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一周年後，大學開學迎新活動中，似未見佔中等政治議題被突出。證之於佔中一周年紀念日中，主要的政黨明星也失去蹤影，強烈的政治取態或行動可能已被視作負資產，不利區議會選情。
在校園中，最有意慾組閣參選學生會的，近年恐怕以政治活躍學生居多，但絕大部分學生連投票的興趣也闕如，只要看看各校投票的比率便知。學生若無人「組莊」或投票率不足（我校規定要有14%或以上的學生會員投票，選舉才算合法），那年便不能上莊，今年一些大學的學生會便上不了莊。
我校學生會今年3月選舉，但票數不夠，無內閣當選，但校董會內設有學生代表席位，惟有在上周靠學生自行投票選出代表當校董，結果在全校有近13000學生中，共只有314人肯投票，勝者共得197票！不過，其他各系會或屬會依然熱鬧，學生的冷淡，似較針對政治色彩強烈的位置。由此可見，很多大學生其實不熱中於校園政治化。
學生領袖 不復自信
最近幾年，有些大學生捲進了各種較激進的社會或政治活動中，他們人數不一定多，但因有政黨及部份媒體的支持，所以聲音也頗大。但這樣也帶來嚴重的後遺症，大學生與大學在社會很多人眼中，形象都插水，政府不少官員或許心中已把大學和大學生當作是負資產，將來撥款支持大學，不一定會義無反顧；商界中人對學生也易產生戒心，僱用時小心翼翼。在民間，痛罵學生禍港的人多不勝數，我碰見過一些學生領袖，其眼神已不復去年自信的神采，替代的是迷惘或甚至是畏怯，也許這是他們在街頭被各方人等指罵過的痕跡。
這是很不幸的，社會中人對大學和大學生的判斷不見得正確。我幾乎天天都接觸九十後，在課堂或在辦公室與他們論道論學，都深切感受到絕大部分學生肯講道理、尊重理性和勤奮，尤其是在校園的平和環境下更是如此。我明白社會中人為何有不同的印象，但此印象恐怕是因某些媒體選擇性及誇大性報道才有至此，社會宜應繼續支持大學的發展，尤其是與學術關係密切的項目。
不過，有些大學生和年輕的知識分子也應作檢討。近日擁有大量「粉絲」的思想方法學家李天命卻無理遭人批鬥，李在其網站發帖指出陳文敏教授和學生領袖的一些思想方法的謬誤，並認為香港不少人已犯上集體性的思想謬誤，對社會破壞極大；謬誤之一，便是只以自己立場作判斷準則，不講邏輯，不講真理。
李天命是我在芝大的師兄，其人聰明絕頂，但他讀博士時竟可長期在多倫多逍遙，在芝大不見蹤影，一樣可以畢業，因而成為芝大香港同學中的傳奇，而我與他也只有數面之緣。他是一個遊戲人間的人，從未聽過他參與政治，所以他在退休多年後重現江湖，令很多人感到很大的威脅，也難以找到可擊倒他的「理由」。
事實上，李天命思路清明，批評他根本無從入手，惟有使用不雅言詞亂罵他立場的老方法以轉移視線，甚至有人還賊喊捉賊，罵他撞了邪。這類文風不應是有大學教育的學子所應有的，不能讓其泛濫。
大學中除了被放大了的一些躁動外，尚有一些暗湧。月前，有港大教授傳來一份港大上任負責研究的副校長譚廣亨教授（現暫居港大首席副校長）於8月14日發給港大各院系領導的一封信；信上並無蓋上保密字樣，所以我也便細看了。
信中指出，港大在教資會所辦的「2014研究評審工作」（即RAE）中表現遠不如理想，港大的領導層認為RAE的報告是十分重要的警號，但他們與院系領導開會討論如何回應及訂出改進措施時，卻見互相推搪卸責的現象。譚十分不滿，認為院系必須深刻反省，並貫徹一系列改進措施。
任何組織一時的落後，並不足以令人失去對它的尊敬，它有無能力與決心糾錯才是關鍵。「亨仔」與我是中學同窗，中二時坐在隔鄰座位，他品學兼優，學術研究成就已登大師級之境，我十分佩服，但更佩服的是他敢於面對問題，迎難而上，若有他在，港大可在下次RAE中重奪佳績，給納稅人一個交代（我們也要面對其強大的競爭壓力）。
按照此可稱為「警告信」的內容，港大一些不事生產的教員恐有壓力，或許會有抗拒，但生產力強、專注學術的教授卻應歡迎。若港大校方真的有決心整頓一些差強人意的院系，其負責學術人事的副校長，便一定要是嚴格的學術把關人，自己的學術地位若不足，後果嚴重。
港大校委會事件也引發出有60位學者出來說要監察各院校，看看有無違反學術自由的個案。有人注意學術自由並監察之，這是好事，但我相信其影響甚微。香港的大學近20多年來，早已建立並改進了不少制度，我們很難找到違反或打壓學術自由的個案。
上周中大教委會的教授們投票大比數地否決了討論學生提出的有關保學術自由的議案，或許是反映出學界對現有機制的信心。在大學中，也可能出現另一情況，學術不行的人可亂用學術自由作為其不用被炒的「免死金牌」；希望真正支持學術自由的人都懂得分寸，不受這類人影響。
打壓自由 個案難找
在近日眾多大學事件中，最惹人注意的自是陳文敏事件。此事的影響因為涉及院校自主，早已溢出港大校園，成為學界共同關注的話題；又因為學生洩露了部分校委會會議的內容，哪怕是斷章取義，張冠李戴的，也引起了不少人查考陳文敏的履歷，我所知的各路學界朋友中，細心分析考量過陳的學術成績的，不知凡幾。
此種考量在平時是「吃飽了飯沒事幹」才會做的事，但現在卻是必要的，因為它對我們判斷香港學界的院校自主有無受到侵害，有關鍵性的作用。港大校委會否決了其物色委員會的建議，有人認為是基於來自政府的政治壓力，但梁智鴻則說各校委的討論都十分專業，亦有人認為政治干預只是來自香港的政黨和利益團體，他們一定要陳坐上這位置。對於這些南轅北轍的猜測，我們只能用細心的邏輯推理與實證方法去檢驗其真偽。
這個職位並非普通行政職務的副校長，而是能操各教授升遷生殺大權的重要位置，所以按照常理，能當此任者應要滿足幾個必需條件：一、此人要十分公正，而且其同事相信他公正；二、他有豐富的行政經驗；三、他有很高的學術成就而且有學術遠見。缺乏以上任何一個條件的，都不會是理想人選。
我是外界中人，不會知道陳是否行事公正，對他的行政能力也無從知曉。不過，我素來相信，積極參與香港政治活動的人，容易令同事懷疑他的公正性，就算他行事真的很公正，也未必能化解他們的疑慮。
上周陳的退休同事、港大法學院的前包玉剛講座教授Tony
Carty卻公開撰文批評陳的人事判斷不當，並認為《文匯報》對他的指控十分客觀。身為外人，我無足夠資料對此作出無誤的判斷，所以我惟有集中在陳的學術成就這一可觀測到的客觀事實之上，而又因為學術成就是必需條件，就算只討論一點也已足夠幫助我們判斷。
在研究型的大學中，評估一個人的學術成就有一套嚴謹的程序。第一步是要找與被評人同一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作出保密的評估。選這些評估人大部分應由校方去選，而不是被評人所建議；評估人亦要交代他與被評人的關係，若是合作過的同事或有過緊密關係，在制度上，評估人都不會被視作獨立，其評價會大打折扣，就算評估人是諾獎得主，我們也會採此態度。
評估學術 必要條件
又由於對於資深的被評人，評估人所寫的報告很多時都十分客氣，不說或少說負面因素，所以有經驗的大學中的審核者，均懂得要從字裏行間找出其真意，例如只讚其行政好，卻不說學術上有何重要貢獻，那便是此人學術上不足了。
我因職務上的關係，在大學中先後當過5年審核各系同事升遷的委員會委員，閱讀過不同領域中各世界權威所寫的1000多份報告，並與同事進行過以百小時計的討論，算是對評估非我本行的人的學術成就有點經驗。
第二步是一級一級的找不一定是內行的人評估。先是系內資深同事根據校外權威所交來的報告作出研判；要注意，這些同一學院或同一學系的同事不一定熟悉被評人研究的領域，也不及權威所寫的報告這麼內行。再往上走，便是更遠離被評者本行的校方各級委員會的評估了。在我校，共要走過6層，每一層都要作出獨立的判斷，愈往上走，作決定的人愈是外行。
為什麼有此制度？這是平衡與檢查的制度，防止講人情搞關係，擴充自己地盤，並減低最後判斷的隨意性，每一層都尊重但仍可能否定下層的判斷，不容易照單全收。
從劉進圖漏出的評估人名單中已可清楚看到，物色委員會並無對陳進行過真正嚴格的學術評估（這不奇怪，對校內的資深申請人有時不作此等評估），否則權威評估人的名單不會那麼奇怪。Sarah
Worthington的研究領域與陳不同，且曾在港大當過訪問教授；Hazel
Genn幫助過港大法學院RAE的準備工作，兩人與陳關係密切，她們的名字很可能也是陳建議的。至於李國能，可證明陳的專業貢獻和社會服務，但無身份評論學術。我與李國能從前也在同一類的物色委員會共事過，記憶所及，他不評論學術。
但上述制度既然一定需要外行人作學術判斷，那麼其判斷基礎從何而來？首先，每一研究型大學一定有培養一批擁有這樣能力的人去擔當職務，他們懂得分辨履歷和評估報告的重要性和準確性，這須有長期的訓練，資淺教授一般做不到。
簡而言之，是要掌握不同領域的慣用客觀評審準則，並看看評估人所言有無誇大偏頗，或與這些準則有無明顯矛盾。例如研究工程的，看看有無成為IEEE院士；數學的有無在世界數學大會中發言，並發言多少分鐘（他們對此有精準準則）；文學或歷史的，要看在極具名望的出版社出過多少本專著（不是編的書）等等，但最重要和常用的準則，卻是在頂尖的期刊出過多少文章、論文被引用過多少次。
引用論文 次數要多
陳在自己的履歷中特別指出自己有文章在3份「頂尖」刊物刊出過，其中最好的應是兩篇在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按照刊物過去7年的「影響因子」排名，據美國有一大學法學院的網站資料顯示，其在法學學報中的排名為第630，另外兩份「頂尖」刊物連1000名也入不到。
在經濟學中，沒有論文在排名5名內刊登的已經可受人質疑。評估人不能不問，學界中人一定希望自己的論文在頂尖期刊登出，為什麼陳沒有？至於引用率，可反映自己論文或著作對別人的論文曾起過多少影響，不是好的文章，極難得到很多的引用（要注要：是引用，不是搜尋）。陳在Google
Scholars一生人的總引用次數共約400，在更嚴謹的SSCI引用率中，我試過多個他的名字，只找到他被引用74次。這些引用率，與知名的法學學者數以千計的引用率相差太大，校委會若有質疑，並不奇怪。
所有這些，並不等於陳對香港法律界沒有巨大的貢獻。陳長期當過院長，自然沒時間做一流的研究，他第一次當院長時，是被同事選舉出來而不是被委任的，這意味著李國章所說的nice
guy絕非無的放矢，也意味著當年他不用通過學術評審。
既然港大需要一個有崇高學術地位的學術把關人，而陳本人選擇的事業路徑，早已不是往此目標走，包含了學術及非學術成員的物色委員會所作的學術判斷又是如此有違常理，那麼同樣包含了學術與非學術成員的校委會要撥亂反正，何足為奇？按上文的推論來說，堅持把陳搬上台的政治人物，才是盲撐或干預港大的院校自主。
(HKEJ 2015-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