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這是封建社會的心態，其衍生出的株連，或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思維，遺毒在文革時仍有重要影響。若應用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理論或生命科學中的遺傳學，我們不能說父母對子女的成就毫無影響，但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正是一人做事一人當，父母與子女的行為與責任我們都要分開對待。
香港社會某些人卻口稱高舉核心價值，實質思想劣質化到以搞株連為樂，日前的有關梁振英的公子梁傳昕在劍橋取得博士學位後，獲「獎學金」（其實更接近研究經費，因他早已畢業）到瑞典著名的卡羅琳研究所當博士後，竟也引起一些不喜歡特首的反對派在媒體起哄。
批判辯論前 先看清事實
他們為如此沒有品德的行為辯護時可用的理由不外乎特首是公眾人物，他有無搞特權裙帶關係，都必須用放大鏡看清楚。我對這種說法並不反對，但關鍵是有些人連輕易可知的基本事實也不願去搞清便胡言亂語，事情的性質便完全不一樣了。甚麼事實最重要？梁傳昕實力是否足夠使他得到目前的成績？特自有無能力施加其影響力助子得其職位？
梁傳昕研究的是幹細胞，屬再生生物醫學的範圍，並非我的本行，但我有兩個「優勢」，使我自覺有資格恰如其份地說些客觀的評估。要注意，我認識梁特首十多年，但關係止於專業上的意見溝通，而且我慣於與政府中人保持距離，與他的家人亦素未謀面。
我說的第一個優勢是我有大約五年時間，在科大一個高層的委員會內履行職務，所有大學教員若要升級，要總共過六關，第五關便是這委員會。我們要獨立地「審核不同領域的同事學術上是否優秀，這便一定要閱讀國際上的專家對當事人的評核，並且我們自己都要學懂如何分辨當事人論文質素的高低，就算他們不屬我自己的專業，一樣也要學懂他們專業所用的標準。我的第二個優勢是自己家中正有梁傳昕研究領域的近乎同行的專家，他是小兒，研究幹細胞與人腦，雖只有小成，但已足夠讓我詢問他相關的專業意見。
據Google Scholar的資料，梁傳昕共有四篇論文（香港只有《南華早報》的Alex Lo肯花工夫查找這資料），評估他的學術成績，我們不用看他在哪裏畢業，而是用行內的辦法，直接檢查其論文。梁只是在起步階段，談不上對學術有重大影響，所以我會用三個準則。第一是他的論文是否在權威刊物出版，第二是每篇文章他有多大的貢獻（文章都是多人合寫的），第三是他工作的實驗室是否卓有國際名譽。
評估刊物質素的一個常用標準是看其排名或用「影響因素」（impact factor）。在生命科學中，最權威的三份刊物公認是《自然》、《科學》與《細胞》，但各自的領域也有其頂尖的刊物。梁四篇論文中，有兩篇他不是主要作者，行內一般不會太重視，所以我們只應集中在他有重要貢獻的論文中。通常第一作者是主要研究人員，排名最後的是資深作者，亦即實驗室的主管教授，但現時不少期刊都要求投稿人清楚說明不同作者的貢獻比重。真正與梁有關的是他2013年在自然出版社旗下的《Nature Communications》與2014年在《Nature Protocols》的論文，前者的「影響因素」是10.742，後者是7.782，這與《自然》的42.351頗有距離，但在其專業以內，前者已是55份相關期刊中排名第三（以影響力而言），後者則在另外78份刊物中也是排第三，不少行內人都會將它們視作A級的刊物，在它們處刊登文章絕對有助奠定專業地位。梁在劍橋的論文導師，亦即他的實驗室主管是波蘭裔的教授，小兒告訴我，此人在行內甚有國際地位。她的實驗室設在哥爾頓研究所之內，哥爾頓是在2012年與京都大學及加州大學的日本人山中伸彌因研究多能細胞而得諾貝爾獎的劍橋教授。
求真求證 不必費時大造文章
有此成績，梁傳昕到一個有名望的實驗室工作是正常之極，在行內根本不會引起任何議論。其實早在2011年，梁已參與卡羅琳研究所一項研究，並有文章刊出，其時梁振英尚未當上特首，足見梁傳昕到那裏繼續其研究是天經地義之事。況且博士後只是一份初入行有培訓性質的廉價勞工的工作，卡羅琳研究院根本不會理會其屬下實驗室的教授聘用誰人。
以上所說，記者隨便找一位生命科學的資深教授一問都可得到比我詳盡得多的專業答案。但為何他們連如此簡單的事也不做便大造文章，對人不對事，這才是值得社會感到羞慚之事。
(Sky Post 201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