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香港的跨代流動性，父母的收入（及教育程度）對下一代的收入確有影響，但這關係不算非常緊密。為什麼父母收入對子女一生的收入有影響？在大多數家庭中，這與父母留下多少財富給子女無甚關係，但父母能否製造一種環境，使子女掌握到有用的技能，卻是至為重要。
赫曼（James
Heckman）是2000年的諾獎經濟學得主，他除了是頂尖的計量經濟學家外，多年來一直研究教育與貧窮的關係。他兩周前到科技大學演講，便以此為主題。在他眼中，預防貧窮遠勝於事後補救。怎樣預防？便是在兒童階段便要介入，使他們學懂怎樣學習技能，若等到貧窮在他們身上出現時才去濟貧，成本效益會十分差勁。
教育有助脫貧，這已是常識，亦已被過去大半個世紀極大量的實證研究所確立。但赫曼的見識不會如此籠統，他加了兩個具體問題：一是學懂什麼技能最符合成本效益，最有利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脫貧？二是什麼時候這種學習最合時機？若政府不懂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扶貧政策會事倍功半，徒自浪費資源。父母不懂答案的，可能會窒礙子女的發展，影響其一生的前程。
軟技能塑造個人品格
赫曼認為認知能力（Cognitive
skills）十分重要，例如IQ，學習的專注力等。此種能力可提高學習的效率，幫助了解世界，感受到學習帶來的收益，對一生的成就亦有幫助。不但如此，有證據還顯示高智商與健康及低死亡率有正面關係。不過，赫曼卻絕非推崇怪獸家長填鴨式的教育，一些在幼兒時期便人為地推高IQ的方法，的確對孩子有短暫效果（也許在香港對入幼稚園或小學的「面試」會有幫助），但數據顯示，到了8、9歲時這些小孩便會打會原形，與其他孩子無大分別。但家庭環境的影響卻是持久得多，其中又以母親的作用較大。
在美國要靠福利救濟的家庭中，一個幼兒每小時平均可聽到616個字，但在有專業背景的家庭中，每小時卻平均可聽到2153個字，而且肯定性鼓勵性的用字遠多於紀律性禁令性的。到了3歲時，福利家庭的孩子積累到的字彙約500字，但專業家庭的孩子卻有1100字。母親若是大學畢業生，她的孩子認知能力的分數平均而言，亦遠高於中學或以下程度的母親的子女。
赫曼最重視的倒不是認知能力，而是非認知性的所謂軟技能。這包括責任感、自覺性、自尊心、社交能力、自我控制力、推遲滿足的能力等等。這些技能使到孩子在長大後可以在社會中有效活動運作，不用像一些失去自我控制力，抱着反社會心態的人般處處樹敵。年輕人或許像《紅樓夢》中賈寶玉般一見到「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對聯便大感厭惡，但以赫曼找到的證據看來，這些軟技能在市場中卻是大有需求。
我曾有10多年的時間負責經濟系本科生的工作，亦有一段時間管理商學院本科生一切的大小事宜。從我及同事所得的經驗中可得知，赫曼特別重視軟技能，的確有其真知灼見。香港的僱主很少會不滿意我們畢業生的專業能力，但他們對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的軟技能卻時有微言。香港教資會撥款，或大學內部配置資源時，並未有培養學生軟技能的項目，但既然這些技能重要，我們便不得不想方設法到處爭取資源，用在軟技能培訓上。這些計劃也許有些貢獻，我校的畢業生被法國及德國的一個教育研究機構，在僱用價值上全球各大學中被評為排名14，希望是與這些努力有關。我們時有找來職場中一些經驗老到的管理人員到校園培訓學生，我最希望他們能嚴厲批評學生的一些不足之處。奇怪得很，不少被罵過的學生反而十分喜歡罵他們的人，著名獵頭人張慧敏女士便曾在她的專欄上寫過這些事。但實事求是來看，軟技能在大學階段才去學習，可能是晚了一點，效率不一定理想。
那麼什麼時間最適合打好認知能力及軟技能的基礎呢？中國人說「3歲定80」，原來赫曼的研究中亦有此結論。在幼兒階段，不同孩子的能力差距已可表現出來，有部分差距未來可以縮窄，有些卻不容易。如此早出現差距，會否是基因問題，天生如此？基因可能有它的角色，但人腦的後天可塑性很強。赫曼指出，大量證據顯示，家庭對孩子的投資及外部環境對孩子成長期的影響力，不能單靠基因可解釋。事實上，家庭的背景對小孩是否成功有很強的預測力。所謂家庭背景，並非指父母是否富有，而是他們是否懂得教育孩子。
0到3歲投資回報率高
香港的父母可能太過重視孩子的認知能力，對軟性技能的培養投資不足。經濟學家喜用投資回報率去量度哪一種投資最有效率。赫曼總結這方面的研究結果中指出，回報率最高的投資是在嬰兒尚未出生時，這應是指孕婦注意健康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若此階段疏忽，後患無窮。0到3歲的投資回報率也極高，4到5歲次之，在學校時期又再次之，畢業後工作也可累積經驗或得到培訓，但回報率又比不上讀書時的回報率。這顯然是說起跑線對一生人的發展或成敗有關鍵性的影響。
香港的父母害怕子女輸在起跑線，這其實符合赫曼的研究結果，但他們卻不一定明白，究竟幼兒教育哪一部分對兒童長大後的生產力最有幫助？赫曼告訴我們，兒童成長時生產力能提高的主要因素其實是軟技能。這方面發展得好的話，未來一生人很多缺點或對健康不利的行為都可及早清除，身體會好一點，人際間的溝通更有效，少出現反社會的行為，懂得尊重別人，思想較為開放，容易吸納他人意見，做事有責任心等等。
香港的父母很多都重視起跑線，但恐怕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才知道最適合的起跑線在哪裏。中產父母中，少有人不緊張子女認知能力的，但對培養兒童的社群能力及其他軟技能卻不一定都注意。香港的總和生育率一度是世界最低，家中只有1名子女的大有人在，培養他們社群能力的條件可能不充分。今天我們見到不少年輕人不懂與人相處，一聽到別人意見與己不同便拔劍而起惡言相向，可能與此有關。當然，有些家長也懂得培養孩子與人共處能力的重要。近日有所專門為幼兒Playgroups而設叫Bambini Republic的機構，因收了家長預繳費用卻關門大吉，引起不少媒體報道。從中我們得知，家長送孩子到那裏與其他小孩集體玩樂，每小時收費近200元。在我有參與的一個電台節目中，有家長被訪問，她便明言這是為了培養小孩子與人相處的能力。既然有這門生意，便反映到也有些家長知道軟技能的重要。
優質幼兒教育政策重要
從政府促進跨代流動性的角度看，推動計劃培養幼兒軟技能正好是一個切入點。正如上文所述，只有部分家長明白這道起跑線的重要，而赫曼卻發現，把資源用在此處有極高的回報。在實際世界中，我們經常都會碰到一個問題：效率與公平經常都是魚與熊掌，兩者不可兼得，但赫曼卻宣布，優質的幼兒政策正是又公平又符合資源配置效率的罕有例子。社會投放資源在幼兒教育項目，尤其在軟技能培養上，不但可幫助認知不足的家長懂幼兒教育之道，從而在起跑線上不同家庭都有平等的機會，將來兒童長大後生產力與收入都可得益，這不是效率與公平的共同體現是什麼？
既然赫曼確立了在幼兒階段便介入教育的重要性，政府其他的政策要注意不應與此有衝突。舉個例子，近日政府推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其性質是「負入息稅」的一種，有鼓勵人民出外工作的意圖。這本是好事，但在計算津貼時，應留有空間，使到有3歲或以下幼兒的家庭父母中，起碼1人能有誘因留在家中照顧小孩。這是兒童品格與軟技能的形成期，錯過了可能加劇跨代貧窮。
不過，我們對赫曼的主要發現，也不用過分解讀。他並沒有說，過了3歲後，教育便再無用處，又或只要3歲前教得好，以後便乾坤已定，不用再理會。赫曼指出的是，幼兒期的教育，尤其是與軟技能或品格有關的，影響極大；過了時機後，才去補救，是事倍功半了。
（赫曼演講的錄影，可在科大高等研究院網站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