到持異議者便視為殺父仇人，大家早已習慣了包容。但包容並不等於「和稀泥」，有不同意的地方，我們大多數都要辯清楚。我在芝大時，每周總有一兩天與同學辯至凌晨或甚至天亮。我們的常用語之一是：「現在輪到我指出你的錯誤了」，久而久之，我們都練成了「獨孤九劍」，一眼便看出對手論據的破綻，大家批評完對手後，時會哈哈大笑，不損友誼。此等功夫練成後，在港可見的評論中，發現可「秒殺」的多如恒河之沙，卻已無甚興趣出手。但有一點是經驗總結，對方理據最弱時，多會用最兇猛的言詞掩飾其破綻。見到此種攻擊性的詞語時，讀者可把它們濾走，自可發現其理據蒼白無力。真正有強大理據的觀點，是不需要吶喊助威的。

在母校演說過後，有老師說我解答了他一個疑團，他原本不知道梁競謀是誰，現在知道了。此評語我有點摸不着頭腦，但突然聽司儀宣布獲得「梁競謀獎學金」的學生名稱，原來東華三院有此獎學金，但現在的老師不知他是誰人。接着我更感驚訝的事出現，校方帶我參觀了一個圖書館，叫「梁競謀圖書館」！原來梁老師去世時，把他一生積蓄都捐了給東華三院，以培育後進！這已是數十年前的事了，難怪現在的老師不知。看來，我也應叫舊同學也捐上一筆，以續梁公之願。

 

(Sky Post    2013-8-28)

從奶粉污染到佔中 (雷鼎鳴)

月初，全球最大乳製品出口商新西蘭恒天然的部分產品受到肉毒桿菌的源頭污染，可能影響到好幾個知名品牌的產品，其中一個便是牛欄牌奶粉。牛欄牌公司迅即行動，打了一場漂亮的公關仗，很值得香港從政的人學習。

消息傳出後不久，在八月五日，牛欄牌下令在港回收了兩個批次共14萬罐奶粉（其中8萬罐已流入市場）。回收時，牛欄牌其實知道這些奶粉並無使用恒天然受過污染的乳清蛋白，但卻曾與這些乳清蛋白共用過同一生產綫，為了安全，也決定回收。

有公關公司要員其後來電聊天，問我牛欄牌應該採取甚麼策略。我不懂公關，此等垂詢當然是問道於盲，但我總得用經濟學的方法去思考一下，以維持莫測高深的形象。


昂貴成本保商譽

我告訴公關大員，十分贊同牛欄牌的做法，但回收後對產品進行檢查的結果，愈快公布愈好。當時牛欄牌尚未知道結果，但結果不外乎有二：一是有污染，二是無污染。若是有污染，牛欄牌早前的回收便變得十分合理及負責任。若無污染，則更顯其預防性回收是公司不惜工本，也要保障用家的決心。二者對公司都有利，愈快公布結果，愈能早日恢復公眾信心。

想深一層，牛欄牌的做法其實符合經濟學中「以昂貴成本作後盾的信息發放」（costly signalling）理論。為自己產品自吹自擂，說它安全是不足夠的，不易取信於人，必須「put money where the mouth is」。三十多年前美國的汽車公司佳士拿生意不景，大家認為它的汽車不可靠，但佳士拿自己卻知道，它的汽車質量極高，於是兵行險着，宣布買了它的汽車後六年內若出問題，可送回佳士拿免費修理。顧客一聽，便可作出判斷：若汽車不好，佳士拿仍肯負上這個包袱，豈非會虧本？它肯這樣做，正顯示出它信心十足，知道汽車不會壞；佳士拿取得顧客的信任，銷量於是大增。這個商界中的經典案例，我們當年在分析亞洲金融風暴時，亦曾用過。

牛欄牌果然迅即得到結果，在8月13日宣布收回的樣本中，並無發現污染。回收雖然成本不菲，但卻保了它的品牌商譽。


到油站搞野火會

回到香港的施政，眾所周知，香港深層次矛盾之一是樓價高企，而使樓價回落的最有效方法是增加土地供應，以便多建樓宇。但政府要取得土地，卻是政治阻力重重，而公眾也不相信供應會增加，樓價於是跌不下來。政府破解之道，應是令市民完全相信，政府有決心有能力大幅增加土地供應，將來樓價會回落，現在高價追貨便不再值得。但要使到市民相信政府的決心與能力，開口空談幾句當然是不管用的，必須不惜付出代價來作後盾。這也意味着，在新界東北等土地問題上，政府既然有民意支持，實應硬闖政治關。

對於「佔領中環」運動，我一直認為這會加劇社會的衝突。中大亞太研究所做的民意調查，也證明大多數港人與我的想法一樣。主事者雖強調會以愛與和平作主調，但他們顯然尚未明白costly signalling的含義。中環是香港的經濟心臟，那裏發生暴亂，後果嚴重。情況等如有人要到油站搞個野火會，油站職員怕危險，不准，但野火會搞手卻說他們會帶備幾桶水，不用怕爆炸火災。油站職員當然不會認為他們已有防火能力，一定會把他們趕走。「佔中人士」若要說服大家他們真的是愛與和平，而不是信口胡謅的，做法很簡單，付出足夠代價便可。「願意坐牢」，牛頭不對馬嘴，把活動移師至維園而不是中環，雖付了降低聲勢的代價，但人民才會相信這是和平活動。

 

(Sky Post   2013-8-26)

新加坡做的根本不多 (雷鼎鳴)

李顯龍宣布會推出一系列房屋及醫療政策。從電視及YouTube可見，李顯龍包裝及推銷新政策時，的確功架十足，有別於香港官員。新加坡的管治理念，大可被歸納為「父愛主義」類別，即政府視人民為不准亂說亂動的黃口小兒，但政府則盡心盡力，交足功課，為人民謀幸福。我並不欣賞這種模式，但卻一向十分佩服其政府領導層的智力，新加坡在他們治下，有如一所大企業，雖言論自由頗受限制，批評國家領導人會有很大風險，但總算井井有條，經濟也蓬勃。


人民要多交保費

有些評論說，新加坡正步入福利主義，這是誇大其詞了。新加坡的政府消費只佔GDP的9.6％，「福利」不了。先說醫療，李顯龍說要使到全民都得到保險，但同時又指出保險費可能要增加。在新加坡工作的人口，每次出糧都要像香港強積金一樣交出供款，但卻是交到政府控制的中央公積金中，現時僱主加上僱員的供款率是等於薪金的36％，比80年代的50％為低，但卻是香港的幾倍了。在這筆供款中，50歲以下的要把薪金的7％放在醫保的帳戶中，年紀愈大，這個百分比更要提高。若保險涵蓋面更廣，只意味着政府強制人民多交保費而已。反觀香港，你就算是100歲，跑到醫院求診，也不會被趕走，而且費用低廉，我倒看不到新加坡在這方面有何優越。

李顯龍在房屋問題上的政策目標是，要人民可以用四年的入息便可買到房子。其政策細節雖未說清楚，但從他所用的數字仍可推斷出其大概。月入4,000坡元的住戶可以獲補貼購入一擁有三房一廳的「組屋」，這大約是等於用120萬港元便可購買了，價格顯然遠低於香港，這能不使香港的無殼蝸牛不暗自悲嘆孚？

為何新加坡做得到此點，而香港卻似乎不能？新加坡81.6％的人口住在政府所建的組屋中，加上其他擁有的物業，新加坡90.1％的人都住在自置物業。香港則有52％的人住在自置物業，另有30％的人住在公屋，從使用的權利角度而言，這30％也幾乎等同有自置物業，只是他們不能出售公屋而已。在香港，樓價等閒有80％來自地價，政府高價賣地，間接等於向市民抽取重稅，而這些稅理論上再通過公共開支回饋市民。新加坡政府若用廉價把組屋賣出，性質有如香港的居屋，不大抽取地稅而已，公共開支便要靠其他稅種支撑。兩種方法誰優誰劣，很難作定論。


投入資源建屋勝港

不過，新加坡的房屋政策有兩點卻是勝於香港的。第一，過去三、四十年來，新加坡投入了大量資源建屋，其投入的人均比例約是香港的兩倍，新加坡的人均居住面積也約是港人的兩倍。我們可以設想，假如香港的總樓面面積突然增加100％，變得與新加坡一樣，樓價也必定會跌得四腳朝天，這是完全沒有懸念的事。新加坡樓價近年雖因人口劇增近四成而節節上升，但仍比香港便宜得多，原因正是其有充足的供應。

第二，新加坡人在政府手上買了組屋一段時間後，是可以把它出售而不用補地價的。這便大大的搞活了其資本市場，人民可以把房子按揭，而且覺得自己是持有資產的業主，不但心情開朗，而且不會造反。

再想深一層，李顯龍的謀略也是高明的，過去十多年，新加坡大量地從中國等地吸納高質素的新移民，致使經濟十分蓬勃。但從300多萬人口，增至現時的530多萬，樓價必有上升壓力。有部分當地的年輕人也會感到競爭壓力，不能盡取最好的就業職位，心中有怨氣。上次新加坡選舉中，其執政黨只得到六成選票，李顯龍由是要做些工夫，化解民怨。有甚麼會比解決房屋及醫療問題更易吸引選民？

但其實新加坡政府所做的根本不多。醫療保險是要人民增加保費的，在房屋問題上，既然九成人口已有房子，現在只須解決剛出道的年輕人房子問題而已。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行之已有大半個世紀，供款額出奇地高，現在只要再放寬限制，使人民可以從公積金中，更靈活的提款出來買樓便可。近年，新加坡儲蓄過剩（儲蓄率等於GDP的51.1％），資金無處投資，每年等於24％的GDP要跑到外國投資，容許人民自購樓宇正是「洩洪」的方法。

香港環境與新加坡差天共地，沒法學！

 

(Sky Post   2013-8-23)

應否向林奮強道歉？ (雷鼎鳴)

特首認為，那些曾公審過林奮強及張震遠的傳媒及政客應向他們道歉。我不認識張震遠，也不知他所涉事件的來龍去脈，所以不會評說應否要向張道歉，但我卻認為這批「判官」向林說聲「對不起」是天公地道的。

有些話在一個正常理性的社會我是不用，也不屑去講的，但香港的社會已異常扭曲，所以我也不能不多加幾句。梁振英絕沒有要求我替林討回公道，我與梁特首關係疏離，雙方對經濟民生的看法差距太大，他不會找我替他說甚麼話。林奮強我是認識的，但他根本不知我會寫本文。

我與林奮強其實不算太熟，第一次見面是在十多年前，當時我是「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的委員，有次林被邀請陳述他對房策的看法，我對他當時所用的分析方法並不怎樣欣賞。大約兩年前，我出席一個小型座談會，到場後，有人盡是向着我叫「師兄」，原來是林奮強，據他告知，我們是來自同一中學。


「公審」無理取鬧

在那次座談會中，林告訴大家，他剛自資成立了一個非牟利的智庫，叫「黃金五十」，用高薪僱用了不少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研究香港的發展道路，以回饋社會。我聽他有如機關槍不斷掃射出數據的演說，剛巧我也對這些數據十分熟悉，知道他的分析及結論都十分正確，不由得對他刮目相看。他的核心觀點是香港本應有前所未遇過的發展良機，但社會必須有足夠的土地，才能捕捉這些機會及容納發展的空間，否則機會是會喪失掉的。這類問題我也思考過多年，現在香港受利益集團的政治所困，土地增加不了，高質素職位也自然流失，香港將來怎會有前途？他入行會我很是高興，因為他明白經濟問題之所在，但我也暗暗擔心，他為人純真得沒有機心，而且對世界過度樂觀，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是否適應得了？

接着他涉嫌「偷步」賣樓的事故便出現了。我一看新聞，便清楚這是無理取鬧的「公審」。他未入行會時，在去年六月份已經放盤出售他擁有的27個單位中的兩個單位，行會在10月26日才討論「雙辣」招數，他當時又不在香港，沒有參加會議，非官守議員不會被政府預先諮詢政策，他怎可能未卜先知？但一些媒體卻仍是煞有介事，捕風捉影地提出指控，我很是替這位「師弟」不值，其後又有報道指他對房屋經紀說，若賣價超出他的理想價，可以把差額送給經紀。在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這是很正路的獎勵，但有人又說這是違法的。在電視機所見，他顯然不知這可能違法（但現在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已說明，林在這方面根本沒有犯法，並非是證據不足，而是本來便沒有犯法），所以他表達意見時稍有慌亂。


絕對權力　絕對腐蝕

薛偉成還他一個清白的報告公布後，我們的傳媒是怎麼一個態度？本來林的問題一開始時便清楚不過，部分傳媒自己帶着有色眼鏡，被證明錯看事情後，不但不檢討自己的過失，尚要強詞暗指林是咎由自取，是他言行有異，才引致外界聲討。你自己帶了黑眼鏡把甚麼人都看成是黑色的，不怪自己，竟又埋怨別人為甚麼這麼黑！

前副廉政專員郭文緯發公開信指出，公開在廉署被檢舉的人可能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我把這條例找來，發覺其中稍有漏洞，條例似乎在說，公開已被廉署立案調查的人的資料及身份是犯法的，可坐牢一年，但尚未立案的，公布資料則未必犯法。該條例的原意便是保護被檢舉者不致被人無理打擊，但部分傳媒對此已不以為意了。

我的研究項目之一是貪污問題，我在此課題的論文，在國際學術界中被引用了超過1,300次，算是薄有名氣。我深知貪污腐敗必定涉及濫權，而且Lord Acton所說的「一切權力都腐蝕，絕對權力絕對腐蝕」是至理名言。傳媒人權力極大，可翻雲覆雨，你們有沒有問過自己，是否已被沒有節制的權力所腐蝕，不時都在欺凌無力反抗之人？說聲道歉，才見胸襟。至於政黨中人，我已是不會失望了。

(Sky Post   2013-8-21)

 

 

撕裂香港？ (雷鼎鳴)

近日不少媒體及政客都在說，有人要撕裂香港。我對這句話背後可能包藏着的政治意圖不見得認同，但對這句話本身的字面含義卻有同感，三年多前已連寫過兩篇長文討論。

在一個成熟穩定的社會，人民雖在不同議題上，各自有不同的價值觀或利益取向，但大部分人的價值觀分別不會太大，他們甚至可把大家較認同的價值稱為其「核心價值」。不是說沒有持激進觀點的人，但他們一般人數不多。用統計學的術語說，社會中各種觀點的概率密度函數有「單峰分布」的特點，即接近中間的人多，如山峰突起，愈遠離他們觀點的人愈少。在這類社會中，政客若要在選舉中得勝，往往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理念定在中間，以求得到最多的票。理念極端的人士，很難勝出，社會也不易對立，彷彿事事大家都要對決。但也有一些社會，人民的意見涇渭分明，堅決對立，中間意見的人數不多，勢孤力弱。他們的觀點是屬於「雙峰分布」（說「多峰」也無不可）。這種社會的出現，很多時是由於宗教或種族上對立，中東及非洲便有。我們可說此等社會是已經被撕裂了的社會。


沉默的大多數發聲

民主就算是最多優點的制度，在撕裂了的社會中，也絕不會運作良好。試問若人民中有兩派（或多派）互相痛恨，民主選舉，甚至是公投，又解決得了多少問題？今天的埃及正好給了我們一個例子。因此，真正贊成民主制度的人是絕不會希望社會被撕裂的。對政府而言，撕裂的社會也是難以管治的，無論它出甚麼政策，總有可能面對某方的強烈挑戰。除非是很愚蠢的政府，否則也不會製造撕裂。

香港有沒有被「撕裂」？若只有少數持極端觀點的人在互相對罵，無論他們語言如何激烈，這個社會仍不算撕裂。那麼，「撕裂」的特徵是甚麼？持對立觀點的人各自人數眾多，是其中一個特徵，但更明顯的，是一些本來中間持平，理性的「功力」深厚的人，也不講求根據，發出一些偏頗的言論，那麼撕裂的程度便又深了一層。更進一步的是，中間派大感不安，不希望被捲入無謂的對決場面中，他們不想被打擾，但苦無發聲渠道。「幫港出聲」本來只是幾個人搞的組織，卻在社會中帶來巨大回響，足證「沉默的大多數」雖慣於沉默，但也不能不出聲，否則也會被人「撕裂」，這也可說明，社會中的撕裂問題我們是要面對的了。

香港社會自稱有「核心價值」，既然如此，大部分人的價值觀應該接近，為甚麼還會「撕裂」？10年前左右，社會撕裂程度遠不及今天，起碼03與04年的七一遊行仍是理性和平的，不會見到遊行後有滋擾活動。但香港立法會選舉採用地區多議席單票制，就算只是小部分人支持的政客亦可被選出，與大比例勝出的人平起平坐，這就鼓勵了個別政客刻意走激進路綫。他們的策略不見得是要主力打擊對立的激進派，因為這不會為他們帶來多少選票，較佳的策略是打擊中間派的政治競爭對手，因為這更有可能從他們手上搶到選票。

這種策略不一定有效，在曾蔭權上任初期、民望高企時，激進策略不討好，但曾特首自委任副局長及助理開始，屢屢失策，自會被人利用時機，加快把部分中間偏左的人挖走成激進派。其後「維園阿哥」式的政治狙擊，立法會的局部癱瘓，語言暴力在網上蔓延至主流媒體，為抹黑而閉門創作的「新聞」不斷出現，政治扒糞變成己方娛樂，都加劇社會撕裂。社會的中間派就算不滿，但他們沒有組織、沒有聲音，只能徒嘆奈何！


包容是我們的責任

此等撕裂局面繼續下去的話，對絕大部分港人都十分不利。傳媒老闆家中大閘被撞擊，另一個座駕被毀、特首落區疑有江湖人士搗亂；吳宗文牧師一向反對「佔中」，是「幫港出聲」的積極支持者，但數月前也收到過刀片、冥鏹、恐嚇信及被跟蹤。此等疑似是江湖人士的活動，打擊對象有擁護建制派的，也有擁護泛民的，可能江湖人士也有因政治議題而「撕裂」，使人感到驚訝的同時，警號也在響起了。

 

我們要做甚麼？為民主有效運作，為了社會和諧，中間沉默大多數應拒絕被人撕裂，大家降降火，避免用語言暴力（這可能衍生出真正的暴力），多包容，已變成我們時代的責任。「佔中」得不到大部分港人認同，而且大有可能進一步撕裂港人，這卻是我們不能不反對的。

(Sky Post   2013-9-19_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雷鼎鳴)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是文革時被紅衞兵叫得震天價響的一句口號。

文革帶來十年浩劫，這已是歷史的定論。紅衞兵是當年的積極參與者，難以全部推卸責任，但紅衞兵都是壞人或不懂理性分析的蠢蛋嗎？我認識不少曾當過紅衞兵的朋友，他們雖已屆垂暮之年，但看來看去，我也不覺得他們壞到哪裏，反而覺得他們曾是一批信念極強的理想主義者。你說他們大多都不懂分析問題嗎？也不見得！我從前讀過大量在極左思潮氾濫時，神州大地出現過的政論文章及大字報，扣除口號外，邏輯嚴謹，能在自設的思想系統內圓潤運轉的論述所在多有。有些人反共，但共產主義思想的老祖宗馬克思是這麼容易被批倒嗎？我年輕時曾讀齊過《資本論》，並且讀過數理經濟學家森島通夫（Michio Morishima）的名著《馬克思的經濟學》，書中能把《資本論》中的論述，用嚴格的數學公理化及證明，足可見左翼思想有其一套完整體系。當然，紅衞兵也有投機分子，但他們當中不容抹殺掉的理想主義和局部的理性精神卻仍是不堪一擊，阻擋不了十年浩劫的出現。為甚麼會這樣？


港理性傳統遭破壞

我闖蕩學術界多年，遇過能交流思想的朋友不計其數。近年他們很多都大表憂心，怎麼香港的部分媒體及政客都變得顛倒是非，蠻不講理？傳媒捕風捉影，製作「新聞」，未審先判，甚至有涉嫌妨礙司法公正的事件，繼而聲大夾惡，我們幾乎每天都可看到。更有甚的是事事黨同伐異，立場決定一切，把一些不檢行為也包裝為正義舉措。這些人似乎已接近思想失控，對香港理性傳統的肌理，正起着深遠的破壞。

但正如紅衞兵一樣，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壞人，而且認為自己的理想十分崇高偉大。
問題在哪裏？正在於他們搞不清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往往以為崇高的目的可凌駕一切，手段就算卑劣，只要用口稱的正義目的作包裝，便可為所欲為！紅衞兵當年也有相同的思路，自以為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目的後，一些泯滅人性，把父母師長鬥垮鬥臭的手段便得以自圓其說。

我中五時一位極有學問的班主任包善能神父（Matthew Brosnan 1923-1997）曾說過：「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這是真正智慧之言。我一生對此思茲念茲，不敢或忘，在本欄也說過此事。司法界中人不應對此有異議，因為他們極度重視司法上的「程序公義」，例如你就算深信某人有罪，也絕不可偽造證據；胡亂公審當然也是違反「程序公義」的。

手段上的公義，或程序上的公義，是文明社會必須重視的原則，而且是求取公義的必要條件！但香港尚有多少人對此有執着？使人懷疑。失掉了它們，香港的文明便倒退了。


勿污染公民抗命含義

本欄讀者都知道我不贊同「佔領中環」的行動。若要我把它定性，我認為雖然籌備人用心不是這樣，但其客觀效果就是一場未經深思熟慮，在未經港人授權（大部分港人對此並不支持）下，用侵害無辜人利益的手段，進行無效的政治勒索。發起人是理想主義者，但一時說這是可癱瘓中環的「核彈」，一時又說這是愛與和平的行動，反映其理念不清。沒有正義的「公民抗命」是以侵害無辜人民的利益作為勒索手段的，不要污染了「公民抗命」的含義。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學術界中人個個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絕不需要代言人，但我卻的確知道，不少學界朋友對香港顛倒是非的氛圍大感不滿。「幫港出聲」的兩位學者發起人鄭赤琰與何濼生都是界內熟知的溫和人士，但他們仍「老馬有火」，正正確實了我對學術界的一些觀察。

空有崇高目的，但不講究手段正義性的人士，是使人感到可惜的。你若這樣做，便等於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自己也與你所反對的人一般無異，歷史上的悲劇，可以為鑑。

 

(Sky Post  2013-8-16)

 

建焚化爐解決垃圾問題 (雷鼎鳴)

最近有關垃圾堆填區的問題，在社會中鬧得沸沸揚揚。香港本有13個可用的堆填區，但都相繼填滿，蓋上泥土後，部分已發展為環保綠化區，不能再把垃圾運到這些地方。剩下仍勉強可用的，只有將軍澳、屯門與打鼓嶺三處，但也拖不了多久了。

垃圾為患，無處可放，惟有擴充堆填區。但將軍澳居民飽受垃圾臭氣困擾，堅決反對擴建，政府弱勢，惟有退縮。在將軍澳退縮後，竟還相信在屯門可以繼續，使人驚訝。政府雖說不是「大細超」，但屯門居民哪有可能接受？政府在此戰役是必敗無疑的。這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商討九年 無實際行動

2002年夏天，我收到政府一個電話，是要我參加一個研究如何處理「都市固體廢物」（MSW，即垃圾）的委員會，並希望我主持其經濟小組。當時政府官員告訴我，到了大約2013年，所有堆填區都會用盡，必須及早計劃如何避免垃圾圍城。此事對港人生活有重大影響，我不敢怠慢，惟有答應。此委員會的任務是選擇採用哪種科技方法處理垃圾對港最為合適。開了四年會後，並得到一間顧問公司的協助，大家得到共識，要用先進沒有污染的焚化爐才是最可行的方案。

在委員會解散前，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焚化爐的選址。雖說新型焚化爐沒有污染，但香港人煙稠密，附近的居民必會反對。可否通過賠償去爭取他們的支持？懂得經濟學的都知道，這容易變成政府的噩夢：受影響的市民絕對會誇大焚化爐對己的負面影響，以求得到更多的賠償。我當時完全相信，只應找一個荒島建此焚化爐，否則政治上過不了關，但卻被告知，香港所有島嶼都已被不同的環保用途鎖定不能動用。其後環保部門換了負責人，過了幾年後，又有另一委員找我諮詢相關事宜，怎料問的問題，基本上是多年前已回答過的；又再多等了一段時間，新的建議還是要建焚化爐，原地踏步，多年無實際行動，莫此為甚！政府不敢面對政治難關，自然不對，但民間的一些壓力團體，也不能脫掉香港多年空轉的責任。


源頭減廢 僅延遲堆填飽和

現任政府似乎也是不敢面對某些環保團體的壓力，暫時擱置焚化爐計劃，改以源頭減廢為主。減少廢物本身並無不妥，事實上，在2010年香港每人每天生產垃圾共2.7公斤，比起美國此等消費大國的兩公斤還要多。不過，香港有52％的垃圾被循環再造，比例遠高於美國的34.7％，但要注意，差不多全部的循環再造，都是把垃圾送到內地進行，內地地價及工資日漸上升，將來此路恐怕不通。由此觀之，港人確要改變生活模式，減少製造廢物。
話說回來，源頭減廢雖然必要，但它只可能替香港稍稍爭取多一點時間，延遲堆填區的飽和而已，每年港人仍在生產出近700萬公噸垃圾，若不有力處理，香港無法不變臭港。

現在用擴充堆填區的辦法，極其量也只是再爭取多一點時間，不可能根本性解決問題。經過這麼長久的研究後，在證據面前，政府應十分明白，焚化爐才是解決的方法，但它不敢爭取撥款建焚化爐，考慮的只可能是政治壓力，但擴充堆填區，卻正正是比焚化爐更不環保，更使居民厭惡的方案，阻力也會更大。既然如此，與其坐困垃圾城，不如回歸本源，在香港眾多島嶼中，用一個建設無污染的焚化爐，當然，這方案也會面對政治壓力，但總體看，會比在民居附近建堆填區容易過關。

 

（編按：自即日起，雷教授放假，本欄休刊一個月，8月16日復刊，敬希讀者留意。）

 

(Sky Post   2013-7-15)

 

中國經濟硬着陸可能性低 (雷鼎鳴)

過去七年，我幾乎每季都到清華的「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參加一中國宏觀經濟的論壇。此論壇的組織者是我老拍檔、科大舊同事李稻葵。論壇除了廣邀各方專家，包括學界、政商、外交官同台辯論當前重大經濟議題外，並必定同時發布新一輪對中國的宏觀經濟預測。預測的根據是靠一個名為「貝葉斯向量自我回歸」（Bayesian VAR）的計量經濟模型，它本來是科大的舊同事鄒偉業所開發出來的，但他年前加入香港政府的經濟研究部門後，在職務上有限制，再不能替我們進行這些預測。幸得清華的團隊以這模型作基礎，再加以修訂、擴大，所作預測仍能保持一貫的、頗高的準確性。


論壇預測全年增長7.8％

今年中國上半年經濟表現普遍，致有一些評論懷疑全年增長能否保得住7.5％的增長。但按照上述貝葉斯模型純粹基於數據的預測，下半年中國經濟應有轉勢，全年增長可達7.8％，比官方機構的一些預測稍為樂觀一點。全年通脹率預測為2.5％，全年進口同比（即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13.6％，出口同比增長10.4％；零售同比上升13.5％，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幅20.5％。

除了上述市場一般都會重視的幾個變數的增長率外，有些較少人注意的，我們也不可忽視。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向受投資率的影響很大，今年二月份，新開工項目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跌至48.9％，但其後迅速反彈，到五月份已升至84.9％，這顯示今年的投資總量會有不錯的動力。此外，房地產投資去年同比增長率只得16.2％，今年四至五月份增長率已升至20.6％。

這些數字顯示，中國經濟硬着陸可能性頗低，但絕不意味整個經濟系統不存在低效率結構性問題。經過幾年國進民退後，民企仍面對困難的處境，金融體制中的流動資金往往進入不到民企的實體經濟中，效率低的國企仍吞去大比例的資金，地方政府也失去不少可持續的收入來源，容易出現不良債務。這些問題都極須解決。


中國崛起 歐美取態不同

在論壇聽到來自官方機構對今年經濟的解讀，比清華的預測要悲觀（也可說是審慎）一點，其全年GDP預測只有7.5％。我感覺是官方似乎有管理預期之意，使大家不要以8％或以上GDP增長率作為標準，慢慢把預期降至7.5％，其理據主要是「報酬遞減律」在起作用，中國資金積累已多，將來新增資本所能起作用會愈來愈低。「報酬遞減律」的確一定會起作用，但我們必須有定量估算，否則結論會過於粗疏。我曾經研究過這問題，結論是未來一、二十年，其作用都十分有限，若生產效率保持過去的增長幅度，「報酬遞減律」影響更低。

參加論壇的講者，有一位來自意大利，名叫傅格禮的商人。他往來中國歐洲，對實際經濟有深刻的見解，與我的觀點十分接近。他認為，歐洲已是一日趨沒落的地方，其高福利及高稅制已使人民的工作積極性大降。反觀中國，他認為是世界經濟未來的希望，年輕人勤奮好學，令他印象特別深刻。他笑言意大利有第一流的足球隊，但經濟九流。中國足球隊排名全球103，連九流也沒有，但經濟卻是一流。他在歐洲參加的會議中，大家都在講如何利用中國的商機，但在美國參加會議時，聽到美國人講的，則多是用多少飛彈、潛艇針對中國。這種描述不見得準確，但也有可能揭示，將來歐洲與美國對中國崛起的不同取態。

(Sky Post   2013-7-12)

 

安倍經濟學能否使日本翻身？ (雷鼎鳴)

安倍晉三自去年12月當選日本首相以來，鼓吹了一套所謂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意圖復興經濟的方案。從表面數字看來，不能說這些方案毫無效果，哪怕它們只是短暫性的。

從去年12月他剛當選後直到昨天，日經指數上升了近39％，但安倍的策略之一，便是要日圓貶值，所以從國外投資者的角度看，用美元計算，這段期間日本股票只升值了18％左右，不算耀眼。事實上，同期美國股票也上升了16％。若以6月13日的日經指數的低位計算，安倍當選至此日，日本股票更只上升了8.8％（用美元計）。今年第一季日本的GDP總錄得了4.1％的增長，但恐怕這與安倍經濟學無關，任何經濟政策都很難在這麼短時間內對GDP起到作用。


安倍三箭齊發

所謂「安倍經濟學」是要三箭齊發。第一箭是要央行大印鈔票；第二箭是宣布要用10.3萬億日圓（1,160億美元，約等於數年前中國四萬億人民幣救市的五分一）搞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第三箭是聲稱要推動日本內部的經濟體制改革。

第一、二箭是典型的凱恩斯式的刺激需求方案，但這些有效嗎？鈔票多了，銀行及住戶卻把它們深藏於九地之下，並不使用。過去20多年來，這政策早已實施多次，又哪曾有甚麼用？至於政府多花錢，我們見到的，只是日本多了很多成本效益很差（不是完全沒有用，而是成本遠大於回報）的基建大白象，而日本政府的欠債竟由九十年代初GDP的六、七成左右，上升至今天等於GDP的2.4倍，但日本經濟哪有起色？凱恩斯中人的辯解是這些刺激力度仍不夠，只要政府用得更多其效果便可顯現！這正如賭徒輸清了幾倍的身家後仍說，只要再借錢給他們賭下去，終可翻本一樣！

這麼長期的大手貨幣與財政政策不管用，問題一定是結構性的。安倍的第三箭，如果他是認真的話，倒是正確的，問題在日本體制改革之上。

開卷有益，不讀不知，日本經濟體制中的一些老大難問題，竟與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驚人地相似。日本過去的企業僱員，大多從一而終，一輩子在同一公司工作，原來除非公司結業，老闆竟是不准開除員工的！現在不少大企業都把冗員發放到同一部門，不用工作，並以各種措施逼他們自動離開。日本農業的低效率也是世界聞名的，其大米要有778％的關稅保護才可生存，小麥也要252％，日本的公司原來不能買地，只能租地，而且要受重重監管束縛。日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問題叢生，現在才大搞獨立董事的制度。

既然有了一大堆束縛生產力的體制問題，安倍的改革方向本來可以是很明顯的。不過，他六月五日所宣示的第三箭，卻是使市場大失所望。企業的鐵飯碗制度他不敢動，只是引進了僱員的合約制度，希望鐵飯碗不適用於新人。農業改革也遲疑不定，日本雖有爭取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將來可能要取消所有關稅，但現在尚未實施，而農地買賣仍有障礙。六月五日的第三箭比較有「成績」的，只是容許可在網上買賣藥物。


經濟生態惡劣

為甚麼安倍對外撩是鬥非，討好國內極右派，此等經濟改革中最重要的第三箭卻是如此無力，失去準頭？短綫原因恐怕是為了7月21日參議員的選舉，安倍不敢得失本地的利益團體。

從最樂觀的態度看，安倍搞長遠有害的財政及貨幣刺激政策，也許只是一服短綫的興奮劑，爭取日本人支持他的體制改革方案，到他得到足夠的政治實力後，才敢推動真正的改革。

這當然是極樂觀的看法了。事實上，日本經濟生態頗為惡劣，要能源，但卻因地震而不能大搞核能；人口老化幾乎是世界之最，政府欠下老人不少資金；巨債壓頂卻仍要硬着頭皮大花金錢，其經濟體制若沒有顯著的改進，實在看不到它如何能化解這些惡劣因素的壓力，重新走上經濟增長之路。

 

(Sky Post 2013-7-10)

 

誰是大學的老闆？ (雷鼎鳴)

嶺南大學的候任校長鄭國漢指其校董會主席才是他的「波士」，中聯辦不是，頗引起社會中的一些爭議：究竟誰才是大學校長的老闆？我把不少評論都看了一遍，但覺聲音最多的倒是些對現代大學行政及學術架構認知不甚了了的各方君子。我與大學結緣數十載，長期參與其行政與學術工作，對一些「想當然」的錯誤理解不能不糾正一下。


「老闆」概念與商界不同 大學是一個很複雜的機構，其行政系統與學術機制頗有不同，但互相制衡着。先說行政部分，這裏只集中在教授的管理，職員的管理與其他大機構倒是沒有太大的分別。 每位教授簽約加盟時，大都會被告知他要向誰問責。教授的「上司」是系主任，系主任的上司是所屬學院的院長，院長之上是學術副校長，再之上是校長，校長的權力是否已到頂峰？不是，他之上有校董會，在校董會休會期間，校長便直接向校董會主席負責。


不同大學的架構或許稍不一樣，但都大同小異。在行政決策及資源分配問題，雖有各種委員會參與及作出建議，但一般而言，指令卻是來自各人的直屬「上司」，「下級」不滿，可提異議，但在權力結構上，卻是不得不跟從的。例如，系主任分派了某教授教某某科目，或找他入了某某委員會，教授不能不執行（這不等於沒有其他方法抗辯）。同理，校董會要削減資源，或設立某種監管制度，校長可以用他的一票贊成或反對（他本身也是校董會成員），但除非辭職，否則不能不執行決議。 在聘任問題上，權力的分布也是十分清楚的。資深教授的聘書通常是校長（或其委託人）簽署。校長由遴選委員會推薦，找出人選的過程通常十分艱巨，且可能有激辯，但對外界卻一定保密。不過，真正有權委任被推薦人選的卻是校董會，到此階段，人選便不再保密。


由是觀之，在行政及資源問題上（包括行政人員的委任權），大學的確有不同層次的「老闆」，鄭國漢說他的老闆將會是校董會的主席，十分準確。他充當大學的高層行政人員多年，當然不會搞錯此等事項。


不過，若說大學人員口中「老闆」的概念與商界中的一樣，卻是大謬不然，這是因為大學同時存在一套與學術自由緊密依存的另一系統。 大學組織像合夥人制度 我在讀研究院時，曾聽過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的「工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課，此等課程其實與工業不一定有關，重點是組織。我記得有次普雷斯蓋特在班上喃喃自語：「誰是大學的老闆？」最後他下結論：「大學根本沒有明顯的老闆！」這是因為他認為大學的組織最接近所謂「合夥人」（Partnership）制度。


「合夥人」中，有資深也有資淺的，正如大學教員也有教授與助教之分，大家影響力及權力都不一樣。不過，在言論及學術自由上，不同人等，地位完全一樣，絕對不應出現誰是誰的老闆。大學中，最高的學術架構是「教務委員會」（Senate），通常是校長當主席，校董會在此沒有角色，一切有關教務及學術問題上的最高決策在此討論議決，但這也不會涉及個人的研究取向與言論自由。它也是大學保護學術及言論自由上，在組織中的最重要堡壘。其成員的委任，一定有整套準則，當中也會有少數學生代表。


現代大學是經過數以百年計的經驗所演變出來的組織，它各個部分互相制衡。其行政系統權力分布較為突出，否則決策無從執行，各部門「無王管」。若出現此情況，此種大學「好極有限」。但大學也是一個追尋真理的地方，沒有以理性辯證作基礎的學術自由，用權力或政治力量代替科學方法，真理便無從探索。從此角度看，真理，不是權力，不是政治勢力，當然也不是學生，不是人民，才是大學的終極老闆。


(Sky Post 2013-7-8)

怎樣找好學生？ (雷鼎鳴)

有舊生在面書問我「好學生」的定義。我在公眾平台一般不願意回答這種問題，原因是我過去十多年曾擔任過我校經濟系的收生決策人，近年又負責商學院的收生事宜，身份敏感，若把一些「觀人術」公諸於世，有些入學申請人在面試時，有可能會投我所好，作出相應表現，對其他人不公道。過去，我在內地面試學生時，往往第二天便有報紙報道我用過的面試題目。近年，我索性對所有面試的人都問完全不相同的題目，這對我的創意思維有頗大壓力。不過，自上周在內地結束招生面試後，我已卸任此職，以後相信再不用負責招生，所以訴說這方面的個人觀點，就不會再構成問題。


不可單看成績

沒有學校會完全不理學生的學業成績。事實上，各大學收生時，往往會把它看成是主要或甚至是唯一因素。我曾經把過去多年我校商學院學生在大學中的成績找來，又再收集每名學生過去的公開試的分數及其他一些相關資料，例如來自甚麼學校、性別等等（為保障私隱、學生的名字、電話等在數據庫中一早已被隱蔽）。接着我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去估算學生的公開試成績及背景資料對將來在大學的表現有無預測力。答案是，公開試的分數的確對將來的成績有影響，所以我們收生時不可不參考分數。不過，這些分數對大學的成績最多只有12％的解釋力，換言之，尚有88％的解釋力來自其他我們並沒有掌握到數據的因素。如是觀之，收生時切不可單看成績。要注意，以上的結果只是針對在大學的學業成績，並無觸及全人教育等議題，公開試的分數對後者影響可能更少。


懂得找最簡單正確的方法

我們邀請來面試的學生，大部分學業成績已十分優秀，例如在內地能夠參加我們面試的，其高校成績早已超越北大清華的入學綫，因此，我們面試時已不用再理會其成績。我所問的問題不一定有正確或錯誤的答案，我要得到的，是觀察學生反應的機會。例如，假若見到學生爽朗愉快，不似憂鬱小生，我會放心一點，他的好成績，不是家長施加重壓催谷出來的。留有餘力而仍能有好成績的，比起靠死背書出的狀元更有前途。

有時我會很有興趣知道學生是否懂得轉彎，在面對複雜難題時，能否想出一個簡單而且有效的解決方法。多年前，我曾常用一道數學題，頗把一些人考倒，但現在已不再用，因為太多人已懂得其訣要。這道題如下：假設有兩輛汽車相距100里，並以每小時50里的速度向對方駛過去。有一隻蜜蜂本來在汽車甲處，它以每小時100里的速度飛向汽車乙，到達了汽車乙時，會立即以同樣速度返航，飛向汽車甲處，如此一來一回，直至二車互撞時蜜蜂才停止飛行。問題：這隻蜜蜂總共飛了多少里？計算這答案，笨蛋的方法是用數學上的無窮級數，但其實有更簡單得多小學雞也懂的方法，家中有孩子的，不妨試試，答案是蜜蜂總共飛了100里。要注意，此問題的關鍵是學生懂不懂得找尋最簡單而又正確的方法。

除了學業成績及是否聰明外，我還會注意甚麼因素？在外國的一些頂尖名校，課外活動可被考慮，但其作用卻非家長所想像一般。鋼琴到了演奏級嗎？用處不大，除非曾得過國家級的一些大獎，那麼學業成績是高是低，學校也可不管，照收如儀。學生來自著名中學幫助也不大，但若是該等學校划艇隊的隊長或學生報總編，則幾乎必定取錄。這中間考量之處是，學生是否有起碼一項非常傑出的才能。學業成績好是傑出才能的一個例子，但不是唯一例子，當划艇隊隊長反映出學生可能有非凡的領導能力與毅力紀律等等。我對此方法深以為然。世上全能冠軍的人物罕有，學校中社會中能有各式各樣的單項冠軍，正可造成多樣化，學生不是從同一模型出來，互相學習機會增多，校園生活也可更豐富。

至於誠信等品質，雖然重要，但面試時不易觀察到，便不用強求了。政治取向，則從來不是我們要考慮的因素。

 

(Sky Post      2013-7-5)

 

內地的錢荒 (雷鼎鳴)

上月內地銀行體制鬧出所謂「錢荒」，導致金融業的短暫動盪，上證指數從五月的高峰到六月的低位，總共下降兩成有多。

所謂「錢荒」，並非指中國總體貨幣量不足。今年五月，銀行中的各項存款總值102.04萬億人民幣，其數量經匯率折算後，早已超過美國的貨幣供應量。「錢荒」的體現，是指銀行間的同業拆息急劇上升，反映銀行過度貸款，一時之間找不到足夠的流動性去應付其資金交收，致使出現失衡。

若以上海銀行同業拆放利率（SHIBOR）的隔夜利率作參考，在今年一月，平均利率是2.1157％；到了五月，其平均已上升至2.9211％；六月的平均更高達6.6858％，該月升幅如此凌厲，主要因下旬的大幅波動所致，在6月20日，隔夜利率直升至13.444％，震撼了金融界，香港的股票也一瀉如注。不過，踏入七月，情況已在好轉，七月二日的隔夜拆息回落至3.786％。（央行每月所公布的利率與上述的稍有差異，因它用的是全國同業拆息的加權平均）。


擠走泡沫免禍

為甚麼會出現此等現象？市場中流行的說法是央行策略性地要擠走一些泡沫，以避免將來出現大禍。甚麼泡沫？金融機構的「表內」「表外」都有過度信貸的泡沫。從銀行的信貸收支表可見，中國各銀行的各項貸款總和在五月份高達72萬億，遠高於中國的GDP。但更具顯示性的是「社會融資規模」，此數字反映新增貸款，今年頭五個月共9.112萬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1.97％！

上述有數據可依的「表內」貸款增幅雖然驚人，但這尚未反映出金融機構的「表外」業務。「表外業務」是指銀行不記入資產負債表內，但能增加銀行收益的業務，例如售賣衍生工具，作承諾或擔保業務等等。此等業務等同可以不理銀行的儲備比率，擴大銀行信貸的能力，可使信貸總額超越「表內」業務的紀錄。

增加信貸本身不一定是壞事，問題是銀行千方百計發放貸款時會否只重數量，不重質量，沒有管理好風險。高質量的信貸應咳是充分考慮過借款人的還款能力，這又取決於他們得到資金後，是否投資在合理回報及風險的項目之上。他們的抵押品價值是否可靠當然也重要。以中國的情況看來，風險管理未必理想，借貸項目多與房地產及基建有關，美國的次按危機在中國出現的機會很低，但風險絕非零。


警號：同業拆息升

一些短綫的因素也使人懷疑銀行的信貸是否已平衡了風險與回報。六月份臨近銀行的年中考核，其業務要做出點成績出來，才能把數字弄得亮麗一點，所以銀行急於多借出一些款項。據內地一位消息極為靈通的朋友告知，六月份央行有高官主動聯繫銀行，問它們是否需要更多資金。銀行把此解讀為央行快將「放水」，於是更大膽的借出款項，怎料其後央行卻是無所動作，它們於是中了招，周轉不靈。

從經濟基礎理論的角度看，銀行的過度信貸實有其原因。中國的存款利息多年來一直低企，儲蓄戶口的利率現時只有0.385％，遠遠低於中國近20％的平均投資回報率。在利率過低的情況下，資金的需求必會大於供應，有人會願意出更高的利率去借入款項，「表外」業務正可為此提供條件。銀行得來的資金便宜，又容易把錢借出，很易會不理質量，濫放款項。

央行對那些胡亂放款的金融機構的確要整頓。最合理的方法是讓存款利率增加，以推高銀行的信貸成本。次之的做法是不隨便注資打救那些過度信貸的銀行，同業拆息的上升正是央行發出的一個警號，使銀行不敢造次。

 

(Sky Post   201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