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事實與中美比較 (雷鼎鳴)

小時候聽人說過，行船的人心胸特別廣闊，因其見慣無邊無際的大海也。想着想着也覺其有些道理。進入了學術殿堂後，得悉有些朋友在探索宇宙或生命的起源此等人類渴望知道的終極奧秘，也相信他們對凡塵的俗事不會太感興趣，因他們的心神都被遠大的目標吸引住。 讀歷史的人往往能跟我們談今論古，縱橫上下幾千年來去自如。他們對社會中一些使人面紅耳赤的爭吵恐怕也會興趣索然。經濟學家同樣要培養懂得注視大事的素養，懂得寧靜以致遠，分辨得出什麼事重要，什麼可以不管。 悠悠大事中，很多的經濟學家都同意，解釋為何有些國家可以持續有高增長，有些則千百年以來都一貧如洗，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到過貧窮國家或自身經歷過貧窮的人較易體會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財富對人民生活與自由的作用。我見過貧窮，中華書局的一位編輯黎彩玉女士替我的書寫介紹時看過我的舊作，竟也勾起回憶，我中學時已立有志願，希望對中國人民的脫貧能有貢獻，所以讀經濟。   擺脫貧困 千古難題 對於今天在香港此等發達經濟體成長的人，他們未必明白富裕非必然，在歷史長河中，絕大部分的時間、絕大部分的人民都是生活在貧困中，比起今天窮國人民的收入更有不如，但如何擺脫貧困，卻是千古難題，大多數國家還不懂得怎樣做。 1985年，後來的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寫了篇論文的初稿，在經濟學界廣為傳閱，由是動員了大批頂尖的經濟學家去研究如何解釋國與國之間為何長期經濟增長率差異如此之大。當時中國改革正在起步，在國際上絕對被認為是窮國，也鮮有人相信她可在30多年間把人均實際收入推高20倍，所以當時的所謂新經濟增長理論並無怎麼理會中國。她變得矚目，是後來的事。 經過了30年數以千計篇論文的發表，我們對經濟增長的成因是比前了解多了。際此盧卡斯大文流傳30年的時刻，史丹福大學的瓊斯（Charles Jones）寫了篇長文，列舉了不少與經濟增長有關的基本事實與現象，雖然他的挑選頗帶個人喜好與風格，亦遺漏了制度、貿易與人口等等多種重要的推動增長的要素，但他有列出的，大都是行內人耳熟能詳的事實，對於我們總結認識及思考將來往何處去也十分有建設性。 瓊斯首先引用了幾年前去世的經濟史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一些結果，確認經濟的高速增長只是一種近年才出現的短暫現象。從公元1年到公元1000年，西方世界的人均實質GDP平均年增長率是負0.03%。從1000至1500年，平均增長率轉為正數，但也只是似有若無的0.12%；1500至工業革命剛出現的1820年，年增長率也只是0.15%，但工業革命開始發力，從該年至1900年，增長率為1.24%，二十世紀的平均增長率更高達1.94%。西方國家的人民從公元1年開始摸索創富之路，一直等到1820年，人均收入才上升了一倍，但接着的200年，卻有20倍的增幅。至於中國，則用了36年便達到這20倍的增幅。 我們若要探究現代的經濟增長如何出現及會否持續下去，較合理的方法是參看帶頭者的經驗。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出現，但今天仍能主導世界經濟的是美國。美國的人均GDP在過去150年以來，有一樣強烈的特徵，便是年增長率一直維持在2%左右，雖然因商業周期的關係，GDP有升有跌，但很快地其平均增長都能維持在此水平，唯一例外的是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美國要到1939年才追回到過去人均GDP的高峰。不過，在1950年以後，平均增長率比前稍高達2.16%，這反映出一直在最前沿靠投資科技、教育等因素實牙實齒推動增長的，並沒有因GDP基數增加而引致增長率下跌。金融海嘯影響，現在可知遠遠不如三十年代的大蕭條。   美國教育 配合科技 綜觀美國經濟能穩定地持續增長，其依靠的動力是多方面的，我們大可把這些因素放在中國的國情上評估一下。 教育是很重要的因素，瓊斯估計，美國每年2%的增長率，大約有0.5個百分點來自教育的投資。換言之，若無此動力，其增長率可能只得1.5%或更低。美國教育有一特點，便是很能配合到科技發展的需要。中國教育與美國相比，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是中國家庭對投資子女的教育，遠比美國人積極，在高中前的階段，大量中國學生的學能比美國學生的要強，但大學及研究院仍比不上。不過，中國仍在起步階段，年前中國每年生產的理工科博士畢業生，已比美國多出26%，將來若在質量上能進步，中國完全有可能在教育上追趕美國。 科研也是推動美國增長的重要動力。美國科研最成功之處是經過百多年的經驗，複製出十九世紀德國研究型大學的模式，並在美國生根發揚光大，從此科研成績變作內生，她的體制自動地會鞭策着自己不斷出產成果。但據瓊斯的數據，二十世紀的頭八九十年，其申請科技專利權的數目並無顯著變化，直至近30多年才較大幅上升。中國要解決的是，如何克服少數人的學術腐敗，以及科研資源配置不當。但中國人多，在科研的數量上而不是質量上超過美國完全可能，去年11月《自然》雜誌上刊登的數據也可印證此點。 工時長短及勞動人口是影響GDP的重要因素。日本於1990年時，人均每年工作約2100小時，到了2012年已下降至1800小時。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 Prescott）與林文夫（Fumio Hayashi）便曾指出，這是日本近年經濟不振的重要因素。至於美國人，雖比不上南韓人的勤力（1990年每年工作2800小時，2012年2300小時），但現時也有1800小時，比十分喜好休閒的法國人的1500小時還是高得多。中國人刻苦耐勞，這方面勝過美國。   資源不足 中國弱點 壽命與健康緊密影響經濟增長，有大量文獻已證明此點。美國人人均壽命79歲左右，比中國的稍高於75歲要長壽幾年，而且美國醫學領先全球，中國與她的差距甚遠。但美國有兩個弱點，一是其人民吃得太多，胖子充斥，影響健康；二是其主要依靠保險的醫療體系成本效益很低，花費巨大。1960年其醫療開支佔GDP約5%，現時已達17%，將來還可能超越25%，比起英國的8%或德國、法國的11%，是成本太貴了。中國尚有機會找出更有效益的醫療服務。 資本累積的快慢對經濟有決定性的影響，中國經濟能增長這麼快，受惠於其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在這方面，美國遠遠及不上中國。 美國人的農業生產只靠不足3%的農民人口，但中國的農村人口卻仍佔總人口的近45%。美國已不太可能把農業人口轉為工業及服務業的人口，但中國這方面的空間仍大，城鎮化仍可推動中國增長一段時期。 美國是真正的地大物博，天然資源豐富，而且軍事實力強大，可耗用世界各地資源。中國地大物不博，能源與其他天然資源不足，這是中國重大的弱點，須要設法解決，否則增長將來終遇瓶頸。 眾所周知，中國高速增長的起點是八十年代初開始的改革開改。開放意味着中國企業要在世界市場競爭，它們要生存，便要不斷改革、不斷提高效率；效率高了又引致投資回報上升，吸引到更多的人大量儲蓄和投資。1992年，鄧小平南巡，再次確立改革開放道路，使到八十年代的道路能走下去；朱鎔基為了準備中國加入WTO所作的改革，又再提升了效率，使中國的高增長能持續超過10年。 現在中國還可以靠什麼去推動生產效率的進步？城鎮化、搞教育、搞科研、擴闊海外市場等等，都可繼續起作用，但此等動力終有減弱之時，慢慢地增長率會降至美國的水平。要拖慢這增長率下滑的過程，中國須找新的增長支撐點。 瓊斯引用過芝大商學院教授謝長泰的一些研究，對比較中美的經濟表現很有參考價值。   謝長泰與他的合作者發展了一套方法，去量度中國企業的資源配置是否合理。假如某一產業的生產效率很高，投資在這產業會帶來較高的回報，那麼我們便應多投資在這產業之上，直至回報率能跌至與其他的產業相若；同理，若某產業的效率很差，便應把資金抽走，資金減少後，因報酬遞減律起作用，回報率反而會上升。   重置資源 扭轉回報 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產業中有過高或過低回報都是不妥的，樣樣產業的回報率相同才是資源最有效的配置。謝長泰等人發現，用他們的量度方法，可知美國不同產業之間的回報率差別不大，但中國（與印度）的產業卻有很不同的回報（他用了數以千計的產業數據）。由此可知，中國有些產業過度投資，有些卻投資不足，這兩種情況都浪費資源。他們又估算出，如果中國能糾正這毛病，資源配置效率與美國相似，那麼，中國的生產效率可提升30至50%，即投入同樣的人力物力，可比前增產30至50%，這又有助提升回報率，吸引更多的人儲蓄投資，單此因素，最終可使GDP增長一倍。 若生產效率能提高40%（30至50%的中間位），對中國經濟是有巨大意義的。就算這種提升慢慢才形成，每年效率可因此上升1%，那麼未來30多年生產效率的增速都會額外地多了這1%的動力。過去10餘年，生產效率每年以2至3%的速度增長，再加上投資率高企，已可支持GDP近10%的增長。有了這新的增長動力，中國經濟增長未來30多年保持在平均8%以上的增長，完全可能（我以前曾詳細估算過）。 把資源從產能過剩的行業抽走，轉到產能不足的行業，這便是製造所謂「改革紅利」的具體方向。但要做到此點，中國不應走上國進民退之路。不補貼大型國企，還市場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市場觸覺敏銳的中小企會找到更合理的資源配置之道。   【小啟】由於暑期要閉關做研究，筆者將停寫4周。   (HKEJ 201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