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改問題上，泛民與中央及特區政府對峙之勢早已形成，我雖然希望政改能夠通過，但卻相信在立法會取得三分二票的機會低於5%，特首普選很可能遙遙無期，各方持份者宜及早多作打算。
為什麼在涉及港人如此巨大利益的問題上，原地踏步毫無寸進，甚至社會加劇撕裂，竟是最可能出現的結果？這涉及泛民與中央及特區政府極複雜的博弈，我們必須仔細分析之，才能從過去得到啟示，以判斷將來香港政經的前景。
泛民與中央過去曾長時間進行着一種名為「貝葉斯博弈」（Bayesian
Game）的博弈。正如所有博弈一樣，雙方都要盤算己方與對方會採取什麼策略及會帶來什麼後果，但對方的意圖或底牌卻並非這麼清楚，只能持續地通過對方的行動去推斷，從而逐步形成一種對對手較準確的研判。
中央的底牌是什麼？八十年代時香港有人倡議主權換治權，被中方一口拒絕，這明確反映出中央既要主權也要治權，但「一國兩制」的提出，又意味着在治權問題上，香港有較寬鬆的空間。為什麼中央願意推動「一國兩制」，而不是全面的把香港變作另一內地城市？李光耀曾在訪問中一針見血指出，中央政府並非對香港的司法或政制情有獨鍾，她看中的只是香港的經濟。
經濟轉弱 叫價更高
倘若此說成立，泛民制訂目標時便不能不評估香港有多大的經濟實力，經濟的相對實力愈低，在政治上便愈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若以為搞搞示威「佔中」便可改變局面，只可能是一廂情願愈搞愈糟。反過來說，香港若經濟上具有不可取替的地位，那麼她的談判實力便較強大。
我5年前在本報便指出此點，但似乎不少港人還比不上局外人李光耀的智慧。在《基本法》公布的1990年，香港的GDP佔中國GDP 25%，中央政府當然百般遷就香港，但去年香港GDP已降至中國的2.77%，在內地眼中，香港的經濟地位自然下降，中央政府可能會對泛民感到奇怪，經濟實力大幅削減後卻叫價更高、行動更激烈，究竟憑的是什麼？
泛民當然對此疑惑嗤之以鼻，他們會自己佩戴光環，喜以港人代表自居。但他們的對手，即中央政府，卻不會如此解讀。在治權問題上，中央一定懷疑有外國勢力在港作梗。這個懷疑是否與事實相符，我們局外人很難知悉，但按照「貝葉斯」推論的法則，多觀察到一個與懷疑吻合的現象，懷疑屬實的機會便要提升。世人皆知，美國在世界多處地方都部署過顛覆力量，中國現在又是美國的主要對手，香港卻是中國控制力最弱的地方，據不少傳聞所言，美國駐港領事館近年增加了大量人手，中央政府怎會沒有猜疑？斯諾登曾揭發，美國的情報單位連香港年輕人的電郵也要入侵並加以分析，香港又有些不成氣候的人出來宣揚「港獨」，各派泛民卻不見得都願意與此類活動割裂，緊張治權的中央政府怎可能不把「外國干預」此一可能性深植腦中？對此種並非無據的推斷，泛民從來沒法推翻，有些活動，例如向國外政府求援，甚至會加深猜疑。在香港經濟地位下降及「裏通外國」的陰影籠罩下，類似「佔中」的活動只可能減低信任，8．31決定的出現，正印證了這判斷。
多宗事件 中央退讓
中央對不同的泛民有研判或甚至定性，同樣地，泛民對中央的底線一樣也會用「貝葉斯」的法則去推斷。除了自以為是站在道德高地外，泛民寄望的絕非香港的經濟實力能否加強，而是根據中央過去的一些反應而認定她會在香港問題上不斷讓步。泛民此種想法並非無本，2003年7月1日示威後，中央並無取消稍早前承諾的CEPA或自由行；2007年中央又表明2017年香港「可」實行行政長官的普選；2012年的「反國教」事件，中央也有讓步，但為什麼突然又會有8．31人大常委的決議？我相信這起碼涉及兩個原因。
第一，從回歸初期所見，中央最希望香港能扮演的角色是保持經濟繁榮，並能對內地的發展起到助益，長期以來，起碼在經濟政策的層面上，中央對港提出的要求幾乎是有求必應。第一位特首是個資本家，第二位是個公務員，第三位是個專業人士，反映出中央也在摸索香港的管治要何種模式才最適當。但從中央眼中看，懷柔政策的效果似乎變成了「姑息」，泛民從來不領情，而且「得寸進尺」，所以有必要改變政策，8．31正是其標誌。
第二，中央政府管治全國，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總需要一套制度去規範，其中一點便是地方政府首長必須定時更換，以免地方勢力坐大。負責香港的主要官員，不管是港澳辦還是中聯辦，皆非土生土長的港人。這個制度有其好處，但同時會使過去熟悉香港的本地老左派失去影響力。新上任的大員一般需要頗長的時間才能慢慢讀懂香港這本難念的書，到讀懂或勉強讀懂後，他們便要調離崗位了。我們若對一些情況似懂非懂，便很難作出重大決定，可能出現的情況便是拖拖拉拉，只要不出大事，事事都可等下任官員解決。如此一來，中央收到的訊息容易滯後，對港情的判斷力也受影響，從懷柔到強硬的轉變頗需時間，但這轉變卻因「佔中」激化了矛盾而無法迴避，大家無法不攤牌。
現在的情況是中央終於「還原基本步」，重新發現治權必須牢牢緊握手中。中央政府不會對香港立法會的政客十分信任，對司法界恐怕也頗為懷疑，屈穎妍所報道的法官對偷了一排朱古力但要負擔父母生計的某君要判其即時入獄兩個月，但對惡意攻擊政府網站數百次的黃絲帶黑客卻只判緩刑，不用坐牢，對大量襲警辱警偷盜或破壞公物的人卻輕輕放過，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情緒也很可能出現。剩下來的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他是否一定要得中央認可？中央政府若連此都不要，便等於全面放棄治權了。
既然《基本法》條文已意味着特首一定要符合中央認可及港人認可，那麼普選中有「篩選」已是避無可避，問題只是在普選前先篩選或是在普選後才篩選（即拒絕任命某位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眾所周知，中央政府選擇了前者。泛民希望沒有篩選，只有在以下的條件下才可能發生：在中央眼中，香港政情穩定，所謂「反中亂港」的候選人一定會輸掉選舉。但顯然中央政府要有更高的安全系數，你要她放棄對行政長官的否定權，等於要她削弱治權，她怎可能同意？
香港治權 緊握手中
現時泛民與中央都進入了博弈的新階段。泛民有兩種策略可選：一是接受政府的方案，二是否決。接受了方案意味未來的特首可能得票數以百萬計，行政主導的政治力量又再重現。我去年已指出，這對習慣於靠反對政府而起家的泛民並無好處，他們自己可能只得一兩萬票，怎能說自己是更具民意代表性？有種說法是普選出來的特首只有虛假認受性，但這沒有說服力，選民若沒有喜歡的候選人，大可不投票或投廢票，有投票支持的只能理解為他們接受這位候選人，我們憑什麼質疑他們投的票？若泛民否決方案，他們可避免陷入以上困局，但卻要面對未來選舉上的失利。若如此，則只能利用香港的比例代表制，只要有三成選民支持，便希望可繼續留住職位。不過，在總票數很可能下降情況下，這也意味着要把部分同路人在競爭路上排除掉才可，這又迫使他們都競相擺出更激進姿態。
中央也要思量策略。泛民若投贊成票等於中央的「硬任務」可完成，但若政改被否決掉，中央可如何還招？這要視乎下屆立法會選舉結果如何，若政府算過將來可得三分二立法會的票支持（這個可能性不低，泛民因有違過半港人意願會失去相當的選票），可再重新啟動政改，但方案內容毋須改變。若不夠票，可再拖一屆或N屆，直至有把握為止，或一直拖到2047年再作定奪。如果政府認為解散立法會有利於通過政改，理論上她也可以這樣做，但風險是特首若不成功，便要下台。由此可見，現在所謂的不肯「袋住先」，只意味着將來再袋同一樣東西，或一世「冇得袋」。
泛民對此結局，從未能有效解釋到為什麼現在不袋，將來才可袋得更好。他們以乎要依靠兩個理據以求為己開脫。第一是若無「真普選」，香港的管治便會亂，中央不能不面對之，终會屈服。但其實亂的來源正是他們打算採取不合作運動。此種取態猶如飲鳩止渴，港人會感到他們只是重施「佔中」時的故伎，以港人的切身利益要挾中央政府就範。從「佔中」一役可見，大量港人對此十分反感，最終導致「佔中」的失敗，而且從中央的角度而言，他們大可微調政策，讓香港的進出口物流業及股票市場繼續服務中國經濟，並把此等行業絕緣於社會運動之外。不合作運動不可能使到中央放棄治權。
第二個理據是訴諸於他們口中「真普選」的「神聖性」。但這有兩個障礙，一是港人會問，他們的取態是否最有利港人的長遠利益？有競爭性的一人一票普選，正如我過去在本報撰文所論證，就算候選人都是「爛橙」，只要他們想當特首，便一定要走中間路線才可勝出，此乃「道恩斯」中間選民理論的核心。若自封的「神聖性」並不帶來穩定，不能帶來大多數人接受的政策，又有何神聖可言？
第二個障礙是很多港人並不認同他們的簡單「一維」而不是「多維」的道德觀。不少泛民的議員及其較激進的支持者，似乎認定只要自己口中說支持「真普選」，任何行動都立時可被神聖化。由此之故，在嶺南大學唱粗口歌，辱罵警察及其家人，也被其學生會及一些網民視為正義之舉。「佔中」期間，阻礙別人上班，自封權力去檢查過路之人，被當作理所當然。這與文革時紅衛兵一旦掛上紅臂章，無論怎樣傷害他人，也被視作「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近日《大時代》重播，其中丁蟹一角所表現出的自以為是，種種劣行皆可被某種自訂的道德觀所認可，使人頗感可笑。《大時代》結局時，丁蟹長子在自殺前指出，他們以前所作所為得罪了無數的人，變得不死不行。學聯近日的退聯潮，也顯出連不少學生也不同意學聯過去的作風，激進分子如何可說服別人認同他們的道德觀？
(HKEJ 2015-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