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悲劇與阿根廷探戈 (雷鼎鳴)

我喜歡研究危機，尤其是深重的危機，因為在危機中，政府與人民都會千方百計自保，有些平時看不清、深藏在人腦中的人性、價值觀，往往會突然強力地顯露出來，人類行為中的一些規律，可在危機中清楚無誤地看到。

 

希臘的危機仍未解除，其演變成悲劇的概率近乎100%。當希臘人民以為用最民主的方法——公投——去向債權人說「不」時，投票的結果雖令希臘人民十分興奮，但在同一時間，世界各地的輿論反而在質疑這次欠債者關起門來自己決定毋須理會債權人的追數，是否有任何正面意義。

 

對手強弱 先予了解

 

債仔若是有足夠實力，賴債後債主除了本著「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的態度，以後再不肯借錢給這債仔外，本來也無可奈何，但希臘意圖靠「民主」力量支持其賴債的同時，原來又有求於人，要繼續借錢，否則經濟便無法維持下去。

 

有人說其前財長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是博弈論高手，我看此君實乃九流低手，在有求於人時卻故意激怒對方，不撞板才是怪事。果其然，公投後的談判中，債權國提出的條件比之前更苛刻，最大債權國德國的總理默克爾更表明不信任希臘，也不認為她可靠。

 

此種結局，稍懂博弈論的人都可預見。在談判中，雙方都要掌握對手的弱點，若對方不就範，自己可以採用什麼策略令到對方的痛苦最大化，博弈論中稱此為「威脅點」（threat point）。希臘正亟待別人打救，其弱點天下皆知，如何可以「惡得出樣」？希臘政府的錯誤策略，港人應「熟口熟面」，香港對於內地的重要性，早已江河日下，但香港若與內地隔絕，則肯定承受不了其災難性的後果；只要是認識中港兩地經濟結構的人都會知道此言非虛。但有部分港人卻昧於時勢，不去思考如何增強自己的實力和鞏固談判地位，反而在過去十餘年中多次挑釁中央政府，此乃犯了博弈的大忌，去年8．31人大偏向苛刻的決議正是必然後果，情況有如默克爾口中所說的對希臘失去信任一樣！只希望香港不會如希臘般上演悲劇。

 

希臘的悲劇其實帶有規律性。希臘人與世界人民都難免會問，為何在這個發明民主制度的文明古國，民主制度成熟，人民在面對債權人時自覺正義，浩然之氣充斥自己胸中，但卻落得如此下場，被別人當作是無賴？

 

在芸芸諸國的歷史中，阿根廷的經驗最值得拿來與希臘比較。阿根廷曾有10年時間採用貨幣局制度（上世紀初也採用過，但年代久遠，可暫忽略），披索與美元一比一的掛鈎，這與希臘加入歐羅區、使用歐羅、放棄自己的貨幣與匯率政策，在學理上十分接近。

 

阿根廷十多年的經濟危機源於政府大花筒，連年赤字，與希臘又何其相似！在阿根廷危機爆發時，政府驚惶失措胡亂出招，使危機更惡化，暴動出現，其總統要倉皇辭廟，這會否預示希臘當今政府的下場？阿根廷在危機中放棄貨幣局制度，最後經濟得以復甦，這是否意味着在條件不足下把自己貨幣與別國掛鈎或參與貨幣同盟的國家，要把鈎脫掉才能自救？

 

阿國經濟 飽經跌宕

 

這裏簡略介紹一下阿根廷的經濟史。

 

十九世紀初阿根廷脫離了西班牙獨立後，要到1862年後才有較穩定的全國性政府。當時其政府十分依靠多印鈔票去應付開支，但貨幣量增加會引致通脹，人民擁有的貨幣購買力下降，這等於把人民財富乾坤大挪移轉到政府口袋中，此之謂「通脹稅」也！

 

大約從1880年開始的50年內，阿根廷經濟卻是意氣風發，增長迅速，1905年的實質總GDP是1880年的7.5倍，其增長速度，幾乎可追上近年的中國。1905年，阿國人民的人均收入已等於美國人民的80%，與歐洲處於同樣級別；其增長的成功，主要不是靠引入先進的政策，而是得力於冰箱與火車的發明與應用。

 

阿根廷盛產牛肉與糧食，我1998年5月與關蔭強教授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與其中央銀行和學界的專家交流貨幣局（香港的聯繫匯率正是貨幣局制度的一種）的經驗，晚飯時不忘飲酒食肉，但覺其紅酒與牛肉果然名不虛傳，其味無窮。有了冰箱與火車後，阿國的優質糧食牛肉可運至世界各國，大賺其錢。

 

二十世紀初的阿根廷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其後此種增長動力日漸減弱，1929至1932年歐美經濟大蕭條，阿國出口減慢，GDP掉了四分一，政府推行「入口替代」，用關稅減少進口，其經濟光芒日漸消褪，1941年其人均GDP已跌至美國的50%，1985年更跌至30%。

 

從上世紀四十到八十年代，阿根廷不斷經歷著金融的不穩定，政府超支是直接原因，但其政策上較深層的原因，正如麻省理工的當布斯（Rudiger Dornbusch）所曾指出的，是經濟政策不但錯誤，而且在討好人民的民粹福利政策與改革政策之間左搖右擺，令人民失去信心，把財富轉移國外，並盡量逃稅。

 

財政收入不足以支付巨大開支時，政府惟有又靠開動印鈔機發行鈔票，無論在民粹的貝隆黨或軍事獨裁政府執政時都擺脫不了這一命運。1975至76年間，以及1985年初，通脹率均達到2000%以上！當通脹率「只」在100%，已視作「溫和」了。這便是依靠超級通脹去支付福利開支的後果。在此等政策下，匯率也不斷大幅波動。

 

財赤通脹 揮之不去

 

1991年是轉捩點。1989年當選總統的貝隆黨員敏能（Carlos Menem）委任卡法友（Domingo Cavallo）當經濟部長。卡法友是哈佛出身的經濟學家，在阿國很有聲望，他於1991年4月1日推出一套兌換法，正式採用貨幣局制度，披索與美元匯率訂定在一比一，而且與香港一樣，要有一美元的儲備才能發行一披索的貨幣；中央銀行放棄貨幣政策的主動權，政府再也不能靠通脹稅去支付開支。此外，卡法友又推出一系列的自由市場化和減稅政策。

 

卡法友十分成功，阿根廷的通脹從1990年的2314%急降至1994年的4%，實質GDP也急升，1991與92年均錄得超過10%的增長，93與94年也有近6%，95年則受累於墨西哥金融危機，回落2.8%，其後兩年，續有不錯增長。不過，匯率掛鈎所帶來的代價亦開始浮現，美元匯價從1995至99年上升，帶動披索升值，不利出口，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及其後的俄羅斯和巴西均出現金融危機，也日漸造成困難。1999年9月，阿根廷國會通過財政責任法，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但其成效不足，政府欠債日增，2003年欠債更一度超過GDP的160%。

 

1999年12月新總統上任，但阿國財赤嚴重，已引起IMF的注意。有了貨幣局後，阿根廷不能靠印鈔票支付開支，通脹是控制住了，但大花筒習慣一天不改，赤字與欠債必不可免，過了一段時間後，爆煲便在眉睫。

 

新總統魯亞（Fernando de la Rua）本來屬於激進黨派，但在巨債面前，一樣要面對現實，不得不削減開支；但其政府貪污盛行，債務上升的勢頭總是遏不住。2001年3月，魯亞又再找回卡法友當經濟部長，主持大局，但卡法友這回卻是水準大跌，他眼見披索與美元掛鈎，匯價太強，不利出口，也不利政府積累外匯儲備，所以於6月乾脆把披索與一籃子美元和歐羅（各佔50%）掛鈎，這樣做的即時效果等於把披索貶值7%。

 

貨幣局的成敗要視乎人民對其匯價有無信心，這樣一貶值，市場對貨幣局的信心立時動搖，阿國經濟兵敗如山倒，IMF雖有提供協助，但多種招數均無法力挽狂瀾。11月30日，魯亞政府眼見中央銀行儲備一天內急跌20億美元，惟有宣布以後銀行存戶每月最多只可提取1000披索（這與希臘何其相似！），這引發到處有人示威抗議，IMF決定落雨收傘，停止一筆貸款。12月7日，政府宣布無法保證可償還外債（與希臘又一相同處）；12月13日，公布失業率升至18%，全國出現大罷工，超級市場搶掠；12月19日卡法友辭職，20日魯亞辭職逃跑，但暴動已有28人死亡。

 

接著有一位只當了幾天臨時總統的仁兄離任後， 貝隆黨參議員杜哈德（Eduardo Duhalde）當了總統。他上任幾天後，於1月6日宣布正式廢除貨幣局制度，把披索貶值29%，但銀行擠提不止，披索繼續貶值，要到匯率超過2披索兌1美元時才逐步穩定下來；剛好國際商品價格上升，有利阿根廷，其政府又推出擴張性政策，經濟復甦，2003至2007年這5個年度，GDP每年有9%的增長。不過，從2010年開始，政府財赤又再出現，去年財赤便達GDP的2.5%。

 

審慎理財 重中之重

 

上述經歷，說明了幾點重要事實：

 

第一，如果政府不懂審慎理財，只懂討好人民， 後果可以很嚴重，財赤會帶來經濟崩潰。在自由兌換的匯率制度下，中央銀行可印鈔票，這會以超級通脹的形式出現。在貨幣局的固定匯率制下，政府不能靠通脹稅，這會令政府欠下難以償還的巨債。

 

第二，若固定匯率行不通，可放棄此制度，把貨幣大幅貶值，這會在短時間內造成痛苦，但卻終有利出口，暫時挽救到經濟。希臘如果脫歐，可能是正確的出路，但短線後果會十分痛苦。

 

第三，若政府無能，管治失效，逃稅嚴重，政府必要先改革流弊，否則終有後患。

 

我過去10多年都有教授「香港經濟」課，在討論聯繫匯率一節時，總會提到2001年佛利民與蒙岱爾關於歐羅的辯論，其實佛利民於1997年的另一篇文章中早已看淡歐羅前景。他認為搞貨幣局或如歐羅般的貨幣聯盟，必需一些前設條件才有望成功；香港基本上符合這些條件，歐洲卻不然，阿根廷也不適合。歐羅區最大的問題是政治，歐羅本意是要把歐洲各國拉在一起，減少各國的衝突，但勉強為之，卻會把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弄得更糟。證之於今天希臘與歐盟的關係，能不對佛老有如目睹的洞見佩服乎！

 

我喜歡欣賞探戈舞表演，覺得舞者的動作激烈， 往往突然改變方向，大幅擺動，正是對其下一步「估佢唔到」。在政府長期入不敷支的情況下，阿根廷的經濟政策也如探戈舞般急劇擺動，但其結果卻是遠不如探戈般令人賞心悅目了。希臘現在的表演雖也令人目不暇給，但複雜的情節，卻不能令悲劇變成喜劇。

 

(信報 2015-7-15)

偏見與恐懼 (雷鼎鳴)

六月底曾有近百名香港本土派跑到旺角西洋菜街驅趕在那裏的所謂「廣場舞大媽」，引發一場不算是大規模的衝突，七月中又有近似的事件發生。

 

這本來不是什麼大事，近年香港戾氣沖天，不少人政治上腦，「反蝗」、「鳩嗚」等活動經常見報，雖說參與的人不多，但總是惹人生厭。大媽是弱勢社群，欺凌她們算得了什麼？有些人是優而為之的。但一些評論人說這是為了防止「文化入侵」，對「惡俗」說不等等，卻反而點出了部分香港人價值觀念上出現了病態。

 

我對大媽跳廣場舞持正面態度。只要她們不製造過大聲浪影響他人，我認為是一有益身心健康、增加中老年人社交機會的活動，甚至有可能減慢腦退化。多年來在中國內地大城市的公園，晨昏之際往往都可見到上了年紀的人成群結隊的跳社交舞或廣場舞，有人不喜歡其聲浪而投訴之，也有人十分欣賞。在香港一些地區，有些街坊甚至付錢打賞參與者，以示欣賞。在美國紐約華埠的哥倫布公園，早上也有類似活動，據說跳的是從太極演變出來的元極舞，當中健身養生成份甚重。在舊金山華埠花園角的廣場，我也曾見過近百名大媽在黃昏時集體跳舞，當中不少洋婦也有參加，甚至抱著嬰兒一同跳，以增運動量。我看她們神情愉快，大媽舞姿雖不可能比得上專業的舞者，但她們身心健康所散發出的精神，卻是比那些煽動仇恨偏見歧視等負能量的非法擾民者美得多，層次高得多。

 

自信的族群不怕文化入侵

 

這算是文化侵略嗎？一個自信心十足的民族或族群，根本不會介意什麼文化入侵。我多年前到過洛陽龍門石窟，見到那座巨大的盧舍那雕像，即驚為天人。據說這雕像酷似武則天，其面露微笑，雍容典雅，正體現出唐代人民的高度自信。對於外來文化，唐朝人態度極為開放，勇於吸納，這便造就了一代盛世。我在美國生活過多年，也沒有見到誰會害怕文化被侵略，排外意識更會被主流社會所唾棄。

 

但香港某些人及支持他們的傳媒，排外（更準確的說法是排內，即排斥一切與內地有關的人和事）情緒的高漲卻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們把來港花真金白銀購物的遊客看成是「蝗蟲」，把簡體字貶稱為「殘體字」。當中所用的「理據」有時十分可笑，例如說簡體字的「愛」字沒有了「心」，故不是真愛，但看看世上有哪一種語文的「愛」字可以見到「心」形嗎？你能說外國人都不懂得愛嗎？簡體字不但是十三億內地人的文字，現在歐美等地的學校興起學中文的潮流，他們學的又何嘗不是簡體字？我是個實用主義者，相信語言最重要的功能是溝通，簡繁兩種字體都要懂，我讀大學時用了只是一天的時間便學懂了簡體字，可見掌握兩種字體，只要肯學，根本毫無難度。有些「有心人」強烈反對別人學懂簡體字，其內心世界恐怕還是缺乏自信，怕被「洗腦」。此種封閉的心靈，在最需要溝通的全球一體化的大環境中，必會成為拖累，一生的事業難以成功。

 

排斥一般的中國人民

 

思想封閉及排斥內地，並非新生事物，數十年來香港報界都有不同的反共八股出現。但現在的新「亮點」卻是不但反對內地執政的共產黨，而且排斥一般的人民。我支持自由市場經濟，絕非共產主義者，但卻不能不讚揚中央政府在三十多年內把中國的人均實質收入提高了足足二十倍，我研究的本行是經濟增長，深知這是奇蹟般的成就，在世界史中從未發生過，從此中國人民追求自由所需的物質基礎便得以鞏固起來。至於把中國人民視為異類或敵人與反共完全不同層次，是我們那一代人絕不敢想像的。

 

近日重讀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二零零六年所出版的《同創》，當中提到在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時他與家人在內地到處奔波講學之事，吳是向內地科研人員介紹如何到美國交流學習，他的夫人羅永清則每天十多小時替內地學者補習英語。此種不求回報的愛國活動，是海外華人學者中極常見之事。我有朋友放棄掉美國的工作，回到內地的實驗室領取微薄的薪金搞科研，也有朋友在桌面電腦仍未出現前便自費買下一些小電腦送給內地。香港科大成立時，有大批與香港毫無關係的在台灣長大在美國成名的學者跑來參與建設，若不是認為可對中國的科研與教育有貢獻，他們絕不會來港。科大當年便有「保釣大學」之稱。

 

由此可知，在中國一窮二白時，很多人都想幫助中國強大，人民脫貧。現在中國比前進步了很多倍，人民也遠比前幸福自信，香港反而出了批「憎人富貴厭人貧」的群組，是何使然？原因當然很多，但我相信「恐懼」是很重要的一環。在大學中，內地來港的學生平均比香港的優秀（香港當然也有很好的學生，但比例上比不上內地來的），獎學金、到外國交流的機會，甚至是在畢業後的職場上，港人的競爭力比不上內地來的。這並不一定是內地人較為聰明，也不是他們沒有缺點，而是他們較為刻苦認真肯犧牲而已，與當年的港人一樣。這對一些不思進取的港人會構成他們不願承認的壓力，把外來人視作來掠食的蝗蟲，心裏會舒服一點。想反駁我的人要知道，我長期負責本科生工作，這判斷是接觸過數以千計的學生才敢下的。說此話的目的正是希望香港的年輕人能重新開放心靈，努力增值，那便不會害怕任何潛在的競爭對手，香港社會也會少一點偏見。■

 

(亚洲周刊   2015-7-26)

希債危機與聯繫匯率 (雷鼎鳴)

希臘公投結束，六成多的選民有投票，當中61.31%的投票者向債權人說「不」，表明自己有話事權，不願接受緊縮政策過苦日子。香港的主流觀點顯然是對希臘意圖賴債的行為不以為然，而且不滿其引起小股災；但香港終究與希臘的直接關係不深，對希債危機看熱鬧的居多。

 

不過，此等事件畢竟是很多年才有一次的財經大事，而且希臘加入歐羅區，其貨幣制度與香港的聯繫匯率頗有共通之處，希臘的經驗其實極為值得港人注意，以防將來有相同的危機出現。

 

這次危機可引出多種觀察。首先是希臘的財經制度亟須改革，但苦口良藥，病人本身若不想醫治，外力強加諸其身的治療無論如何合理，也會事倍功半。

 

有些美國左派的評論人，一向主張政府大派福利，反對政府收緊開支，他們對希臘頗有唇亡齒寒的感受，所以對希臘公投結果很是高興，但首當其衝的歐洲諸國卻非如是想。

 

沒錯，歐洲不少國家內部都有人支持希臘，不但反對在希臘緊縮，更反對在自己的國家緊縮，但對那些已吃過了苦藥，漸漸擺脫掉赤字的國家來說，其政府也不會願意見到其政敵把希臘的賴債合理化，並將之作為攻擊審慎理財的工具。

 

希臘訴求 日見清晰

 

公投以後，希臘政府與人民的主流訴求日見清晰，儘管這些訴求不切實際。第一，他們不想脫離歐羅區（Eurozone），若一旦不能不脫，也要留在成員更多的歐盟（European Union）；第二，他們不打算節衣縮食努力還債；第三，對政府的低效、高福利、逃稅、貪污等等積弊，並無有效計劃去處理；第四，他們抱著長命債長命還，甚至不還的態度；第五，賴債的後果可以嚴重得很，但他們無興趣理會這些後果， 似乎關起了門在家中投票說不用理會債主的要求，便可若無其事過日子。

 

債權國既已在公投後更加知悉希臘的態度，那麼她們可採何種策略回應？希臘是小國，救她用不了多少錢，但這卻會帶來後患無窮的結果。若現在對希臘稍作寬限，竟可以使到她旳經濟增長能夠回復，將來有錢可還，那麼債權國或許願意這樣做。

 

不過，現在的情況是，希臘根本很想賴掉部分債項，而且以其政府的理財模式，赤字只會持續不斷，等其還債，真可能要天長地久，此恨綿綿無絕期。在政治上，歐盟的納稅人不會高興，有些經濟弱國也會因此認為自己不賴債是笨蛋，有樣學樣。

 

繼續姑息 問題難解

 

既然如此，歐羅區的經濟強國根本不應「放生」希臘，長痛不如短痛，讓其脫離歐羅區可也。這會製造一定的震盪，但若繼續姑息，延續借款，卻只是把問題推後，問題不但不會解決，而且會變得愈來愈大。若債權國取態依然溫和的話，原因則不外有二：一是官員不想在自己任內發生金融危機，若將來才爆發，他們已退任，不用負責；二是千方百計希望歐羅區成員齊齊整整，完整的歐洲能維繫下去。

 

債權國的適當做法也許是不再向希臘貸款，就算仍肯貸款數額也不會大，而且已有血本無歸的心理準備。不過，若不再向希臘提供援助，就算肯對欠債的還款日期稍作寬限，希臘的金融體制一樣受不了。資金外流、銀行擠提、社會缺乏貨幣，甚至出現物物交換（barter economy），人民無錢購買糧食醫藥等等惡果，不難出現。希臘前景不妙，有可能成為一個失敗的國家，要靠別國的人道援助。

 

脫離歐羅區自己再發行貨幣，也是一種可以出現的情況。阿根廷於1998至2001年的經濟危機後，也是放棄了跟美元掛鈎的貨幣局（currency board）制度，重新採用浮動匯率，其後幾年經濟也得以大幅增長，所以阿根廷的先例值得希臘參考（將來我再撰文分析阿根廷當年的經驗）。

 

不過，我們也不用高估脫歐的功效。希臘的主要出口為煉製過的石油，以及旅遊。但石油價格以美元計算，且要輸入原油才可煉油，希臘把自己的貨幣貶值也無濟於事。至於旅遊業會因貨幣貶值而受惠，但若希臘在金融危機下變得動盪，治安欠佳，遊客也會卻步。

 

況且以希臘政府的傾向，在財赤困局而又有自己貨幣的條件下，必有誘因開動印鈔機去解決政府開支，但這樣卻會製造通脹，抵消掉貶值帶來的出口貨品較便宜的效果。希臘若不改善自己的生產力，單靠脫歐，恐怕作用也十分有限。

 

為何希臘會陷入如此困境？我們必須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之。加入歐羅區這個貨幣聯盟，意味著放棄自己的貨幣政策，也放棄了貨幣可自主升值貶值，情況與美元化（dollarization，即放棄自己貨幣改用美元）十分相似；又因匯率等於與歐羅區其他國家掛了個很堅固的鈎，所以與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也十分接近。

 

在歐羅化、美元化或是聯繫匯率制度下的經濟體，常常都要面對相同的困難。設想某個國家（如希臘）遇上困難，或是其生產力比不上其他成員國，那會出現什麼問題？在這些成員國中，她們的匯率是一致的，利率也一定要相同（港元利率與美元利率便要趨同）。希臘若生產力不振，工人比不上別人，但人工卻無法調低，自然失去競爭力。

 

若貨幣可貶值，則市場調節仍可發生。因此，若希臘加入了歐羅區後不能貶值，自己的生產力又退步了，便只有靠其他方法調節。減薪可以回復競爭力，亞洲金融風暴時新加坡強制性要全國減薪，目的在此。但強制性減薪在希臘政治上根本不可行。

 

期望救助 不如自救

 

另一招是容許勞工靈活流動。希臘人可跑到生產力較高的其他國家工作，但歐洲的勞動力流動性也因種種社會文化語言原因，並不太暢通。第三招是改善自己的生產力。這首先要提高政府自己的工作效率，上周我已說過，希臘政府的管治能力遠比不上香港，此點不容易改變得了。

 

剩下來的還有第四招。曾任奧巴馬首席經濟顧問的芝大教授顧士比（Austan Goolsbee）指出，只要有人願意津貼落後地區的財政開支，也可解決問題。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中，若有一個地方生產力不振或遇上經濟困難，中央政府或聯邦政府大可提供援助，例如該地區就算交稅不多，也一樣可得到與其他地區同等的軍事保護、司法制度或基礎建設等等，這當中便等於得到最富裕的交稅多的地區的補貼了。

 

現在希臘的生產力低下，生產不足以應付人民過高的福利開支或退休金，所以出現欠債，但若其他國家肯一直補貼她，希臘的問題自會消失。如果希臘是其他國家的一個州一個省，這會好辦一點，但她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別人憑什麼會對她無限期補貼？

 

在一個貨幣同盟中，總會有些成員經濟能力較弱，出現如希臘的情況，在遇上負面震盪後，不能靠貨幣貶值，經濟不易翻身。由此可見，歐羅區這一概念本身便有重大問題，類似希臘的情況，可能不斷出現，沒完沒了。真正的解決方法是要每一成員國都恪守財政紀律，審慎理財，經濟遇上困境時，不用依靠並不可靠的其他國家支援，而是自己有豐厚的儲備可拿出來應急，不致欠債愈欠愈多，無法自拔。

 

香港採用貨幣局制度，亦即俗稱的聯繫匯率，匯率與美元掛鈎，經濟好景或有困難時，匯率都不能變，利率也要與美元利率看齊。此種情況，與希臘加入歐羅區無甚分別，但香港的局面卻遠勝希臘，為何如此？我相信主要原因是香港懂得審慎理財，儲備豐厚，就算香港經濟出現不測風雲，政府的庫房也有彈藥可以救急，根本不會像希臘般需要別國補貼。

 

希臘債務危機對港人的最大啟示，便是某國或地區一旦加入貨幣同盟，便更有必要審慎理財，多積儲備，以作不時之需，否則可像希臘般陷入死局。那些主張大花筒的人要注意此點。

 

(HKEJ  2015-7-8)

希臘快將脫歐? (雷鼎鳴)

過去一周，希臘的債務危機又再甚囂塵上，牽動全球投資者的心。上周末以前，本有傳言希臘政府與國際上的債權人似可達成協議，希臘欠國際貨幣基金（IMF）的一筆15.5億歐羅債款於6月30日的到期日前得到一點寬限，不致違約還不到錢。

 

不過，上周末希臘政府突然宣布要於7月5日舉行公投，由人民決定是否須要理會債權人所定下的條件，即希臘須要繼續實施緊縮政策，少點消費，多點儲蓄，早日還錢；

 

接著其左翼總理齊普拉斯決定要把希臘的銀行關閉一個多星期，人民只能通過提款櫃員機每天最多提取60歐羅，而且又實施資本管制，擺明車馬是要防止銀行擠提和資金外流。

 

賴債理據 看似荒謬

 

歐洲中央銀行（ECB）也決定不再視希臘政府為銀行提供的借貸擔保為可接受的抵押，後果是這些銀行再借不到錢，庫房空虛。所謂「三頭馬車」的IMF、ECB與歐羅區各國政府等債權人對希臘已失去信心，6月30日希臘拿不出15.5億歐羅還債已成事實，現在的問題是債務違約是否陸續有來，希臘不久的將來會否被踢出歐羅區。

 

我過去5年在本報寫過好幾篇有關希臘和歐債危機的文章，我一直對希臘抱悲觀態度，她在歐羅區是一個負累，倒不如早日脫歐，一了百了，不用累己累人。但希臘政府與大多數人民都不想脫歐，因為若此事發生，歐洲別的國家便可對希臘出口的貨品徵收關稅，希臘人也不能自由跑到歐羅區其他國家工作。

 

更有甚者，債權人看到既成事實後，便再不用顧慮希臘脫歐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再無誘因不斷借錢給她續命，希臘必會因此而陷入一段不短時間的衰退。現在希臘政府有幾項訴求，一是免去其過去的欠債，不用償還；二是放棄緊縮政策，過去加的稅率再減下來，過去削減的政府開支可再提升回去；三是希臘比「歐豬五國」的其他四國應更有優先得到援助，債權人應繼續借錢予她。

 

此種「獅子大開口」的要求看似荒謬，但當中涉及複雜的博弈，不宜未加分析便直斥其非。在此我們先簡略回顧希債危機的歷史，再從不同的持份者的角度分析其取向，並試圖研判其結局。

 

眾所周知，希臘能夠加入歐羅區，頗有得力於有投資銀行替她隱惡揚善，把其政府賬目做得比真實情況遠為亮麗才能成功。歐羅區是貨幣同盟，成員都使用同一貨幣，但各國政府的財政支出卻可各自為政，互相獨立的程度頗高。這種情況是不能持久的，某國若胡亂花錢，欠債纍纍，卻不能靠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去賺錢還債，反要同盟中的其他國家打救。沒有人願意甘心做冤大頭，所以財政健康的國家必有誘因要求各國恪守財政紀律，若要借錢救急便必須承諾以後洗心革面，小心理財。

 

但希臘顯然違反了加入歐羅區所需要的謹慎理財原則。2009年秋希臘新政府上台後隨即發現當年財赤會高達GDP的13.6%，而且之前幾年的財赤亦遠被低估。2010年初希臘政府無力還債之說已近定論。當時希臘政府債券的持有人多為歐盟各國境內的銀行，希債一旦出現違約危機，各國的銀行體系和經濟都會大受影響。同年5月，IMF及歐洲多國政府緊急借了1470億美元予希臘，但為了保證將來她有還錢能力，要求她必須進行嚴厲的緊縮政策，未來3年要加稅400億美元，並大幅削減政府開支。2009年希臘人的法定退休年齡是57歲，2010年男性退休年齡提升至65歲，今年更升至67歲。此種急速提升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大有必要，德國的退休年齡是65歲，若希臘是57歲，如何可說服德國的納稅人肯借錢打救一個一早便不再用工作可享受退休生活的國家的人民？

 

希臘當時確有減低財政赤字，但經濟卻不振， GDP不斷萎縮，2011、2012年期間希臘舊債清不了，還要多借1690億美元應急，其稅項收入也大幅減少。不過，到了2014年，緊縮政策開始稍見成效，若不算償付利息的開支，希臘政府竟錄得盈餘，GDP也扭轉方向，從之前幾年下跌26%轉為單年錄得0.8%增長，苦盡甘來的日子似乎在遠處已現蹤影。

 

不過，苦日子大家都不喜歡過。左翼激進分子齊普拉斯利用人民對緊縮政策的怨憤今年初在選舉中勝出，他痛罵德法等國要求其採用緊縮政策是干預希臘內政，債權國當然對此不以為然，你若不是欠債無力償還，別人哪有工夫理會你是大花筒還是守財奴？齊普拉斯並不時提出希臘有權利賴債的言論，債權國對現屆民主選出的希臘政府顯然頗為不滿，對希臘施加的壓力也頗大。

 

左翼政府若沒有上台，今天的希債危機是否會紓緩很多？我相信是的。但我們也不應把過往的嚴厲緊縮看成為成功的典範，希臘GDP萎縮了25%，失業率26%，絕不能算是全面成功。希臘起碼有兩個問題處理不好。

 

第一是緊縮政策的具體手段。要削赤便要減開支與加稅，但我們要注意，若一個經濟體制並不完全封閉，增加資本稅便等於趕走投資者，他們會把資金轉投到稅率較低的地方去，政府可能得不償失，收到的稅款比前更少，不利削赤。若加的是薪俸稅，則生產力最高的人才也可能移居外國，但低技術工人卻走不了，要留下來交稅。

 

第二，別國要求希臘改革增值稅，打擊逃稅等等，這須要考慮其政府的管治能力是否足夠。世界銀行建立了一個「世界管治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數據庫，把1996至2013年世上200多個國家地區與管治有關的6個指標都各自評了分，各指標都以100分為滿分，0分為最低，在「政府效率」上，希臘2013年得分66.99，排名70，遠遠比不上得95.69分排名10的香港。在廉潔上，希臘得55.5分，排名94，不及香港的92.34分，排名17。我們對香港的情況尚且感到大有可改進空間，對表現遠遜香港的希臘的管治能力，如何能充滿信心？有了加稅不一定有好效果及政府管治能力有限，希臘的削赤與推動增長大計以前成敗參半，今年卻似要跌入深淵，都是不足為怪的。

 

上文已說過，希臘今屆政府覺得把債賴掉符合其人民利益，而且覺得這是天經地義之事，但同時希臘又不想脫歐，更希望政府可再度大幅開支，這些主觀願望能否得到滿足，要取決於「三頭馬車」債權人的態度與策略。希臘所恃的，主要是相信若她一旦脫歐，有可能觸發的骨牌效應，引發新一輪「歐豬五國」的債務危機，甚至是世界性的金融風暴為德法等國所不願見到，但又因希臘是小國，總體GDP連香港也比不上，所以「三頭馬車」若要救她，代價也不見得很大。數額不多的錢便可把希臘打發過去，避免其危機傳染到別國，這也許正是過去「三頭馬車」明知吃虧也肯救她的原因，但現在此策略還靈光嗎？

 

對IMF而言，希臘左翼政府的做法已是近乎不能容忍了。IMF是中央銀行的中央銀行，最怕見到有人自以為有賴債的特權。設若IMF不對希臘窮追不捨，便即時會發出一訊息：只要某國選出一個無賴政府，IMF是會屈服讓其有債不還的，那麼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失業率高企經濟停滯的國家的人民也可爭相仿效，選出一些毫無有債必還思想包袱的極左政府，這樣便不用再還債給IMF了。IMF資金有限，且錢要回籠應付將來的金融危機，所以IMF不可能放棄向希臘政府追討欠款。

 

債權國家 讓步不大

 

從ECB或德法等債權國的角度看，也斷不可能作出太大讓步，她們本來怕希臘若一旦倒下，金融危機會殃及歐洲各國的銀行。5年前，近85%的希債為私營企業與銀行持有，現在已大部分在IMF與歐洲多國政府手上，就算出現違約，在市場中的傳染力也大不如前，因此ECB與債權國並不特別害怕希臘賴債脫歐。反之，若永無止境地用本國納稅人的錢去供奉希臘或將來「有樣學樣」的其他國家，政治上一關便過不了。就算經濟上有財力可派錢給希臘，人民的憤怒也會令政府難以應付。

 

若希臘不願還債，「三頭馬車」早晚也要跟她說句「到此為止」！我沒有水晶球，不知何時債權國才會忍無可忍，但恐怕現時離此時刻已經不遠。7月5日公投事前有不同的民意調查，大多數希臘人似都想留在歐羅區，但對是否要接納債權國所定下的條件，則不同調查有不同結果。若公投結果是贊同緊縮，齊普拉斯便應跟從人民的意願，繼續上一屆政府的政策，但這樣一來，政策便與此政府的理念不符，他應辭職以明志。

 

假若公投結果是希臘應向債權國說不，那麼齊普拉斯可暫留總理職位。不過，這樣一來便再無債權國肯借錢給一個不打算還債的國家，希臘在無錢可用的情況下，便只剩下兩條路，一是政府自行發行名義上是歐羅的票據，由政府擔保，權充貨幣使用，但價值相對於歐羅的真身，必有折讓；二是完全脫歐，自己再開動印鈔機，印製希臘自己的貨幣。此貨幣匯率一定不妙，希臘要辛苦多年才可能賺到足夠的錢還債，但在此之前，無論是兩條路的哪一條，經濟與金融危機都會深重得難以承受，齊普拉斯也要下台。

 

因此，希臘不懂經濟規律要蠻來的激進政府，雖曾一時得人民支持，終究是不易管治下去，齊普拉斯下台的機會不低，除非「三頭馬車」都十分愚蠢。

 

(信報 2015-7-2)

 

 

政改否決後何去何從？ (雷鼎鳴)

正如所料，政改無法通過。以後香港何去何從？

這要看明年及將來立法會選舉的結果。若泛民失去幾個席位，中央及特區政府判斷夠票通過，政改會在下屆政府捲土重來，但8.31框架不會有變。若是不夠票，中央及特區政府都絕無誘因再花費力氣再推出政改，現有制度會維持下去，直至有足夠票數為止。有些激進派誤以為抗爭才能改變，但他們忘記抗爭要有足夠實力才可達到目標，而他們卻無自知之明，他們本身不但無實力，而且其策略往往破壞經濟發展，失去民心，在這條對抗性而非合作性的路綫走下去，香港只會愈來愈遠離民主。


繼續內耗 競爭力只會不斷下滑

這對港人來說，並不是好消息。一人一票選特首當然不可能化解香港所有重要的矛盾，但它起碼可逼使想連任的特首或想競逐特首寶座的候選人走中間務實路綫。一白掩三醜，有這個優點便已足夠我們支持早日落實普選，使到香港重拾正軌，繼續以行政主導的方法推動經濟民生的發展。政改現在正被無限期延誤，未來的內耗仍將繼續，就算社會中很多人都在自己專業或工作範圍內做好工作，也只能稍為遏制香港衰敗的速度而已。

中央可能因不想「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變為失敗的案例，所以也許肯對港吊吊鹽水，強撑香港經濟。但這是沒有用處的，缺少了內部團結奮發向上動力的香港，會不斷見證自身的競爭力不斷下滑，昨天排名第一，今天排第十二，將來也許三十也排不上。苟延殘喘下的香港，反而像溫水煮蛙般，使到那些禮崩樂壞破壞香港經濟的始作俑者繼續生存下去，受不到懲罰，不作反思。很快地，中央也會發現香港的價值下降，不值得利用。這正如在一大機構中，若有部門表現差勁，上級是不會再重視這部門及向它提供機會了。

平情而論，泛民中人本也有不少肯講道理之人，但近年他們失去主見，頭腦發熱，被激進思想騎劫，走上了自毀長城之路，我對他們十分失望。未來的選舉，我會投票予能代表中間務實路綫之人，若無這些人，我便只能投給激進路綫的對頭人，就算後者有重大缺點，也只能兩害取其輕了。我不是泛民，也不是建制，但在未來的一段頗長時間內，泛民已不能起到把香港帶離困境的作用。建制較肯務實及走中間路綫，但他們也有着嚴重的弱點，在最近的「等埋發叔」事件中，便表露無遺。

我不相信陰謀論，傾向接受「奧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則，最簡單的答案正確的機會最大。建制派議員犯此大錯主要是反應遲鈍，無能力協調所致。但這正正也是建制派的弱點。他們很多都不是職業政客，議政近乎業餘，惟有靠跟大隊。我對功能組別態度中立，不認同也不反對，功能組別的任務是使某些群組的利益能得以反映，若香港選舉只按地理位置作準則，每區選些人出來，便很難有人能代表不同界別的利益，長遠來看，不一定有利。


議政質素業餘 難堪大任

歐美民主社會利益團體有專門的游說團，政客就算是地區選出，也因為要取得利益團體的捐獻與支持，所以也能作它們的代理人，香港無此種利益團體的說客文化，便惟有暫靠功能組別。雖則如此，部分功能組別選出的代理人質素有限，或許也太顧及個人利益，若他們不思改革，便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沒有戰鬥力。

「等埋發叔」事件發生後，泛民顯然會不斷利用此事，誇大此事，以圖保住自己的選票。建制派最有效的回應其實是應勸退林健鋒。林只是缺乏領導能力，忙中判斷有錯，並非罪大惡極。但政治的現實是，他若不主動辭去行政會議及甚至是總商會的職位，便會沒完沒了的為對手提供攻擊口實，連累整個建制派。他是否肯辭職，也是對他們品格的一種考驗。至於葉劉與李慧琼，是被拖累，她們並不掌握充分信息，不用辭職。

 

(Sky Post 2015-6-26)

 

 

山雨欲來風滿樓 (雷鼎鳴)

因為要表決政改的關係，不少人都說過去的一周是香港歷史性的一刻。香港本來一早便屬發展快速的社會，近年諸種變化更趨急劇，現在政改能否通過，更可視為香港未來政經發展的分水嶺。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周以來，種種使人揪心之事接踵而至，這些皆可視為大變前夕的徵兆也。

先是長毛開了鑼，自爆有人要用1億元向他賄選，但卻原來數目是虛構的，並解說他若不這樣做，傳媒便沒有興趣報道此事。長毛說了謊，但也點出了事實，胡亂編造的故事，哪管如何聳人聽聞與毫不可信，有部分傳媒還是會加油添醋，假的說成真，煞有介事地報道的，尤其是當中暗藏強烈政信信息的更是如此。長毛的砌詞狡辯使人大開眼界，在敏感的時候在公開場合說了謊，責任竟不在己，而在於那些受了騙的人，雖然這些甘心受騙者愚蠢之極，的確也應負責，但長毛對丁蟹邏輯的親身演繹，已達化境，不能使人不佩服，但恐怕他以後再無資格指罵別人沒有誠信或是無恥了。是否他因殺紅了眼才有此迷失，公眾自有不同的判斷。


要與分離分子劃清界綫

去年1月29日我在本欄寫了篇《港獨會否發展成恐怖主義？》的文章，當中引述了芝加哥大學政治學者丕比（Robert Pape）的研究，指出恐怖襲擊幾乎都源於民族自決或獨立運動，與宗教信仰無其關係，而且恐怖分子心中多充滿激情，自覺正義。眾所周知，香港顯然有人或明或暗的鼓吹港獨，但真正以搞港獨為志的人數目絕不會多。支持本土主義的人政治光譜很寬，內爭也頗明顯，他們不應都被視作是港獨分子，但我們也不用視而不見，本土主義中較為極端的一群，其行徑往往毫不理會無辜市民因他們行動而遭到的損害，心態與恐怖分子不遑多讓。他們將來若有人變成港獨支持者，是不用驚奇之事。但正因港獨分子人數極少，他們更需要造成聲勢，營造虛假的實力印象，沒有比恐怖活動更能達此目標了。

警方在西貢蠔涌搜獲大量爆炸裝備並接連拘捕10人，正好向我們發出警號，必要對分離分子鳴鼓而攻之，並促使警方嚴厲執法，法庭公正判案。值得慶幸的是，這幫人被捕時並無反抗能力，非經驗豐富窮兇極惡的恐怖分子，他們尚無能量搞得出港獨。

我曾預測，如果港獨成功，港樓價起碼要跌九成，但市民因經濟崩潰，更加買不起樓。不知怎的，有些人邏輯混亂，竟說我預言樓價將跌九成，而略去此預測的前提條件。總之，這幫意圖當恐怖分子的人已被送上法庭，香港一些激進本土主義分子雖死撑這是冒名頂替者搞的鬧劇，但真的假不了，真相終會大白，現時死撑的可能會顏面無存。


通過政改不符合反對派利益

這周的重頭戲自然是立法會辯論與表決政改。我一早便在本報與友報撰文指這次政改不會夠票通過，政改三人組向我們諮詢時，我也是如是說，原因是這不符合反對派的政治利益，我以前對此多有論述，不贅。議員的發言並無新意，而且與《瑪竇福音》第7章所言的「假善人哪！先從你眼中取出大樑，然後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爭相對號入座，不能不使人慨嘆香港議政廟堂水準之低。

有些泛民中人自詡過去為爭取民主立過汗馬功勞，言下之意，他們才有資格判斷民主的真偽。但他們忘記了「葉公好龍」這一成語。他們過去的「功勞」也可被理解為為自己黨派的利益而戰，但今天他們阻礙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往前邁出一步，正是他們感到民主是雙面刃，也可對他們利益構成威脅。最後由市民把關，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有認受性才可使執法與立法的關係取回平衡。若有人不滿候選人的人選，大可不去投票，正如我多年來對立法會選舉投票投不落手一樣。

尚有一小事在這周發生，但意義重大。內地足總委託一法國公司設計海報，其中有關香港的內容為「不輕視任何對手，這支球隊的人，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這麼有層次的球隊，得防着點！」有部分港人認為這帶有歧視，但我看來看去，認為可理解為對港隊國際化後實力的讚揚，不應解讀為種族歧視。我中學畢業那年的《同學錄》由同學各自為其他同學撰寫評語，後來成為國際橋牌界大師的周少平兄負責撰寫關於我的那一段，當中有說我是「危險人物」，我讀後頓感開懷，認為是讚詞。上述事件，反映在現時社會氣氛緊張之時，別人的好意，只要表達得含蓄一點，也會被視為惡意。香港社會的確需要修補。

 

(Sky Post 2015-6-19)

 

 

禮貌是民主的潤滑劑 (雷鼎鳴)

近年香港某些人，尤其是年輕人中較激進的一群，變得十分無禮，這已是港人耳熟能詳的事實。在網上隱名的環境下互相粗言謾罵，早已是常態，但公開如此做，並被媒體記之傳播之，則或可溯源至十多二十年前「維園阿伯」的年代，後來的「維園阿哥」則更把「無禮」與狙擊用作為策略性的工具，與阿伯的較為率性又再升了一級。

這一兩年來，禮貌在公眾的議事平台中更是消失無蹤，君不見去年黃之鋒遇上政務司司長時，拿着米高峰，自言自語後立刻把米高峰塞到林鄭嘴前，這種顯然是冒犯性的無禮之舉，過去怎會在電視中出現？


傳統禮教文化受破壞

當禮貌變成社會中難得一見的奢侈品時，這象徵着甚麼？對港人的福祉有甚麼影響？

首先這代表着教育的受到破壞。我從來都相信最優質的教育是專業訓練與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結合。後者或譯作博雅教育，這譯法不錯，但不能完全反映自由教育的原意。

不過自由教育必也以博及雅為其中的部分目標，粗言謾罵甚至用上刻毒字眼要滅人滿門，這又何來有一絲一毫的雅？嶺大素以「博雅」為其教育目標，認同別人在其校園以粗口演出的學生領袖，豈能不被視作破壞「博雅」校風之徒？

禮貌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古人早已知曉，儒家教育有所謂「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其中以禮為先。現代人多半對古人把禮又分為「吉凶賓軍嘉」「五禮」感到不耐煩，但對禮貌這一基本要求總也會有起碼的認同。就算是自古希臘以降西方社會教育所重視的「七藝」，當中也包含修辭一項，我們斷不可能相信粗口也可被視作修辭吧？


輕佻無禮者 必招失敗

為甚麼禮貌重要？春秋時年紀尚幼的王孫滿見到秦國軍隊過周王都北門時的舉止，便下了一個千古知名的準確判斷：「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輕」在此解作輕佻，「脫」指粗心大意，毫無紀律。

上文出自《左傳》，另《國語》中對同一事更有引伸，加上「驕則無禮」一句，說明無禮源於無實力或見識作基礎的驕傲。無腦無禮的人幾乎注定失敗，甚麼事也幹不成，證之於去年佔中運動的一敗塗地，古人誠不欺我！

有些人不懂禮貌，這本來只是反映他們自己沒有在教育過程中得益，將來成就受到局限，我們縱然感到可惜，也是愛莫能助。不過，今天香港的政治環境，其肌里已遭到這些的無禮的破壞，他們已是累人累己了，對此我們便不得不對此種行為鳴鼓而攻之。


輸打贏要 民主制度何以維持

這些人的刻意無禮，對社會有何損害？民主制度有與它相適應的價值觀，其中之二便是尊重與包容，無禮則與它們格格不入。美國總統選舉過後，敗方必會恭賀勝方，你可以說他們虛偽，但這舉動卻是必須的，因它有助維護美國的民主體制。假如敗方不服輸，甚至輸打贏要，失了選票後便辱罵對方，那麼社會必易撕裂。在撕裂的社會中，民主制度根本難以運作良好。

民主制度的核心，本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機制，低成本地解決社會中的爭議，避免沒完沒了的內耗，但若各方都互相惡言相向，不但尊重他人及尊重機制都會蕩然無存，更危險的是人民間的互信也會消失無蹤。試想某人若毫無禮貌，無根無據便對你辱罵，你怎可能不會對他的動機多所猜測?猜測多了各種陰謀論便會出現，撕裂也愈成形。

禮貌是民主制度的潤滑劑。也許自己丟棄並力圖使其他人都丟棄這潤滑劑的人，根本便不希望有優質而不是劣質的民主出現。

 

(Sky Post  2015-6-12)

悼余國藩教授 (雷鼎鳴)

上月十二日，我的好朋友余國藩教授因病離世，從此世界失去了一位能夠「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被夏志清評為在同一年齡層最博學的海外華人學者。這個損失，學術界很多年內也很難彌補回來。

 

國藩教授（我們都叫他Tony）是《西遊記》的英譯者。翻譯這本古典小說豈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國藩的譯本有口皆碑，原著文體複雜，有詩詞韻文，有散文論述，宗教與文化典故多不勝數，時有抒情，間有幽默，如何平衡文學的美感、宗教學者所要求的嚴謹、及小孩也能吸引的可讀性，顯然是巨大的挑戰。國藩四巨冊的譯本是如此的成功，致使世人都把他與《西遊記》連在一起，而容易忘記他同時也是在多個領域都作出過巨大貢獻的頂尖學者。他生前是屬於芝加哥大學五個學術單位的大教授，包括神學院、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英國語文與文學系、比較文學系與社會思想委員會，這五個單位中的任何一個都會使人引以自豪，我記憶所得，在芝大從未有人同時被五個單位爭相羅致。

 

國藩的確是博學的，他在大學時唸神學，精研基督教義理，進入排名全美第一的芝大神學院後，對世界各種宗教的教義與源流更是得到最嚴格訓練。但國藩同時也專精文學、藝術、音樂與語文，其所發表的文學評論不但涉及荷馬、但丁、米爾頓、莎士比亞等西方經典，中國文學功力亦深。有關《西遊記》研究的學術論文可見他的學生李奭學替他翻譯成中文的論文集，我蒙他贈書的《重讀石頭記》也是《紅樓夢》研究的極富啟發性的著作。他較後期的《中國的國家與宗教》闡述中國歷朝政府都在干預宗教、利用宗教，更是發人深省，道前人所未能道。

 

我一直以為國藩精通八種語文，原來我是錯的。上週末與國藩的夫人鄧冰白女士印證此事，原來他懂得中文、英文、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九種文字，並粗通梵文。對於這樣的一位語言天才，我很多年前便曾注意到，並向他請教如何才可學好一種語文。他答曰﹕「對一種語文的掌握程度，與你曾背誦過多少篇該語文中的好文章有直接的正面關係。」此評價與我所親身觀察到的完全一致。語文要好，一要背誦，二要選好文章。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多年來輕忽了背誦古文詩詞，難怪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如此退步。國藩的這個論述，理應成為對香港教育當局的遺訓。

 

國藩橫跨不同學術領域的功力使他理所當然成為芝大聞名於世的自由教育（或稱博雅教育）的典範。他博學自不待言，但更重要的是他學問的深不可測，這從我與他的結緣中可知一二。

 

我在芝大唸書時國藩已是教授，但我當時渾渾噩噩，只知他也是我中學華仁書院的前輩校友，與他並不相熟。在一九九八年初，其夫人冰白女士隨芝大校長孫能善來港籌款，不知怎地談起我尚在童年的小兒因中文水平不夠，但英文尚可，讀完了國藩的英譯《西遊記》大感過癮，冰白隨即告知，國藩正是其夫君。隨著多年，在芝城與香港都有與國藩冰白伉儷見面及用電郵交流，小兒後來在芝大讀書，也得他們多方照拂。

 

在這些交流中，我每每要向他請教一些我感興趣的問題。例如，有一次我問他有關天主教所唸的《信經》，據我在大學歷史科中所學，是公元三二五年在土耳其城市Nicaea天主教幾百位領袖開會所議決的教條，當中包含聖母為處女此一條文，我好奇此信條的源流來自何方。國藩的電郵回覆有如一篇學術論文（這是他的一貫特色，回應時十分認真），他解釋，在用希伯來文寫的舊約聖經中已有預告救世主將是被一位Almah所生，此詞意為「年輕女人」，但在耶穌出生前聖經已被譯為希臘文，Almah被譯為Parthenos，意即「處女」，其後馬竇福音用希臘文所寫，只能用上Parthenos此詞，其意流傳至今。若不精通這些語文，或對宗教歷史沒有深入認識，怎能一被問及便可詳盡提供答案？另一例是我一向認為中國歷史上發給僧人的證書，亦即「度牒」，是現代政府債券先河，我向他請教度牒制度曾對僧人的行為與制度有何影響。他回我的方法是列出了一系列的文章清單，要我閱讀。

 

這類一問便必有熱情而嚴謹的回應，例子多不勝數，就連送書予他也可得豐厚回報。我送過一套線裝的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給他，國藩隨即引導我了解此版本有何重要性。我知他是有名的美食家，送了套內含「隋園食譜」的《袁枚全集》給他，國藩說想翻譯此食譜，並告訴我內中關於烹食的精深理論。我欠他的，總是沒法還得清。

 

國藩離開我們，我難免思索，是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培養出一位如此傑出的學人。他家學源遠流長，他祖父余芸先生國學修為深湛，且從不識英文而只用了二年學英語便考入了牛津的梅頓學院，他的父親余伯泉上將是劍橋畢業生，有律師執照。他幼年離港避戰亂於中國內地，其祖父不但日夕跟他講《西遊記》，並且談詩論詞。國藩一早已是中西精緻文化的載體，但更難得的是他被培養出的認真治學態度，這與他在芝大的寺院式修練一拍即合，終於造就了位一代名家。在悼念國藩時，了解他的學習背景對教育界會很有幫助。■

 

(亚洲周刊 2015-6-21）

石頭扔高牆 禍延香港人 (雷鼎鳴)

部分泛民議員到深圳與三位中央官員會見後，表示要拋棄幻想，反對政改方案再無懸念。他們的幻想意何所指？按邏輯推論，是他們部分人曾抱有希望，以為只要企得夠硬，採取抗爭策略捆綁投票便可逼中央讓步，達到他們心中所謂「真普選」。

這的確是一種幻想。這種抗爭策略只可能帶來相反的效果。中央在回歸後一段很長的時間都在採取懷柔政策，香港提出的要求，它幾乎都有求必應。但這並未導致香港的反對力量自我消失，反而使到他們有恃無恐，最後連「港獨」路綫也有人公然宣揚。去年人大的831決議是分水嶺，這決議並無完全排除部分較溫和地把提委會變得更民主化的方案，但其精神卻是刻意地強硬。它要發放的一個信息便是：「夠了！你們若得寸進尺，沒完沒了，我們只會更強硬！」不明白這個信息的，是完全不懂政治了。


徒做內耗 損港人利益

本來抗爭路綫也不一定導致反效果，使到自己離開目標愈來愈遠，但抗爭路綫若要成功，卻需要一些重要條件。條件一是自己有無實力，條件二是道理上自己是否站得住腳。

論實力，泛民與中央強弱懸殊已是不須贅言，泛民能做到的，頂多是擾亂香港管治、製造動盪。去年的「佔中」失敗告終，已顯示出此策略唯一的效力便是製造內耗，損害港人的利益，中央根本不會退後半步。在政改問題上，泛民的分析家也只能傳達一個意念，若政改通過，支持泛民的一些人隨時會「發癲」，香港管治必然困難。但此種「恫嚇」其實並無真正威嚇力，中央可視之為垂死掙扎，反對派真正領頭人物及他們的意圖會較清楚地顯露出來，更易對付。至於有人用更激的方法「發癲」，這便更易使他們踩了綫，墮入法網，就算法律界中有人同情他們，也不得不判刑，況且泛民若說有點實力，其實力來源只是人民，但若他們想用港人的利益去脅逼中央，他們的「實力」怎會不被大幅削弱？「佔中」一役失敗，也正敗在得不到大多數港人支持，且引起不少中間派港人反感。

在道理上泛民反對派又是否站得住腳？《基本法》早有規定中央對特首有任命權（中央並不保留對立法會議員的任命權），中央亦早已答應香港可實行一人一票的普選。這便帶來了「雙認可」的必要性：特首必須得到中央認可及應得到大多數港人以一人一票的方式認可，缺一不可。中央的意圖顯然是要杜絕某些人當特首的可能性，這次在深圳的講話便很清楚。這些人是誰？他們是那些在中央眼中要搞對抗及甚至裏通外國的人。不過，我從來沒聽過中央會指定某某人才可當特首。這樣便造成一種局面，中央認可（或不反對）的人可以是一大批，其政治光譜不一定狹窄，但不要存在幻想，與中央搞對抗的泛民不屬於這批人。我們姑且用數學中集合論的語言說這批人組成了A集。另一個認可是特首要得到大多數港人的支持，我們可把港人認可的人選稱為B集。


鬥爭欠理據 難站穩陣腳

假如A集與B集完全沒有交疊之處，香港便必然有危機，中央認可的，港人不認可，或港人認可的，中央不認可。但我不相信情況是這樣，中央及港人都可接受的大有人在，普選與中央認可兩個目標都可達到。但部分泛民所要求的，只是接受普選部分，而抹走中央認可這一合理而且是《基本法》所宣示的條件。沒有實力之輩卻想取得所有好處，怎麼說道理站得住？

大部分港人其實對泛民與中央的鬥爭並不感興趣，他們所反感的，是泛民剝奪了他們的投票權，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沒錯，中央是高牆，但反對派絕不是雞蛋。他們是往高牆亂扔石頭的莽夫，高牆不會有損分毫。港人才是雞蛋，正被這些亂扔的石頭打得碎裂。

 

(Sky Post 201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