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的迪頓（Angus
Deaton）今年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實至名歸。迪頓在經濟學界中雖極受尊重，但並不算是家喻戶曉的大紅人。不過，他對福利經濟學、貧窮問題、需求系統等等重要領域的確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對實際世界的政策也有重大影響，相信沒有誰可質疑頒獎給他是否合理。
香港政策的制訂幾乎全都遠遠落後於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近年推出的扶貧政策與貧窮線的制定也未見有參考過迪頓的貢獻，起碼我在扶貧委員會的會議中從未聽過有人提過迪頓的名字（我自己可能也失責，尚未有機會在會議中提出過他的觀點）。
現在貧窮線的界定，是以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作準則；又因住戶人數有多有少，所以不同人數的住戶都各自有其準則，人數較多的，住戶貧窮線訂得便高，人數較少的則較低。不過，住戶報稱的收入有時並不能準確反映其成員的生活狀況，迪頓主張要直接量度各人的生活或消費水平，例如若他們貧病無所醫，又或兒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機會，便已足夠說明這些住戶處於貧困之境；反過來說，有些人自稱收入低微，但餐餐可大魚大肉，尚可到各地遊山玩水，我們則大可不把他們列作窮人。
中國模式 非洲難學
迪頓曾提起過一個典故，話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的黑道大亨卡邦（Al
Capone）橫行一時，殺人放火違法賣酒，無所不幹，但他神通廣大，警方永無方法將其定罪，最後警方靈機一觸，發現他消費奢華，但報稱的收入卻似有若無，收入與開支不相稱，終於以逃稅罪將其成功送進監牢。由此可見，實際的開支或消費，比報稱的收入更能反映實況，各國的統計部門，也應搜集相關數據，貧窮線的界定以此作根據更有道理。
迪頓深信政府有其重要功能可扮演。在經濟較發達地區，我們常會認為能幹、有效率的政府，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其實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政府都十分弱勢，效率與能力都十分有限，稅抽不到、服務水平低劣、監察執法不力等等，不一而足。迪頓認為有效政府是減貧的重要條件，他甚至認為富國對窮國的外援（有些窮國每年得到的外援往往大於她們政府每年的總財政開支），容易起到反效果。不斷依靠外援的政府，很易成為扶不起的阿斗，這反而成為該地經濟發展的障礙。
近年我的舊同事林毅夫教授，十分熱心到非洲諸國推廣中國經濟起飛的經驗，這有其理據，因為今天非洲不少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與30多年前的中國相似，她們的確可能從中國的成功中得到啟示。不過，我對此一直不敢太樂觀，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早期有強人鄧小平領導的頗為有效的政府，政令雖不至於能完全推行，但政府的能力仍算強大，今天的非洲諸國，不見得有此領導人，恐怕並無中國當年的條件推動改革。
香港近年出現一種觀點，以為經濟發展可有可無，若重視經濟便是只向錢看，十分庸俗，缺乏理想。哲學家李天命說自己不親共，但敬重中央政府有能力把今天的中國發展為盛世，他的言論雖然恰當，但卻迅即遭一些思想偏執的人攻擊，認為他太過「實際」。社會中出現的此種觀點（可能尚未到思潮的程度），其根源我相信是有人視中央政府為敵，是殘害百姓的惡魔，但同時又無法否定在其領導下，近37年內中國人均實質GDP上升了20倍這一人類歷史中從未出現過的奇蹟，所以惟有貶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迪頓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在其著作中多次談到中國的經濟，他的一些發現，倒可有效推翻經濟發展無用論。
迪頓年前出版了一本簡明易懂的通俗著作，書名是《大逃脫》（The
Great Escape），此書名取自描寫二次大戰德國集中營戰俘逃亡經過的同名經典電影（港譯《龍虎榜》，史提夫麥昆主演，我看過起碼四五次），但迪頓所要討論的卻是在人類歷史中，窮人如何逃脫貧窮的過程，此書十分有趣，值得捧讀。書中有些討論，對經濟發展的功能有十分有力的辯護。
快樂與否 還看經濟
實質人均GDP是否有所增長，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GDP增長會否使人民更幸福快樂？若果GDP所代表的物質財富及自由根本不能使人民更快樂，那麼我們的確不用太理會GDP，但那是事實嗎？迪頓使用了一些量度各國人民幸福快樂或生活滿意度的調查結果，當中以10分為最快樂，0分為最痛苦，再以每國人民快樂程度的平均值為指數，進而分析這些指數與各國的人均實質GDP有無關係。
他發現，在窮國中，就算收入稍作上升，人民的快樂程度便會急升；在較富裕國家中，收入上升仍會與快樂指數有正面關係，但快樂指數上升的速度要比窮國的慢一點。迪頓把此種關係化為一條曲線，他發現快樂指數與人均實質GDP的對數（logarithm）呈現一種明顯的正面的線性關係，實質人均GDP愈高，人民愈有可能快樂。這結果雖只證明快樂與收入的相關性，而不確定哪是因哪是果，但我們倒很難找到合理的理論把此現象解讀為快樂使GDP上升，反而是收入上升可使人民有更大的消費自由，從而使他們更快樂。
試想想，假如今天中國人民的收入下降95%，變回只得1978年時的收入水平，那麼誰會有能力上網聊天看電影，假期時到處遊山玩水到各國購物，兒童及年輕人又哪裏可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迪頓自然明白，量度快樂指數涉及很多經濟學與哲學上的爭議，例如，我認為自己很快樂，你認為你不快樂，是否意味我的快樂指數一定高於你的，又或我比你快樂？困難是出在快樂頗帶主觀性，不同人之間很難有客觀的互比性。不過，大量數據顯示，主觀性的快樂程度與客觀性的GDP在世界各國都有強烈的正面關係，這便使迪頓認為，假如政策目標是使人民更快樂，聚焦在GDP之上，並無誤導。
無獨有偶，哥倫比亞大學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今年4月與其他同行發表過一份《世界快樂報告2015》的研究報告，內中有把影響快樂的6種變數找出來，它們是人均GDP、健康過活的生命期、社會能對個人提供的支援、政府及企業的可信任度（即其廉潔程度）、主觀上感到的自由程度，以及社會的慷慨程度。
此報告除了用計量經濟方法找出快樂指數與這6項變數的定量關係外，還對各國人民的快樂程度有個排名，香港排名只得72；但若按上述6個客觀的變數值作推算，香港的排名理應高很多，與英國、比利時等相若，這反映出港人另有負面情緒，也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這是否與近年的政治爭拗有關？也許是，但更大可能不是，因為在政治爭拗較今天少的2005至2007年期間，同樣的研究早已顯示出港人的負面情緒、自我悲傷的程度已十分嚴重。其實東亞諸國中，也有與香港近似的情況，人民的快樂程度與其享有的客觀條件不相稱，是否文化因素還是其他因素造成，是有趣的研究題目。
逃生之門 應留他人
我們若然不認同快樂程度可以量度，也可改用其他較客觀、更易量度的指數。迪頓十分重視人民的健康與壽命，在今天的窮國中，大量兒童出生不久便夭折，安哥拉、剛果、阿富汗等國，人均壽命只得40歲左右，在歷史上，就算是今天的發達國家也好不到哪裏去，在100年前，西方國家的人均壽命只得54歲，但今天出生的女嬰卻已有五成的機會可以活到100歲以上。健康欠佳、壽命短正是貧窮的特徵之一，脫貧而保障不了健康便不是真正的脫貧。從健康與壽命的角度看，經濟增長有無用處？
迪頓把世界各國人民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數據找來，並將其與實質人均GDP作出比較，他同樣發現，在窮國當中，收入稍作增加，壽命便上升得很快，但在富國中，壽命上升的幅度則較小。若果把壽命與實質人均GDP的對數作一比較，則可發現它們呈十分明顯的正面線性關係，收入愈高的國家，壽命愈長。這反映出經濟增長極可能有助於改善人民健康，減少貧病交煎的悲劇。
在迪頓所製的壽命與實質人均GDP對數的曲線中，中國的位置緊密貼近曲線，這當中可引申出另外的意義。不少評論人十分懷疑中國GDP數據的準確性，其實世界多個國家GDP的估算都可能存在誤差，非中國獨然，我們須用多種方法反覆檢驗其準確性和可靠性。
人均壽命的數據水分不會很多，但中國的人均壽命數據卻與GDP數據完全匹配，這倒可支持GDP數據誤差不會太大這一論斷。在迪頓的研究中，他也發現中國人民健康發展的水平，在前幾年剛過了一個收入的轉折點，在此點之前，人民健康主要受傳染病威脅（諸窮國大致如此），但過了轉折點後，象徵不少致使無數人死亡的傳染病已受到控制並可治癒，剩下來的殺手便是心臟病、癌症等慢性病，中國過了轉折點，也象徵中國正慢慢步入發達經濟體的行列。
中國的滅貧策略與印度頗有不同。中國用的方法是大搞加工區，僱用了大量農村來的民工，直接推高他們的收入；印度則搞資訊科技電腦軟件，長遠而言有好處，但短線則主要只惠及教育程度高的精英，對廣大人民的收入作用較低。以此而論，我認為中國的滅貧比印度的快捷得多。
迪頓是一個極重視教育的人，他批評某些人自己逃脫貧窮後，卻毀去讓其他人逃生之門，而教育正是逃離貧困的主要路徑。此點港人將來可能會有所體會，香港政治鬥爭激烈，參與者的比例雖很低，但聲音頗大，其中一後果便是大學及大學生形象插水（參看上周我在本報的文章），現在政府中頗無人肯義無反顧支持大學，社會中有人肯捐錢予大學發展的，卻也被無理攻擊，現在大學籌款已是困難重重，善長絕跡。一些不懂自我克制、熱中政治的學生與政客，可否想想他們是在拆別人逃離貧困的橋。
(HKEJ 2015-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