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都認為香港亂象紛呈，他們每談到一小撮港人無日無之的自殘行為時，無不搖頭嘆息。這類酷似文革的活動，隨便也可舉出一大堆例子。
數月前胡亂衝擊商戶的「鳩嗚」行動已經再吸引不了媒體注意，近日晚上旺角警署附近卻出現一百幾十人嘯眾而聚，電視所見，他們把附近滿載廢物的垃圾桶都拉到路中心推倒阻塞馬路，尚以此為樂。這種vandalism與文革中紅衛兵以打砸搶衝擊公檢法何其相似？評論家屈穎妍為她素來尊重的警隊說了幾句公道話，竟被斷章取義後，又有人在網上說要她一家五口滅門，並有人打算要到她家附近騷擾其女兒。這是何等卑劣的行徑，但見識過文革的，也不會感到陌生！《星島日報》舉辦校際辯論比賽，因有官員到場頒獎，竟有現任及過氣的議員帶隊入場搗亂，使到為辯論準備了多月的學生沒機會聽取評判的意見。嶺南大學學生會邀人到校公開演唱粗口辱警歌，會長不以為恥，狡詞堆砌，其邏輯活現了紅衛兵的意境﹕只要是為了革命，一切惡行皆變成仁義。浸會大學選校長，學生衝進校董會會議室。世上哪一家大學選校長要得到學生批准？近似的例子我只想到兩個，一是「五四」運動後，學生要求聘誰當教授都要問過他們，蔡元培為此與學生大起衝突，幾乎大打出手，《西潮》中記此甚詳；二是文革期間駐校的紅衛兵顯然比教授更有權，但也不見得權力大至可委任校長。
從上述事件可看出，一些反對派人物最要針對的，除了政府官員外，便是維持治安的警察，他們也很渴望在大學此等思想聖地奪權。仇恨警察不值得奇怪，破壞社會安寧的人與警察本來便是天然的敵人。大學校長的委任權要來幹什麼？他們雖完全不懂校長應具備哪些能力，但若校長怕了他們，對他們總會有好處。
到處搞破壞並非香港這批廢青所獨有，世上同好此道者多的是，外國或香港的一些公廁中門扉上的塗鴉可作佐證，若是情節不嚴重，我們也不用太介懷。互聯網的發達卻提供了平台讓他們自我膨脹，互相吹捧，以致是非顛倒。不過，我們若處事謹慎，卻是要仔細分析佔中後湧現的無理衝擊活動，究竟會把香港帶到何處去？又若背後有「高人」操盤，他們的意圖是什麼？
佔中已證明此路不通
觀乎他們所發表的意見，破壞社會安寧的「理據」主要的不外乎兩種。第一是他們要「發聲」，告訴港人他們如何憤怒。但香港發聲的途徑多不勝數，若有時間，他們可整天在電腦前不斷發表意見，誰會阻止他們？為什麼要用一些損害別人利益的方法去吸引別人注意？此方法的始作俑者便是佔中，但佔中已證明此路不通，佔中結束前我早已為文指出它必然失敗，最近更見到香港大學一位較同情泛民主派的教授說佔中算是「慘敗」。學聯被學生所拋棄，各校紛紛退聯，更是坐實了佔中慘敗之說。既然如此，仍是採用同一的失敗方法去發聲，訴說人所皆知的觀點或歪理，是否智商損耗太甚？
第二種「理據」是不斷製造困難，使香港無法管治，並以此為要脅別人遵從其意旨的條件。但這種方法有用嗎？港人見到一些胡來的行徑，究竟是會責備中央及特區政府，還是會不滿搞事之人？香港管治若敗壞，官員要推掉責任易如反掌，但受害的卻是普通的港人。這些反對派如何能假設港人不會追究他們？不過，這些反對派行事時往往學習三K黨，面目不敢示人，追究他們也不易。
也許有些人志向遠大，每做一件小事都深謀遠慮，他們的目標或許是要「建國」搞港獨，有些則只是要政改按他們意願進行而已。這些小事若孤立起來，不會見到效果，但他們似乎相信辯證法中「量變到質變」的原理，只要一件件小事做下去，終會達到質變，「革命」成功！
「量變」的確有可能導致「質變」，但這個「質變」內容是什麼，卻未必如他們所願。佔中時的種種擾民行徑也算是「量變」，但最後的「質變」卻是學聯幾乎瓦解，不少港人從同情而轉為厭惡這行動，這正是佔中慘敗的原因。同理，現時亂打游擊破壞安寧，打擊社會中既有制度（如警隊，如大學）的活動既然損害了港人利益，違反了港人守法的傳統價值觀，每一次行動只是加深港人對他們不滿的「量變」而已，最後的「質變」往哪個方向變，答案是很清楚的。
這種道理十分簡單，最近在臉書讀到一位對上述辯論比賽受到衝擊而感到十分憤怒的中學生留言，同樣也講得出此番道理。雖然這位名喚黃裕舜 (Brian Wong) 的中學生是香港學界中辯論隊的紅人，思想成熟，且已被牛津全額獎金收錄，將來必成大器（我與他素未謀面），但那些闖蕩江湖多年的政客見識竟不及一個年輕小伙子，他們能不愧煞嗎？■
(Yazhou Zhoukan 2015-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