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與「袋住先」 (雷鼎鳴)

兩周前，林行止先生在本報發表大作《機會成本有得計！ 經濟學家「袋住先」？》，當中所引用的一些社會學家及經濟學家的研究似乎顯示，經濟學家有自我隔離、不理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傾向；又讀過經濟學科的美國政客，有更高的機會作出貪腐或自利行徑，至於香港的「不少」經濟學家因為重效益功利薄是非公道，所以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袋住先」。 社會中人對經濟學家暗諷，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這也是作為一門顯學的道者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朋友當中，早已達不惑之年的經濟學家自然不會無聊到一聽到責難之聲便拔劍而起或暗自悲傷，他們的反應或更接近「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的境界。在一次「十三學者」的飯中，在場的七八位經濟學家對行止兄之評皆不以為然，但卻又爭相對號入座，認為其他人無資格得此抬舉。經濟學家慣於自嘲，但多年前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來港時，在飯局中表明很反對此種自嘲，原因是世人往往自以為懂得經濟學，但其實誤解甚深，經濟學家的自嘲容易加深此種誤解，不利此門學問的發展，我聽後深以為然，立時自封為經濟學道者。 懂醫術會亂殺人？ 行止兄認為經濟學家只管參考、聽取同行的意見，不管其他學科的發現，並直指此種取態「與老共自認永遠正確而具自我完善……本能無異！」行止兄的根據是今年初《經濟前景學報》（JEP）的一篇論文，按照行止兄所引述，該研究發現，在經濟刊物AER（2000至2009年間）所發表的文章中，其引用的論文四成來自25份經濟學自己的頂尖刊物，但政治學者及社會學者卻心胸廣闊，政治學論文所引述的研究中，只有0.8%是同行論說，社會學家所引述的，則只有0.3%來自同行。 我看到這些數字後大吃一驚，政治學及社會學怎可能如此不濟，其研究所引用的材料，超過99%來自行外的成果！這好比一篇醫學論文，其採納的根據當中99%都源自與醫學無關的研究，我們對醫學這門學問哪裏還可能有信心？這是不可能的，任何成熟的學科都有自己的核心學問，行止兄一定是不慎中了招，才可得此印象。我把JEP的文章找來一讀，果不其然，可能是文章的表達不善，行止兄的確是搞錯了。上述的0.8%，是指經濟刊物AER的論文所引用政治學研究的比例，而不是指政治學家所引用的研究只有0.8%為政治學家所發表。上述社會學的0.3%也是同樣解讀。至此，政治學家及社會學家的名譽可得恢復！ 若我們要問究竟經濟學、政治學或社會學哪一門更開放、更肯吸收別人的學問，不同的人都會有不同的答案。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我則認為經濟學不但一直都有自己核心的理論，但卻又同時在吸納行外的方法與研究素材中最為成功。眾所周知，經濟學所用的數學之廣之深，沒有哪一門社會科學可比擬，經濟學中的主要實證方法「計量經濟學」，本身與統計學便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上世紀三十年代，因薩姆爾遜（Paul Samuelson，其本科時在芝大念物理，並有發表物理學論文）之功，經濟學大量引入物理概念，其影響至今依然顯著。自四十年代開始，博弈論又成為經濟學的組成部分。30多年來，自然科學中的實驗方法在經濟學中大行其道。近10多年來，受到心理及生命科學影響的行為經濟學也陸續在各大學中開班授課，試問其他社會科學中又有多少研究要使用如「磁力共振」（MRI）等工具？我的舊同事周恕弘則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的文章甚至有在生命科學刊物中發表的。至於貝卡爾（Gary Becker）廣泛地使用社會學的題材作研究也是人所共知的。由此可見，經濟學家對吸納各學科的精華，不但不會皺一下眉頭，而且善於進行。一些其他學者雖口稱要跨學科研究，但卻無甚成績，經濟學家對此「自我感覺良好」，無足奇怪。 行止兄大文中也有引用了一篇剛出道的德國博士生所撰的論文，其中整理了695位美國國會議員的資料，發現他們當中有念過經濟學的更有可能貪污枉法云云。我對此結果毫不奇怪，我一向認為，若經濟學讀得「半桶水」是很危險之事，所以甚至不認同中學開設經濟科，因學生未成熟也！但話說回來，若說經濟學引致貪腐，卻是文不對題。上述695名議員中，我想不起有誰會被學界視作為經濟學家，他們在大學本科時部分讀過經濟，則毫不奇怪。其實美國政客，大多數都是律師出身，貪腐的政客中顯然大都熟悉法律，但我不會認為是法律造成了貪腐。 但若說經濟學的知識與貪腐活動毫無牽連，卻也不正確。上月在清華參加的一個宏觀經濟座談會中，有位曾在發改委任職但現在商界工作的經濟學同行王建有言，在政府做事時，他要努力找尋政策的漏洞，以便早日替政府堵塞之；在商界工作時，他一樣也要不停找尋此等漏洞，看看怎樣可以利用之。由此可見，經濟學的核心技能之一便是懂得發現別人看不見的漏洞，好的經濟學家都應練就「獨孤九劍」，一眼便識破體制或別人的破綻。這有如犯罪學家最懂得犯罪，醫生最精通殺人之技一般，但我們卻斷不會說犯罪學家或醫生喜歡犯罪和殺人。不懂經濟學看不通體制漏洞的政客就算要貪腐，可能連怎樣動手也不知道，有這方面知識的更有能力貪腐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支持「袋住先」動機可疑？ 行止兄大文中暗示，當今香港支持「袋住先」的經濟學家的動機大有可疑，他猜測他們可能害怕失去晉升機會、不獲續約、不易進入建制的委員會、沒人邀請北上講學、退休後不會有「榮譽」機會等等。經濟學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老祖宗，以私利為本猜度別人動機並無不妥，但人性複雜，其利益也複雜，局外人要掌握時極容易荒腔走板，致得出錯誤答案。人心難測，他們心裏真正想什麼，本來不易得悉，但上述推斷卻顯然經不起可觀測到的事實的驗證。我認識全部在港公開（或私下）認同「袋住先」的資深經濟學家，其中多位（但非全部）有參加「十三學者」，學者大多有自己獨立的意見，不用追求共識，但若要我找出哪一位資深又勇於發表意見的同行反對「袋住先」，卻是搜索枯腸，難找例子，這甚至包括在深圳的張五常也是如此（上周末在人聲喧嘩的深圳萬象城被他搜尋出來，在鼎泰豐共進晚飯，我知其所想）。不過，在茫茫人海中，卻竟是沒有一人與上述猜測相符。 這批經濟學家若非已退休便是快將退休，他們須要續什麼約升什麼級？當中3位曾任大學副校長，又有幾位曾任系主任之類的，哪會計較這些？北上講學他們大多不會排斥，但實際上，幾乎人人忙碌，真正能抽空去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的人很少。內地大學邀請外間經濟學者參加學術活動是等閒之事，有關學系發出邀請，只要我們有回鄉證便可，我從未聽過哪一位經濟學者被留難，正如我們邀請外國學者來港時，根本無人會理會其政治取態一樣。進入什麼諮詢委員會當義工，更是大家避之則吉之事，這批人過去參加過的諮詢委員會數不勝數，根據報酬遞減律，這些委員會對他們的價值一定極低。一年多前，曾有政客及傳媒人胡說我很想加入什麼委員會，我遵從實證主義的原則，公開挑戰他們參加一賭局，若這幾年內被委任並接受任何一個政府諮詢架構的主席之位的話，我願賠10萬元，若沒有接受，他們只須賠我1萬。沒有人敢接受這賭局，「贏梗」的機會化為烏有，使我十分失望。我相信贊成「袋住先」的經濟學家不少也肯開此賭局。至於要獲得什麼「榮譽」一節，雖沒有證據支持，但這倒是不易驗證，不過，從未聽聞有哪一位經濟學者因政治立場而得到「榮譽」，付出高昂而且最被他們重視的時間成本，去追求一種概率極低而又無多少實利的目標，並非理性經濟學家的作風。 任何選舉都可被操控 那麼，他們支持「袋住先」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我的觀察是這有理念上及背景上的因素。在理念上，經濟學的訓練使到他們在分析問題時會直奔主題，首先便問後果是什麼？正如佛利民常言，政策的意圖並非關鍵，它帶來什麼後果才最重要。如是，經濟學家對政策推動人為自己戴上的道德光環大多會嗤之以鼻，政策或制度是否公義，要基於其後果而定。經濟學家的道德觀又往往是功利主義的，功利的考量並非某個別人的利益，而又因不同人等有不同甚至是衝突的利益，所以正義的標準應是社會的總體利益能否被最大化。「袋住先」合乎這標準。 有人會反對這看法，但其論點卻是基於對民主機制的局限性缺乏認識。我20多年來已形成一觀點（20年前當然不可能預知「袋住先」的爭論），任何選舉制度都可被操控，以致不能確保結果是否代表民意，但民主制度仍有其極重要的優點，即可製造壓力，使當政者或競選者不能不害怕失去寶座，從而努力服務人民。此種通過一人一票而替人民帶來罷免首長的權力，美國的開國元老之一的麥迪遜總統已多有論述，王于漸教授也屢有發表這方面的意見，我的資深讀者也會知道，我多年來經常闡述此觀點，而「袋住先」其實已掌握到民主能帶來的上述的核心優點，我們縱然不認為其完美，但卻不可能不支持它，否則便與自己多年來的信念相違背。 有資深傳媒朋友曾對「十三學者」的組成感到十分奇怪，她不知道，這批人當中絕大部分當年都是活躍的學生運動參與者，年輕時的社會參與，又或其中多人接受過優質的自由教育，對何謂「正義」有長時間思辯論證，所以行事是否合乎正義，早已是他們信念的一部分，而是否能維持此種信念並能捍之，又早已被他們視為己身的核心利益。明乎此，便也不難明白為什麼他們大多都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此種制度能明顯地為這批行將退休或已經退休的人帶來金錢利益，但卻不符合他們據經濟理論推出來的觀點，所以他們惟有反對。 劉佩瓊說這批人都是返老還「青」。我的舊同事科大人文社會科學院前院長齊錫生教授在《香港科大還有什麼好說的》一書中提到一小群「老保釣」跑到香港建立科大的過程，他所說的這批人保存蘇東坡筆下的那種白首忘機的天真，夾雜難以釐清的民族情結，他們恭謹地做好本分，不參與不寬容偷雞摸狗的行徑，雖然是在述說另一批人，但比劉佩瓊所講的，是對經濟學家更加詳細精準的描述了。行止兄並不熟悉這批「異類」，有其判斷不足為怪。 (HKEJ 20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