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內地股市急升 (雷鼎鳴)

內地股市自2007年底泡沫爆破後，一直低迷不振，股民大感悲戚，但自去年中開始，卻突然發威，從7月22日至今年1月28日，上證指數上升了59％，其間不少升幅，更是在最近短短兩個月才出現，從11月19日至1月28日，當中雖經歷過短綫的大幅波動，但總升幅也達到35％。香港的恒指成分股中早已包含了大量內地股票，內地股票的牛市，自然大大有利於恒指。但若要判斷未來內地股市的走勢，我們先要明白過去幾年它浮沉的因由。

有幾個事實我們是要先說清楚的。第一，2007年底上證越過6100點，但隨後拾級而下，2008年10月31日金融海潚後跌至1665點，不可謂不慘烈。在這之後，內地股票反彈乏力，去年7月1日，上證也只得2050點，遠遠低於過去的高位。但同一時期，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平均仍維持在8％以上，表現輝煌。
反觀美國，金融海嘯後經濟差強人意，遠遜中國，但從2007年10月9日道指金融海嘯前的高位14,164點，到今年1月27日的17,387點，升幅卻有22.8％。為甚麼中國經齊好，股市卻長期不振？美國經濟不景，股票卻走勢不錯？


內地樓市泡沫嚴重

第二點事實是中國資本快速積累，自2009至2014年的6年內，中國新增資本在扣除折舊後，也應有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之數。這筆錢跑到那裏去？顯然不是股市！2007年底上海與深圳股市總值大約是38萬億，去年年中只得25萬億（已包含了新上市的股票），就算是經過近日的升市，到了今年1月28日，總值也只得35.63萬億元人民幣，尚未返回家鄉。從此可見，資金從股市中很可能是淨流出，不是流入。

新增近百萬億元天文數字的資本去向並非不可解之謎，它有兩個主要去處。第一是房地產。近年內地一綫城市樓價有如香港般節節上升，廣州、上海、北京等地不少樓盤呎價竟可與香港相比，使人驚愕。在二、三綫城市，也有大量樓宇交投，不過，不少地方的房屋根本無人居住，變成是睡城、鬼城。

為甚麼這麼多人肯投資在不打算居住的房地產之上？這是因為他們相信磚頭可起儲值保值功能。這有如我們知道一張張紙幣鈔票本身並無用途，但我們相信用這些鈔票將來可換取有價值商品，所以也樂於以無用的鈔票作保值工具。此種形勢造成一種局面，當人民手上水頭充足但對股票失去信心時，便把大量的資金投放在房地產之上，股市與樓市變成不是同步進退，反而是背道而馳。從去年初開始，大家對內地的高房價又起疑慮之心，樓市變成低迷，資金重投股市，這又振奮起更多的人加入股市，股價由是有機會打破升極有限的魔咒。


企業只能靠借貸融資

資金的第二個大去處是企業，近月歐美媒體大驚小怪，蓋因中國的總欠債率高達GDP的250％，而企業債佔GDP的比例，有各種不同的估算，較悲觀的說它可能達到GDP的150％，在世界標準上算是高。為甚麼企債會高企？原因簡單。中國近年新增的近100萬億資本如何才可配置到企業中運用？從上述可知，股票市場並未有充分的扮演這角色，剩下來的方法主要便是靠各種債項，尤其是銀行的借債。這是否健康？我不認為這問題很大，但仍是不甚理想。

根據兩位經濟諾貝爾獎得主所證明的Modigliani-Miller定理，在市場沒有遭到稅制等條件扭曲下，一間公司靠股權（equity）集資還是靠借債融資，根本無甚分別，不會影響到其股價或是公司的健康。現在中國的企業靠借債而不是靠股票融資去消化近年那近百萬億的資金，自然會使到企業債佔GDP的比例急升。

不過，從分散風險的角度去看，若股市更發達一點，公司便有更多的股民去分擔公司的風險，而不是把風險都壓在數目較少的股東及銀行身上。我相信中國仍應大力改進股市的監管制度，使股民重建信心，多些資金通過股市配置到企業手上，而不是靠舉債。若如此，中國股市的牛市尚未結束，但最好是升得慢一點或反覆一點，避免急升變成泡沫。

(Sky Post  2015-1-30)

香港人口政策要面對的困局 (雷鼎鳴)

每年特首的《施政報告》及財爺的《預算案》定稿前，政府都會廣邀各界發表意見，通常是每人有幾分鐘時間，但也有一些人喜歡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說上十來分鐘，要被打斷才終止的。今年因長時間不在港，所以沒有參加這些諮詢會，對《施政報告》及《預算案》都談不上什麼貢獻。

 

不過，《施政報告》中人口政策佔了一重要位置，而政府又同時公布了《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我因曾是已完成任務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成員，對此文件的內容及背後理據熟口熟面，倒是可以一談香港應有怎麼樣的人口政策。

 

人口紅利 逐漸消失

 

政府所關注的人口政策，似乎與經濟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往往由幾種生產要素——人口、人才、土地、資本及科技所決定，這裏只討論人口及人才的部分。政府的擔心不無道理，香港的總人口雖平均每年以0.6%的緩慢速度增加，但有參與工作的勞動人口，在2013年共358萬人，到了2018年，根據政府的推算，會增至371萬人的高峰，以後便會逐年下降，到了2041年會跌回至352萬人。在回歸後，香港的經濟增長並不高，但其中三分一是靠勞動力增加所推動，未來勞動力減少，意味著「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長也會因此放緩，這似乎是政府的擔心之一。其實，勞動力減少本身不一定是壞事，因為人均收入可能因此而上升。構成問題的是，香港不但勞動力下降，總人口卻仍在上升，這意味著愈來愈少的工作人口要養活愈來愈多的總人口，我們便不能不考慮如何增加勞動人口的比例了。

 

勞動人口的比重不易增加，因它相當程度地受制於人口老化。人口老化可否逆轉？推算未來幾十年的人口走勢有一好處，便是其準確性可以很高，影響未來人口結構的因素不外幾項，一是出生率，二是死亡率，三是移民的淨出或淨入。一個今天出生的嬰兒，三十年後有極大的機會變成一個三十歲的成年人，除非有戰禍或瘟疫，死亡率及出生率的變化一般頗為緩慢，移民數目也屬政策可控範圍，所以我們今天不難準確地預見三十年後的人口結構，而在這方面，我們恰恰可以看到，香港很有可能正步上日本的後塵。

 

2013 年香港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是81.1歲， 女性是86.7歲，香港與日本一樣，是世界上人民最長壽的地區之一。2013年，香港的女性總和生育率是1.1，亦即一名婦女預期在一生人中會產出1.1名嬰兒，與日本一樣，香港也是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之一。不過，日本步入這些階段，比香港可能早上十年左右，因此，十年前日本人口老化的境況，大可作為今天香港的寫照，又或十年後香港的人口結構與今天的日本十分接近。

 

這對香港而言並非是好消息。日本政府連年財困，二十多年前其政府欠債仍不及GDP 的70%，今天卻接近230%，期間可知年年財政赤字的嚴重。造成此等赤字，日本失去人口紅利及長者的醫療及退休等造成的沉重負擔自是主因。日本人過去的總和儲蓄率也曾高企，反映日本人與其他東亞人民一樣，都頗願儲蓄，但今日情況已有變化，已退休的人士比例大增，他們不再儲蓄，而是會消費掉過去的儲蓄，所以社會的總体儲蓄便很難不下降。

 

人口老化 積重難返

 

去年3 月，政府公布了一份長遠財政計劃小組的報告，我也是小組的參與者之一，該報告已敲響警鐘，若現在政府不開始面對困難控制開支，人口老化的壓力可能使到香港在2041 年時欠下近10萬億元的債。當然，若政府知所進退，債項大幅縮減並非不可能。在計算上述可能出現的欠債時，尚未有把所謂「全民退休保障」所帶來的沉重負擔考慮在內。

 

由上述可知，人口老化是一個潛在的嚴重危機。此種危機不會如金融海嘯般突然爆發，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它會慢慢地但肯定地顯露出來，若不理它，將來只會積重難返。如何可化解人口老化的危機？世界上其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懂得有效應付。這不奇怪，長壽是一種很現代的現象，二百多年前歐洲人均壽命只有三十幾，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人均壽命也達不到四十，但今天發達國家的人民等閒活過八十，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也超過七十五。從前未退休或剛退休後不久便即時死去的人很多，今天退休後卻隨時可多活二、三十年或更長，誰去養活這些長者？一生人工作時間四十年左右，有些人還完全不工作或很少工作，但都要活上八十年，這意味無論用什麼退休保障制度，大家都要接受一個極高的儲蓄率，但並不是人人都願意這樣做。

 

政府對此困境當然不可以只抱著甘於認命的態度，而要努力化解或紓緩問題。在《人口政策》中亦可見到，「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中諸君多有努力想方設法，但我對問題能否解決，只能抱一種審慎的、樂觀其成的，但又不敢抱太大希望的態度。

 

將來勞動力不夠嗎？解決方法之一是補貼或鼓勵生育。這方法也許有點用，但成效恐怕十分微弱。正如《人口政策》所言，新加坡對中等收入家庭鼓勵生育的補助，有兩名子女的，在13歲以前可達近一百萬港元，但新加坡的生育率依然低企，與香港同一檔次，我幾年前做過一個問卷調查，其中一項問題便是香港生育年齡的夫婦要得到多少津貼才肯在計劃以外多生一名子女。答案從一、二十萬元到數千萬元都有，最多人選擇四百多萬元。在香港高樓價及優質教育機會不足的環境下，很多夫婦根本不肯生育。

 

我曾用2011 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作計算，41 至45歲的香港婦女中，有38% 沒有子女，這比例過去二十年來，年年上升。港人的不婚或晚婚是生育率低企的因，也是果。近年異性同居的年輕人增加，不想生育的，犯不著一定要結婚。政府若提供生育津貼，我相信數額要很大才會有效，但值不值得卻只是見仁見智。政府建議的措施中包括加強幼兒照顧，方便父母外出工作，以降低生育的機會成本，這政策符合經濟常理，但我恐怕仍頂不住生育子女所需的其他龐大成本，況且就算政策成功，我們也起碼要等二、三十年，這些初生小孩才會變成勞動力。

 

除了鼓勵多生子女外，另一途徑便是提高勞動人口的質量，使他們一個人的生產力等於幾個人。這需要社會多投資在教育及人才培訓上。在方向上我相信這是對的，提高勞動者的生產力不但有助紓緩人口老化帶來的困擾，而且可提高港人整體的收入，不過，這當中存有一困難。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中，世界各地生產工序的分工愈見鮮明，就算是一個大城市，也要集中只參與小量貨品或服務的生產，不可能什麼都做。例如，三十多年前紐約仍有近十萬低技術的製衣工人，此行業僱用了紐約華埠大量的勞工，但到了今天，此行業早已式微，但紐約的金融業卻更見發達。

 

輸入人才 可效星洲

 

至於香港，金融業發展的潛力仍很大，進出口及物流雖仍是最大行業，但已要面對重大壓力去保持增長了。電影業培養過不少人才，但從業員不少都到內地發展了。香港自己若不能從無到有搞出一個新的大型行業板塊，例如高科技，那麼香港有競爭力行業的數目大有可能會減少，有競爭力的行業則可聘請到更多的人。在外國，這不一定構成問題，例如紐約是金融中心，全國有能力及適合做金融的可跑到那裏工作，不適合的，例如擅長高新科技的，則可到別的城市去，例如跑到矽谷去創業。但香港條件完全不同，知識或技能在港無用武之地，但在其他城市可大派用場的，卻因不願或不能移民離開而留港發霉，並怨天尤人。就算政府要搞培訓或教育，也要掌握市場需要，否則可能只增加大眾對自己的期望，而他們學成後卻又會找不到工作，徒生怨氣。

 

更快解決人口老化的方法，是輸入人才，不用自己慢慢訓練。《人口政策》中有詳細討論幾種輸入人才的途徑，並有把這些途徑放寬一點的意圖。正如上文所說，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掌握不同技能的人才要有足夠的流動性，各自移居到他們能發揮所長的地方才能最大地提高生產力。在外國這是家常便飯之事，在香港，也許有不少人有興趣移民到外國，但與上述的原因不一定有關，年輕人肯移居到內地的，並非主流。既然如此，香港恐怕要走新加坡的路才可能遏止人口老化帶來的困擾。新加坡不用把自己的居民趕走，她選擇的是大量地吸納國外及內地精英到彼邦工作。這些人多半年輕，可抵銷人口老化壓力，而且生產力很高，近年新加坡人均GDP遠遠拋離香港，與她的人才政策有重要關係。

 

但如此一來，經過換血後誰是香港人將來恐要重新定義。若香港能如新加坡般吸納近百萬年輕精英，人口老化問題自然暫時消失於無形。事實上，香港的大學近年招收了很多外來的本科及研究生，而他們畢業後又有不少留港工作，與新加坡頗為接近，但規模卻仍是遠遜。香港政府若能做到如新加坡般的人才大執位，三十年後也不怕人口老化。但星港兩地有一重大分別，便是新加坡政府強勢，香港政府弱勢，並無足夠政治能量做到此事。既然如此，學到新加坡的機會很低，剩下來的結局便是像日本般，老化問題揮之不去矣。

 

(信報  2015-1-21)

量化思維與郊野公園 (雷鼎鳴)

在入門課本中，經濟學被訂下的定義是如何在各種局限束縛中找出最妥善配置資源的方法。在較高級的課本中，經濟學也可被視為解釋人類行為的學問，特別是推算出當資源約束改變時，人的行為會隨着發生甚麼相應的變化。

很多人都不知道，上述經濟學的定義意味着經濟學家的思維大都要走中庸之道。最優最妥善的資源配置很少會走向極端，為了避免浪費它會尋求成本與效益的平衡，但效益與成本又都受本身的規律所制約着，例如當一個城市沒有一株樹或哪怕只是一平方公尺的綠地時，第一株被種出的樹大家都會珍之重之，守護有加，但若城市中已有一千萬株樹時（以過去十年香港每年植樹近百萬株，也許香港的樹木早已超過千萬株），第一千萬零一株樹便會乏人理會。由此可見，樹林或綠地（或其他資源）的邊際效益是會逐漸減弱的。

效益這銀幣的另一面是成本，在香港1,1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拿出1平方公里做綠地或郊野公園，大家不會認為它會對社會構成多大代價，但當440平方公里已用作郊野公園，而同時數百萬市民又因沒有地建屋而受盡高樓價的苦楚時，多用一平方公里作郊野公園所涉及的邊際成本便很大。用簡單的經濟學或初級微積分都可輕易導出，最優的方案不會是完全沒有郊野公園，或全部的地都用作郊野公園，答案是在二者之間，而且是當用地的邊際成本剛好等於邊際效益之時。


固有面積比率未經論證

那麼香港的郊野公園佔了本港總面積40％，是否符合上述的最優之道？有位曾任香港郊野公園委員會之類組織主席的朋友告訴我，當年訂下的這個面積比例是沒經論證拍拍腦袋搞出來的，就算幾十年前訂下的標準沒有錯，今天幾可肯定是不合時宜。香港人口增加了這麼多，房屋變得這麼貴，意味着郊野公園的邊際成本不可能不大幅上升，但我們卻沒有理由認為其邊緣效益也以同樣大的幅度上升。我在本欄最近兩篇文章中也計算出應稍減郊野公園的面積，用作建屋，使港人不用捱貴租。

這看法會引起部分行山愛好者及環保人士的不滿乃意料中事，因他們看事鮮有從機會成本着眼，只看效益。知名財經評論人蔡東豪是著名的行山人，他似乎在模仿我的計算方法去替美國的國家公園算算帳，並得出結論，美國黃石公園面積比香港大得多，但每年訪客只是320萬人次，又認為按人口比例計算，香港郊野公園的使用率是美國的17.5倍，黃石公園應減去99％的面積云云。

這是錯誤的計算方法，有同行早已在報上指出其非，原因是並不懂得把邊際成本與邊際效益同時計算，對我的模仿亦只落得形似而神不似。美國面積980多萬平公里，是香港的9千倍，但人口卻只是香港的40多倍，這等於人均面積是香港的200倍。若港人有這麼多土地，即香港720萬人可擁有多200倍的土地，我不但絕不贊成削減郊野公園，反而會建議把它面積擴大100倍！原因：土地成本太低了，就算郊野公園的邊際效益近乎零也無所謂。

蔡先生讀工商管理出身，按理不會不懂這種簡易的原理，可能是他太喜歡行山，所以一時脫離了真實世界。不過，他既為場主，自有一批粉絲，他們所寫的有關評論及計算，可一望而被秒殺，其噪音甚似丁春秋的門徒所發，蔡先生肯定不喜當星宿老怪之位，怎會對此類噪音不感厭惡？我雖不是葉問，但卻明白他不時被希望成名的二打六挑戰或甚至挑畔的無奈，葉問當然不會理會這些挑戰。


用多角度計算 評估合理性

在計算數量時，我可能有點天賦，少年時做了個IQ測試，數量方面得分165，語文則連130分也不達。數量能力是微末之技，與純數學的抽象思維相比遠為低級，但與別人比試計算成本效益時，幾十年來從無敵手。這倒不是計數快慢問題，而是判斷力。

這裏有幾點經驗可與人分享。第一，要先判斷哪些問題是可準確計算，哪些不行，不能準確計算但又同時可得到準確結論的才具挑戰性，更加有趣。第二，要在不可算中算出合理政策結論，通常需要成本或效益差距懸殊，就算假設有誤，也可以預留足夠的誤差水位，保證有99％以上把握答案不會錯。我向有留誤差空間的習慣。第三，在得到答案後，必須評估其合理性，方法是用多種角度去計算，看看所得結論是否一致。第四，任何計算都有先決條件，我們要把條件假設清楚說出。例如，我說佔中損失是每天16億，但早已說明條件，是假設商業核心區中環被完全癱瘓。現在一些說法是牛頭不對馬嘴了。第五，要懂得腦筋轉彎。例如，郊野公園的成本可輕易推算，但效益稍難一點，但我們可用訪客最多肯付多少入場費進入郊野公園去窺知郊野公園在他們心中的真正價值；計算樹木淨化空氣有多大效益較為困難，但我們可用代替品的成本來代替，即植樹作補償要涉及多少成本。只要保持腦筋靈活，量化成本效益並不困難，而且遠勝一些只敢空口講理念的思維方式。

 

(sky Post   2015-1-23)

從零售業看經濟損失 (雷鼎鳴)

陳家強局長日前被媒體訪問時，表示擔心香港經濟的低增長常態化。局長是主理香港金融財政的核心人物，對香港的經濟實況自是春江水暖鴨先知。這當然不是好消息，值得我們關注，若有可能，則尚要找出方法看看能否扭轉乾坤，但我們先要根據已知的數據評估陳家強所說是否屬實。

近日影響香港短綫或長綫經濟最大的因素自然是佔領運動與它的後遺症。評估佔領運動已造成的短綫損失不易，因它的影響太分散，而且又未能完全癱瘓佔領區，這與佔領中環此一高度集中創造財富的地方是兩碼子事。我以前推算若成功癱瘓中環，每天的損失是16億元，但過去很多傳媒朋友問我佔領運動的短綫損失有多少時，我都表示條件不同，16億已不再適用。但現在佔領運動已結束，一些數據開始浮現，倒是可助我們窺探一些局部的損失有多大。


從銷售額及通脹看損失

甚麼數據才有用？宏觀數據不大有用，現在有的GDP數據，最新的也只是到去年的第三季，當時佔領運動尚未發生，而且影響宏觀經濟的因素太多，要把佔領運動影響抽離出來，除非機緣巧合，否則絕非易事。港大邵啟發教授的經濟預測模型也會受困於此，暫時不可能對佔領運動說得出個所以然來。太微觀的數據也沒用，有些行業受影響較大，有些則不受影響，我們若根據個別行業的情況去推測大局，容易以偏概全。李嘉誠說佔領運動對他旗下生意影響輕微，這是情理中事，他八成多的業務不在香港，而在港的超市、藥房、港燈等又怎可能會受大影響？至於地產，我一直認為供應短缺是影響樓價的根本因素，與佔領運動扯不上太大關係。


數據類別不一 難正確分辨

政府每個月都會發表有關零售業的統計報告，當中有列明不同類型產品的銷售數據，它們對判斷香港經濟的局部表現，卻是有啟示作用。我們先要注意，香港的私人總消費量約等於GDP的七成，而零售總額（當中已包含港人及遊客的購物）則是私人總消費的三分一左右，亦即低於GDP的四分一。10月及11月的零售數據早已公布，有英文報記者曾問我對這些數據有何分析，我答中間暗藏陷阱，很易錯誤解讀，所以我自己寫出來比口傳記者更可靠。

去年10月份（已發生佔領運動）零售總額是383億元，比前年同期上升1.4％,11月是413億元，比前年同期上升4.1％，而1月至11月的總額則比去年同期只增加了0.2％。香港的通脹率在去年10月是5.2％，11月是5.1％。從這些數據看來，我們似乎可得兩個結論：（一）因為銷售額增幅低於通脹，所以零售商的實質收益其實是萎縮了，10月份下降了3.8％,11月下降了0.9％。（二）港人（及遊客）雖用多了錢購物，但買回來商品的數量卻因價錢貴了而有所下降。

上述第一個結論是對的，第二個則不是，因為政府同時公布10月份銷售的貨物總量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4.3％,11月份更是上升了7.5％，這意味着在零售業中，平均物價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跌了。這是怎麼回事？為甚麼消費者物價指數比去年上升了超過5％，但零售業中物價又下跌了？我多個星期前便向我一位在統計處工作的學生查問，他告訴我零售業所涵蓋的貨品並非香港所有的消費貨品或服務，而且有些貨品確有跌價。這答案是對的，但並不足夠，我於是追尋下去，終於明白因由。


進口貨跌價 抵銷佔領影響

有兩類貨品的數字很矚目，10月電器與攝影用品銷售額上升23.8％，歸入「其他消費者耐用品」類別的，則上升66.9％,11月份升勢持續，增加了35.4％（9月時升勢已開始，上升了70.2％），我按照它們在零售業所佔的比重計算了一下，有接近十個百分點的零售業增幅全靠它們帶動，換言之，沒有它們，零售總值與數量都要下降。

這些是甚麼貨品？它們是手機、電視機、冰箱等。為甚麼它們價格會下跌？按政府數字，它們價格跌幅高達16％至17％左右。原因不難知道，從年中至11月底，南韓貨幣貶了9％左右，日圓則貶了14％左右，這些電器耐用品便大幅跌價。在同一時期，因某些新款手機大熱賣，內地來購買者眾，所以零售值與零售量的上升，完全是外部因素造成，與港經濟無關，而進口貨品價格下降的利好作用則也只是暫時地部分抵銷了佔領運動的負面影響。

(Sky Post   2015-1-16)

 

再評《二十一世紀財富論》 (雷鼎鳴)

皮凱提（Thomas Piketty ） 的《二十一世紀財富論》我去年6月16日已在本報發表過評論（《評〈二十一世紀財富論〉》），但一直模糊地感到尚有一關鍵的要害觀念未有清楚的掌握到，這對一個事事都要圖個明白的人會造成一定的困擾，不搞清它便睡不安寢。

 

去年8 月底，芝大商學院分校在港成立，典禮後的晚宴中，墨菲（Kevin Murphy）坐在我旁邊，談了差不多一整個晚上，其中一個話題正是此書的問題在哪裏。讀者也許不知，墨菲是芝大經濟教授中鼎鼎大名的天才，他不但早已取得行內地位與諾貝爾獎可比的克拉克獎章及麥克亞瑟天才獎，而且系內流傳一個被戲稱為「墨菲定律」（這是借用了坊間的「墨菲定律」的名詞了）的說法，若系內有人在苦思某經濟難題多天後仍無所得，大可打電話到墨菲家中，他是一個出色的木匠，可以一邊做木工，一邊聽同事訴說難題，在幾分鐘內便替人找到方向，百試百靈，所以可稱為「定律」也。

 

孟橋觀點 一針見血

 

墨菲的研究興趣與我的有重疊之處，大家都做過經濟增長理論。關於皮凱提一書的核心「發現」，財富的投資回報率r 在歷史上長期地大於經濟的增長率g，這似乎意味著資本家財富的增速會高於普通人民。墨菲的看法是r大於g正常之極合理之極，若不如此，世界便早有問題了，但r大於g並不一定會導致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今月初美國經濟學會在波士頓舉行年會，這是世界經濟學界每年一次的最大盛事，今次議程中便有專題講座，由各方高人評點皮凱提一書的觀點，當中我認為最一針見血的便是哈佛宏觀經濟學家孟橋（Gregory Mankiw）的評論。要注意皮凱提中譯本的書名雖用「資本」，但書中所指其實更接近「財富」，所以我一向認為中譯本書名譯得不對，孟橋的評論中也指書中所說的是「財富」。

 

孟橋對皮凱提雖十分尊重，但其對書中主要論點的批評卻是殺傷力極大，皮凱提不易支撐得住。孟橋的觀點與墨菲其實相當一致，但他在文中用數學模式清楚地點明了問題之所在。首先是在理論上，r大於g是很自然而且是理所當然的，並非什麼新觀念。為何如此？

 

經濟學中有所謂的「資本邊際產量」（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MPK）概念，即投入多1元的資本後，產量可增加多少。在競爭性的市場中，MPK 等同投資回報率r，例如你多投了100 元後，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你可多產出價值5 元的貨物，那麼你的回報率便是5%了。如果你的儲蓄率很高，資本積累得很快，愈來愈多，那麼投資回報率會怎樣？答案是愈來愈低，這是因報酬遞減律的緣故。我常說建第一條公路可能有很好的效益，但已建了100條後，第101條的效益或重要性便沒那麼大了，亦即回報率會下降。由此可見，回報率的高低要視乎人民選擇了多高的儲蓄率。

 

經濟學也有另一較高層次的概念，叫「儲蓄金律」（Golden Rule of Saving），如果儲蓄率低，便有餘錢今天多消費，但代價是因缺少積蓄及投資，將來沒這麼多錢消費。人民若是夠聰明，會選擇一個最優的儲蓄率，使到自己一生中的總消費（折現值）得到最大化。諾獎得主費爾潑斯（Edmund Phelps）當學生時便發表過一篇經典短文談論此事，他證明了最佳的儲蓄率是使到資本的邊際產量，剛好等於勞動效率的進步速度，在此簡化了的模型中，這也剛好等於經濟的增長率g。換言之，若人民是最聰明的，他們儲蓄及投資不會過多或過少，剛好會使到回報率r等於g。不過，實際上，西方社會多數的人不願意有太高的儲蓄率，資金積累不快，投資回報率仍可高企，r 因此大於g。但在中國社會，這不一定永遠正確。

 

我們假如像皮凱提般引入資本稅，市場不再完全自由，經過一些數學推導，很容易證明r 也幾乎一定大於g。這些結果在孟橋的論文中有提到。我對這些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其實也十分熟悉，但正如上文所說，為什麼曾經總是掌握不到皮凱提的關鍵缺陷呢？原因很簡單，在增長理論的文獻中，我利用慣了資本邊際產量MPK，而不是與它等值的r，符號的不同會引致短暫的近視目盲。

 

著名富豪 意念起家

 

一知道r大於g完全可納入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後，皮凱提推導的結論及政策便顯得頗為不妥了。就算r大於g，並不意味着靠r賺錢的資本家財富會日漸拋離了靠g增加收入的勞動者。這是因為資本家也需消費，而且消費較普通人更大，消費會吃掉一部份回報，財富增長的速度不再是r，而是r減去c。這裡的c是資本家每年消費佔其財富的百分比。（孟橋實際觀察，認為c大約等於3%），而且經濟增長理論早已證明，當中自有動力會使到r-c向g趨同，換言之，就算本來r 大於g，資本家最符合自己長遠利益的消費，便是把r-c控制在等於g的水平，他們將來財富增長的速度也不會比工人的快。(資本家財富累積的速度也會受制於他們要把財富攤分給自已後代等等因素，不贅。)

 

這立時解釋到皮凱提解釋不到的現象。倘若資本家的回報率長期高於經濟增長率，按理這會導致資本家的消費與工人的消費愈拉愈遠，因為這個過程很久以前早已開始，古代富豪在今天的後代，必都已成巨富，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國人說「富不過三代」，家道中落是等閒之事，歷史上的富豪如羅斯齊（Rothschild）家族、麥迪齊（Medici）家族或中國古代富豪的後人，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在人海中找到他們？今天著名的富豪，如李嘉誠、馬雲、蓋茨，他們致富靠的是新意念，不是祖宗留下來的無有盡時的資本回報。

 

一用上增長理論，皮凱提所建議的全球徵收資本或財富稅的政策更立時變得漏洞百出。沒錯，抽資本家的稅並把稅收入用作補貼工人的確會提升工人收入相對於資本家收入的比例，使到他們貧富差距收窄，但當中卻另有一不妙後果。這種稅收自動會減低資本家的投資意欲，激勵他們自己多消費。但這樣一來，由於資本積累減慢，GDP也不易達到高水平，這會連累工人的收入。孟橋清楚用數學證明了最終資本家及工人的收入或消費同時都會受到負面影響。

 

這不是什麼新的結果，也不是孟橋的創見，文獻中早有論述。抽資本稅可以使到貧富收窄，但最終卻會減低工人的收入或消費，得不償失。要注意：皮凱提建議的是全球各國都徵收資本稅，務求對所有的資本家都「一網打盡」，但這樣一來，卻同時也會「趕絕」了全世界的工人。假如只是一個地方徵收資本稅，打擊了資本家在當地的投資意欲， 他們大可跑到別國投資，使到那裏的工人有更高的收入。但有了全球稅，這便不可能了。

 

另一位經濟大師墨科斯基（Deirdre McCloskey）最近也寫了篇長文評論皮凱提的書。墨科斯基的評論不容忽視，因為她的本行是經濟史及經濟思想史，熟悉幾百年來西方的經濟變化。她指出，過去二百年是資本主義在西方主導社會的年代，也是她稱為「大豐盛」（Great Enrichment）的年代。1800 年至今，西方世界人口增長了7倍，但人均收入卻增加了10至30倍！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人均收入也上升了近20倍。資本主義社會中什麼因素成就了此「大豐盛」（中國也是走了市場經濟路線才有此成績）？這主要不是靠資本的積累，而是靠人力資本帶來的新意念。美國的蓋茨、喬布斯、朱克伯格等當代富豪無不是靠意念致富，中國三位姓馬的首富也是如此。由此可見，皮凱提把鏡頭對資本回報是搞錯對象了。

 

但更有甚者，若政策主要是搞收入再分配，效果卻是甚低。據墨科斯基所算，就算把美國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悉數充公平均分配給其他人等，後者的收人也只能增加22%，與上述所說的10至30倍的收入增長不可同日而語，而且這樣一搞，投資必劇降，最終所有人收入都會減少。

 

我在寫此文手稿時，多次錯誤地用「他」來代表墨科斯基，其實「她」是經濟學界中著名的變性人。當年在芝大念本科課程時，三年級的香港經濟學生多會跳班讀博士班一年級的理論課程，「價格論」（芝大以外叫微觀經濟）博士班第一學期正是墨氏所教，經他（當時仍是「他」，不是她）「打底」後，才敢念第二及第三學期貝卡爾或佛利民的「價格論」。墨氏不大用數學，但經濟思想極具深度，他所出的習作及考試，都要想爆腦才懂作答，而且他的題目必有毫不含糊說一便一的答案。

 

看法悲觀 以顯深度

 

她有本絕了版的本科經濟課本，但在網上可免費找到；要真正讀懂經濟理論的，此書乃天書，不讀過它等於沒「食過夜粥」。月前墨氏來港開會，晚宴中我坐在她旁邊，聽她談到他當年與張五常共用辦公室，她活靈活現描述年輕時的張五常，與我近年在內地常見到的張五常，完全一樣，由此可知，人的性情不易改變。

 

墨科斯基在他大文中也指出了幾處皮凱提經濟學上的硬傷，但更使我感到興趣的是她對人性深刻入微的分析。例如她指出，根據某君利用Kindle 數據的研究，讀皮凱提七百頁巨著的，平均只讀了26頁便不再讀下去。這頗可能是不少「知識分子」讀此書只求追上時尚潮流，稍讀一點已經可在雞尾酒會中評頭品足扮飽學。她又指出，人多數喜歡把前景看得悲觀，正如皮氏書中所展現將來愈來愈糟透的收入分配，若不是站在悲觀一面，便愈是看起來缺乏思想深度，哪管此種悲觀是否與事實相符。皮凱提一書我幾乎讀過全文，但我卻同意讀到二十六頁左右便差不多了，再輔以墨氏所寫的淺白評論及孟橋的技術性較高的分析，可能比讀遍全書更符合成本效益。

 

(信報 2015-1-13)

名單制與白票制 (雷鼎鳴)

政改第二輪諮詢在1月7日開始，陳弘毅教授早已拋出一個方案，有利社會聚焦討論。

 

不少人以為在8.31 人大「落閘」後，現在繼續討論政改已無意義。我認同政改前景堪虞，但只要它能幫助香港脫離困境，哪怕只有半分的機會，我們也不應放棄，陳弘毅願意以「技術理性」代替別人的虛無主義，值得支持，況且正如我過去一再表示，8.31 的「落閘」，並無封死政改討論的所有空間。

 

為什麼政改之路比前更難行？政改的目的是應為香港引入一套競爭性的選舉特首機制，2007 年中央政府批准香港可普選特首，這本是《基本法》內沒有明確允諾的項目，但為什麼中央肯這樣做？我相信中央對港一直持頗開放的政策，而且希望香港是一個可資利用的試點，若民主選舉能在香港順利落實而又不引致太大成本的話，內地也可吸收經驗，這對中國本身的民主發展便有啟示作用。

 

部分政客 居心可疑

 

近年來，中港兩地互信減低，佔領運動中某些人的乖張行徑在內地廣為報道，已成為反面教材，香港的民主「示範」功能在未來的一段日子中，恐怕已經消失了，就算有無普選，中央可能已不大重視。至於香港的部分泛民政客，他們是否真心支持普選特首，十分可疑。特首若是有一、二百萬票選出，其認受性便會大增，以反對政府施政為綱領的政客，便會失去著力點，這不是他們願意見到的。既然中央不見得著緊普選，某些泛民政客又根本害怕出現普選，那麼政改前景又怎容樂觀？

 

但沒有普選，受害者卻是港人。現時政府弱勢，政令不通，施政受制，惟有萬事拖拖拉拉。就以房屋問題為例，香港土地本多，但就算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卻仍推不出多少可用之地，未來十年，只能希望能有49萬個大部分很細小的新單位能建成，樓價很難大幅度被推低。據政府的《長遠房屋策略》所述，把一塊可發展的土地變成樓宇，需時可達14 年，中間與利益團體的政治討價還價顯然是延誤的原因之一。 要打破如此局面，有票支持的行政長官行政主導是有效方法，缺此，則香港未來會很難有效化解人口老化、社會缺乏上流力、經濟停滯變成常態、房價高昂等等社會深層次矛盾。

 

我的讀者大概都知道，我過去反覆論述過，任何民主制度都有無法迴避的缺陷，根本不存在完美的選舉制度，但它卻有一極重要的優點，只要有競爭性選舉，即可增加踢走不稱職的元首的機會，單是這一點，已值得我們落實普選。

 

至於一些附加上不可行條件的所謂「真普選」，只是節外生枝，主次不分，後果只是使到有競爭性選舉也不能出現，不利港人福祉。我與十三學者及很多朋友一樣，早已了無牽掛，對政治毫無興趣，亦無涉及任何政治利益，所以敢讚敢罵，這回讚的是陳弘毅肯繼續在夾縫中替港找出路的執著。

 

白票訊息 未必準確

 

不過，認同其努力卻不等於不經思考便支持其方案。先師歷史學家何炳棣教落，治學要有大刀闊斧闖出新路的氣魄，但同時也要有使用繡花針般的綿密工夫。我相信這也適用於設計政制方面，所以陳的建議我們須小心論證。

 

陳弘毅方案有兩部分，其一是在提名委員會中實施我也是成員之一的十三學者的方案，即使用名單綑綁制，候選人出閘前要得到超過五成的提委支持，但提委是對在同一名單的幾個候選人投票，而不是對個別候選人投票。其二是建議使用楊艾文教授和其他人建議過的「白票制」。

 

十三學者方案數月前我們已詳盡介紹過，在此不贅。我既然是倡導者之一，當然不會反對，在此只稍作補充，再細述對「白票制」的看法。

 

我們要注意，名單制是一種平衡，它沒有違反8.31 的決議，中央仍能保持很高的安全系數，而泛民也有可能當上候選人。倘若名單中有一候選人，是中央極不能接受的，又假設中央對提委會相當部分的成員有頗大的影響力，那麼，這個名單很難會有超過50% 的票支持，該名單自然難產，要再選出新名單。這一點已對中央應有的權利有很大的尊重。

 

但我們不要忘記，若名單被否決掉，中央及提委會總也會付出點政治代價，所以除非中央認為某名單真的無法接受，否則並無誘因過度干預，泛民並非沒有機會出選。將來若中央與泛民互信增加，則問題更少。政治須要妥協，否則寸步難行，名單制正是雙方妥協之道。

 

「白票制」的特點是什麼？它是指在最後的競爭性選舉中人民所投之票多了一個選擇，即「不投名單中任何一人」（None of the above，或稱NOTA）。此種制度曾在俄羅斯、印度、哥倫比亞等國都出現過。陳弘毅建議，倘若選擇NOTA者多於投票者的五成，選舉便無效；若低於五成，選舉便有效，至於誰可勝出，是否非NOTA 票中的簡單最多數還是一定要50%以上，我相信社會中人可討論，我自己傾向在扣除NOTA 票後，一定要得到餘下的票的過半數才能當選，若達不到，則可把得票最多的兩人抽出來，再投一次票。

 

這些「白票」應如何解讀？陳弘毅的說法是讓港人「守尾門」。這個說法有真實的部分，但我們在解讀「白票」的訊息時，不一定能完全準確，噪音仍然存在。陳曾指出過有兩種人會投「白票」，一是根本不滿整個提委制度的選民，二是不認為名單上有任何候選人可以接受，他們心中可能只有更心儀的人。

 

上述說法我不反對，但我相信還有第三種可能，而且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種可能性。

 

我過去在本報多次指出過，兩位經濟學家在七十年代時早已分別地證明了一個以他們命名的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當中指出，任何一種投票制度，只要有兩個以上的選項，便一定有誘因導致選民使用策略性投票的方法去操控結果，最後我們根本不知投票結果是否反映民意。

 

任何方案 總有破綻

 

這是民主制度一個無法化解，但或可減輕的困難。在「白票制」中選民又可如何「策略性」地操控結果呢？我以前說過，只要有人告訴我某種投票的制度，我有九成的把握在十分鐘之內想出一種操控的方法，這正如多練了「獨孤九劍」後，很快便可看出對手招式上必然存在的破綻一樣。

 

這裏先假設名單中有A、B 兩個候選人（更多的人結果相同），所以在票上有三個選項，A、B 與「白票」或NOTA。這個「白票」選項其實可視作A 與B 以外的所有可能合乎資格當特首的人。又再假設B 處於弱勢，民調中顯示其勝望很低，A幾乎一定勝出。那麼B的支持者怎樣才能翻盤，甚至反敗為勝呢？一種方法是他們都不投B，改為投「白票」。以下例子可說明形勢。假設40% 的選民一早已打算投「白票」，40% 的選民打算投A，20% 支持B。如果B 的大部分支持者改為投「白票」，那麼「白票」比例便會過半，選舉便不再有效，名單要重組，B 便有了新的時間組織實力與A再決一生死。

 

從上述例子中我們可以見到，倘若「白票」很多，或合法選舉的要求很高，例如只要有兩成票是「白票」，流選便會發生，那麼，操控便容易出現。又如果候選人不止A、B二人，而有C或更多的人，那麼弱勢的B 與C 的支持者改投「白票」的機會便更大，流選的機會也會因這些策略行為而增加。

 

不要以為在真實世界中此等事情不會出現，我過去引用我的同事渡邊安虎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的研究結果中指出，日本選舉首相時此等策略性投票極為普遍。近日在北京坊間買來一書，叫《墨菲定律》，中間指出，你以為不會出的差錯多數都會出現，不可不防。況且在今天資訊發達的社會中要統一部分選民投票的取向並不困難，在報章或網上多作「分析」或號召便可。

 

全民投票 對港有利

 

上述絕非說「白票制」不可取。Gibbard-Satterthwaite 定理顯示，沒有缺陷的投票制度根本不存在，「白票制」亦必然會有缺陷。知道此點後，我們應如何補救？陳弘毅提議的要有50% 以上的「白票」才須流選，這門檻我相信應可足夠，玩策略的人並不太容易成功。若然要再增加安全系數，我相信必須要增加這些策略家的成本。

 

增加成本的關鍵是如何處理流選。第一次選舉若流選，可能有一段時間（例如一年）只能有代理特首，或許由政務司司長出任。一年後再選時可取消「白票制」，這可避免再一次流選，而且也讓那些策略家知道，他們的手法不可能沒完沒了的使用，第一次選舉時使用這種手段也不一定帶來有利他們的結果。這也是制衡的方法之一。

 

搞民主便要相信人民。我與鄭赤琰教授曾建議使用強制性投票或鼓勵性全民投票，以增加投票率。香港有五百多萬合資格選民，但只有三百多萬有登記，而在立法會選舉中有真正投票的不足二百萬，投票率只及有資格者的三分一左右，如此低的投票率問題叢生，其中一樣便是只要小量的人選用策略性投票，選舉結果也會大受影響。投票人若足夠多，例如接近全民投票，操控便更難出現。

 

(信報    2015-1-7)

 

 

再論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 (雷鼎鳴)

新加坡近年雖有大量新移民，但香港人口仍比它多三成。不過，若論全部住宅單位的總樓面面積，香港卻不及新加坡，由此可見，港人人均居住的面積是遠遜別人了。

住宅總樓面面積不足，是香港價高企的癥結所在。有人若認為地產商唯利市圖，他們也只能主要靠減低供應去抬高樓價。亞洲金融風暴剛結束後，經濟轉旺，但樓宇供應充足，樓價便繼續下滑。2009年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慘淡，但港住宅供應只得七千多個單位，樓價仍可一枝獨秀節節上升。過去兩年「雙辣招」大幅減低了二手樓供應，雖云有加息陰影，樓價已高至普通人不能負擔，卻仍不肯回落。這些事實都在證明，樓價必會因市場中的供應而調節。這不該是一個有爭議性的問題，情況有如就算有某傻人跑出來聲稱地球是繞着月球而行，我們也絕不可說月球繞地球而行是一有爭議性的命題。


生地變熟地 需時最少14年

眾所周知，在地理意義上，香港並非怎麼缺地，但為甚麼可建樓之地老是拿不出來？政府的「長遠房屋策略」告訴我們，把一塊「生地」變成樓宇，要過五關斬六將，需時14年，現在政府說在10年內計劃供應48萬個單位，但其實仍是兩手空空，尚未完全找到足夠的地。

要動用一些農地嗎？香港有農地50平方公里，但各種人為政治目的已令此暫時仍是奢望。我在上周拙作《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中建議可推出小部份郊野公園之地以作發展，支持一、二十年後的建屋，據說引發了某些網民的激烈討論。倘若政府有膽識動用部份郊野公園之地，可以形成市場壓力，迫使囤積土地之人早日發展建樓，否則將來更難賺錢。

雖然大部分郊野公園不宜建樓，但沙田過去不也是像郊野公園般嗎？我在拙作中推算過，若把其中10％的土地找出來發展，港人的住屋成本每年會減少起碼288億元。由此可見，把如此珍貴的土地資源撥作為郊野公園，十分浪費。有知名的郊野公園護法認為我只算郊野公園的成本，不理其效益，所以結論錯誤。


實際效益遠比成本低

在學術界中工作有個好處，便是接觸的人多是聰明之輩，就算是學生，縱然資質有差異，也大都是舉一反三，所以我早已習慣分析問題時不用「畫公仔畫出腸」，我一說出分析的路向，圈內聽眾便能自動推出答案，不用我多言。我有沒有考慮郊野公園的效益呢？當然有，早已把答案寫在牆上，但既然有人看不到，便要多說兩句了。

郊野公園能帶來最直接的效益自然是使到行山之人心曠神怡，這效益多大卻是不難推算。我們可作此思想實驗，假如到郊野公園要收入場費100元，有部份人便不會去了。若收400元一次，我相信郊野公園訪客起碼會減少九成以上。這意味着甚麼？某人若不用付費才去郊野公園，一旦要付400元，他便不會去，這反映出在他心中，400元比郊野公園為他帶來的效益更大。

某些人空洞地說郊野公園價值如何大，但判斷其真正價值的標準，並不是他口中所說，而是看他的行動。上周我估計，若減少了10％的郊野公園用地，遊客每年的總訪問次數，頂多減少125萬人次。以每次效益400元計，到郊野公園行山的總效益只是區區的每年5億元，與每年288億的成本差天共地。


維護空氣素質 多造市區綠化

當然，郊野公園的另一重要效益是它的樹木可吸納碳氣，使到空氣清新。這是很大的好處，但就算失去這部分效益，我們卻不是不能補救。如何補救？在香港其他地方多種樹可也。

種樹成本多貴？我查過政府發展局的資料，過去5年，政府每年種樹大約90萬株，灌木則有約600萬株，五年下來，光是新增的樹便有400多萬株了。政府在此事上的效率似是高得使人奇怪，平均每年為種樹綠化的經費只得2億元左右，我查來查去，也是此數。

假設撥走了十分一部野公園土地後，政府加十倍的經費去種樹綠化香港（每年便是900萬株新樹了），不用很多年，這些新樹便會成長，反正香港本來古木參天的地方便不多。成本是多少?每年只是20億而已。減少行山及種樹的成本加起來也只是每年25億，與每年288億差遠了，其他的較次要效益不用再計下去吧？
有評論人以為根據我的計算，每次行山等於賺了23,000元，十多人同去，便賺了39萬了。香港會否如此容易發達？發夢也沒這麼早！

若行山人真的能得此效益，問題反而不大，我估計他們平均每人頂多得400元效益，但為了維持這些小眾的丁點利益，港人卻要交貴租，補貼了他們每人23,000元。這是經濟學中經典的「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損天下而自己只得微利，何需歡欣？

(Sky Post   2015-1-9)

佔領運動後檢視年輕人收入分布 (雷鼎鳴)

佔領運動暫時已成過去，社會中對部分年輕人為何有這麼大的怨氣頗有爭議，其中有兩個假說較值得我們注意。其一是不少年輕人的價值觀已進入「後物質」階段，他們已不這麼追求物質上的富足，更崇尚民主、自由、公義等非物質的價值。其二是他們事業有挫折，在社會中往上流動緩慢，或收入比不上別人，生活無甚改善，買不起房子等等。

 

反對第一種假說的人會指出某些年輕人的躁動只是吃飽無憂米之輩的行為，他們對民主理論與實踐認識膚淺，不然為什麼堅持要採納世界絕大多數民主國家所棄的「公民提名」才算是真普選？他們要的自由是建築在別人痛苦之上的個人放任，若非如此，怎會有「鳩嗚」此類擾民的無聊舉措。公義本身便要求不能有雙重標準，但「佔路」侵害市民利益，獵巫式的辱罵持不同意見者都顯示涉事者個人道德操守缺乏高舉公義旗幟者應有的底線。因此，這些年輕人絕不是真的「後物質」主義者，他們只是喜歡策略性地把自己包裝成為對金錢利益不感興趣的志行高潔之士。

 

不認同第二種假說的人會告訴我們，在好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意見調查中，不少受訪者都曾信誓旦旦的表示追求「真普選」才是他們的目的，參與佔領者不少人都有正當職業，不愁生活，他們對賺錢不感興趣云云。

 

這兩個假說（當然也有第三、第四等等假說）嚴格來說都是可驗證的，答案不是你說了或我說了便可作準。它們也不見得一定都是互相排斥的，但哪一個更重要或影響力更大卻也需要實際的量度。在實證過程中，經濟學家認為實際的行動或選擇遠比問卷中的口頭回應來得可靠。若然有足夠的數據或觀察，我們希望有兩個問題可找出答案︰假若經濟進步，人民的上流性普遍增加但沒有普選，怨氣會否顯著減少？假如有普選，但經濟停滯，人民事業發展不順，他們是否便會快樂舒暢？

 

要回答這些問題並不容易，我不認為現在我們已有足夠的數據去作出不容置疑的判斷，但經濟學家從歷史及世界各地的經驗中，早已總結出一條道理，經濟因素對人的行為有威力巨大的影響力，所以我們應先搞清楚香港的年輕人正在面對怎麼樣的經濟環境，若不解決他們的問題，就算現在並無怨氣的年輕人將來恐怕也會變成憤怒中年。

 

在扶貧委員會的一個會議中，碰到統計處的鄭偉江處長及陳萃如助理處長，連忙找他們幫忙提供數據，他們一口答應。幾天時間不到，陳萃如便傳來一套數據，是從1993 至2003 年每年的綜合住戶調查所得，其中對不同年齡組合每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包括在內，在此先向他們致謝。這些數據包括全職工作的收入，也有非全職工作人員的收入，但本文只集中用全職收入的數據，其他的將來有機會再說。這套數據的樣本比不上人口普查的大，但勝在每年都有，勝於人口普查的五年才一次。在分析這些數據後，我可得到四個觀察，對了解香港年輕人的收入分布及上流性大有幫助。

 

【觀察一】

 

第一個觀察是年輕人的就業收入在過去20 年基本上是停滯不前。從1993到2013年，香港總體全職工作人口收入的中位數，在扣除通脹以後，共上升了27.7%。20年的時間才增加了這麼少，沒有驚喜，但總算有些增長。不過，年輕人運氣倒更不如。在同一時期， 20 至24歲人士中，實質收入的中位數共只增加了6.7%，25 至29 歲的組合中，則上升了7.3%。這些數據已清楚顯示，年輕人的實質收入在20年這麼長的時間中基本上原地踏步，與其他年齡組群的情況大有差別。我們若從1998年回歸後第一年算起，到2013 年為止，25 至29 歲人士中，實質收入中位數竟還掉下了1.8%，更可見年輕人事業上起步之難。這些數據符合很多人早已知之的事實，大學生今天的起薪點，在扣除物價因素後，與20 年前並無多大分別，香港早已不是一個高速增長的地方！

 

【觀察二】

 

第二個觀察與社會流動性有關。在1993 年一個20 至24 歲的港人， 到了1998 年便會屬於25 至29 的年齡群， 到了2003 年則是30 至34 歲了，如此類推（香港中青年人死亡率及移民人數的百分比都低，對結果影響不大，此處不理）。用2013 年的購買力計算，1993 年20 至24 歲年齡群的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是9843 元，10 年後，到2003 年，基本上的同一批港人，即30到34歲的，上升至16681 元（也是用2013 年購買力計算）。由此可知，在這10 年中，其實質工資上升了69.5%，平均年增長率為5.4%。

 

這個工資的增長率是很高的，它包含了社會總體生產力的進步，以及個人因工作經驗積累而得到的升職加薪，它增長愈快，便愈顯示出社會有向上流動性。從以上可知，在20 年前的年輕人上流性不錯，但較近年的又如何？我用同樣的方法計算出，1998 年的20 至24 歲的青年年齡群在其後10年，實質收入中位數平均每年上升5.2%（10年內總共上升66%）；2003年的20至24歲年齡群，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也是5.2%（10 年上升了66.3%）；甚至在2008 年的同等年齡群，在其後的5 年，實質薪酬每年也有6.7%的增長。

 

這些結果，似乎顯示出今天年輕人的社會向上流動性與過去相比，並未減慢。不過，有一點是要補充及要注意的。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中壯年人的流動性。1993年35至39歲年齡群實質收入中位數是12871元（用2013年物價計算），這批人其後10 年的實質收入只以平均每年0.93% 的速度增長，遠遜於比他們年輕10年的工作人口收入上升的速度。我們再看5年及10年後的情況，1998年的35至39年齡群，實質收入年增長率跌至0.65%，2003年36至39歲年齡群，在其後的實質收入，不但沒有增幅，還每年平均下降1.15%。由此可知，近年真正要面對上流性減速，甚至入息下降的組群，並非年輕人，而是較他們年長的人。這結果倒是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

 

【觀察三】

 

第三個觀察是看看年輕人的收入與整體人口的收入有何分別及近年有何演變。在1993 年，20 至24 歲年齡群的收入中位數是整體工作人口收入中位數的86.7%，但到了2013年，20至24歲的年齡入息與總體人口相比，已跌至72.4%。我們若用25至29歲的年齡群作同樣的比較，結果也一樣，1993 年他們收入中位數等於總體人口的106.7%，但到了2013年已下降至89.7%。這組結果反映了年輕人在社會中的相對經濟地位，近20年來確有逐步轉弱的趨勢。

 

綜合第二及第三個觀察，我們可得另一結論。年輕人在其個人工作生涯的頭10年中，的確可享有可觀的收入增幅，過去20 年此種流動性沒有衰退。不過，他們的起點相對於其他年齡群，卻是每下愈況。今天的年輕人跑得與20年前的一樣快，但起步點卻是較墮後。

 

【觀察四】

 

第四個觀察聚焦於年輕人與年輕人比較，他們的收入分配有否趨向貧富懸殊。量度收入分布的方法很多，港人較熟悉的是「基尼系數」，但因此系數計算時比較麻煩，我改用另一常用的標準方法，即「變異系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亦有譯作「離散系數」），它的定義是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除以平均值（mean），「變異系數」愈大，收入分布便愈不均勻，貧富差距便愈大。

 

我把1993至2013年21年中每年的20 至29 歲年齡群收入的「變異系數」都計算出來，並且把總體工作人口的收入「變異系數」也算出，以作比較，結果也印證了我一貫的觀點，即香港的貧富差距素來巨大，但並無惡化（見拙作《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刊2010 年3 月22日《信報》）。20至29歲收入的「變異系數」是0.52，1996 年升至0.63，接在金融海嘯出現的2008年到達最高峰的0.7，以後便逐步回落，2013年是0.63，與1996年相若，顯示2013 年與回歸前的1996年相比，年輕人當中貧富差的差別大致相若。

 

包括各年齡全部工作人口收入的「變異系數」，在1993年是0.92（它高於同年年輕人的「變異系數」理所當然），1996年是0.95，2005 年升至高峰的1，接著慢慢下降至2013年的0.89。這結果證明今天總體社會的貧富差距比起回歸前更低，不少傳媒喜歡說貧富懸殊在惡化，與事實不符。我也要指出，收入的「變異系數」在2006 年便開始下跌，時間上早於政府近年的各種扶貧措施。

 

綜上所述，我們可得以下總結。年輕人的實質收入表現停滯，今天的年輕人與20年前的年輕人相比，收入升幅微弱，遠遜其他年齡群的表現。但從年輕到年壯，隨著經驗累積及生產力的進步，港人收入仍有可觀的增長。不過，在壯年以後，今天社會的上流性便及不上從前。年輕人為什麼在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內收入會大有上升？部分原因是他們的收入相對起點，比前愈來愈低。若年輕人與年輕人相比，或港人與港人相比，貧富懸殊並無惡化。

 

過去十多年，大專學位數量急擴張， 我相信這是阻止年輕人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但年輕港人在事業起步時，起薪點20年來無多少長進，這可能反映到香港的教育出現問題，學生所學可能學非所用，市場認為其價值沒有怎樣的增加。不過，當他們有了工作經驗，適應到社會需求時，薪水在頭10年增幅可觀。

 

市場會回報擁有市場所需技能的人。港人若不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年輕時便只能當憤青，年齡增長後也只能變為憤怒中年或老年。在全球化大潮下，技能的需求也會大變。年輕人當然有權選擇不理會社會的需求，輕視金錢收入，集中精力追求「後物質」價值，只要他們一生沒有接受過社會多少的福利補貼，在去世時也沒有欠下債務，那麼，他們一生的總產值便不會低於其消費總值，也就不算是社會的寄生蟲，他們追求什麼非物質的價值觀，只要不損害別人的利益，都是屬於他們的自由。但若他們總消費大於總生產，靠別人補貼，其應擁有多少自由，便容易被質疑了。

 

(信報  20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