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前央視女主播柴靜拍了套關於霧霾的棟篤講紀錄片《穹頂之下》，網上點擊觀眾過億人次，紅爆網絡與評論界。評論中有對她的分析大為欣賞；亦有人亂搞八卦，捏造一些有關她私生活的攻擊性謠言，反映她的言論踩著了一些人的利益；也有一些人從陰謀論的角度出發，指她是被指使的權力鬥爭工具，目的是打倒石油幫與煤炭幫等。
我認為不少評論都錯置了焦點。內地水資源與空氣污染早已成為人民極度關心的社會問題，我在內地參加過不計其數的各種交流或論壇，深知其言論開放程度早已開得極寬，對霧霾或房價等人民有怨氣的話題，公開的批評，哪怕是猛烈的，是司空見慣之事，根本不用猜測言者背後的動機，不信的話可以問問曹仁超等曾多有回內地交流的人，才不會對內地抱著過時的觀念。
對正焦點 分析數據
柴靜的女兒未出生前便有良性腫瘤，她懷疑是受霧霾所害引致，所以她把此場鬥爭看成是她與霧霾的私人恩怨。其實霧霾的受害者是全中國的人，包括國家領導人，她身為受到傷害的女兒的母親，激發出的鬥爭意志不用懷疑。真正的焦點應放在哪裏？應該是她的數據是否準確及其分析有無道理，以及霧霾問題要如何解決。
在這些問題上，柴靜顯示出不凡的功力，她對關鍵數據不但嫻熟，引用時舉重若輕，更難得的是，她對霧霾的經濟分析水平極高，直擊要害。我有點奇怪，她的經濟學從何而來？在片尾鳴謝名單可見，有大量知名學者向她提供過意見，但政府人士中基本上只是中下級官員有協助過她。在內地，著名的女主播往往享有極大的影響力，學者對她的支持應是十分積極的，但官員恐怕仍較為保守。
柴靜的分析與經濟學若合符節的地方很多。首先她似乎掌握到所謂「環境庫茲奈斯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的要旨。庫茲奈斯
(Simon Kuznets)是經濟學諾獎得主，曾指出當某地人均收入上升時，貧富差距會愈來愈大，但收入持續上升後，貧富差距過了頂峰便會回落。後來有人把這倒轉的U形關係套入環保問題上，認為窮國收入上升時，該地的環境會受到破壞，污染嚴重，但人均GDP超越了6000至8000美元後，污染卻會隨著收入的繼續上升而回落。
EKC 在學界中仍存在不少爭議，是否6000
至8000美元是轉捩點，也不一定經得起實證的檢驗，但它背後的理論卻很有道理，這裏只取其二。第一是落後國家若仍在農業時代，環境當然較少污染，但收入上升與工業化往往並行，工業卻會污染環境，到了收入再上一新台階時，社會已進入了服務業時期，污染又會減少。第二是潔淨的環境與經濟發展有著相生相剋的關係，人民都是窮人時，他們對致富的訴求會十分強烈，就算工業發展意味著環境會遭到破壞，但只要知道收入可上升，他們會義無反顧地站在發展這一邊。不過，到了收入越來越高，人民對潔淨環境的訴求又會加強，願意部分地犧牲發展來減少污染，況且他們經濟實力已比以前雄厚，擁有更多的資源去改善環境，因此污染便會隨著收入增加而下降。
APEC藍天 有力再現
《穹頂之下》提到幾個相關例子。英國，尤其是倫敦，從前極度依賴燒煤作為推動經濟民生的能源，曾經極度污染。我小學時的教科書說倫敦是「霧都」，其實那是毒質極重的霧霾，柴靜片中便有報道1952年時倫敦曾被毒霧籠罩而在街道上伸手不見五指，致使英國政府痛定思痛立法禁止種種排污活動。今天英國的空氣比以前是好得太多了。
美國羅省在七十年代時仍是烏煙瘴氣，主因是城市太大、汽車太多，密集釋放毒煙，但其政府提高環保標準，大量減排，情況大有改善；就算在今天，加州的油價比別處貴，原因是汽油提煉時環保要求較高，所以成本較高。日本在急速工業化的年代與今天的印度也經歷過環境受到大肆破壞的階段。羅省的情況不完全能套入EKC的解釋，其他的則可以。
既然如此，內地今天環境遭到破壞，也是不用驚訝之事。我們若再樂觀一點，可以推斷，內地人均GDP去年已超過7000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更越過了10000 美元大關，社會中的中產對霧霾應日漸深惡痛絕，社會減少污染的決心快將形成，中國的藍天白雲可望重現。
此種樂觀必須先回答兩個問題才會有實質基礎。第一是技術上內地是否真的有能力驅散霧霾？第二是要推動什麼政策才可以後都減少污染？第一個問題易答，去年11月APEC會議在北京舉行時，我正在北大訪問。當中就有那幾天，空中一片藍色，陽光照射下，整個北大校園都從平日灰濛濛的陰沉變成充滿朝氣，未名湖突然顯得非常漂亮，平常看不清的美麗細節，在陽光下輕易地可捕捉到途人的視線。幾天後，APEC藍又再消失無蹤。據說，北京在那段時間限制了一半的車輛流動，附近的污染工業又要停產，才達到此效果。我看車輛的數目是主因，北京有500
多萬輛，是香港的10倍，日日塞車，空氣如何會好？從上可見，內地若要藍天白雲，技術上完全有能力做得到。
但第二個問題，即長治久安地減少污染的政策。卻是複雜得多。有些措施較為簡單，也可有不錯的效果，例如用煤前（中國用煤每年36
億噸，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先把煤洗乾淨，污染便可大大減少，但如何提供強力的誘因使人人都自覺這樣做，卻不容易。要求污染性較強的柴油貨車加裝過濾器，理論上可排除高達99%的污染物，相關的法例也存在，但陽奉陰違的情況卻多。若長期保持APEC藍，二氧化硫需要比2013年減排47%、氮氧化物減少52%、PM2.5的空氣微粒要下降44%，這便須要大刀闊斧的行動了。
這裏有一系列的關卡要過。首先是能有效地全面執法。中國的鋼鐵產量世界第一，但不少鋼廠是黑戶，六成以上的鋼廠沒有經過任何審批手續，大量排污，置《環保法》於不顧。你要某些鋼廠減排，滿足到環保標準嗎？又或要一些汽車廠不造假，真的安裝減排設施嗎？這一定會增加成本，若其他的廠沒有被強制減排，有被強制的因成本上升，將會在市場競爭中輸給對手，甚至倒閉，所以除非法律的森嚴可施之於所有的鋼廠或車廠，否則便會造成不公平競爭，工廠也只會陽奉陰違。
打破壟斷 才有轉機
第二個問題是壟斷。與市場中有大量鋼廠相比，石油工業卻有壟斷，主要的石油公司只有三家，其中一家有七成的市場佔有率。這些石油公司是國企，壟斷為它們帶來巨大的利益，因為它們不用面對自由市場的激烈競爭，所以缺乏誘因在煉油過程中減低燃油的污染物，而且會通過其影響力自行訂立較低的環保標準。
第三個問題是產能過剩。在競爭性的自由市場中，產能過剩不會出現，因為你若有貨賣不出，只要減價便可增加銷路，但問題是產能過剩的背後，卻是政府的有形之手正在發功，政府對一些企業，尤其是國企，往往提供補助津貼，一間公司本來效率低下，須要倒閉，但卻可因政府的補助而生存下去，就算利潤低微（中國的一些鋼廠每生產一噸鋼只得一元左右的利潤），也會繼續存在，生產下去，它們是俗稱的「殭屍戶」。
以上的問題要解決，首要的政策便是逆轉近年來「國進民退」的趨勢，把市場應有的權力還給市場。但已嘗過巨大壟斷利益滋味的能源幫當然不會樂意權力受損，所以用打擊貪污的方法削弱他們的勢力是值得稱許之事，否則「國退民進」不易出現。削弱了利益集團的力量後，政府要做的，便是提高環保標準，嚴厲執法。
第四個問題與制度關係不大，它是國家發展的策略。大力的減少污染當然要做，但中國經濟若要繼續發展，尤其是工業產量繼續增加，耗用的能源很難避免上升。這裏觸及一個問題，什麼是經濟發展？從工業轉型到服務業，當然也是減少污染的方法之一，但工業產品總會有需求，若中國減少對工業的依賴，後果可能只是把污染工業的基地轉到收入更低的地方去。歐美早已減少污染性強的工業，禍水東引，自己不搞，中國將來很可能也會這樣做。
但從更正面的角度看經濟發展，減少污染卻不一定減慢GDP的增長。港人很多對GDP的概念不甚明白，以為提高GDP 便只是往錢看，不理社會大眾的利益。經濟學家都知道，GDP 是表達一個經濟體的總體生產的最有效工具，但這並不代表在實際量度中，GDP
已經把應包括在內的項目都包括了，例如，家庭主婦在家做飯，是一種有利家庭的生產活動，但政府統計人員無數據可用，無法算入GDP中。
減少霧霾 助長經濟
如果說醫生救人是一種生產活動（醫生收入的確會算入GDP
中），那麼減少霧霾既然可改善人民健康，那麼也應視為一種生產活動，其價值也應算入GDP中。同理，破壞環境的活動也可視為對財富的消耗，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GDP的計算中應減去這些成本。要這樣計算，便等於要使用我一向贊成採用的「綠式GDP」概念。如此一來，計算GDP 時便會更加準確，亦有利於社會中出現環保工業。
減少霧霾可對GDP
有多大貢獻？柴靜紀錄片中有引用中國科學院陳竺的推算，中國每年因大氣污染而過早死亡的人數高達50萬人。減少污染所帶來的效益當然不止於降低死亡率，但這50萬人的數字已可容許我們做一粗略的下限估算。在經濟學中有一系列文獻說明應如何估算人的生命的價值，我以前也有介紹過其方法，因篇幅所限，將來再作討論。不同人等性命的價值不一樣，我以前讀過的美國人的平均值大約是五、六百萬美元之數，按照這些方法的量度，中國人的生命價值恐怕比不上美國人（我們不用喜歡這個結果，但中間並無歧視成分在內）。
我就把中國人的生命價值假設為1000
萬元人民幣吧，這假設只是作為參考，真正的估值須要大量的數據才能斷定，但這數字我相信與實際相去不遠。
若能使到上述每年50萬人不致早逝，單是這項經濟效益便每年高達50000 億元人民幣，等於去年中國GDP的7.9%。以現時疏漏的GDP計算法，這不會包括在內，但中國的未來經濟轉型實可從減少污染，增進人民健康的方向出發，若如此，經濟反而有新的增長動力出現，值得中央政府更精準地對此作出研究。
(信報 201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