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價格戰的影響 (雷鼎鳴)

原油價格近日急跌，從6月初高位的每桶102.53美元跌至上周末的57.49 美元，共下挫了44%，不可謂不慘烈，近二十五年來，只有九十年代初海灣戰爭以後約四成的跌幅與此相若，但今回尚比不上金融海嘯後67%的跌幅。

 

上兩次急挫的原因與今天的不同。海灣戰爭發生時，油價先因戰亂而短暫急升，美國勝利後隨即回降，油價重復前貌；金融海嘯那次，則是因經濟衰退，原油需求減少，所以油價急劇調整；現在的則與需求無甚關係，主要是供應增加及可能是價格戰所致。

 

石油價格的大幅上落，是經濟及經濟學上的大事。七十年代初期那一趟油價上升，催生了滯脹，同時又因舊凱恩斯理論無法解釋當時情況，致被學術界普遍拋棄，在宏觀經濟研究的方法學上，出現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至今仍是研究院課程中宏觀經濟的必用工具。

 

震盪影響 貨幣波動

 

但油價升跌與經濟周期被視作有更密切關係，主因還是八十年代後曾大行其道的所謂「真實商業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理論，當中並出了兩位諾貝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 Prescott）與他的學生蓋德倫（Finn Kydland）。

 

簡而言之，我們見到的經濟擴張及衰退，構成的原因並非來自貨幣數量的波動，而是來自科技或生產力的隨機震盪（technology shocks）。科技的進步會帶來經濟擴張，退步或進步緩慢會帶來衰退，而經濟學認為，科技與成本是同一件事的正反兩面，科技進步等於生產成本下降，成本上升則等同科技退步。因此，量度科技是否進步或退步的方法，往往便以量度生產成本代替。油價上升造成的經濟效果與科技退步一樣，反之，油價下降則等於科技或生產效率進步。

 

八十年代初，普雷斯蓋特指導了他一批學生進行商業周期與科技震盪之間關係的研究，而後者正正用歷史上油價的波動來代表。他們發現兩者關係極其密切，油價上升意味經濟下行，甚至衰退，反之則經濟擴張。當時好幾位對此項後來取得諾獎的研究項目有貢獻的人，都是我的同窗，後來他們亦到了普林斯頓及UCLA等名校任教。

 

暫緩採油 藏富於地

 

我記得他們當時要化解的一個理論挑戰便是科技（或生產成本）一般波幅不見得很大，但為什麼可以造成GDP或勞動力總投入量甚為敏感的回應？他們給出的其中一個解釋（我的同班同學韓森﹝Gary Hansen﹞有著名論文討論之）是生產力就算只有輕微起伏，不會只使到工人微調自己工作時間的長短，而是會決定某些人乾脆整個人加入或退出勞動市場。科技進步了，工資會提高，這會使到一批之前嫌薪酬過低躲在家裏的人突然全湧出來做全職工作，因此工作時數增加很多，GDP也上升不少。

 

歐美國家在七八十年代或以前，經濟極度依賴石油，因此把石油價格作為量度其生產成本的指標在當時是對的。但在今天，我們難免懷疑，在高新科技層出不窮的條件下，油價對經濟的影響力會否要退位讓賢，留給高新科技？不過，今次油價急挫44%，我們要分析的主要對象卻是中國，高新科技對她的影響力，目前也許仍不是很大，而她已成世界第一大石油輸入國，以前曾適用於歐美的「真實商業周期」模型，反而變得十分適用於現在發展階段的中國。

 

我們不妨算一算賬。今年1 至9 月，中國平均每天產油410 萬桶，每天輸入611 萬桶（比去年同期上升8.8%），假設油價每桶跌了40美元後，在一段頗長的時間內沒有反彈，那麼，中國可得益多少？屈指一算，可以知道中國在入口石油方面共可節省約892億美元（611萬乘365乘40）。

 

這筆節省了的成本幾乎等於中國今年GDP 的0.9%。按照「真實商業周期」理論，單是這利好因素便足以把中國經濟推高幾個百分點。但實際上，這作用未必有那麼大，因為中國現在石油進口雖然增幅很大，但總體石油消費的增幅卻低得多，這反映出中國的策略便是利用這油價低的時機多作入口增加儲藏量，或甚至是減慢開採，藏富於地。

 

既然如此，中國經濟不一定能即時全部受惠於低油價。低油價所帶來的益處，可能會慢慢地分散地顯示出來。當然，若油價跌幅更大，或於低位徘徊的時間愈長，那麼中國的經濟表現便有更大的動力得以維持下去。油價可作為我們觀察中國經濟的其中一個重要領先指標。油價會繼續跌下去還是快要反彈？又或油價低企可維持多長的一段時間？我沒有水晶球，不會預測深受隨機震盪影響的變數，但仍可對實況作一些分析。今次油價下跌我相信很有可能是經典的價格戰，對石油需求的增幅放慢我相信不是主因，以石油減價去擴大俄羅斯政府的財赤恐怕亦不會是很有效的戰略，俄羅斯是石油出口國，美國現在因頁岩石油的開發，也是石油出口國了。啟動石油價格戰的應是頁岩石油的開採。

 

這種新技術突然使到可開發的石油數量大增，長遠來說，必有推低油價的作用，但短線而言，卻又未必。按照《福布斯》雜誌一篇文章的數據，頁岩商的生產成本一般比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本高得多。倘若油價每桶在70美元以上，絕大多數頁岩商都可賺錢，不會蝕本離場。若油價跌至每桶60美元以下，四成頁岩商便要虧本，若是50美元以下，則九成虧本。如果油價在40美元，則只有一個頁岩商還能勉力維持下去，其他的都要離場。至於石油輸出國，其生產成本低得多。就算油價在40美元一桶，則幾乎所有成員都仍能賺錢。

 

財力雄厚 方可留下

 

頁岩層石油的開發對石油輸出國的威脅很大，若被其佔據了市場相當份額，她們會有利益損失，所以要及早把頁岩商趕離場。她們既然知道以現今技術，頁岩石油的生產成本較高，那麼，把油價推至足夠低的水平，如60美元以下或甚至是40多美元，頁岩商便幾乎全部虧本，不如止蝕離場。在其他情況下，石油輸出國不想如此減價促銷，因為這有損其國家利益，使到其收入大跌，但長痛不如短痛，忍痛割價以求殲滅競爭者，並非違反商業邏輯的做法，況且她們知道大多數頁岩商早已欠下巨債。

 

但此策略能否成功，視乎交戰雙方的財力與意志。情況或許有如1995年時《蘋果日報》加入市場時引起的報章減價大戰，結果財力雄厚的《蘋果》並未離場，但財力上承受不起的一些報章便要倒閉了。以目前的成本結構，石油出口國若是意志堅定的話，的確有能力趕走一些實力較弱的頁岩商，但我們不要忘記，開採頁岩石油的技術還是很新，未來可改善的空間還大得很，終有一天，除了美國外，其他國家都能掌握並改良其技術，石油輸出國組織是—卡特爾，靠壟斷力量去維持高價格，當有足夠強大的競爭者出現時，其壟斷力量便會瓦解。

 

這一天或許要很久後才會出現，但在此之前，頁岩商與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價格戰打得愈是激烈，便愈對中國有利。中國亦應利用此機會多買入石油，自己可減產，藏石油這戰略資源於地下，並大力研究頁岩石油的技術。買石油比買歐美政府債券更划算。

 

(信報   2014-12-19)

香港「後佔中」時期的新局面 (雷鼎鳴)

在旺角、金鐘與銅鑼灣相繼被清場後，佔領運動基本上完結，野貓式的滋擾市民活動雖仍有出現，但已不成氣候。不過，經此一役，幾乎所有港人都是輸家，始作俑者不應逃避歷史責任。

在今天的局面下，我們對真實世界要有清醒的認識。2016年立法會選舉，泛民大敗的機會極高，但激進泛民得票或許有進帳，是否如此，未來一年多要看他們的造化了。2017年特首能否出現普選，關卡是泛民立法會議員是否有遠大目光肯放行，但觀乎他們的識見，恐怕凶多吉少。若無特首普選，將來的行政長官手上便無票，行政主導便寸步維艱，香港的經濟民生繼續被拖累是必然之事，輸的也只是港人。


忙於內耗 失去發展機遇

內地這兩年在進行大改革，經濟增長率會稍為放緩，但因為經濟的基數已大幅提升，新增產值的絕對量只會比前更高，任何客觀的觀察者都會見到中國的發展勢不可擋。

今年中國的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當中所衍生出有利香港的發展機遇本來俯拾皆是，但港人被一些忙於自殘內耗的人所擾，已甚少精力去掌握這此機遇了。

此種例子多不勝數，內地消費市場因出現大規模的網購而有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在這過程中竟然連旁觀者也算不上，更遑論參與其中掘金了。內地要在珠江流域建立世界級的城市群，橫跨珠江口的大橋快將增至五條，而港珠澳大橋拖拖拉拉，被延誤多年，恐怕已失去不少本來應有的商機，搞得不好的話，建成後也有可能變成大白象，這怎會不教關心香港利益的人擔憂？

港人自己拖慢自己，內地不可能站着不動老是等待香港，其精英分子對港的興趣而日漸消減，但一些港人還以為自己抱有的一點制度優勢，仍足可使到內地要倚靠香港，此種自信，已愈來愈無現實基礎了。


新生代被溺愛 競爭力下降

為何香港發展至此局面？這跟香港是否民主絕無半點關係。上一代的港人出身自艱困環境，深明發展機遇不會理所當然的出現，而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掌握。

但二、三十年來，香港的新一代在比前遠為富裕的環境中長大，長輩對他們溺愛，怪獸家長不斷湧現，憂患意識已在年輕一代中消失無蹤。我在本欄中指出過，過去十多年來，年輕人的收入，在扣除物價因素後，幾乎完全停滯，但整體港人的實質收入卻仍有增幅，這反映出市場漸漸認為年輕人的貢獻愈來愈低，就算他們學歷較高，也不足為憑。這不是好現象，但年輕人也應自省，為何社會似要放棄他們？是否他們的價值觀或生活態度與社會需要出現矛盾？當然，社會中肯努力上進的勤奮青年也大量存在，他們的前景倒不一定灰暗。
佔領運動也顯示出，縱然大多數港人仍頭腦清醒，對一些破壞香港的活動深惡痛絕，但少數人造成的破壞也可以十分可觀。

如何防止此等局面不斷出現，避免香港不斷沉淪，是一艱巨而長期的任務。短綫而言，有一事卻必要先做的。佔領運動的「自首」者或被拘捕的人數已經過千，有涉事者可能數以萬計。

這批人如何處置？我認為政府的打擊面不應過大，否則會在社會中造成更大的撕裂。不過，對帶頭人及犯有嚴重罪行的卻必要以嚴厲的罪行檢控。鼓動別人犯法若不嚴懲，香港的前途堪虞，但對頭腦簡單的普通參與者暫時網開一面仍是利大於弊。

法庭如何判案，我們不能預測，但警方檢控誰人，檢控甚麼，在維持法治的前提下，仍非沒有空間作出選擇。

 

(Sky Post  2014-12-19)

 

年輕人難突破上流困局 (雷鼎鳴)

佔領運動使港人驚覺，香港有一部分年輕人法治觀念薄弱，自我中心，損害別人時自覺理直氣壯。一時間，社會中頗有「救救孩子」的呼聲，不少有影響力人士亦要組織人員研究怎樣解決青年問題。

對於年輕人的躁動，有人相信是因他們追求正義，而社會又是十分不公，所以他們才變得十分激進。一些民調結果似乎也顯示年輕人關心的不是他們個人在社會中的往上流動性，抽象的公義才是他們的目標云云。

經濟停滯 就業難有流動性

究竟年輕人的缺乏往上流動性對他們的心態影響較大，還是追求公義之心更重要？這種問題是最不適合民調的，年輕人自己也不見得真的清楚，民調又如何可替如此複雜的問題找出有意義的答案？年輕人反叛，古已有之。他們反叛的原因是甚麼？誰可準確給予答案？五十年代的經典電影《阿飛正傳》，英文片名原文直譯是《無緣無故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正是反映出年輕人反叛部分原因是天性所然，在人類社會中是常態。

但這倒不是說社會因素不能起推波作瀾的作用。現在有些佔領運動的支持者，十分抗拒社會缺乏流動性是年輕人躁動的說法，背後的思維恐怕是要把年輕人打扮為十分高尚有遠大理想之人。此種策略推得過火，便反而阻礙了解決年輕人真正要面對的問題。

年輕人有無經濟問題要面對？「吃飽無憂米」的年輕人當然也不在少數，但我們仔細推敲數據，便可知問題之所在。從1997至2013年，表面上香港的人均實質GDP有不錯的增長，但這主要是所用的物價指數是所謂的「平減物價指數」，根據這指數，從97至今，香港的物價幾乎毫無上升。

這指數並非錯誤，但對普通人來說，卻是在量度着一些與他們生活無關的商品物價。倘若我們用消費者物價指數，便會發現從97至13年，物價上升了近25％。經此一算，香港的人均突破GDP平均每年只有0.8％的微弱增長。在停滯的經濟面前，社會又如何創造到高薪職位供人升級？

教育雖水平提高 薪金難追上

但年輕人的處境卻又比其他人等來得嚴重。從97至13年，20至24歲有全職工作的年輕人，收入中位數從9,000元升至10,500元，升幅16.7％，25至29歲的，由11,000元升至13,000元，增幅18.2％，全部年齡工作人口收入的增幅卻有45％。從這些數據可知，年輕人名義收入的增幅低於社會中其他年齡的人。我們也不要忘記，同一時段物價上升了25％，這意味着今天年輕人的實質收入比起97年時還有所不如。

也不要忘記，現在年輕人的教育水準比97年時平均要高一點。若我們用樓價的升幅作標準，現在的年輕人不但比十多年前來得窮，而且往上升級的機會更少，他們如何還會十分舒暢？

此種現象，並非香港獨有，但香港卻的確有其特殊的環境使其後果更被放大。首先是香港的工作人口中，早已出現倒轉金字塔。有很強工作能力經驗豐富的中年人一大堆，但因香港生育率長期低企，所以年輕人比例甚低。

既然比年輕人資深有能力的人尚在工作，佔據要職，年輕人如何可上流？在八、九十年代情況好一點，那時香港人大量移民，空出了大批中高層職位，年輕人上位便較易，所以雖然當年香港的貧富差距不遜於今天的香港，社會中的怨氣也不大。

有人認為香港政府可能會失掉整代年輕人的支持，這有些誇大。不要忘記，人的觀念會隨着時間對社會認知增加後逐漸改變。

所以有人說：「30歲前不是馬列主義者的便是沒良心，30歲後仍是馬列的便是沒有腦袋。」不過，如果政府不解決年輕人的上流問題，一、二十年後他們便只會變成憤怒中年。

(Sky Post    2014-12-12)

為什麼佔領運動失敗？ (雷鼎鳴)

佔領運動擾攘近兩年，曾經有過風光的時候，但現在已踏入兵敗如山倒的地步，將來支持者能否輸人不輸陣，挽回一點顏面，主要取決於博弈雙方哪一面犯的錯誤更大。這個局面難免使一些沉溺於網上小圈子的憤青看儍了眼，大感悲愴，但只要他們肯多看民情、多聽不同的聲音，並多作思考，將來還是有機會為社會多作建設的。

 

我說佔領運動失敗，所用的標準並非他們是否已被清場；此點並非沒有重要性，但遠為關鍵的是民心的背逆及佔領者宣稱的政改「初衷」是否因運動而更難達到。我相信這次運動後，反建制必會有生力軍加盟，但他們也會失去更大批中間派的支持。

 

這一年多以來，反對佔中的人數一直都是贊成的兩倍左右，唯一短暫的例外是警方發放催淚彈之後約一星期的時間，但現在各種民調皆顯示超過八成市民希望佔領者早日退場。此種民調只反映量的變化，並不能掌握很多市民對佔領的反感強度，但從我所接觸的眾多香港學術界及專業人士中，他們十之八九對佔領運動幾乎可用憤怒來形容。無論佔領支持者如何力挽狂瀾，民心的喪失是他們失敗的同義詞。

 

在這裏我也可假設他們真的是希望香港有他們所謂的「真普選」，但現在恐怕沒有多少人認為運動可讓他們離目標更近。佔領運動者是輸家，但其他的港人又何嘗不是？贏家倒不是沒有，香港的金融業競爭者，如新加坡、倫敦、上海等可能都暗裏稱快。我在北京所見，其精英不少已把香港近日的事情視作民主的反面教材，更堅定他們對中國現行制度的信心。

 

為什麼佔領運動會落得如此局面？佔領的各方主事人究竟犯了什麼錯誤？這些錯誤起碼有三個層面，即客觀驗證的失敗、策略上的失誤、道德上的崩壞，每一錯誤均足以致命，何況三錯齊發？

 

【客觀驗證的失敗】

 

在提出佔中運動初期，主事人有一假說，佔中有如核彈，威力強大，並有輻射功能，甚至影響內地。後來此豪言壯語被調低了，但認為佔中可改變中央態度的想法仍溢於言表。去年中中文大學有一民調，早已顯示只有幾個百分點的受訪者相信佔中能改變中央的政策，其他人基本上不相信。「中央會聽佔中者的指揮」便變成一個可驗證的假說，這假說當然已被無情的事實所推翻；從方法學角度看，佔中理論便再也站不住腳。

 

另一眾所周知已被推翻的假說，是佔領運動可沿「愛與和平」的道路走。但這一年多以來，一直都有另一假說在「幫港出聲」等團體流傳，就算佔中的組織者真的希望有「愛與和平」，但他們根本無能量控制各方的參與者不搞暴力。現在事實明顯地指出，佔中者這個核心假說又被推翻了。

 

佔中人的兩個核心假說都經不起驗證，在理論上反佔中者是徹底勝利了。但奇怪的地方是，佔中者如此天真而又早已被人看穿的理論，居然曾有包括不少資深評論人的支持。我相信這有三個解釋：

 

一、有些支持者本來心中也沒底，他們支持這錯誤的理論只是策略性地打打氣而已，不能當真。

 

二、不少網民早已不讀書不看報不看電視新聞，他們的資訊或意見來源只是網上封閉的同聲同氣的小圈子，別人提出不同意見時，他們的反應便是群起辱罵。漸漸地，他們會變成失去獨立認知與分析能力的一群，對不利自己觀點的事實會視若無睹。

 

三、知識分子，尤其是與社會科學有關的知識分子，常常都會掉入一思想陷阱而不自知，他們喜歡提供政策建議，但卻不明白一個政策若要成功，不能單靠一個領域的知識去支撐。

 

我近二十年前便在本報指出過，實踐的成功，是要同時滿足多個條件的。例如我們要送人上太空，便不能違反物理定律，也必須懂得從機械、電子、通訊等等工程看問題，也需醫生檢查太空人的生理狀況等等，缺一不可。

 

由是之故，我一向不喜歡建議具體的政策，而且認為學者應做的事主要是篩選。某政策不符合經濟規律，我會大表反對；若是在經濟學上可說得過去，並不表示它便可行，我們要用不同的角度多方檢視，最後由政府拍板。

 

那麼建議政策有什麼不好？除非是如佛利民般藝高人膽大，否則建議者容易有利益衝突。既然某項政策是他的嬰兒，他護航之心便會太強，極容易看不到眾多的盲點，別人的意見不會重視，這問題對學界新丁或尚未建立學術地位的人來說，尤其容易出現。佔中的發起人恐怕是太過沉醉於自己腦海中的意念，而看不到別人所看到的盲點，或是看到了，也因形勢所迫而硬著頭皮走下去了。

 

【策略上的失誤】

 

佔領運動失敗原因的第二個層面是策略上的誤失。《孫子．九變篇》有云：「將有五危」，即將軍有五個性格上的弱點必須慎防，否則「覆軍殺將，必以五危」。

 

其中一危便是「愛民，可煩也」，即太過關愛人民的將軍，可被敵採用擾民策略而陷於被動。佔領運動的整個策略，便是建築在「愛民，可煩也」之上，以為擾民便可脅迫政府就範，否則為什麼他們不去維園示威，而去市中心？這個策略若要成功，需要以下兩個前提中的起碼一個：一是政府的確愛民，一見人民受苦便痛不欲生，不能不屈服；二是政府愚蠢，看不穿這計謀。這兩個條件都不見得存在，脅迫如何能成功？

 

說到脅迫，便不能不提博弈論中的「威脅點」（threat point）。若一方自以為抱著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的心態去威脅對方，但對方卻只是感到不痛不癢，當然策略便失敗。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正如我近五年前在本報指出，早已江河日下，不被當作一回事，近日中央政府及內地民間的反應又再印證我這觀點（此觀點所涉及的數據在評論圈中被「引用」過不知多少次，但「引用」者大多已不知原作者是誰了），既然如此，佔中的策略怎可能有效？

 

反過來看，佔領運動中的主事人自己卻犯上了《孫子》所論述的眾多將軍的錯誤，例如，「五危」中的第三危是「忿速，可侮也」。學生急躁，警方卻有一段長時間不理會他們，「以靜待嘩」，學生沉不住氣，終胡搞一通—— 與政府談判，卻不懂見好就收的藝術；有激進分子衝擊立法會，學生卻不願與他們切割；要見國家領導人卻被人取消回鄉證；在一些孔武有力善於打鬥的疑似社團人士（可能因斷了水源）在旺角消失後，學聯竟要一些較為文弱的人打頭陣包圍政總，自己則躲在後面指揮；佔領運動的同路人發動擾民的智障「鳩嗚」行動，神憎鬼厭，卻有佔中人讚為有「創意」；接著又有人在社會早已厭倦中搞絕食。這些不是進退失據是什麼？港人看到的只是他們從幼稚變成的絕望，哪敢寄希望於他們？

 

【道德上的崩壞】

 

策略上的失敗並非最嚴重，道德上的崩壞便危險得多。正如上文所述，佔領運動的核心策略是以擾民來脅迫政府，但又把自己包裝為「愛與和平」願意付出代價有道德感召力量的「公民抗命」。他們是在自相矛盾了，惡棍哲學的老祖宗馬基雅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的心法，最簡潔的總結便是「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佔領令眾多的港人利益受到損害，整個香港的長遠經濟利益大受影響，誰會為這些欲哭無淚的港人發聲？佔領者卻是以惡棍馬基雅維里為師，認為自己目的崇高，損害別人也無所謂，對大部分港人來說，不去追討損失賠償已是寬宏大量，怎麼還會認同什麼「道德感召」？

 

公民抗命本來需要參與者願意作出犧牲以顯自己的道德高尚，但現在「自首」行動眾人猶豫不決，過千簽了名的死士不見蹤影；有跑去「自首」的，竟又只承認一些懲罰不重的輕微罪狀，走數嚴重，這與甘地等人相比，差距又何其巨大？也許將來涉事者受不住社會的揶揄而交出更多的功課，但其時機已失，道德感召已經蕩然無存了。

 

票選特首 政客害怕

 

港人多認同民主，但對民主的認識膚淺，我多次說過，民主選舉有其局限性，但它能增加踢走不稱職特首的機會，這已是它的精華優點所在。這是自由主義者的民主觀點。我以前說過，王于漸教授最近在本報也說過，這有別於民粹主義的民主觀點，後者容易誤以為社會中存在「共有意志」，這早已被一系列數理經濟學中有關民主的定理所推翻了。

 

我過去早已多番論證，只要2017年的投票選舉是真正的競爭性選舉，人大所下的閘根本不能封死民主之路，也不會阻擋民主投票所能發揮的優點。不過，香港的某些政客，最不喜歡見到的恐怕便是特首有民意授權，屆時他們自己的政治空間也會受到打擊，所以他們根本不想香港能票選特首。這是很可惜的。

 

更可惜的是，香港在內地人民眼中已成為民主的反面教材。他們見到有些人十分偏執，為求堅持一些經不起推敲的信念，可以對別人的意見置若罔聞，甚至破壞社會利益而在所不顧。香港對內地本來有成為民主樣板的機會，否則2007年時中央也不會願意批准香港可普選特首，但現在這機會恐怕是失去了，但願這只是暫時的失去。

 

(信報   2014-12-8)

網購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雷鼎鳴)

但凡一個國家的經濟在急速增長，人民的創意必會被激發出來，新生事物會層出不窮。眾所周知，內地經濟社會問題極多，但我們「隔岸觀火」，看看內地人民如何解決一些老大難問題時，也會目不暇給。近年電子商貿，尤其是網購的飛躍式發展，可能會替中國以至全球的經濟與民生都帶來革命性的變化，連世界各地有遠見的投資者都被驚動，但在香港，除了一些有相關業務的商界精英外，一般人等卻似是忙於世紀內耗，沒空理會，更遑論掌握機遇了。

 

電子商貿包括很多種形式，讀者只要在網上找一找O2O（Online Offline；線上購買，線下經營及消費）的相關訊息，當可容易找到各種不同形式的定義，這裏只集中討論網購。網購出現已很久，年輕人對此當然不會感到陌生。有學生告訴我，她過去兩年來所有的購物（吃飯買菜等例外），全部都是通過網購。我自己多年來已常在網上購書，近年有時連大型家電也有通過網購，雖無法亦無興趣跟上潮流，但對網購已稍有熟悉。

 

網購消費 金額巨大

 

中國近年出現的網購潮意義卻比一般想像中來得深遠，值得我們細思。

 

首先是它的規模。要考量網購在內地膨脹的規模，必須先注意最大的網購營運商佔市場份額超過一半（有說是八成）的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淘寶網等的業務。今年11 月11 日，即內地網民所稱的「光棍日」（或「光棍節」；此詞似源自1993年南京大學四名「名草無主」學生在宿舍中的臥談會，大家討論如何脫離單身身份，11月11日形似四枝光棍），在阿里巴巴的打折促銷活動下，阿里一天的成交量竟達571億元人民幣（93.2 億美元），比去年同日的350.19 億元增加了63.05%。

 

中國的其他公司也有加入戰團，各快遞公司紛紛擴充交通工具，去年11月它們便租下過百架飛機方便運貨。其實，去年中國在光棍日通過互聯網的單日銷售量已達到80億美元，超過了美國在感恩節後的「網購星期一」（Cyber Monday）；11月11日成為全球最大的網購日，到了今年，恐怕光是阿里一公司在當天的網購，也超過了整個美國。

 

一天的銷售額作不了準，中國全年的網購額又有多大？據艾瑞諮詢公司的估計，2013 年有1.85 萬億元，比2012年增加42%。在那年，中國的居民消費共21.22萬億元，那麼，網購額便佔私人消費的8.7%了。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前景，上海今年首三季網購已佔零售額的17%，比去年同期增50.8%，大摩則認為到了2018年中國電子商貿的總量會超越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

 

勞力背後 科技支撐

 

不過，對網購最有信心的還是阿里的馬雲。他在2012年中央電視台年度經濟人物獎的儀式上與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打賭，十年後，即2022年，若電子商務能佔到中國零售市場的50%或以上，則王健林要輸1億元予馬雲，若達不到50%，則馬雲要輸1億元；一年後，即2013年12月12日，王健林則說這賭局是開個玩笑，要取消賭局。

 

我沒有水晶球，不知將來誰會贏，但以現時網購的增速去推斷，50% 的零售額不見得是天方夜譚。這50% 是什麼意義？中國現在似希望推動消費，消費開支的增速在未來一段時間很可能比GDP的增長要快。就以消費每年7%的增長率作一參考，用2013年的物價作計算，到了2022年，中國的居民消費可達39萬億元人民幣（這尚未包括到時政府可能超過14萬億元的消費）。39萬億元的一半便是19.5萬億元了。

 

這麼巨大數額的網購消費能帶動的商機顯然十分巨大，物流、運輸、快遞、財務支付、保險等等業務便有了基礎長足發展，這當中又會激發出多少創意、多少新科技、多少企業精神？我月前在北大附近舊書城街頭的路旁邊，突見到一大群人及木頭車在那裏聚集，走近看個究竟，原來是有些工作人員把堆積如山的書本包好寫上地址並放在木頭車上拉走運到全國各地。這些應都是網購的書籍，看他們快如閃電的動作，一個個包裹妥妥貼貼的出現眼前，人力與低科技木頭車的背後，卻赫然是有高科技互聯網，甚至是有尖端技術「大數據」、「雲技術」、「保密支付系統」的支持，網購竟使到高科技得與中國急待就業的低技術但勤懇的勞工相結合，使人讚嘆！

 

網購又絕非只有科技含義，在中國，它正扮演着重建整個消費者市場的角色。中國的居民消費去年只佔GDP的36.17%，就算加上政府消費，總消費也只佔GDP的49.8%，按世界標準而言，這是頗低的水平。消費率低企影響有正有負，正面效果是儲蓄會增加，從而可推高投資比率，保持經濟的長期高增長；負面作用是人民只能努力工作，卻得不到多少享用物質或服務的機會。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10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表示，49.8% 的消費率太低，「要清除抑制消費的障礙」。怎樣才可清除這些障礙？過去我也曾寫過，中國儲蓄率高企的原因很多，例如要儲蓄以增加子女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保障退休等等，但現在的焦點是如何加強市場監管，打擊假貨劣貨及坑蒙拐騙。

 

中國在市場監管上的紀錄並不良好，假貨充斥，有毒產品令人談虎色變，但對售賣劣假貨的商戶如何懲罰卻非易事，它們大可賺了一輪快錢後便揚長而去，無影無蹤，及後又再改頭換面重新出來行騙。

 

阿里巴巴發展出來的商業模式卻是頗有針對性，在奸商想出破解方法之前，很能起到規範市場的作用。在阿里旗下的網站當商戶，參與者要交保證金，又要付幾萬元的年費，買賣的金額中又要抽取一定百分比的技術費。商戶交了這麼多費用後，便像是在百貨商場中開了個託賣專櫃（consignment），客人到網站瀏覽，選貨品選商戶，後者便有生意可做。

 

阿里又提供了相對安全的支付方法「支付寶」，連替商品買保險的服務也開拓了；客戶收到貨物滿意後，阿里才把客戶已付的款項轉到商戶處，以防貨不對辦；客戶在貨物到埗後幾天仍有權退貨。這些招數都是針對着如何增進消費者信心。

 

商戶若遭檢舉投訴，有懲罰機制，會被扣分，扣分多的，保證金會被沒收，甚至在網站中遭暫時性或永久性的屏障，在技術上，這等於要它關門大吉了；表現好的商戶卻可獲得退回部分或全部年費。這些招數我相信頗為有效，比起政府官僚架構中冗長的調查應迅速得多，要你關門只須對電腦落一屏障的指令便可。網購因而不應只視作為一種新的交易平台，它能提供誘因，使到中國的消費市場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保證消費品的品質本來並不是易事，中國的市場也飽受此困擾，但有挑戰才會有創意，阿里與其他電子商務供應商想出各種辦法去解決問題，雖不一定完美，但已充分顯示其頭腦了。

 

懲罰機制 保證品質

 

香港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一百多年來，一直扮演着中介人的角色，如何做好中間人，本應是香港的核心技能，這只要看看香港的轉口貿易與物流，以及金融服務業此等中介服務，香港都做得不錯，便可知香港是個很適合提供中介服務的地方；但在網購這一會掀起零售業翻天覆地變化的發展上，香港的貢獻竟是似有若無，無足掛齒，甚至在阿里巴巴希望到港上市一事上，香港也交了白卷。這究竟是否意味着港人曾經一度擁有的企業精神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都面臨枯竭？

 

工作能力與創意都須要包含知識、經驗及幹勁的人力資本去支撐。

 

十多年前我有篇在《政治經濟學報》（JPE ）刊登的論文，內中把人力資本分作兩種，一種是有利於生產力能為社會創富的傳統意義上的人力資本，另一種是政治資本；後者是一種有利於把社會中的總生產多搶到自己手上的知識、技能或關係。

 

兩種人力資本都須要投資，但對社會的貢獻卻大相徑庭。社會中人若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資本之上，最終的結局只會變成人人搶權內耗，生產活動停滯，社會會變成鬥獸場；人民的創意會轉到政治鬥爭的技巧之上，愈有創意，愈能增加投資到政治資本的回報，但也愈使鬥爭激烈，釀成多輸的局面，經濟增長，人民脫貧，也就免談了。鄰近香港的內地發生如網購等大規模的社會轉變，也不會有人懂得去思量如何利用機會了，這是殊堪可惜的事。

 

（信报   2014-12-5）

 

孫子兵法與佔領運動的博弈 (雷鼎鳴)

  在我執筆寫此文時，「佔領運動」還未被清場，但此運動早就敗象紛呈，大勢已去。說它「敗」，並不在於「佔領」是否能持續下去，而在於它已失去民心，這在多種民意調查中已顯而易見。但既然這場運動是香港社會的特大事件，其各種層次的經驗教訓，我們豈可視若無睹，否則將來便可能重犯錯誤。

 

  「佔領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博弈，對弈的一方是「雙學」（學聯、學民思潮）及背後一大堆意見並不統一的策劃者及來路不明的其他參與者，另一方是特區政府及後面的中央政府。要分析此種爭鬥性的博弈，讀讀《孫子》這一天下奇書，必有宏效。《孫子》中的冷靜思維顯然是從第一手的生死存亡鬥爭中總結出來的智慧，比西方的博弈論更見深刻。

 

  《孫子》中有用的章節太多，分析「佔領運動」，可先讀讀《九變篇》中「將有五危」的深刻論述﹕「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此段文言文太有氣勢，不能不朗誦之，但為讀者方便，我從網上也找來部分白話翻譯﹕「將帥有五個致命弱點﹕只知死拼的，可被敵誘殺。怕死的，可被俘虜。急躁的，可被敵故意挑釁而妄動。廉潔重視名聲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的，可被敵羞辱而失去理智。太過關愛人民的，可被敵採用擾民策略而陷于被動」。

 

  「佔領運動」的基本策略是什麼？第一，它通過佔領而造成破壞經濟及擾民的後果，從而希望脅迫政府聽從運動支持者的訴求。此點運動的主事者雖然不願承認，只強調要別人聽到他們的聲音，但倘若真的如此，佔領維多利亞公園也可達到同樣目的，但擾民程度低得多，那麼，為什麼他們不這樣做？第二，他們把自己打扮為站在道德高地上代表民意的正義之士，不同意他們的便被群起羞辱，盡忠執法的警察則被罵作「警犬」。這些違反法治民主思想的道德指控雖偶爾在人民不明真相前起到短暫作用，但終究與民主尊重包容的理念太過脫節，不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港人所接受，但佔領者仍不放棄此策略，目的恐怕是要激怒政府及警方，以圖製造鎮壓或衝突的場面，那便有動力把「革命」搞下去。

 

  由此觀之，雖然佔領人士人多口雜，意見不一，但背後的策劃者並不愚蠢，他們正是在利用「將有五危」中的兩項智慧以圖爭勝﹕「愛民，可煩也」及「廉潔，可辱也」。

 

  但若說他們很聰明，便有點高估他們了。他們若要成功，便須假設特區政府愛民的程度達到一見人民利益受損就立即心痛如絞，驚惶失措，中央政府則把香港經濟的重要性看成可與天公試比高。這些條件只存在於幻想，過去一些民調也早顯示，只有幾個百分點的港人相信脅迫策略可生效。用博弈論的語言來表達，「佔領運動」的「威脅點」（threat point）對政府及中央根本無威脅力可言。博弈的一方若要採用一拍兩散的玉石俱焚的自殘策略，總也先要明白對手是否會被你所焚才可進行。香港的重要性在中央眼中早已跌至所余無幾，用此策略，豈不愚蠢？至於靠胡亂罵人是否可激起對方過度反應，只要看看社會中「撐警」之聲不絕，警察也大可神暢氣舒，此策略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了。

 

  《孫子．作戰篇》有言﹕「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佔領者沉溺在同道中人的小圈子中，錯判民意，是其失敗的主因，但我們深究下去，卻又可發現他們的錯誤遠不止此。首先，「廉潔，可辱也」的策略不但傷不了對手，自己卻遭到反噬。研究群運動的人都應知道「廣場定律」，學生領袖及一些參與者在佔領的廣場中突然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容易感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可影響萬千群，他們是權力的暴發戶，但若一退場，便什麼也都沒有了，因此群運動最難的部分從來便是退場。用「將有五危」的智慧去剖析，便是這些人享受到暫時的名聲後太過陶醉，退場等於失去名聲，等於受辱，所以他們必會儘量堅持下去，但這樣消耗下去，曠日持久，卻違反了《作戰篇》中「故兵貴勝，不貴久」及「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的智慧。

 

  特區政府在催淚煙一役後曾陷于被動，但警方很快改變策略，用《軍爭篇》中「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治待亂，以靜待嘩」的方法，中央政府甚至擺出「不願跟小孩子玩下去」的態勢，學聯領袖連回鄉證也失效。此等手段暗含「忿速，可侮也」的精要，佔領者變成是沉不住氣的一方。

 

  《孫子．始計篇》有言﹕「兵者詭道也」，「多算勝，少算不勝」，佔領者不會對事態全無估算，但他們不知己不知彼，對民意視而不見，把整件事都算錯了。我相信主事人現在雖都口硬，但已是想退場了。不過，孫子也早已看通此點﹕「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行軍篇》）。口硬似要進攻，正是心中想退的表現。你們說，孫子是否厲害！？

 

  特區政府現在應如何做？《軍爭篇》說﹕「圍師遺闕，窮寇勿迫」，政府對普通的參與者不用迫得太緊，在包圍網中可留下小缺口，讓部分人可以脫身，但嚴重犯法者卻必要追究。孫子此種策略，思之便可明白其智慧。■

 

 (亞洲週刊  2014-12-7)

價值觀與判斷力的倒退 (雷鼎鳴)

佔領運動開到荼蘼，已是彰彰明甚之事。港人反對佔中的人數一直以來都遠超支持的，唯一短暫的例外是警察動用催淚煙之後的一星期左右，但很快港人又再看清事實。說佔領運動開到荼蘼，不是指金鐘等地何時可清場，交通回復暢通，而是指人心的背向。

為甚麼佔領運動失去民心，從自製的光環淪落到神憎鬼厭，甚至出現少數人有如電影中喪屍式的「鳩嗚」遊蕩？究其原因，是部分港人的判斷力及價值觀都大幅倒退。


切忌用狂熱思想主導

判斷力有甚麼問題？文革時幾乎全國人民都相信「以階級鬥爭為綱」，並以為抓好革命，不但便可促生產，而且世間一切問題都只是源於階級性，只要抓着這一點，萬事都可解決。此種信仰早已被歷史無情的粉碎，但其背後的極左思維，卻又竟在香港借屍還魂。

香港不是有很多困難要解決嗎？貧富懸殊、樓價高企、青年人無前途等等多不勝數。為甚麼會出現此等問題？因為香港沒有民主。怎樣才有民主？要真普選特首。甚麼才是真普選？要有公民提名。

此種小學雞式的思維與上述政治上腦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狂熱思想如出一轍，不值一駁，只要看看世上選舉總統時有公民提名的八個國家中的其中六個，不是政變連年，便是販毒貪污充斥的落後窮國，便知「以公民提名為綱」的虛妄。為一種自己不懂的理念而作出狂熱的行為，破壞只會多於建設，這不是判斷力衰退是甚麼?

在電視所見，判斷力及價值觀同時淪陷的例子也多得很，曾有示威者大聲責罵上一代沒有爭取民主，沒有盡到責任，才要他們這一代承受苦果。這是既無知也不懂感恩的無良說法。民主的基礎是法治，自由與公義是民主希望達到（但不一定做得到）的目的。

香港有良好的法治，自由度在世界排名中二十年來都高踞第一，經濟早已進入發達經濟體之列，這些都是上一輩及兩三輩人一點一滴打造出來。

他們沒有推動社會的進步嗎？1956年香港暴動時，警察一拉便拉了六千多人放在漆咸道的集中營關押，那有今天這麼講究程序？1967年暴動，催淚彈，戒嚴宵禁隨時出現，又有誰理會過程序？沒有香港上幾代的努力，港人恐怕今天還住在床位板間房，工作朝不保夕，那有今天這麼多人可飽吃無憂米？不過，上一代又的確沒有盡好責任，他們太多人溺愛下一代，事事替他們擋風擋雨，最後造就了一批不明世事之輩，這是港人尤其是教育機構都應反省之事。


重回理性 港亂難斷

電視中亦見到，有示威者質問警察是否對得起下一代？要答辯的，不是警察，而是佔領運動的參與者。警察維護法紀，何錯之有？

我多次說過，此運動只會使民主離香港更遠，破壞法治等於動搖民主的基礎，佔領運動的參與者無論其主觀願望如何崇高，但到地獄之路往往由善意鋪成，他們又如何對得起自己的下一代？

最使我看不過眼的是一個自稱有八個月身孕的女人在激烈的衝突區喝罵警察為何這樣對待她。在美國，若有人帶子女參與涉及暴力的示威區，不被告以虐兒疏於照顧兒童罪而告上法庭的，幾稀矣！我未聽過孕婦自己跑到示威打鬥區而被檢控的案例，想來發達國家的人民從未有如斯愚蠢及不負責任，孕婦自己把自己放在危牆之下，所以不易找到案例。香港有志於保護兒童的人士，應調查一下此名孕婦是否觸犯法例！

大亂後是否有大治？這是可能的，但不必然。在後佔領時期，港人要做的事太多，不重回理性，亂後只會更亂。

 

(Sky Post   2014-12-5)

中國城鎮化大潮的經濟意義 (雷鼎鳴)

今年3 月人大、政協兩會開會期間，中央發表了一份影響可能很大、但港人少有注意的一份三萬多字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文件（下稱《規劃》）。我素來認為市場力量比政府規劃更能解決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規劃毫無用處，更加不意味著它們對我們不會產生影響。

 

從此《規劃》的內容看來，中國未來的幾年還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港人也應思考如何從中找尋商機，這遠勝於把自己沉溺於不能自拔的政治爭拗中。

 

《規劃》中所描述的其實是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城鎮化的延續及改善工程，它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文化、與人民的生活模式都有無遠弗屆的衝擊，但這些影響會有多大，卻視乎整個城鎮化的規模與速度究竟如何。

 

交通網絡 聯繫城市

 

1978 年，中國縣級或以上城市的總數是190座，到了2013年年底已增至654座，但其實城市總數到了1997年左右便停頓下來，再無增加，近年還不斷上升的，是城鎮的人口。1978年，中國城鎮人口1.72億人，佔總人口17.92%，到了2013年，城鎮常住人口已上升至7.31億人，佔總人口53.73%。這股升勢，方興未艾，2013 年一年內，城鎮人口便增加了1929 萬人，比北京或是東京的人口都要多。中國正在經歷著世界歷史中最大規模的人口城鎮化及遷徙過程。

 

按照《規劃》所言，這個遷徙過程還會繼續頗長一段時間，單是從現在到2020年，便會有1億人從農村移居到城市，這等於在這六年間，城市每年平均要再吸納1700萬人口，世界上又有哪個國家有此經驗？《規劃》其實遠不止此，李克強總理提到要搞三個1億，除了1億人進城外，尚要改造1億人口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又要引導約1 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搞城鎮化。

 

這麼大規模人口城鎮化的背後，必然涉及其他一大堆硬件及軟件的基建。房屋的建設是必需的，市內的公共交通及城鎮與城鎮間的交通運輸網絡，也會因人口激增而變得更為有用。中國的公路從1978 年的88.83 萬公里，已增至2013 年的435.6 萬公里，高速公路也從零變成10.44萬公里，鐵路也增加近倍，現有10.31 萬公里，連高鐵也高踞世界第一，有1.25 萬公里。這些基建，有助把中國各城市緊密地連結起來，我坐過幾次高鐵，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城市，感覺便像坐地鐵從一個站到另外一個站，這對人民生活影響有多深，還須驗證，但六年內城市人口既然要增加1億，這些基建總還會建設下去，不會停止。

 

整個城鎮化過程對經濟有多層次的影響。我在拙作《中國成為第一經濟體後香港的處境》（刊2014年10 月21 日《信報》）曾指出過，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有兩大動力，一是資本的積累，近七成的GDP 增長靠它推動，二是生產效率的進步，三成的增長動力源於此。至於人口或勞動力的變化，對中國而言，已然無大作用，中國的人口紅利早已似有若無。城鎮化與資本積累及生產效率的進步都有極密切關係。

 

人口增加 鬼城重生

 

經濟學中有所謂的報酬遞減律。中國人民經過這麼多年的高儲蓄高投資，積累到的資本已不在少數，再靠投資推動經濟增長，會否受制於報酬遞減，從而增速減慢？報酬遞減律的確會起作用，但它的影響有多大，卻取決於中國尚有多少有價值或高回報的投資項目，及生產效率的進步是否夠快。

 

我曾估算過，中國的資本邊際生產率（MPK）約有20%左右（與世界銀行的估算十分接近），就算扣去資本的折舊，平均而言，在宏觀經濟的投資回報率仍高達15%、16% 左右。這是不錯的回報，但它過去及未來的一段時間靠什麼支撐？其中一樣重要的因素正是城鎮化。我們若在一個城市拚命建房屋，又在城市與城市間修橋建路，把它們連接起來，究竟是在浪費資源還是對經濟有真正貢獻？如果這些城市都沒有多少人居住，各種房屋或基建項目恐怕都很易變成大白象，在賬面上GDP仍會有進賬，但空置房屋眾多的睡城鬼城的出現，卻可使我們知道投資的效益不大。但假若真的有大量人民進城，本來是大白象的工程也可變為有遠見有效益的投資項目。

 

多年前路過內地的一些公路，但見杳無人煙，不禁替這些公路投資者倒抽一口涼氣，但多年後重臨，卻已見到車水馬龍，這顯然是由於城市人口增加及經濟發展所致。不過，《規劃》中也指出，不少地方土地城鎮化快於人口城鎮化，這等於是說某些基建與房屋建得太早，而且不少城市的主管似乎偏好建些大廣場寬馬路之類的面子工程，浪費及低效率顯然仍存在。

 

發展城市 改變國運

 

城鎮化對生產效率的貢獻也不應低估。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一直都有2% 至3% 的年增長率，以國際標準而言，這是很亮麗的表現，但中國憑什麼可達此目標？人民居住在城市，工作及資訊環境跟在農村有很大的分別，工作經驗累積的速度也較快，所以一般而言，城市人口的比例若不斷上升，便意味有更多的人放棄農村較低效率的工作轉到城市，該國的生產效率便會保持進步。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來的經驗似乎也印證了此說。

 

城鎮化對GDP的另一種貢獻是它可能有助於創造一種人民歡迎的城市多元文化。有些人誤以為講GDP便是只講錢，其實GDP只是一種把有價值的生產活動總結起來的一個數字。假如某種新文化受人民喜歡，這文化的價值便可能（但不必然）反映在GDP 的計算內，例如，在此地方的樓宇價格或租金便會上升。

 

眾所周知，舊金山的樓價幾乎貴絕美國，當地卻並不如曼哈頓般有重要的金融中心，樓價貴便是美國人喜歡舊金山的天氣與特殊的文化。上海樓價也貴，但上海若非發展出多元的文化氛圍，它的地產也不會如此有價值。城鎮化使不同來源的人口聚在一起，引導得好的話，會出現不同的創意，豐富人民的生活，GDP也自會水漲船高。但搞得不好的話，也會出現內地某些二、三線城市「千城一面，萬鎮同工」的單調現象，而且還會賠上原有農村消失，產生無法排解的鄉愁。這會等同破壞人民的財富，GDP的計算或許也未能全面反映。

 

從上可知，大規模的城鎮化可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好處，使到有價值的投資項目不斷湧現，但涉及如此巨大人口的遷移、定居、工作、教育、醫療、生活康樂設施、環境生、交通運輸、養老、治安等等問題，也會同樣地大規模的出現。能應付得好這些問題，中國的經濟便又會上一個新台階。有問題要解決便等於有投資機會，中國的經濟潛力遠遠尚未完全發揮。

 

城鎮化帶來的現代人所熟知的城市問題其實古已有之。先不說中國歷史上的名城如洛陽、開封等在唐或宋如何繁華興盛，西方國家也很早便懂得發展城市，並利用其改變了國運。上月旅居羅馬數十年的日本女作家鹽野七生到北大演講，介紹了她用了15年寫的共15冊的巨著《羅馬人的故事》，這套書在日本及韓國的銷路以千萬計，詳盡地描述羅馬帝國崛起及衰亡的前因後果，我連忙在北京機場的書店買下沉甸甸的整套書回家捧讀。此書第十冊《條條大路通羅馬》便詳述了羅馬人如何應付城市化問題，頗適合今天的政府參考。

 

首先，羅馬人極重視基建，他們以修建大量公路而長留青史。羅馬人共建了8萬公里的道路，把今天的歐洲不同的城市都如蛛網般連接起來，有些道路二千多年後的今天還能使用，質量出奇地高。書中有論述道路的各種規格要求，例如路旁不准種樹，馬路邊都有行人道，馬隊可飛速前進，行人則可在兩邊的行人道漫步，互不侵擾，不似今天有人佔領了馬路，並睡在那裏，阻礙交通。里程碑也是羅馬大道的基本設施。

 

此外，羅馬的城市有神殿（可供集會及審判之用）、圖書館、廣場和公共會堂，又有競技場、半圓形劇場、鬥獸場等娛樂設施。羅馬的上水道及下水道、公共浴場都十分著名。

 

他們對軟件也十分注重，在別處的軍隊，因有發達的道路網絡，可迅速在戰爭時趕來救援，安全有保證。他們也有郵遞系統，亦有醫療教育系統等等。甚至在訊息傳播上也懂得利用鑄造的貨幣，刻上圖案，宣傳某些君主對基建有過什麼豐功偉績。

 

故步自封 必失良機

 

如此說來，羅馬人不斷征服四方，而且又緊接著不停修橋建路建城市把整個帝國連結起來，他們在建設時思維也是帶長遠眼光的，否則建設質量不會好，我們也不會在今天看到有這些麼多古蹟留下來。鹽野七生的書中也提醒，今天所有的歐羅紙幣的圖案都必有一道橋樑，我相信這是寓意歐洲國家的人民都可連結起來。中國城市化及交通網絡的發展，一樣有緊密連結人民的作用。

 

港人面對著北面如此大的變化有何因應之道？我不懂得回答此問題，但我若無記錯，中國的第一條超級公路，在1987年間通車，應是港人胡應湘所建。東莞若無港人北上建廠，也不會從一邊陲小鎮搖身一變為擁有800多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化地區。中國內地多個大城市不少地標性建築及地產，皆為港人所建。深圳及北京部分地鐵的管理，也是香港輸出的服務。

 

由此可見，香港既然早有城市發展的正面及負面經驗，若港人肯開動腦筋，當有可能自尋商機。就算退一步看來，中國的某些城市發展，例如上海能活化一些舊區，如賣藝術品的田子坊等等，也很值得香港學習。但倘若港人故步自封，對一些鄰近的大變革視若無睹，錯失機會，那麼我們也只能無話可說。

 

(HKEJ   2014-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