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的博弈分析 (雷鼎鳴)

「佔領中環」是一場博弈，但其倡議者的「假想對手」是誰？答案顯然是中央政府，其他人等雖無辜受到牽連，但現階段仍未成為鬥爭對象。在博弈中，參與者都必須判斷對手可能採用的策略，懂得如何還招，否則只會落得一敗塗地的結局。

「佔中」原本的手段是要癱瘓中環，從而脅逼中央讓步。這種手段公然宣布後，因一直只得到少數人的認同，所以近日倡議者有意迴避「癱瘓」一詞，但誰也沒有辦法保證，到時暴亂不會發生。這種用侵害港人利益去脅逼中央的手段能否有效？要尋求答案，首先便要分析中央對港人利益的態度。


遭脅逼 不按要求做

先假設中央政府並不關顧港人的利益。若然如此，就算香港變得百業蕭條，中央政府當然也不會作出甚麼讓步。這有如恐怖分子騎劫了一艘南韓的客機，卻要北韓政府釋放某某人等，否則要把飛機炸掉。如此的要脅當然會成為國際笑話，北韓哪會理會？

既然如此，「佔中」的倡議者若是認為自己的策略有效，便必定心中暗暗假設了中央政府不會置港人利益於不顧。這個推論，顯然與他們的反共意識不符，使人奇怪，但這卻是必然的推論。但就算中央極度關注港人的利益，脅逼便有效嗎？

我在4月29日本欄中曾提過《孫子》深刻地指出過：「將有五危……。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其中一危正正是「愛民，可煩也」，亦即將軍若有愛民的心態，容易被敵人掌握弱點，不斷用擾民的方法去刺激其犯錯，所以好的將軍會懂得絕情絕義，不受煩擾。中央政府若一旦在「佔中」的博弈讓步，便會被人看穿，它會被別人的擾民策略所煩，如此一來，怎會不引發更多的以侵害港人利益為基礎的策略陸續而至？中聯辦有大員的文章也指出此點，某報的評論認為這沒有根據，有抹黑「佔中」之嫌。這是未發生的事，哪可能有甚麼實證根據？但世界各國政府都擺明車馬，拒絕與恐怖分子談判，其原因正是與《孫子》兩千多年前的智慧一脈相承。被人成功地脅逼一次，以後的脅逼只會沒完沒了，唯一的方法，只能是針鋒相對，對方要求的不但不能做，甚至要做相反的。不懂這道理的，只能是草包！


脅逼就範 一拍兩散

據此分析，「佔中」這手段不但不會加快香港民主進程的速度，反會拖慢它。我這個結論，其實是主流意見，8月25日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在《亞洲周刊》發表了它有關「佔中」的民意調查報告，其中一條問題是：「佔中」可否令中央政府接納「佔領中環」參加者提出的方案？38％的回應是「一定不會」，37.7％是「多數不會」，而「多數會」或「一定會」加起來才得3.7％。

既然主流民意也懂得脅逼手段不能使中央就範，「佔中」的背後支持者為何仍樂此不疲？一種可能是他們的判斷力很有問題，明顯的事也視而不見。但更可能是，他們不自覺地採用着博弈論中「一拍兩散」（ultimatum game）的策略，這種博弈的原型如此：A與B要決定如何分配100元，規則是A可提出分配方法，若B同意其方法，則可落實；若B不同意，則兩人一分錢都得不到。在此規則下，A有可能提出自己可得99元，B只得一元的方案；若B不答應，則後者連一元也得不到。這種對局是典型的用「一拍兩散」脅逼對方就範的方法，還招的策略是預先宣告：你的提議我絕不會接受，除非你只要一元，我要99元。一方先用脅逼手法，但又無實力支持，只會誘發對方的「逆脅逼」。

上述分析尚有一「漏洞」，會否部分「佔中」背後的大力支持者，哪怕只是極少數的，根本不存爭取普選的希望，他們要的，只是亂港？我不相信有很多這樣的人，但又沒有甚麼理由否定他們的存在。

 

(Sky Post  2013-9-30)

 

流言與謠言 (雷鼎鳴)

我在香港與不少傳媒高層都有相交，近年時有聽到他們慨嘆，有部分媒體早已把「求真」這一新聞界的金科玉律放諸腦後。我從前亦曾聽過某媒體的主事人說過，他不喜歡僱用讀新聞系出身的記者，因為他們思想包袱太重，對某些原則太過執着云云。從讀者的角度看，以刺激官能為目標，以「娛樂性」壓倒真實性的「報道」，香港又怎會少有？

去年我的同事、歷史學家呂宗力教授贈我一本他的大作《漢代的謠言》，才知道今天某些媒體所用的抹黑手段，其實古已有之。從宗力兄的大作得知，古代抹黑手段也分層次，有流言、訛言、妖言、謠言、民謠、童謠、讖言、讖謠等等。我們所熟知的「謠言」一詞，實乃脫胎於歌謠，亦即千方百計把某些人「唱衰」而已，其內容多半並不真實。至於「流言」，則被朱熹定義為「浮浪不根，不斷流動」的言論，其內容雖也不盡不實，但真實性也許稍高於「謠言」，也一樣可用作抹黑政敵的工具。


謠言難止

我們常聽到有人說：「謠言止於智者」，這恐怕是太過樂觀的看法。白居易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連偉大的政治家周公也會恐懼層次低於「謠言」的「流言」，那麼現代的政要會感到受困、受害，又有何奇怪？周公所面對的流言，出自管、蔡等人之口，說他攝政，只是要控制年幼的周成王，是滿足一己的權力私慾。後世用「管蔡流言」一語時，便是指有人在製造輿論誣衊別人。不過，流言的攻擊對象一般是有權力的政治人物，至於「學界中人」，攻擊他們回報不高，一般不值得大費彈藥。

宗力兄分析「流言」時，特別強調其「浮浪不根」，出處無迹可尋。在古代這相信是事實，但在現代，情況也許稍有變化。互聯網發達，一用谷歌、雅虎等搜索，也不難追尋出誰是某某「謠言」或「流言」的最大原創製造廠。但這種搜尋也有局限，用隨意更改網名所發表的「言論」有如恒河沙數，誰發表了虛假的誹謗言論，根本無人會追究發放者的真身本人，他們自然不會對言論肯負上責任。這好比在一些公廁的門上，我們時會看到一些用粗口辱罵某人的字句，此種破壞公物的行為，英語叫vandalism，目的只在發洩，又有誰會真的理會？


講求實證最重要

「流言」或「謠言」也講求「成本效益」，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便是找出一個包含有抹黑意義的政治符號。公元15年，民間「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數萬」。當時的王莽自稱屬五行說中的「土德」，黃龍是他的象徵，黃龍已死，自然是一個打擊他的、厲害的政治符號。

宗力兄說：「人類歷史是流言、訛語充斥的歷史。」信哉此言。去年特首選舉期間，各種黑材料鋪天蓋地而來，有報館為鼓勵「發掘」（或編織？）黑材料，甚至設立獎金。「豬」「狼」等動物亦無端被捲入，成為新的有豐富含義的政治符號。有時媒體「殺得性起」，連非政治人物也不放過。有報章「報道」香港有油廠供應「地溝油」，最終導致該油廠倒閉。「地溝油」也是形象豐富的政治符號，含義不證自明，但後來據無綫電視及一友報追查，證實原來最初關於該油廠「地溝油」的報道是無中生有編織出來，此種「謠言」的確傷人，那油廠老闆只是小商戶，真正欲哭無淚。此事是否合乎公義，各人心中自然有數。

我們雖知社會中多有「謠言」「流言」製造廠，但文明社會對這類行徑總也應有個態度。最重要的方法莫如培養人民重視，嚴格推理講求實證的科學精神。所有學校，尤其是大學，都應使學生有一種尋根究柢的思辯習慣，有此基礎，「流言」「謠言」的空間便會小得多。

 

(Sky Post   2013-9-27)

 

 

港房策走向計劃經濟 (雷鼎鳴)

政府的房屋政策似乎逐漸從市場主導走向計劃經濟。去年十月份提出加辣版的雙辣招，即特別印花稅（SSD）及買家印花稅（BSD），以及今年二月推出的雙倍印花稅（DSD），被市場中人戲稱為3D，總體效果便是凍結了市場，使到交投疏落，樓價也未見回落，更少的人在過去一年能夠圓置業之夢。

特別印花稅的效果主要是打擊了樓宇的供應。買了房屋三年以下的，若要出售，便要繳交樓價10％至20％的驚人稅率，誰願意如此吃虧？對應之道，惟有是繼續持有物業，不肯出貨。二手樓宇的交投量，過去一般是一手的七、八倍，現在則已大幅萎縮。樓宇供應下降，會推高樓價及減少貨源。但毋庸諱言，此政策也可打擊對樓宇的需求。樓宇被購入後，若在三年內賣出便要被罰，這無異使樓宇變成燙手山芋，大家不敢購買。需求下跌可推低樓價，但交投量亦會減少。需求及供應的意慾同時減低，最終結果是樓價可上可下，無必然方向，但交易量一定大減，市場變成一潭死水。


撤辣招 助抑樓價

雙倍印花稅迫使已擁有物業的買家在購入另一樓宇時，要交可以高至8.5％的印花稅。這時買樓意慾的確有負面影響，但我們必需要問：為甚麼要打擊此等買家？置業人士一般有兩個動機，一是自住，二是投資保值。兩種動機都合情合理合法，不能說投資保值便是不道德。若人人都只擁有自住單位，沒有額外單位可以出租，那麼買不起樓的人可向誰租到樓宇居住？這不是變相迫使他們都要早點買樓嗎？

 

政府似乎有一種錯覺，以為現在這麼多人要求撤銷辣招，是因為他們要買樓，若一旦撤銷，這些人都會蜂擁入市，把樓價推得更高。我相信要求撤招的人，除了地產經紀外，很多都是賣家。現在的措施是阻止了他們賣樓。若辣招撤走，他們便可把手上樓盤放出，有助遏抑樓價。

政府認為過去若無辣招，樓價會早如脫韁野馬，升至不可收拾。同樣地，這也是沒有根據的臆測。樓價大升後，往往有回吐壓力，別人若說，假如沒有辣招減低樓宇供應，樓價早已下滑了，政府又哪裏找得出證據推翻此等說法？

不撥地發展香港只能捱貴樓

本月初，政府推出了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我讀後，同樣感到政府沒有重視市場的力量，更加倚靠規劃。文件的一個重點是估算出未來十年香港「需要」（need）多少樓宇單位，這與「需求」（demand）在經濟學上大有差別。「需要」一般指有一個固定的量，例如十個住戶便只需要十個單位。「需求」會告訴我們，若樓價或其他市場因素變化，需求量會隨着改變。政府認為，未來十年香港需要多建47萬個單位，但我們不可忘記，若樓價上升，大家便買不起較大的單位，只對小面積的單位有興趣，換言之，就算樓宇單位的數量不太受價格影響，總體樓面面積的需求，卻對價格敏感得多。若樓面面積下降，所需土地便更少，反之，則土地需求更大。這些都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

政府就算重回市場路綫，而不是靠辦公室內搞的計劃經濟，是否政府便無角色可扮演？非也！眾所周知，土地供應不足及因此而帶來的樓宇總量短缺，是今天樓價高企及每戶面積細小的根本原因。若要對症下藥，政府只能多造地。諮詢文件也顯出政府充分明白此點，只是文件並沒有給我們帶來一個清楚的信息，政府是否真有能力把地拿得出來。這也不能只批評政府，香港近年湧現了不少政客及利益團體，他們雖說希望樓價下跌，但同時又千方百計阻礙政府提出的發展大計，他們的訴求自相矛盾。政府最應該做的是，爭取輿論支持，使更多的人明白，不撥出土地發展，整個香港都只能捱貴樓。

 

(Sky Post    2013-9-25)

 

《勞動合同法》負面影響深 (雷鼎鳴)

從千禧年至今，據我估算，用以量度中國生產效率的所謂「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平均以每年2.8％左右的速度增長，基本上完全抵銷了大量資本投資所帶來的「報酬遞減律」效應，中國的經濟增長得以維持在極高的速度。

為甚麼生產效率有這麼快的增長速度？我相信主要原因有幾個。第一是朱鎔基當總理時，為中國加入世貿所作的改革；第二是中國大規模工業生產不斷使人民能累積經驗，愈做工作效率愈提高；第三是城鎮化規模龐大，衍生的問題雖不少，但每年一、二千萬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後，生產模式與效率都能得到提高。不過，上述因素所帶來的「紅利」，卻總會有消失的一天，我們不能靠吃老本，必須靠進一步的經濟改革來維持經濟增長。


四萬億救市有後遺症

可惜的是，前幾年的改革不但停頓了，還有倒退的迹象。2008年底金融海嘯後，中國用了四萬億元救市，正如內地不少經濟學家指出，這個舉措事後看來，根本沒有需要，負面的後遺症甚至比正面的效果要大，大筆資金被用以補貼無效率的國企，但民企卻是叫苦連天。事實上，在這筆錢未動用以前，「國進民退」早已出現。我在2008年11月，兩次被一些民營企業團體邀去杭州參加座談會，聽到最多的便是他們大吐苦水。

但若以負面影響深遠的「改革」而論，似乎沒有甚麼比得上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中的部分條文。

《勞動合同法》原意在保護勞工利益，出發點並無不當，其共98條條文中有一部分亦的確合理。例如，第31條中說明，用人單位不能強迫別人加班，加班後，要付出加班費；第26條說不能用欺詐、脅逼的手段或乘人之危，要人簽訂勞動合同；第37條說，勞動者要解除合同，要提前30天以書面通知用人單位，（對於某些行業，此例也不一定合理，例如在大學教書，我們若要辭職，須四個月前通知）。不過，撰寫條文的人據說頗受歐洲勞工法影響，其中有部分卻是對經濟及勞工的利益侵害甚大。我問過內地一些知名學者，為甚麼他們在此法例的形成期不表達反對意見，答案是他們當時根本沒有注意到這法例，它靜悄悄地便通過了。


做滿十年不會被炒

最糟糕的條文是第14條及39條。前者說明，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可訂定有固定期限的用人合約，但若勞動者在該單位已工作滿十年，或已經簽過兩次固定合約的話，那麼，再簽訂的合約便須為「無固定限期合約」。第39條又指出，用人單位若要解除合約，需要基於勞動者嚴重失職、嚴重違反規章制度、營私舞弊等等才可執行。換言之，《勞動合同法》是一刀切地賦予了不同行業大量勞動者一個「鐵飯碗」，他們基本上終身不能被炒！

此等「做滿十年便再也不能被炒」的條例會帶來甚麼影響？首先，這可能會自我製造懶人，若做事得過且過之徒也可終身留任，我們如何敢相信，沒人會濫用此條例？對僱主來說，為免將來炒不掉資深員工，在頭十年過後，亦要盡量不再與他們續約。這對僱主或是一種損失，因不敢留下有經驗的員工。對員工來說，法例反而對他們的職位構成威脅，做了九年後，他們都要忙於在市場找新工作，否則隨時失業。有些僱主因要避免新法例的束縛，可能要把工廠或公司遷往別處，甚或宣布破產。從自由主義精神看來，政府也沒必要在不同類型行業中強加此違反「自由選擇」的條例。

在一些行業，鐵飯碗並非毫無道理。眾所周知，在政府或世界一流的大學，不少職位都是終身制的。在大學中，這是為了保護學術自由，但就算如此，也必須輔以其他的措施，以防止流弊出現。大學試用期一般是六年或更長。在試用期滿前，要經過一極嚴格的國際與校內學者評核，真正有能力及有心的人才能獲得終身教職。但《勞動合同法》卻無此機制，不利中國的經濟發展。

 

(Sky Post   2013-9-23)

汲取金融海嘯教訓 (雷鼎鳴)

上周日是金融海嘯五周年，這次世紀經濟危機的後遺症雖仍未完全消失，但現在大家已高談美國應何時退市，危機總算暫告一段落。不過，不懂得從歷史中學習的人，很易會重犯同一錯誤，我們又可在海嘯中汲取甚麼經驗？


政府為錯誤投資包底

金融海嘯的成因錯綜複雜，這裏只談核心的兩點，第一點是政府的角色。眾所周知，海嘯起源於美國樓市的次按危機，在樓市泡沫形成時，銀行不理風險，大量借錢給樓宇投資者，貸款額甚至超越樓宇的價值。為甚麼銀行會如此「愚蠢」？因為銀行知道自己只是中間人，按揭合約可包裝為證券，賣給別人，把火棒送走，就算「爆煲」也對己無損。但為甚麼有人肯接這些按揭證券？最大的買家是房利美與房地美，它們資金主要來源是可向全世界發債。但為甚麼投資者肯不計風險，願意借錢給它們？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就算「兩房」買入垃圾投資失敗，美國政府也替它們包底。由是觀之，次按危機的出現，歸根究柢，是美國政府肯為錯誤的投資包底，這種做法，不但不能減低投資風險，反而是自己製造更多的風險。

第二點是投資銀行的角色，投資銀行當時持有着大量高回報但高風險的衍生工具，當經濟環境逆轉時，它們便頓時變成有毒資產。為甚麼投資銀行雖僱用了大批金融專才，卻好像完全不懂風險管理？這與這些銀行的錯誤誘因顯然有關。銀行替客戶投資，若只是購買低風險、低回報產品，銀行分不了多少紅利佣金，若是買高風險、高回報的，有錢賺時，銀行可抽取大量佣金，虧本時，卻是客戶承受代價。因此，銀行只有誘因買高風險的衍生工具等等證券。但若風險真的過高，銀行本身總也會有所損失，為甚麼它們對此似亦視若無睹？原因恐怕是投資銀行這一資本主義的符號，其實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盤踞的地頭。世界沒有一所大型投資銀行有真正意義上的大股東，就算是主席或CEO，其持股量一般連股總值的千分一也不到。從他們利益角度出發，就算公司垮了，他們的損失也有限，另找一份工可也。對他們來說，投資的正道便是專找高回報的工具，分了佣金再說。客戶與銀行所要面對的風險並不等於是他們的風險，不用太「肉緊」。


放寬銀根安人心

金融海嘯發生後，市場上出現了極度的悲觀情緒，似乎世界末日要到來，「火燒連環船」的困局不可避免，市場經濟再不可信等等。事後證明，此等末日言論全是言過其實。在2008年11月，我與老師——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 Prescott）交換過幾次email後，已感染了他的樂觀情緒，他認為當年11月份金融危機已結束，股市已探底等等，美國實體經濟的生產力強，經濟不會崩潰。他說的話，其後證明是對的，但市場中的悲觀情緒總也要化解，否則無人敢投資，也是枉然。

伯南克應記一功，他用的量化寬鬆一期是學懂了佛利民學說的正確政策。佛利民在他的劃時代巨着《美國貨幣史》中用大量證據指出，美國在1930年代，若非把銀根收縮三成，大蕭條根本不會出現。伯南克量化寬鬆正是以此理念，放寬銀根，大手買入各銀行的低質或甚至有毒資產，使銀行變成手上持有大量聯儲局資金用作儲備，再不用驚慌失措，金融海嘯的殺傷力被此工具大大地化解。但量化寬鬆二期倒是全無新意，作用有限。量化寬鬆三期則又有新思維，美聯儲局擺明車馬，每月增發850億美元貨幣，直至失業率大幅回落，目的是發放訊號：大家不用擔心這麼快會退市，利率不會太早增加，投資者可放心入市增聘員工。這政策有成效，失業率真的回落，但現在聯儲局又跌入了自掘的陷阱：失業率是回落了，但仍然偏高，宣布退市則失業率可能止跌回升，不宣布又怕將來有高通脹，進退維谷，不知如何是好。

 

(Sky Post   2013-9-18)

 

「沉默大多數」有多少人？ (雷鼎鳴)

「幫港出聲」的英文名字包含有 Silent Majority（沉默的大多數》一詞，周末看電視新聞，也見到有社會群組用上「沉默之聲」的名稱，在中區集會撑國民教育（此名也許來自我少年時代寓意深遠的流行名曲《Sounds of Silence》），可見不少人對沉默者的真正心聲是否為世所知十分關心。

在一個絕大多數人都願意積極發言的社會，根本便沒有所謂的「沉默大多數」，但若發言的人只佔極少數，那麼搞清沉默者的意向便十分重要，不懂得解讀他們的觀點，在社會決策上，可能會有大錯。2010年5月16日，香港搞了次所謂「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補選，事前公民黨與社民連估計或只是希望，這次「補選」有超過一半選民參與，但隨後他們見到勢色不對，支持者原來很少，惟有接二連三地把成功的標準降低，有一段時間說有25％的選民投票，運動便已算成功；後來更索性不設成功準則，總之，甚麼投票率都算成功。最後只有58萬人投票，只佔登記選民的17％，以數字而論，此運動可算全面失敗。


大聲的並非民意

失敗的原因在哪裏？為甚麼開始的時候敢誇下海口，估計有超過一半人會投票？我相信這是因為主事人太相信網絡中所反映的「民情」所致。眾所周知，網民意見，一般較為往激進方向傾斜，把他們的意見投射為「沉默大多數」的意見，豈不犯上「選擇偏差」（selection bias）此一統計學上的大忌？

那麼，我們如何才可較為準確地解讀「沉默大多數」的意見？雨果的《孤星淚》歌劇中有名曲《你們聽到人民的歌聲嗎？》（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有些人以此作口號，把某些社會活動中參與者的聲音當成是社會的總體民意，這其實是很荒謬的。思想獨立的人民自然各有自己的不同意見，若是把某些團體的聲音當作普遍民意，誰大聲一點，便愈被當成是代表人民，那麼，民意是常會被強姦的。若果社會的決策都是基於「鬥大聲」，那麼很多人便會被引誘無心工作生產，把精力都用在怎樣把自己的聲音蓋過別人，這對社會的經濟會起到很大的破壞。

解讀民意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就算是用上公投這種直接民主方法，真正的民意也不一定能掌握得到，此事的原因我稍後會另外撰文詳細分析。不過，有投票紀錄作依據，總會比毫無根據胡亂猜測好一點。

但若用投票結果去掌握民意，我們便立時碰上一道大難題。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香港18歲或以上人口共599萬9千人，若只算「常住人口」，則只有580萬4千人。香港的選民必須是18歲或以上常住香港的永久性居民，上述「常住人口」中，有一部分不是永久性居民，無權當選民。我閱讀過人口普查的各種數據後，估計有權當選民的大約有550萬人。


三分二人仍追求穩定﹖

2012年地區選區登記選民人數有343萬7千人，即有超過200萬合資格的人選擇不登記當選民。登記選民當中，去年立法會選舉有183萬9千人投票，換言之，有366萬人合資格人士根本沒有投票，不投票的人是投票的人的兩倍！

既然只有三分一合資格的人有投票，以此投票結果投射為550萬人的民意，豈不荒謬？另外的三分二，既然他們連票也沒有投，可當上「沉默的大多數」自無疑問。我在本欄說過，香港社會正在被人撕裂為兩個人數可能相若的群組，但其實尚有另一可能。也許被撕裂的只是政治上較活躍的一群，另外佔總數三分二的群組，他們的取態仍然中間、平和、追求穩定。這個猜想，與我近年所觀察到的「沉默大多數」的意見十分接近。觀乎「佔領中環」的支持者，搞來搞去，也只佔社會中的少數，可見「沉默大多數」在社會中大有起到穩定作用的力量。

 

(Sky Post   2013-9-16)

大學應否搞「家長日」？ (雷鼎鳴)

讀小學時，同學最害怕的事情莫如校方說要見家長，他們大多會把此看成是最嚴厲的懲罰。為甚麼這麼怕？部分原因可能是當年若非學生有重大過失，校方都絕少有興趣見家長。不過，有些好老師偶然也會進行家庭訪問，以了解學生的生活或困難，這與學生有無犯錯沒有關係，但我印象中同學對此也有點抗拒，不想校方與家長有甚麼溝通。

中學時倒是未聽聞過校方要見家長，校方與家長的唯一接觸可能是中五時學校搞了個開放日，但來的家長也不多。在某一年，有一天我們的校長霍理義神父（Joseph Foley）突然在上課時到班房找我出來談話，他不知從何處得知我家有經濟困難，想見我父母，看看他可否幫忙，我的條件反射也只是婉拒了他的好意，也許當時的想法正如大多數同學一樣，校方與家庭溝通是不可想像之事，最好不要發生。也許現在大學生不歡迎大學搞「家長日」，是隔代的「童年陰影」所致。


美大學與家長聯繫制度化
在美國讀書時，遇上的文化震盪之一是學生往往以父母失約，沒有到學校觀看他們的表演為最大的失望。家長多知道學生在校的點滴，被視為理所當然。事實上，美國的大學也將與家長的聯繫制度化，畢業禮的時候邀請家長到場自是理所當然，在開學迎新時期，也大事安排到訪的家長活動，並舉辦種種講座導遊，使到家長更了解大學，以後可放手讓子女「自生自滅」。校方與家長建立了聯繫後，在往後的數十年，家長（尤其是私立中學或大學的家長）時會收到校方寄來的募捐信。若說香港的大學近年搞「家長日」是「小學化」，不如說是「美國化」更貼切一點。

在科大二十多年，目睹不少校方與家長關係的微妙變化。九十年代，絕大多數學生是家中第一代大學生，只有極少的父母唸過大學。或因此之故，家長雖或對大學好奇，但基本態度是「敬而遠之」，絕少自動找上門與我們交流。


現時家長寵愛獨生子女
這個情況在近年逐漸出現了變化。這有兩個因素：第一，父母有大學學位的，每五、六個學生左右便可找到一個。這些中產父母對大學並不陌生，對各種制度及學生學習的流程也頗為熟悉，他們不會太介意與大學往來，對子女的學習也懂得如何緊盯着。第二，九十年代初香港的女性平均一生生育1.4名小孩。扣除大約有兩成婦女因不育或選擇不生孩子，再算上有小部分人生育了超過兩名小孩，粗略推算的結果是大學生中屬於是獨生子女的現在約有三成。天下父母都關愛自己子女，若只得一個孩子，其肉緊程度往往又會更為明顯。若有相當一批如此重視子女學業的父母，大學是不可能當他們不存在的。

我因職務關係，過去算是本科生課程的前綫工作者，直接接觸的家長無數，與友校交流情報也頗多，見過或聽過的事情當然很多，有時的確會感到大開眼界。例如，有家長幾天找不到自己子女，會找到我們辦公室詢問，我們同事找來學生近期課外活動的照片，家長才敢放心，但又要叮囑我們不要讓該學生知道。又例如，有學生參加交換生計劃，到外國大學就讀，但家長不知如何，認為該處宿舍條件不夠好，要我們的同事多次找外國的大學更換宿舍，但最後仍不滿意，終於讓子女回港。再例如，家長為子女考試失利而來「求分」的，我也聽過不少。當然，絕大部分父母都十分放心，他們心中只有好奇與關懷，大學又有甚麼理由不方便他們，讓他們更了解大學的生活與學習環境？

兩周前，參加了我校商學院與家長的交流日。有些東西同學是不一定歡迎的：我稍為洩露了一點校園的生活狀況，以後你們要對家長隱瞞，難度會增加一點點。但有一樣你們是高興的，我對家長說：「這裏的條件很好，同學受到關顧，你們大可放手，以後不再來也沒有關係！」

(Sky Post   2013-9-13)

美國退市香港怎麼辦？ (雷鼎鳴)

美國聯儲局何時會退市，不再搞量化寬鬆？此事現在可能言之尚早，但要來的終須會來。倘若美國真的退市，美元利率自會上升，港元利率也會跟隨，但滯港的部分熱錢總也可能會撤離香港，回流美國。到時港人要如何應付？要尋找答案，我們不妨先回顧熱錢流入香港，製造通脹壓力時，本地的銀行體制如何面對。

從2008年9月金融海嘯出現，美國快將推出量化寬鬆一期開始，到了今年六月，總共有多少資金流入香港？最好的估算是看看所謂的「貨幣基礎」增加了多少。答案是8,825億港元（下同）。若按正常的運作，這筆巨資會通通變成港元鈔票，在港流通。在2008年9月，香港的鈔票共只有1,878億，若突然猛增8,825億，那麼鈔票量也就等於上升470％，若貨幣量M3也按乘數效應隨着這比例增加，最終的結果可能是物價的增幅也會與此相若，香港應會經歷了超級通脹。


錢放銀行及送回外國
但這種惡劣的通脹顯然沒有發生，香港是如何度過了這一關？事實上，從08年9月到今年6月，鈔票量只增加了1,329億，遠低於流入的資金，那麼剩下的7,496億跑到哪裏去？這筆錢有兩個目的地：一是放在銀行體制中，隨時等人提走；二是被送回外國，買了美元證券。

第一部分有1,538億，準確點說，是變成了銀行體制的「總體結餘」。在香港的制度下，每個銀行都要在金管局開一戶口，各所銀行此種帳戶的總存款量便是「總體結餘」。這些帳戶有多種功能，若有銀行的客戶要撤資，他們可拿港元到銀行兌換美元，銀行到哪裏可找到美元？答案是可用在金管局的戶口結餘，向金管局買。由此觀之，銀行的「總體結餘」愈多，便愈有能力應付資金外流。從前「總體結餘」通常只得幾十億，現在則高達千餘億，可謂彈藥充足，反映各銀行早有準備，知道熱錢隨時可撤走。

另一部分總值5,958億的資金卻是被金管局一早送回外國去。金管局用的方法是發行外匯基金票據，把流入的資金，從市場中借到手中。倘若有100美元流入，金管局接收了這100美元後，便容許銀行多印780港元鈔票，隨着又把這780港元借回來，不讓它在市場流通。原本已收到的100美元則送到美國買其債券。流入的錢愈多，便愈要把它送走，使它在港「雁過無痕」。

由此可知，過去五年流入香港的大量熱錢，或是被金管局通過「乾坤大挪移」，將它送走；或是存放在銀行戶口中，等人撤資取走，剩下變成本地鈔票的，所餘無幾。鈔票的增加會通過乘數效應，使貨幣量M3增加，但經七除八扣下，又經銀行小心處事，M3在這時期的年增長率，平均只得8％，比從前更低。這就是為甚麼香港沒有出現高通脹。


熱錢變成本地鈔票少
回到原來的問題，資金流入會引起通脹，流出卻可使利率上升，通縮也或有機會出現，真正的效果有多大，把上述過程倒過來便可。第一道防綫是銀行的總體結餘，這裏有千多億元，可抵擋一段頗長時間的撤資。這筆錢若用光，便可用第二道防綫。銀行拿着手上的5,958億元的外匯基金票據，隨時可向金管局套現，並以之兌入美元，以應付客戶撤資之需，金管局賣掉一些美元債券後，便可有美元現金兌給銀行。過去流入多少錢，現在也可讓它流走。

這個過程若一切順暢，香港不易出現通縮，但流程稍有阻滯，則利率會應聲而起，樓市股市都會受負面影響。港人若嚴陣以待，這些影響也大不到哪裏去，但短綫波動卻難免。

(Sky Post   2013-9-11)

也談「破窗理論」 (雷鼎鳴)

「幫港出聲」第一次賣廣告時，周融寫了句「破窗理論是紐約市成功滅罪行動引發的理論」，友報專欄作家徐家健教授對此語頗有批判。我是經濟學界中貪污理論的原創人之一，對「破窗理論」算是行家，我認為周融與徐家健都是言所有據，談不上誰對誰錯。

這絕非「和稀泥」的說法。我們先了解一下「破窗理論」在說甚麼。1982年有兩位社會科學家撰文指出，若有人打破窗戶，而玻璃又不被替換的話，很可能會吸引更多滋事之徒或犯罪分子有樣學樣，肆無忌憚，打破更多的窗戶。1990年紐約市政府聘用了布拉頓（William Bratton）作為負責紐約市公共交通的最高警官，他立即以「破窗理論」作思想指導，採用了對罪案「零容忍」的策略，大力打擊罪案。1993年朱利亞尼當上紐約市長，他隨後索性僱用布拉頓為全市的警察一哥。紐約市的罪案在90年代突然大幅下滑，朱利亞尼及他的支持者難免邀功，說紐約市罪案下跌得自他們的英明政策。上文周融所寫的那句話正是源於此，「破窗理論」受人注意，的確與紐約罪案下降有關。


不能解釋罪案減

但徐家健的批判是否有錯？也不是。讀過李維特（Steven Levitt）《怪誕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他認為美國罪案率在90年代下降，原因是70年代墮胎開始合法化，一些少年婦女不用生下自己難以照顧的小孩，破碎家庭數目大減，從而也使到90年代的青少年罪犯大幅下降，而紐約市罪案率下降，更早於布拉頓被委任為紐約市一哥，所以「破窗理論」不能解釋紐約市為何罪案減少。徐家健指出此點，當然十分有益有建設性。

順帶一提，徐家健從前是我校高材生，現在美國大學任教，他與朋友合寫的經濟專欄，題材廣泛，經過幾個月的筆耕，已卓然成家，將來必有巨大影響力。他們的專欄是我向友報的總編推薦的，本來以他們的實力，我是多此一舉，但世事無奇不有，他們向一份知識分子報投稿時，可能該報較喜歡左派文章，所以他們被退稿，於是找我問意見。我現在倒對自己當時的眼光不能不自讚一番。


「破窗」策略符經濟原理

不過，「破窗理論」是否查無實據呢？把它用作解釋紐約市的情況，可能並不準確，但不少犯罪學家及心理學家的研究卻又找到不少其他證據支持它。我自己在1986年有篇論文，其內容與此亦頗有共通之處。

我那篇論文的原始意念來自我的老師之一，諾貝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 Presscott）。我有天去找他聊天，談到打擊貪污的問題，他想了一想，在黑板上畫了一幅圖，只有一條曲綫和一條直綫，我立有所悟，依此綫索，寫了篇文章解釋，為甚麼在50年代「三反五反」後，中國變了世上最廉潔的國家之一，但到了文革過後，貪污個案急劇上升，政府就算耗用不少資源，雖每隔一段時間，大張旗鼓打擊貪污，但總是打它不下？原因是貪污有一特性，當今天貪污盛行時，可能是因為貪官都需要結盟，互相保護，他們被抓的機會很低，所以貪污的成本也不高，大家都大貪特貪可也，怎樣打擊，也不易有效；反之，在貪官不多的地方，一犯法便隨時被人檢舉，怎麼敢貪？就算不用投放多少資源打擊貪污，貪官也會自動絕迹。我此文尚有不少其他的引伸，但其主旨與「破窗理論」十分接近，其後經濟學竟有起碼二、三十篇論文採用近似的方法分析貪污，慢慢成了一組文獻。

由此理論推演，我們也可解釋不少有趣現象。為甚麼黑幫頭子只要一發現有手下有異心，便必將其處決，不留後患？原因是他怕別人有樣學樣，一定要先行以處決去震懾他們。同理，香港早已出現美國50年代麥卡錫主義式的「獵巫」現象，只要社會中出現與某些人不同的意見，部分傳媒必會有人跑出來，捕風捉影上綱上綫，胡亂打壓。這些傳媒怕的是當別人說出真相後，會有更多的人認同，不斷有更多的人勇敢地出聲，那麼他們便會大勢已去。這種策略符合經濟原理，頗為有效，但卻是有其局限。有些人天生不怕打壓，享受以一挑戰一百的樂趣，社會中這些人多的是，不基於事實的攻擊，又有甚麼用？

 

(Sky Post   2013-9-9)

上海自貿區可變另一香港 (雷鼎鳴)

　　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把中國從公有制改為私有制為主，計劃經濟則成市場主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及鬥志得以釋放出來，造就了世界經濟史未見過的經濟奇蹟。但無可諱言，鄧小平開始的經濟改革並未徹底，至朱鎔基年代，他為中國加入世貿所作出的進一步改革，又使中國多了近十年的「改革紅利」，經濟又再翻了不止一個番。不過，經濟改革已完成嗎？肯定不是，近年的「國進民退」現象，便使人擔心不已。

 

　　我不知道「李克強經濟學」的真實內容是甚麼，但他強調「改革紅利」的重要性我卻十分同意。改革永遠都是困難重重，因為它會觸及不少人的利益與固有的思想模式，但改革總是要做的，否則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慢下來。8月22日中國商務部發布消息，宣布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位置在上海市的四個保稅區，佔地28.78平方公里。此事若成功，對中國經濟有極大的推動潛力，對香港則會構成重大壓力。

 

削弱港貿易優勢

 

　　「自由貿易區」的概念是要與國外的貿易夥伴簽訂協議，互相開放市場，逐步取消大部分關稅，投資進一步自由化等等。此等做法，與香港一貫以來的政策接近。換言之，上海的自由貿易區可使這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經濟上變成另一個香港。香港因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優勢，由於不再是獨家獨市，顯然會有所削弱。

 

　　但港人能提出充分的理據去反對這自由貿易區嗎？當然不能。李克強這一步對中國意義重大，希望中國好的人，不能不支持。就其意義而言，我有如下看法：

 

　　第一，中國走的改革道路是前人未走過的，現存理論雖有極大參考價值，但仍不能光靠它們。中國用的方法是摸著石頭過河，找了試點後，可防止錯誤太過擴散，但若成功，則別處可複製，上海自由貿易區似乎亦按此理路進行。因此，我們分析它的影響時，絕不應把眼界局限在28.78平方公里，而是要問當整個中國都是自由貿易區時情況會怎樣。這正如從前的特區政策，早已推廣到全國多個地方。

 

　　第二，李克強推動自由貿易區，等於是向世界發放一個信息：中國會持續改革，經濟會繼續走自由化競爭化的道路。在真正的市場競爭面前，低效的國企較難吃老本，倚靠過去的壟斷力量已經不能保證它們能發展下去。這種信息，有如鄧小平南巡的政治符號，大家知道新方向，但當然，李克強的影響力尚未及得上鄧小平。

 

中國部署加入TPP？

 

　　第三，美國在2008年2月突然看中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俗稱「TPP」，見3月25日本欄拙作），不但加入，更掌握了它的主導權，日本在今年3月15日也決定加入。有了日、美兩國及其他成員，其經濟總量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已達世界的31.7％。這個組織，要求很高，例如有零關稅等，其外交目的之一，很可能是要圍堵中國，因為美國相信中國在面對這些苛刻條件時，不會加入。幾個月前，已聽到一些說法，在探討中國應否加入TPP。現在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政策，與TPP相比，實不遑多讓。這會否是中國有可能在部署加入TPP，自貿區只是第一步？若如此，不但可打破別人的圍堵，尚可以加入TPP去迫使中國的企業進一步面向市場，面向改革。

 

　　回到香港，我們能對世界的大變、中國的大變，視而不見，繼續內耗嗎？不面對競爭，從而改善自己的能力，如何會有前途？

 

(Sky Post   2013-6-9)

 

 

 

「二十三條」與「四十五條」 (雷鼎鳴)

上周末有個婦女團體邀我到一午餐會講《基本法》。到了會場後，眼中所見，清一色全是女士，我人生中第一次變成萬紅叢中一點綠，感覺奇怪。幸好眾女士對我的言論極為包容，認為「入得屋企」，才安心舒坦一點。

我開宗明義便說，我是一個經濟學家，不懂法律，要我講《基本法》，有點問道於盲。不過，我雖沒有權威去解釋《基本法》，但卻懂得提出問題。打開《基本法》，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二十三條」與「四十五條」，前者是十年前引起軒然大波的反叛亂、分裂、煽動、顛覆、竊取國家機密的條文；後者則是選出行政長官的法理依據，其中講明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政府任命。」

一拍兩散 不符港人利益

這兩條條文中間互有關係。眾所周知，回歸16年，但與「二十三條」相關的法例尚未在港立法，而中央卻手握行政長官的最後任命權，這便可能出現矛盾。假如香港通過某種方法選出一位人士，但中央政府卻相信此人有可能對「二十三條」陽奉陰違，不理會「二十三條」所提到的「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不肯委任此人，那豈不糟糕？若「二十三條」早已立法，中央會放心得多，但沒有「二十三條」而只有普選，它會感到中國的利益沒受到法律的保護。

我們當然可以孩子氣地說，不用理會中央的看法，只看港人意願便可。但博弈論及《孫子兵法》都告訴我們，這是愚蠢思想，與「對手」博弈，一定要知己知彼，明白對方的底綫在哪裏，否則事事一拍兩散，哪可能符合港人利益？

我曾參加反對「二十三條」示威

我相信中央根本不想介入香港的眾多事務，只要香港保持安定繁榮便可。它最大的顧慮是外國勢力的介入，否則為甚麼它要牢牢地抓着外交權與軍事權？但我們又清楚知道，包括我在內的不少香港人並不歡迎「二十三條」，立法從嚴，害怕影響我們的自由。

十年前提出「二十三條」時，很多港人都十分反對，我也參加示威，我相信這是對的。當時從「二十三條」所可能衍生出的法律條文並不清楚，且美國因反恐關係，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二十三條」立法並不急切。十年過後，美國早已調整政策，在軍事上、外交上，甚至在經濟上，圍堵中國之心，昭然若揭，斯諾登事件顯示出，美國連香港年輕人在網上的活動，也要秘密監察，「港獨」勢力雖不成氣候，但他們必有興趣與境外力量合作，影響可大可小。從中央角度而言，若無「二十三條」，而普選又選出一位無意保護國家利益的特首，那麼唯一可守之險，便是必要時，動用中國本身法律中的反分裂法。鄭赤琰教授告訴我，只要中央認為香港有分裂活動，而這又涉及外交或國防的，這條內地的法例可適用於香港。恐怕多數港人都會相信，這條法例比「二十三條」衍生出的法例嚴苛得多，此種情況又哪是我們願意見到的？

我對這種困境無法提出較好的解決方法，但經濟學慣於從各種制約中追尋最好的結局，所以我曾想過，可否要求未來的行政長官允諾要為「二十三條」立法，哪怕條文溫和點也好，以換取更民主普選。這個方法顯然有很多缺點，例如特首就算答應推動，但最終卻推動不力，怎麼辦？我在午餐會中亦對記者指出，這思維並不成熟，所以不能把它當作建議。
香港報章喜歡炒作，周日有報章把我說的話剪裁後，大篇幅地報道，並無中生有地「引用」根本不知情況的李卓人說：「認為雷不應為出任公職而討好政府，放棄過去獨立自主聲音」。對此種抹黑手段我已見慣不怪，但幸好這次「誹謗」是否屬實，是很容易驗證的，而且可能為我帶來一小筆橫財。我在此公開向該報的總編及李卓人提出以下挑戰。

挑戰抹黑報章和議員

我可與這兩方各自簽訂一期權合約，倘在未來三年（更長一點也無不可，但普通法中要求這類合約要有期限），我接受香港政府委任的任何諮詢架構或法定團體的主席職位，我願意送他們十萬大元。若沒有接受，他們要在三年後賠我一萬元。若他們要把「公職」推廣至只有苦勞，而沒有回報的諮詢架構的普通成員，也無不可，但他們賠我的「賭注」便要增加。

我把「賭注」局限在一個小數目，是因為怕有人說我為了錢而故意不參與公職。但我相信我是一定贏的，除非廉署認為這是利益輸送（給我），或有人認為這不合法律，才可作罷。信口開河的「輿論」香港見得多了，他們敢接受這公開挑戰嗎？不敢的話，則請聽我所勸，以後再胡說的話，是十分冇面的。

 

(Sky Post    2013-9-4)

牢騷太盛防腸斷 香江何堪撕裂忙

拜讀林行止先生8 月28 日大作〈論政負責當如何  怕亂怎能防害生〉，頗生感觸。我三年前在《信報》寫過兩篇有關社會兩極化的文章【註】，其預言竟一一應驗。

我在這些文章中，要解答的其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是：「在一個社會中，很多時人民的價值觀非常接近，所觀察到的事物訊息也大致相同，為什麼也出現意見嚴重對立的兩極化情況？」見到相同的事，大家也可能有南轅北轍的解讀，若是連事實也搞錯了，有些陰謀論式的揣測豈不自尋煩惱？

眾所周知，我雖不是「幫港出聲」的成員，但對它卻大力支持，我甚至可自稱為它的催生者之一。6月中，鄭赤琰教授託一位朋友約我到陸羽午茶，在我年輕時他曾幫過我很大的忙，若沒有他，我是不可能赴美讀研究院的，幾十年未見，鄭教授當時顯然已忘記此事。他的約會我是一定會去的，席中尚有初見面的吳宗文牧師及他教會的一些信眾，大家一見如故。吳牧師生具童顏，望之如三十許人，我便有點倚老賣老，後來才知他年長於我，真正失敬。

社會意見「雙峰分布」

大家談話焦點很快便涉及香港的時局，對香港主流媒體的一些評論頗不以為然，而且認為其脫離了實況。我們所接觸到的各階層人士，很多都認為不少媒體是非不分，對「佔中」活動也十分反感，卻苦於無法發聲，相當壓抑。我大力鼓動他們應組織起來幫沉默的大多數說話，席中人也甚表認同。隨後有一些飯局商討大事，我因常不在港，不能全部參與，但知何濼生及周融也有參加；大家事忙，周融肯犧牲時間，很多具體事務當然是他負責了。我不是正式成員，原因十分簡單，自我二十七、八歲以後，除了學術團體外，從不參加任何組織，而且今次參加者起碼要每人捐助五千大元，而我除了願意給教育團體捐款外，其他一切免談，總不能不捐錢便厚著臉皮當成員也！

由此可知，「幫港出聲」的出現只可能是自發，絕非與其他同道或不同道團體「分流」對付什麼不同的對手。近來較激進的組織的有關人等，我記憶力不足，想不起有誰是我認識的。至於在報章賣廣告的「一寶」，我至今仍未讀他的廣告（我不買報紙多年，只靠Wise News，廣告我不會見到），我問過「幫港出聲」的辦事人，被告知無人知道他是何方君子，我工作極度忙碌，也就不評論他的觀點了。至於鄭赤琰所寫的文章，是「幫港出聲」唯一一篇回應行止兄的文章，這是我們都贊同的；行止兄德高望重，不回應便是不敬。

講完我所知的有關「幫港出聲」出現的前因後果，我們還須分析判斷香港在發生什麼事。

首先，我認為香港當前最須注意的問題，是社會正在被撕裂，它的重要性比選舉制度更甚。什麼才算撕裂？按照我三年所寫文章的定義，倘若社會中人的意見、價值觀、判斷等等出現所謂的「雙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而且兩峰之間距離甚遠，各自的人數也頗為接近，這便是撕裂。在一個正常穩定的社會，大多數人的意見、判斷等等會十分接近，中間的人多，兩個極端的人少，這便是「單峰分布」（monomodal distribution）。兩種分布所引起的後果十分不同。

我們就以「佔中」一事為例。主流傳媒過去在不少事上能反映大多數港人的意見取向，但在此事上已經是不能了。主流傳媒所組織或刊登的文章中，支持「佔中」的顯然是大多數，但我自己接觸各院校的學術界朋友或大學時同學，卻鮮有認同「佔中」一事，有些還意見強烈，常希望我多替他們說話。我在街頭上、地鐵裏，時有陌生人告訴我他們認同我的觀點；在參加過不少的論壇中，我聽到的反對「佔中」聲音也是很強的，其中不少還理據十足。會否這些只是個人印象，殊不可靠？這有可能，但我所讀到的各種民意調查，反「佔中」的人數都遠高於贊成「佔中」的，有些還高出100%以上，讀者可自行審閱各種報告。當然，既有主流傳媒的支持，贊成「佔中」的人也不會太少，這便滿足了我上面所的撕裂的條件：人數差不了多少，但意見兩極。

撕裂已經出現的另一特徵，是極端的思想亦早已出現。我在《信報》近年寫過百多篇文章，篇篇皆花過大量時間作考據，完全以說理為基礎，但過去亦曾收過一些語帶恫嚇的信件，這類信件我看來頗具娛樂性，可惜近來少收了，頓感失落。反對「佔中」的吳宗文牧師告訴我，他曾收過刀片、陰司紙及恫嚇信，此種疑似黑社會行為帶有政治意圖的活動，在港早已出現；但事實歸事實，當然不可能是政府主使的，中間派的泛民顯然也與此無關。

重回中間做法合理

我數月前到梵蒂崗參加有關失業問題的學術會議，蒙教宗接見祝福。回港後與吳牧師午宴，聽他在飯前禱文中說感謝上帝，因為祂奇妙的安排，得以找到我當上反對「佔中」的工具云云，對此我當然感到汗顏。日前某報的八卦版卻說反對「佔中」之人「群魔亂舞」，我是平凡一個，非聖非魔，卻連忙對號入座。上帝工具與魔之間差異大得使人啼笑皆非，但這也是香港不同人等價值觀撕裂的另一旁證了。

社會撕裂可帶來什麼？民主制度可以使人民送走他們不喜歡的官員，但即使這是最好的制度，在撕裂了的社會中，它也不可能運作良好。歷史上一些國家因宗教或種族等問題而致人民嚴重對立起來，當中所衍生出的戰爭、動亂和暴力都是民主制度無法化解的。我三年前的文章引用過一些研究報告，指出在民主社會中，因自由較多，對立的社群更易出現暴力。我當時亦提過牙買加一例，此國比香港更民主，但社會撕裂問題嚴重，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現在我們大概可加上埃及作為例子，民主與暴力並存，管治舉步維艱，經濟建設是談不上了。從這些經驗看來，若港人嚴重撕裂，就算有所謂的「真普選」，香港的管治也會十分困難。兩派勢均力敵，裂縫可能也難以彌補，這會是香港的不幸。

社會撕裂的不利是顯而易見的。三年前我的文章曾引用兩位著名經濟學家的數理模型詳細解釋「單峰分布」的社會，理論上如何可演變成「雙峰分布」，篇幅所限，現不再重複。不過，香港這幾年的經驗，也確有啟發性。香港社會的撕裂，在開始的階段，很可能源自立法會選舉中的「多議席單票制」。各區選舉中，只得幾個百分點選票的人也可能與得票20%以上的人一齊進入立法會平起平坐，這自會引發一些人專攻極端路線；但他們絕不會滿足於幾個百分點的選票，接著一定希望挖走較接近他們的中間黨派的支持者。我與一些中間泛民的頭面人物交流時，明顯覺得他們最憎惡的是激進泛民。眾所周知，在去年選舉時，後者的主要攻擊對象不是民建聯等黨派，而是中間泛民。中間泛民如何應付？他們可以堅持立場，但亦有可能為了減少攻擊，自己也被拉扯向極端處，這已是撕裂的開始了。

在同一時候，我們也隨處可看到語言暴力的湧現。從前此等侮辱性的攻擊語言只充斥於網絡，現在則早已傳染到主流傳媒中去。此等語言， 「明屈」別人的居多，自會引起別人反感，從而反擊。語言暴力會衍生更多的語言暴力，更而再衍生出真正的暴力，現在香港恐怕已漸漸步入這階段。一些親泛民的評論員在泛民的語言暴力及諸如「維園阿哥」出現時怯於批判、甚至作出愛護姿態，到今天便要面對必然會因此而出現較極端的捍衛建制派的人士，這是很不幸的。他們只把此種進一步撕裂的責任推到他人身上，是對歷史的不忠實。

從中間建制派的角度出發，他們或許為一些激進建制派的出現而感到吐了一口烏氣，但這也可能是危險的。目前中間與激進建制派也許沒有大矛盾，但正如激進泛民與中間泛民互相視對方為最大仇人一樣，將來激進與中間建制派一樣可能出現矛盾。若從香港整體利益而言，堅守中間路線，不走極端，勸喻已分裂的人下下火，重新走回中間，減少撕裂，才是最合理的做法。

我反對「佔中」，原因之一是它本身正是一撕裂行動。主辦人說他們倡議愛與和平，我在多篇文章及公開場合中反覆維護他們的人格，但對行動的本身卻強烈批判。「佔中」諸君雖有媒體不遺餘力拱護，但始終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原因是很多人不滿自己會無端遭到損失。中環是香港經濟的心臟，在那裏搞佔領，有如在油站開野火會，當中風險所引發的損失卻要由無辜者承擔，你要他們生不生氣？民主從來講法治與授權，你要用反民主的方法去爭取民主，正是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如何可取信於人，你所說的愛與和平是真心實意的？況且也沒有多少人相信倡議「佔中」的人有能力防止暴亂出現。

佔中佔維差別巨大

我與一些泛民領袖交談過後，感到他們雖是騎虎難下，但已經開始害怕這是會失去選票的舉措。有些參與者可能天真地認為，「己方」只是在虛張聲勢，把「對方」嚇怕而讓步（其實我不肯定他們的「對手」是誰）。若然如此，則把「對方」看得太低了。

其實「佔中」若要得回道德高地，贏到多一些人支持，只要稍為調整方法便可。經濟學上有一概念叫「以昂貴成本作後盾的訊息發放」（costly signalling），你就算自吹自擂說自己其實是和平的，別人也會認為口說無憑；要取信於人，必須 put money where the mouth is，肯付出代價證明自己沒有侵害別人利益之心。最簡單方法莫如改為「佔領維園」，不是中環；至於自稱願意坐牢，別人並不關心。

這個改變了的行動因為破壞不了香港的經濟利益，所以「聲勢」會稍弱，但這個代價卻是要付的，否則別人不會相信你。行止兄說可佔領遮打花園，可見他也知問題之所在，但遮打花園太小，佔領此處不犯法，所以來者一定太多，街道最後一樣被人群佔領，行不通。維園不然，地方可容納數以十萬人計，暴力較難發生，港人經濟受損輕微，大家抱著包容之心便可把怨恨抹去，與中環大大不同。

香港政府需要和諧，爭取民主制度的人一樣需要明白撕裂香港不利民主，同時也損害經濟。「佔領中環」強要別人承受損失，嚴格來說是一種暴力行為，加劇撕裂香港。但「佔維」卻可把此種暴力因素化解掉。

【註】〈社會兩極化的成因與後果〉與〈優質民主與政治兩極化〉（寫於2010 年6 月21 日、28 日）兩文，載於拙著《幫香港算算賬》，在我的博客中亦可找到。

(HKEJ   201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