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十多年來經濟增長強勁，現在其勢頭雖無衰竭跡象，但居安思危，我們必須好好搞清增長動力的不同源泉，才能準確評估中國經濟的前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中國的科技能否不斷進步，是經濟可否持續增長的關鍵。
從前中國科技遠遠落在先進國家的後面，但卻可發揮後發優勢，把別人的技術學過來，現在中國與發達國家科技上的差距已大幅收窄，要學別人也不一定輕鬆簡單，自己的創新能力是否足夠便變得十分重要。科技及創新能力若都能進步，又會刺激資金投資的回報率， 使人民有更大誘因儲蓄及投資。接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在新科技面前，也會變得有用武之地，這些都是推動經濟的利好因素。
成果數量 增幅驚人
科技不會無緣無故的進步，它需要投資。中國在科技上的投資表現如何？這要從量與質兩方面來看。
在量方面，中國對科技的投入及成果的數量，其上升的速度都是驚人的。我本來並不是對中國科技跟得很貼的人，但小兒是科學工作者，每次有論文在《自然》雜誌發表，我都會順便把此雜誌不少的報道加以閱讀，並搜索一些相關資料，以長見識。《自然》與《科學》是自然科學中的頂尖期刊，但《自然》很奇怪，除了一些我無法讀懂的專業論文外，其他的內容更像一本有關科學的新聞及通俗雜誌，它對中國科技的發展，常有巨細無遺的權威性報道，使我獲益匪淺。最近的一期，便發布了一個「自然指數」（Nature
Index），使我們對各國在當年的科技成就，判斷有了新的依據。
「自然指數」基本上是一個量度不同國家或不同科研單位某年在一流刊物發表了多少篇論文的數據。又因為現時科學界的論文常會在一篇文章內共有十多名甚至過百名作者，所以需要把文章除以作者人數，以免在計算產量時重複計算，誇大了成績。《自然》選了自然科學最頂尖的68份期刊，並以每個國家在這些期刊曾發表了多少文章作為量度準則。在2013年，中國在這68份刊物中，共貢獻了5205.6篇論文（如某論文有10 個作者，其中只有1 人來自中國的科研機構，那麼此人便貢獻了0.1篇論文），在全世界屈居第二，遠在貢獻了18642.88篇的美國之後，但高於德國（4076.97篇）及日本（3370.85 篇）。從百分比的變化中，中國2013 年比2012 的產量增加了14.9%，進步速度遠拋遠拋離其他國家。事實上，幾年前中國的論文產量仍只是普通，現在在頂尖期刊中卻已是世界第二了。
若以科研機構而不是國家的產量作根據，中國科學院的表現已算不錯。在2013年，中國科學院在物理科學刊物中發表的論文數目全球第一，在化學領域及地學領域中也都是全球第一，在生命科學中卻是全球第四。不過，我們若提高標準，只用頂尖中的頂尖《自然》及《科學》兩份刊物論文的數目，那麼，中國科學院的排名便跌至世界第十，比不上第一的哈佛、第二的麻省理工、第三的史丹福等等。我們也要注意，中國科學院是一人員眾多的機構，其專家人才共7772人，研究單位114個，遠超外國的大學。
在大學中，北京大學發表的科學論文在世界排名22，猶勝哥倫比亞大學，而且2013年論文數量的增長率達31.5%，速度比中國科學院更快。此外，清華排名37、中國科技大學排名49、復旦排名74，都屬進入世界級的行列了。在短短幾年之前，這些都是達不到的。
科研開支 居世第二
量度數量的另一指標是投入科研的資金增長有多快。世界銀行有發表過數字，排列各國科研開支佔GDP的比例。世上最肯搞科研的國家是以色列，2012年科研開支佔GDP 3.93%，另外北歐國家大都肯用錢，芬蘭用了GDP 的3.55%，排第二；瑞典用3.41%，排第三；新加坡是2.1%，排十三；至於中國，是1.98%，世界中排第十四。
不要看輕這第十四。在1996
年，中國科研開支只佔0.6%，現在不但比例上升，而且GDP 也增了多倍。今年科研開支應可突破GDP 的2%，而中國GDP有機會超越10萬億美元。如此一算，可知科研開支可達20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與排第一的美國仍有差距，但與其他國家相比，已是天文數字了。
如此的投入，總會有些成果。中國的航天科技及資訊科技都屬世界級，也有好些著名的資訊及生命科技公司出現。在北大及清華附近的中關村走一走，你會見到大量一座座建得美輪美奐的科技大樓矗立，舊日中國科學院屬下各研究所頗為殘破的大樓已變成現代化的建築，這都可視為量的進步的一種指標。
不過，在科技成果上，量固然重要，但更具意義的是質。換言之，我們必須要問，投入了那麼多資金，其成本效益是否恰當？錢是否用得其所？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的表現只是差強人意，甚至是表現不濟，大有改進的空間。
首先是最頂尖的論文的數量。正如上文提到的，龐然大物的中國科學院在《自然》與《科學》刊登的論文的數量並不多，在2013年加起來才有18.64篇，這比起2012年雖已增長了197.5%，但數量上卻仍比不上獨沽一味只有生命科學一個領域的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的23.83篇。
其次是每年近2000
億美元的經費是否都被用在科研上？業內流傳各種估計，有種說法是只有四成的經費是真正用在科研項目上。我無法證實此數字是否準確，但大量的科研經費沒有用在科研上卻不是什麼新鮮的新聞。公司為了避稅，把不少社交應酬的開支聲稱是科研開支，科研人員一些生活上的消費，也有當作是科研開支等等，不一而足。我的舊同事科大理學院前院長鄭紹遠教授現在清華教學，他告訴我近日中國對這些不當開支大力打擊，處處設限。這本是好事，但從我們的經驗所知，官僚制度訂下過多的規則把教授當賊辦，有時又會反過來阻礙到很多正當的科研活動，如何才能達致合理平衡以免矯枉過正，不可不察。
第三，科研人員的報酬機制頗成問題，他們基本薪水低，收入很大程度要靠申請經費補助或是靠獎金，但申請是否成功，往往要看過去論文的數量作決定。這造成了不少急功近利的行為，大家不願花時間在重大但困難的題目上，只肯研究一些可速成但只是枝節的課題。科研人員也無誘因與同行搞協作，因為害怕論文帶來的利益會被其他作者分薄，但這樣一來，不同人等研究的題材常常大量重複，浪費了資源。配置科研經費時尚有另一現象需要面對，大額的經費往往只分發予交遊廣闊的名家，社會關係比研究的質量更具影響力，但配置小額經費時，所用的標準卻又過分嚴苛，可能令申請人卻步。
上述的問題，並非中國獨有，只是在中國這些問題的廣泛性及嚴重性可能更大而已，假以時日，或能達致更好的平衡。但第四個問題卻是甚為惡劣，對中國科研的發展極度不利，這便是科研腐敗，學術造假。
《自然》雜誌兩度報道，2008年清華有位研究人員曾作過調查，有兩成到三成的研究生承認在科研上曾有不當行為。有些教授或科研人員為了刊登論文，乾脆偽造結果，偷龍轉鳳，剽竊別人成果的也時有所聞。浙江大學曾有位仁兄竟然還假冒簽名，把別人有版權的資料都轉到自己的論文中。我自己也曾無意中發現，我的一些著作被人用另外的名字在內地出版。這種種不法行為中，當以結果造假影響最嚴重，因為這會誤導其他人的研究方向，白白浪費資源及別人的青春。
剽竊行為 防不勝防
對此種現象深惡痛絕的學者及科研領導者當然大不乏人，前浙江大學校長楊衛便是其中一人。但若要真正杜絕此等行徑，制度上的改革才更重要。內地學者若能在頂尖刊物出版文章，往往會得到現金或房屋等報酬，有內地朋友告訴我，在某些大學，若能在《自然》或《科學》刊登一篇論文可獲得50
萬元的獎金，這對我來說有點匪夷所思，不知是真是假，但《自然》對這類報酬也有報道，恐怕假不到哪裏去。這便容易造成一些人要賺快錢的心態，若要快，又哪有比得上造假來得快？
不過，現今資訊發達，誰人剽竊，容易通過互聯網發現，若是造假，除非論文無人閱讀，否則也可能面對同行未能複製結果而被揭穿，所以要打擊這種活動，關鍵是懲罰機制是否有效。也許是因為面子問題只想息事寧人，並非所有院校或科研機構都有嚴懲犯事者，這對中國在國際科技界的聲譽及自身的科技發展並無好處，對大批勤勉工作的科研人員更是不公平。
從上所述，我們可知中國科研在質的方面可改進的空間實在很大。美國能執世界科研的牛耳，根本原因在於能在這一百多年來建立了一套可自我創新、自我監管及可持續的科研系統，而且矽谷的成功經驗，也使到實驗室的成果可迅速商業化轉成生產力。此等經驗中國已部分掌握，否則中國的科研人員便不可能在頂尖期刊發表真正有份量的文章，也不會出現阿里巴巴的馬雲及百度的李彥宏（曾在矽谷工作過）兩位首富，但當然要走的路還遠得很。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現時的缺陷會視之為未來可改進經濟繼續增長的空間。事實上，正如近日歐洲經濟學會的候任會長茲利波提（Fabrizio
Zilibotti）在北大的「嚴復經濟講座」所言，每一次到北京，都像到一個新地方一樣，變化實在太快。這是朝氣勃勃的表現，是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常見的現象，在以前香港的上升期也曾有過。在此等力求上進，敢與天下爭鋒的精神推動下，科研界的一些負面現實，總會被沖走，中國科研成果的質與量能挑戰美國，在部份領域甚至能超越，也許二十年左右便能實現。
(信報 2014-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