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環保應成為中國經濟新動力 (雷鼎鳴)

中央電視台前主播柴靜去年拍了套名為《穹頂之下》有關內地霧霾的紀錄片，轟動一時，最近《財富》雜誌更把柴靜選為全球領袖中的第28位，突顯環保問題的受到重視（對霧霾的分析，可見本欄2015年3月9日的拙作〈《穹頂之下》的霧霾經濟學〉）。

 

在水資源嚴重缺乏的華北，柴靜建議用水把煤先洗一洗以減少污染是否行得通，又或她有關能源分析的數據，都存有爭議，但《穹頂之下》的確引起人民對環保的關注；據說中央領導人也曾召開討論霧霾的會議，柴靜的努力，並無白費。

 

森林消失 象群遷離

 

霧霾只是中國環保問題的一部分。在經濟發展、 人類不斷對自然界作出需索的條件下，環境是否不可能得到改善？我過去曾提出「環境庫茲奈斯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的概念，指窮國收入上升時，會因工業的引進而污染增加，但到了人均GDP超越6000至8000美元左右的轉捩點後，人民對環境的訴求愈來愈高，愈肯花費資源改善環境；再加上社會有更多的資源與財富控制污染，環境問題會得以改善。中國的人均GDP已在8000美元左右，再過幾年便可進入世界銀行所劃分的「高收入國家」行列，EKC第二階段的條件已逐漸形成。

 

在技術上，APEC藍是一種啟示，政府要有藍天，藍天便真的如期出現，可見中國並非無能力改善環保，問題是這要付出多少代價而已。走些彎路，犯些錯誤在所難免，但如何可少走一些彎路？

 

我們若要更深入的了解中國的環境問題，並制訂出有效政策，須從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歷史角度思考人類的行為，以及他們與大自然的互動。人類大肆破壞大自然，已有數千年歷史，EKC顯示出的樂觀前景，是以高收入新科技為前設條件的，但無論未來怎樣走，起點卻是不能脫離過去的歷史。

 

澳洲的漢學家艾文（Mark Elvin）於2004年出版了一本書《大象的撤退》（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對中國4000年來的環境史提供一個別樹一幟的角度。在現代工業出現前的數千年中，人類破壞大自然最嚴重的行為，莫過於大量砍伐樹木，摧毀森林。艾文認為，若要看中國歷史上少了多少森林覆蓋的面積，更簡單的辦法莫如觀察大象撤出神州大地的過程。

 

大象與森林有特殊密切的關係。大象怕冷怕熱，需要樹林阻擋陽光長時間的曝曬，每天需要大量的食物與水，後者不但要作飲用，而且是降溫的工具。大象的適應性不強，牠們棲息的地方若失去樹林，便活不下去；但大象遷移的能力卻很強，日行數十公里，絕無問題。根據這些條件，某地的樹林砍伐殆盡後，大象是必會遷離的，跟蹤大象撤退的路徑，等同知道森林消失的軌跡。

 

艾文大量引用內地學者文煥然在《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一書中提供的資料，指出4000年前，在今天北京附近的地方有大量大象活動繁殖，其後大象逐步南遷，到了2000多年前，主要棲息地已轉至長江與淮河之間，以後南遷不絕；到了宋元明期間，華南廣東福建一帶，野生大象仍多，今天則只在雲貴邊陲小量地方才見蹤影。

 

大量植樹 覆蓋增加

 

古代華北有象？不要忘記，河南省中原地方別名是「豫」，此字由象而來，顯示古時中原是象群棲息之地。商朝的文物器皿和甲骨文中，象常有出現（另一龐然大物犀牛在中國歷史上，跟象也有類似的重要性）。夏商時代，華北天氣遠比今天溫暖，象的南遷，會否只是天氣後來變冷所致？這只是部分原因， 文煥然等人有查核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氣候變化，發現在秦漢時期氣候一度回暖時，大象只是從淮河流域一帶稍為北返，沒有再回歸到夏商時期的老家，原因正是華北的生態早已變化，不少樹林已遭破壞。

 

為何要斬樹，並且要趕走象群？原因是農民與象有利益衝突，前者須拓地耕種，砍樹焚林，是他們取得土地的手段，且野象可能踐踏農地，尤其是一些給群象所逐的孤零零流氓象的破壞力更大。中國的農民並不喜歡大象。

 

我曾有疑惑，象在南遷過程中要渡過黃河長江等天險，牠們沒有船，如何做得到？我有此疑問，蓋因受象棋中的象不能過河這一觀念所惑，以為象不懂游泳，殊不知象實乃超級泳手，其體形巨大，排水量驚人，可浮在水中，其長鼻可輕易伸上水面呼吸，有此天賦異稟，在水中連續游泳五六小時輕而易舉；有說斯里蘭卡的大象都是從印度渡海游過去的，黃河長江根本擋不住牠們。

 

數千年來，中國的農民便是不斷斬樹作燃料，開墾土地耕作並多生育人口，歷代中有關大量伐木的記載也多得很，唐代柳宗元的詩《行路難》便是一例。我念大學時，曾寫過篇研究習作，是關於中國樹林的。依稀記得，解放初期，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只剩下等於國土面積的5%左右，與世界當時三分一的覆蓋率相差巨大，中國的環境遭破壞得實在厲害。五十年代，中國大力推行植樹造林運動，據官方統計，到了五十年代後期森林覆蓋率已回升至10%，但當然離世界的平均覆蓋率仍甚遠。

 

今天情況又如何？有關世界各地森林覆蓋率的數據，不同機構所報道的，往往有些差異，我只選取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數」（WDI）的數據。據WDI的數字，中國的森林覆蓋率於1990年是16.7%、2000年是18.9%、2013年是21.9%；近10多年來，種樹造林運動規模巨大，每年新造樹林面積大約等於一個麻薩諸塞州！不過，21.9%與2013年世界平均的30.3%森林覆蓋率仍有很大的距離。

 

我們也要注意，2000年世界森林覆蓋率比今天更高，是31.2%，這意味在世界不少地方，其社會不是在造林，而是在摧毀樹林。例如菲律賓在二十世紀中，森林覆蓋率便從70%跌至20%，印尼、越南和非洲不少國家都有類似的嚴重情況。上述情況與EKC的道理吻合，窮國在發展過程中對破壞環境往往毫不在意，甚至是不遺餘力。中國近年的改善，雖仍未足以補救幾千年來的破壞，但在造林這單一項目上，總算是進入了EKC的第二階段，即收入提升後會逐步改善環境。

 

中國造了這麼多樹林，是否已經走上修補環境的不歸路，以後一切向好？這又未必。2013年中國的人均可耕作土地只得0.08公頃，與世界的平均0.2公頃差別很大，與歐洲和中亞的0.46、美國的0.48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土地的壓力仍大，城鎮人口激增，在個別地方仍須伐木。

 

更大的問題是，過去的造林效果是否理想？華北地區缺水，沙漠化嚴重，中國所種的樹品種單一，主要講求樹根可深入土地低層吸收水分，有時新造樹林中的土地表層變得更為缺水，可以抓得住沙土的草不能生長，風沙繼續肆虐，新種的樹能否存活是一大挑戰。

 

環保科技 大有需求

 

環保的科技問題可以通過研究解決，更基本的問題是人與自然的關係要如何定位才能使人類得到可持續的、最大的幸福。我們其實不能責怪我們的先輩為何不斷伐木破壞環境，不這樣做，以從前的科學水平，他們有能源煮食、有土地耕種嗎？他們連生存也有困難；但今天條件已不一樣，經濟的富足與科技的進步已可使我們從另一層面訂定策略，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並非不可達到。

 

上文提過，治理霧霾的核心問題是願不願意付出足夠的代價，其他與環保有關的問題亦如是。這便構成一個典型的經濟議題：付出資源，搞好環境是否符合經濟效益？據一些估計，中國每年因大氣污染而過早死亡的人可能高達50萬人。生命有價，按照關於霧霾經濟學我去年的拙作所訂定的假設，每年少50萬人死亡，粗略估計等於每年創造了5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效益。此種效益在傳統的GDP計算上不會包括在內，但這只是GDP計算上的缺失，並不等於生命無價值。每年5萬億元的回報，假設市盈率是10，那麼投入50萬億元的資源去改善環境也是符合成本效益之事。

 

常有人認為中國產能過剩，其實這只應針對煤炭鋼鐵等生產過剩的行業，經濟中有另一些部分，是產能嚴重不足的，環保便是一例。把資源從產能過剩的地方抽過來投在改善環境之上，正是在新時代推動經濟增長的新亮點。

 

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中，上面的分析並不適用， 原因是古人若要生存，擴充耕地才是硬道理，而且當時也未有出現因工業化而帶來的霧霾與其他污染，生命並未受到污染威脅，但現時情況已不一樣，中國已在EKC的拐點中轉了方向，未來數十年，環保及相關的工程與科技在中國大有需求。

 

(HKEJ 2016-3-30)

相對剝奪感與躁動的香港 (雷鼎鳴)

香港社會變得比前更躁動，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社會撕裂對立、 不少人感到不安焦慮、挫折感明顯、語言暴力司空見慣、肢體暴力和暴動也冒了出來，蠻不講理、仇恨言論充斥、不同人等怨氣沖天，互相表示對對方的憤怒，香港會否走上自毀的不歸路，使人擔心。

 

去年5月8日我在《晴報》寫了篇題為〈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短文，文中討論一份由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牽頭的研究報告《世界快樂報告2015》（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5），根據該報告的數據，港人主觀地認為自己快樂的程度有5.74分，世界排名72，但若按照可量度的客觀準則，包括人均收入、壽命、政府和企業的廉潔程度、社會對個人可提供的支援、自由程度和社會的慷慨度等等，香港「理應」排名極為接近排24的新加坡。

 

葉問絕不在港搞革命

 

不同國家地區的人對自己是否快樂的主觀感受是否可比，我們大可質疑，但薩克斯等人又的確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找出此種主觀的快樂指數與客觀的因素有著頗密切的關係，只是香港似乎是例外。用另一角度看，香港或許存在著另一種未有量度到的客觀因素，大幅拉低港人的快樂程度。若不理會這因素，港人的快樂指數與客觀條件所應給予到他們的快樂，落差巨大，若說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也無不可。這個落差有多大？從《報告》的數據中可計算出，與戰火連天的敘利亞和盧旺達相若！

 

我們可把一些常被提及的怨氣來源找出來，例如年輕人對前途感到悲觀、買不起房子、社會流動不足等等，再與歐美社會比較，據經濟諾獎得主史蒂列斯（Joseph Stiglitz）在Project Syndicate最近所寫的一篇文章，這些問題在歐美社會同樣嚴重，而且在那裏，年輕人還往往會欠下一筆要幾十年才還得起的債；但在這些地方，人民的快樂指數仍遠高於港人，主觀快樂程度與客觀快樂條件的落差也比香港小得太多。為何港人如此自悲？

 

要分析此等問題，我們須有合適的分析架構。在大學二年級時，我在鄒讜教授的「中國共產運動」課中所要閱讀的課本之一，便是今天已成經典、被引用過5600多次、葛爾（Ted Gurr）所著的《人為何反叛》（Why Men Rebel），書中系統地闡述了一個並非葛爾原創的概念，叫「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並以此解釋世界為何會出現叛變、暴力革命等等。這個概念倒也簡單，而且合用。

 

所謂「相對剝奪感」是一種主觀感受。人民總會對世界有所期待，認為有些地位、資源、權利、財富是他們應得的；實際上，他們真正有能力可得到的，與其期待往往有落差。自以為應得的權利與客觀實際能力的矛盾便是「相對剝奪感」。此種剝奪感愈強烈，涉及的領域愈寬廣，集體性暴力出現的機會便愈大，人民便愈變得有攻擊性。

 

從上可知，人會否反叛，並不只是取決於他們的主觀期待有多高，或他們的能力有多強，而是取決於兩者之間的差距有多大。在港英年代，港人收入低於今天，受教育的機會遠遜，廉署成立前貪污泛濫，在政府中華人公務員難以身居高位，社會中的歧視嚴重。我們不能說當年社會一直都風平浪靜，毫無躁動，起碼1956年與1967年都出現過大規模的暴亂，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也所在多有，但相對於今天，當時社會總算較為平靜，沒有什麼人會想過要推翻港英政府搞港獨。

 

愈受譴責愈感光榮

 

當年的港人有能力可得到什麼？是非常少的，制度上比今天遠為不民主，自由度雖高，但也不見得高過今天，幾個人聚在一起也會犯上非法集會罪，警方的政治部會盯著社會中的問題人物，不時有人遞解出境，生活上的窮困便更不用說。港人得到這麼少，為何不革命？明顯的原因是他們同時也明白實際環境的局限，對政府和社會的期待也很低，能力與期待都同樣低企，實際所得與希望所得差距不大，心境便平和。五十年代武功高強，但家境貧困的葉問，也絕不會在港搞革命，因他並無過高訂定自己的期許也！

 

今天是不同了。香港的社會經濟困難雖然眾多，但總算是一個相對富裕的社會，一般家庭不用再擔心有沒有能力支持子女讀大學或甚至只是中學（我的小學同學中便有不少極為擔心可否支持中學的學費），港人可達致比前較高生活水平的能力是提升了，但為什麼怨氣會更大？用葛爾的分析，這顯然是他們期待的所得也遠超從前，所以「相對剝奪感」可以變得更為強烈。正如葛爾在《人為何反叛》一書中有言，人可以很易形成超出自己能力的願望，但當發現自己願望不可能達到時，很易便會憤怒。

 

當社會中的「相對剝奪感」明顯存在時，總會有些人希望社會出現巨變，甚至是港獨。他們若想事成機會增加，重要條件之一便是多找人支持，自然而來的策略便是激化其他人的「相對剝奪感」。這有兩個步驟，一是說服群眾他們有權利可以得到更多；二是告訴他們，現在他們得到很少。舉個例子，去年他們提出的所謂「真普選」，實質效果是把中央政府視為橡皮圖章，這對實行中央集權有2000多年歷史的郡縣制的中國來說，是不可能接受之事。一個沒有平衡各方利益的制度，在港不會行得通，既然如此，某些人的「相對剝奪感」便會加強，有利於將來「革命」的出現。要注意，「相對剝奪感」這個名詞有「感」這一個字，是要突顯這是一種感覺，而不一定是港人客觀上受剝奪更甚。

 

不過，在社會中有「策略」地推動「革命」的「有心人」總只可能是少數，要加深明白部分港人的怨氣，我們可能還要輔以其他的原因。小兒的專業是神經科學的研究，他曾告訴我，若人受到外間很大的刺激，某些行為方式可能會永久性地受到改變。例如吸過毒的人毒癮很難戒掉，神經細胞中某些部分像永久性地按了鈕般，不易回復，就算毒癮現在表面上戒掉，多年後若再吸毒，癮便隨時全面回歸。正規的神經科學家絕不會輕易為一些社會動盪提供一個細胞層次的理論基礎，但我研究的是社會科學，不免會猜測一些重大的甚或是帶有創傷性的社會事件和個人經歷， 會否也會在人的神經系統中帶來一些永久性的影響？

 

我不是神經科學家，當然不能回答這問題。我素未謀面的中文大學著名精神病醫生李誠教授常閱讀我的文章，使我受寵若驚，他曾多次用電郵與我溝通，介紹一些精神病和心理學的理論（我年輕時也曾頗著迷於心理學，並修過這方面的課），他的其中一個觀點，便是現時社會中的一些極端分子有傾向只視自己的意見為正義，無法領略為何其他人的觀點是正確的，此種有性格障礙的人，就算為社會所譴責，也只會更覺光榮。要改變這些人的想法十分困難，就算在療養院中，效果也只是稍好而已。此種從專家手中所得的論述，使我對偏執是長久病態的判斷，又多了幾分信心。但當然，這需要相關專家的研究才可確立。

 

搞好民生才是正確策略

 

李誠也認為，互聯網的出現把一些本來是各自分隔的精神上脆弱的人連了起來，他們互相影響並加劇了其極端思想。我近日寫過篇文章，指梁天琦是不是在港出生，對心存開放的港人來說，本來是無關宏旨之事。我不知其第一代移民的身份有否使他在幼時遭到不合理的歧視，但他代表的極端本土派卻帶頭歧視內地人甚至是新移民，使人感到奇怪。

 

後來有人告訴我，香港不少極端本土派的代表都是新移民，這更使我好奇要明白此現象。李誠介紹我閱讀一些資料，並特別點出「反應形成」（reaction formation）這概念，粗略地說，是指某些人所說所言，與其真正所希望的完全相反，這些人往往感到要隱藏某種他們自己不可接受的事實（例如自己是內地來的），於是不自覺地把自己打扮為一位立場完全和極端相反的人。有時某些事使他們產生焦慮、羞恥或畏懼，他們不會承認，但會想方設法「昇華」出理論，認為這些事都是道德上錯誤的。此種過分心理補償的需要，並非所有正常人都能明白。

 

互聯網既把這些奇怪的人組織起來，既告訴我們香港社會存在不少反社會甚至可能有病態的人，也驚醒我們堅持以事實為根據的政策理性辯論的重要。若我們滿足於讓一些性格有障礙的人帶領社會，會否這些人的「相對剝奪感」便會消失？這有可能，但只對極少人適用。若政策是胡搞出來的，缺乏理性的支持，社會只可能更糟，造成更多人有更嚴重的「相對剝奪感」。社會的話語權不能讓予一些極端分子。

 

從紓緩矛盾的角度看，葛爾書中有一假說值得參考。社會中有些矛盾很難解決，有些則較易，但就算只有一部分矛盾能解決，「相對剝奪感」也有可能回落，這便有助於減低怨氣，從而使不同人等較容易溝通，在困難的問題上，理性討論便有可能。什麼是較易（但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民生問題是也。政府若集中精力搞好民生，其實是正確的策略，困難的政治問題可在怨氣減低，大家心平氣和時再議。

 

有關 reaction formation更精準的討論，可參考http://changingminds.org/explanations/behaviors/coping/reaction_formation.htm

 

(HKEJ 2016-3-22)

 

 

怎樣才算香港人？ (雷鼎鳴)

本土派的代表之一梁天琦，被人發現小時候持單程證移民來港，這本來算不了甚麼事，從來港人中很大的一個比例都是移民。但梁的特別之處，是他所認同的本土派不喜歡、甚至反對新移民。為甚麼童年時當過新移民，也許受過歧視的梁天琦現在不懂得以自己經歷為鑑，今天不去保護新移民，反而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其心理狀態耐人尋味。

據梁自己說，不應以是否在港出生去判斷誰是香港人，而要看其人是否認同港人的價值及是否同意港人優先。先不論這些標準是否粗疏，更大的問題是從極端的本土派說出來，當中卻是充滿自相矛盾。


推港人優先 有違普世價值

我對港人是否有核心價值甚有保留，我更相信每人都可有自己的價值觀與自由，不用強求自己的觀點與其他人相同，但前提是自己的行為與言論不可損害別人的自由。若說有一些價值是為大多數港人所認同，卻應是事實，儘管我們自己不一定需要照單全收。這些價值包括和平、理性、非暴力、崇尚法治、欣賞開放的社會、喜歡自由等等。在政治上主張以民主投票化解爭議的，也為不少港人認同。

旺角暴亂後，雖有政客力圖為暴民開脫，但大多數港人對此種不顧法治，非和平的暴力行為都十分反感，那麼，按照梁的標準，他既然覺得這些暴力行為只是無關宏旨的沙石，與大部分港人的價值大相徑庭，那麼便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所代表的本土派不是港人，二是大多數港人都不是港人。二者哪一個對，港人自可判斷。

能否用認同港人優先，作為界定港人的準則？這倒要看是甚麼優先了。舉個例子，內地學生來港讀書，要交等於香港學生所要繳付的學費的幾倍，而且根據教資會的規則，不能佔用港人的學額。這些做法當然已經是貫徹了港人優先的「原則」了。

不過，也有一些善長，捐錢給大學時，早已聲明有些獎學金是只給內地學生的，我們能說這些善長不是港人嗎？我們在校內決定誰可得獎學金，誰可到外國交流，畢業時的榮譽等級等等，肯定不會港人優先，而是一視同仁，誰的成績好、表現好便獎勵誰。這種做法符合港人的信念甚或是所謂的「普世價值」，事事以公正及開放為先，但這與港人優先卻是相矛盾了。


按交稅推算 無業者難作準

也有一些本土派的支持者，認為有交過稅的港人才能在港指點江山，內地人沒交過稅，所以無權享用香港資源或說三道四。作為經濟學家，我對用有無交稅此一條件作為界定港人的標準，倒也覺得合理，但落實卻會造成軒然大波。香港稅基狹窄，不足四成的工作人口，即不足150萬人要繳交薪俸稅，至於利得稅、印花稅等更少人繳交。

更多的人口不但不一定有交稅，而且還是社會資源的淨吸納者（例如幾萬名在家不事生產的無業宅男宅女），那麼他們算不算港人？旺角之夜後被捕的疑犯近半是無業遊民或學生，同樣沒有交稅，他們算是港人嗎？

有人認為香港房屋貴，因為政府賣地時價格高，等於抽了稅，所以有付錢消費過的都是港人。政府的確有賣地收入，這是否可稱為稅，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要注意：賣地收入只是港府收入的一小部分，以今年預算案為例，地價收入是670億，是政府收入的13.4％，這筆錢連教育開支也不夠。

若是說在港消費也等於是交了地稅的話，那麼我們便要認同來港消費的遊客滿足了當港人的條件！他們消費時所交的地稅太少了，不夠資格當港人？若是稅額多少有作用的話，那麼富豪的話語權便得大大提高，因為他們交了很多稅。至於沒有交稅的宅男宅女，能否都趕離香港？

由此可知，界定誰是港人並非靠價值觀等主觀因素而做得到。按照出生地、留港年數、專業才能等等經過小心制定的法律條件才可做到。本土派更不應信口開河，胡說一些自打嘴巴的準則。

 

(Sky Post 2016-3-18)

 

自殺的經濟分析 (雷鼎鳴)

近日香港曾有4名學生在5天內先後自殺，震驚特區政府與社會。據《南華早報》的數字，本文執筆時，今個學年已有22名年輕人自盡，與近年一整年平均才有20多人相比，數字是有所增加了。究竟這是結構性的轉變，還是短暫性的特殊因素造成，目前仍言之尚早。

 

人的生命是極為寶貴的，知道有人自尋短見，我們難免都會感到哀傷。世界衛生組織（WHO）把自殺看成是一種病，並在2014年出了份百多頁的研究報告《防止自殺》（Preventing Suicide），詳細討論各國有關自殺的情況。醫生對病人可以充滿同情，但在分析病情時卻必須十分冷靜，否則容易令病情惡化；同理，我們對香港的自殺狀況也要小心思考，以求找出最好的應變之道。

 

大事渲染或有反效果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2012年全世界共有804000人死於自殺，因為部分自殺個案不一定進入到官方的統計，所以這數字很可能是低估的。就以這個數字作基礎，在2012年，世界上每10萬人中，平均就有11.4人自殺死亡。香港的情況如何？據港大自殺研究中心的數據，1997年，香港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12.1；到2003年沙士和負資產大量出現時，自殺率達到高峰的18.8；到2014年，估計總自殺人數是893人（即平均每兩三天便有一人自殺身亡），初步估計的自殺率是12.3。

 

從這些數字可見，近年香港的自殺率回落後，與世界的平均大致相若（注意：上文提到的11.4是低估了的），與九七回歸時的12.1也無顯著差別。今年的數據會否有較大變化，值得我們注意，但單憑近日的一些個案，未必能把自殺率大幅推高。若現在大事渲染，反而可能有反效果。

 

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自殺都不會是好事，有些宗教和國家，還會視自殺為犯罪，但這也不是毫無可爭議的。2006年，物理學家霍金到科大演講，曾被問到他對自殺的看法。霍金數十年前發現其病患不能治癒時，也曾企圖閉氣自殺，但不成功，他以過來人及毋庸置疑的智者身份發表意見，份量自然不輕。他的觀點有兩個部分：第一，每人都有自由結束自己的生命；第二，自殺會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他過去在不同的場合所作的有關評論，也與2006年的說法相符。有自殺的自由（包括安樂死）及自殺是錯誤的論述，與經濟學對自殺的分析亦若合符節。

 

經濟學如何分析自殺？首先我們應確立生命是有價值的，人願意付出代價以保存生命。人若是死亡，這價值便會消失，自殺則是親手把這價值毀掉。但生命的價值誰去判斷？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自己才是最有資格的判斷者。試想若別人說你的命不值一文，你會同意嗎？當然這也有例外，某些偉大的人自己做事可能奮不顧身，為人類犧牲性命眉頭也不皺一皺，但人民卻會認為他的命極有價值。在這裏我只採納主流經濟學中的假設：當事人自己才是生命價值的判斷者。

 

生命的價值如何量度？經濟學家從前曾以未來的一生能賺多少錢作標準，但這顯然有缺點，有些人已經退休或根本不想工作賺錢，但他們會認為自己的生命已無價值嗎？近數十年來，經濟學中早已用另一觀念代替上述的標準，新的方法是看看當事人若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最多肯付出多大的代價去保住性命，這些代價，包括借債，但債是要自己或親人還的。舉一個簡單例子，一個人遭綁架，最多肯付多少贖款（假設付了錢便可保命，但有時這不一定有保證）？又或肯付出多少醫療費，以求可上手術台得回性命。

 

智者也有萌生自殺時

 

以此概念推導，人的生命價值絕非無限大。我們知道，若生活過得有規律和檢點一些，壽命可以延長，但不少人便是不肯付出此種代價，反映出他們並不把延長生命看得這麼重。有些人則喜歡高危活動，例如探險或跳傘等，這也說明喪命的風險抵不過參與這些活動所得的樂趣。經濟學家便曾以不同人等肯付出或不肯付出多少代價，把死亡率改變了多少，去推算出不同背景、不同年齡及擁有不同財富的各種人等不同的生命價值。一般而言，年紀大，行將就木的人自我評估的生命價值會低一些。

 

這裏還有一個重要的相關概念，我們雖然不能確知自己可活多久，但可以付出代價延長生命。多保健、驗身、運動、注意營養等等都是控制壽命的工具，但並非人人都肯付出代價。例如醫藥費增加，便會對自己或家人造成負擔；也有些人到了一定年紀後生活無趣寂寞，甚或因病痛苦，生命對於他們已毫無質素，價值變零或負數。在醫院中，醫生往往要問清楚重病病人的家屬，在危急時是否還要施救，還是只提供善終服務。不繼續治療，甚或選擇安樂死，都是在提早結束自己的生命。有些沒有得到適當照顧的人，其選擇可能更為簡單，便是自殺了斷。

 

此類提早結束生命或自殺的行為，當然頗具爭議性。但從資源配置的角度而言，卻是有其合理性。美國一份研究指出，在人生最後一年所用的醫藥費，大約是一生人醫藥費的22%左右，最後一個月則在7%左右，另一些研究卻認為這該更高。稍為延長生命，卻因而要耗掉大筆積蓄，降低了生活的質素，這是否值得？

 

在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所提供的數據中，我們可看到，在大多數國家中，老年人的自殺率遠高於年輕人。例如，在中國，15至29歲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有4.2人，70歲或以上的，自殺率則增至51.5。很多其他國家，如意大利、德國等，也同樣是年紀愈大，自殺率愈高。此種現象，與上文所述理論吻合，年紀大了，生命的價值下降，在這些人當中，生命價值趨零的機會大於年輕人，因而自殺率也增加了。

 

但上文所述較為適用於心智成熟、思想理智的人。正如霍金所言，他們有自由去決定自己生命的長短。不過，包括世衛組織報告的多項研究也指出，絕大多數企圖自殺的人，精神都可能出了問題，起碼是心情極度抑鬱，在此種條件下，他們所作的決定是否足夠理性，令人懷疑。霍金自己顯然也是十分理性的人，他因疾病而帶來的痛苦非我輩常人能體會，所以他曾自殺我們也只能理解並尊重其自由，但事後連他也認為當時是錯的。人總會受情緒影響而作出錯誤決定，而此種錯誤卻因人死燈滅而事後無法挽回。

 

世衛組織的報告也顯示出，雖然在大多數國家老年人的自殺率最高，但在另一些國家中，年輕人的自殺率卻是高於所有其他年齡的人，印度和美國便是重要例子。年輕人有著大半輩的前途等著他們，生命的價值理應很高，出現零或負數的人數應很少，為什麼在某些國家中，年輕人的自殺率卻最高？我相信這主要是精神或情緒的影響所致，不應是他們理性的決定。對於這些人或部分長者，霍金論述的第二部分是適用的，他們的自殺是很大的錯誤。

 

對於那些經詳細考慮仍然決定要離開人世的人， 政府干預的空間幾乎並不存在。政府要針對的，應是那些生命本仍燦爛卻因情緒問題而造成自殺的人。但政府或社會可做什麼？

 

情緒學生忽然隱沒

 

從幾天內便連續有幾宗學生自殺的個案看來，他們之間互相模仿的機會很大，世衛報告中也指傳媒煽情的報道會對自殺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在香港要傳媒自行克制恐怕不是易事，就算主流傳媒肯合作，網上媒體或社交網絡也不會買賬，我在報上讀到中大精神病專家李誠教授的訪問，他的一個觀點我不但認同，甚至是時常掛在口邊的。

 

網上平台的出現，表面上是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讓網民可以自由接觸到更多不同的觀點，但實際效果可能剛好相反。在真實世界中，我們不可避免地會碰到很多與己意見不同的人，面對面的交流互動，使我們較易學到包容，但在網上的虛擬世界中，因為大家往往不知其他人是何方神聖，自己的身份藏而不露說什麼也不用負責，言詞較為偏激，互罵是常態，容易黨同伐異，慢慢地只願沉溺於一個同聲同氣、相對較安全的小圈子中。這種小圈子不但使他們的思想更封閉，視其他人的觀點為充滿邪惡的陰謀，同時也會太受自己常到訪的平台的言論所左右，失去獨立的判斷力，一旦煽情的自殺新聞遇上感到挫折的人，後果不堪設想。

 

政府有能力改變網上的生態嗎？我很悲觀。某些主流媒體可能會願意減少煽情報道（每年近900宗的自殺案也不見得宗宗有報道），但並非每個媒體都肯這樣做。減少社會怨氣嗎？這可能有用，但我們也要注意到，近十多年來怨氣增加了，但自殺個案卻從2003年高位逐步下降至平穩，這顯示怨氣對自殺的影響可能並不大。教育局多派心理學家或社工到校園輔導？這或許有效果，但我從前管理過科大商學院數千名本科生，也遇過好些情緒低落的學生，甚至是自殺的個案，感到最難解決的是，當某學生出現了情緒問題時，他很可能在大眾的視野中消失，有資格及專業知識輔導他的人未必察覺到他的存在。

 

我相信朋友或親人的幫助作用可能更大。1967年香港暴動過後的幾年，港英政府突然用上大量資源鼓勵學生參加唱歌比賽、舞會、夏令營、工作營等等課外活動，以耗掉他們過多的精力，但效果之一便是健康的群體活動增加後，學生多了朋友，也變得更快樂一些。今天特區政府或許也可參考此故智，朋友是減少自殺的重要因素。

 

(HKEJ 2016-3-17)

拉布與流會 製造社會撕裂 (雷鼎鳴)

立法會拉布與流會已氾濫成災。拉布或故意造成流會本是一些明知在投票中會輸的政客所常用的手段，但大家又都知道這是違反民主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只應在重大及特殊的議題上才可考慮採用。不過，現時的拉布與流會，已非針對個別議題，而是全面性的，其目的便是要癱瘓政府的管治。

我不認同無政府主義，認為較好的管治應來自少作干預的小政府，但這個政府應是強勢的。若政令不通，政府弱勢，應做的事做不了，人民的福祉會受到負面影響。政府癱瘓後對人民並無好處。

故意阻撓 拖延實施合理政策

現時的政府是弱勢的，推動的政策及民生項目都屢屢受到阻撓，找地建屋以遏抑樓價困難重重，能夠推動香港經濟的一些基建不斷被卡住，徒自增加市民要負擔的成本。以高鐵為例，我過去多次在友報撰文，詳述高鐵的社會效益不在港鐵可收回多少車費，而在它可為港人節省了多少交通時間。港鐵雖有超支，但超支後的總成本也只是八百多億，遠遠低於千多億的預期效益折現值。若拉布成功，港人便等於要損失幾百億元了。

用拉布等方法去癱瘓政府另有一深層意義。任何社會都有中間派及左右翼（至於甚麼是左、甚麼是右，在此無關宏旨），中間派若人數多，左右翼極端分子少，則社會容易和諧，民主制度會較有效運作，但若中間派人少，社會對立雙方嚴重撕裂，民主投票也化解不了社會矛盾。從極端分子的利益角度看，他們若要說服多些人支持他們，便需要把中間派爭取到他們的一邊，左右雙方都會如此做。

假如社會本來是中間派佔大多數，政府的政策也是較為溫和中性，符合中間派的路綫。那麼極端派如何可把中間群眾拉過來？對他們來說，最有說服力的做法便是批評或打擊中間政策。政府若推行某種符合社會效益的政策，就算本來是正確的，也可以因運氣不佳或有些人故意拖延阻撓而使政策的效果走了樣。
在此種情況出現時，極端分子便大可乘機跑出來說，中間政策失敗了，極端的才是真理。有一小部分中間分子會被這些人拉了過去，對立的兩端人數增加，中間減少。如是者每次有事件發生，極端分子都會用有利己方的觀點解讀，並力圖宣傳其他人是錯的。中間派通常對政治爭拗不感興趣，搞清楚對錯的誘因不大，所以有些人是會誤信別人所言的。

樹立障礙 積極製造施政失誤

但若要真正建立大量的極端群眾，光是寄託希望於政府失誤是不足夠的。政府未必失誤，正確政策因運氣不佳而導致失敗的，也不是十分多見，極端分子更積極的做法便是為施政管治製造障礙，使政府陷於困境，正確的政策也推動不了。政府若不能化解此種故意策略，施政效率便會大減，失誤更易出現，這又會成為極端分子的口實，利便他們說服中間派，使中間路綫失去支持。

全面性的拉布與流會造成的效果便是要政府癱瘓。中間理性的政策若失效，不可避免地會使人感到政府無能。久而久之，中間派會流失到對立的雙方極端。由此觀之，寄望拉布的一方尊重人民的利益，停止破壞社會運轉，不過是與虎謀皮。

港人應對之道，便是事事獨立思考，認清政客的目標。政府推動的政策者是正確合理的，便支持，反之的便反對。分析時仔細客觀獨立，不用理會一些歪理。

 

(Sky Post 2016-3-11)

 

假若港獨出現 (雷鼎鳴)

多年以來，我都深信港獨不可行，行之則只會令香港陷入險境，真正支持港獨的人不會很多，但這並不排除港獨思潮在小部分人中萌芽，搞得不好，還可能滋生恐怖主義【註】。現在港獨思潮的出現已是明顯得很，有些患上幼稚病的學生甚至以為港獨是可行的選項，這便令我們要對一些本應是不證自明的道理多說幾句。 分析港獨是否可行，我們需要一些工具。可用的工具之一是按照博弈論的思維去思考問題。博弈須要搞清楚誰是參與者，每名參與者有什麼策略選項及在雙方（或多方）的不同策略組合下，會出現什麼後果。   經濟封鎖 已解港獨 假設香港成立了一支港獨「革命軍」，成功地佔領了各警署，奪走了所有警隊武器，警察不堪一擊， 部分還叛變，投靠過來；沒有警察執法，現有的法律和法庭自然形同虛設，政府也垮了台，金管局的外儲備自動繳出，駐港解放軍則隱了形，或士無鬥志，趕緊申請成為港人。新政府成立，所有法律重新制訂，不知何故，各種管治人才竟也充足得很。總之，「革命」是成功了。當然，這只是假設，但在博弈中，不同情況下的假設都應考慮到。 但博弈的後果不單取決於己方的策略，也受到對手的策略所左右，我們必須考慮到中國在香港宣布獨立後有什麼回應。任何中國政府都不會容忍、遑論歡迎港獨，此事一旦發生，當權者必會被中國人民視為喪權辱國，隨時倒台。有些港獨分子寄望於中國自己分裂甚至有內戰，這樣便可與南中國的一方結為盟友；但就算竟有此事，與港「結盟」的一方為什麼不乾脆吞併毫無軍力的香港？支持港獨的人在這方面倒是對的，他們的敵人不只是中央政府，同時也包括中國人民。 那些假設中央政府不會對港獨出手的人，實則已把中央領導都視為心慈手軟之輩，此種心理預期與港孩的心態頗有共通之處：就算在家中如何胡鬧，父母也會放他們一馬。但面對中國人民唾罵的中央大員可能會採取姑息策略嗎？中國政府可打的牌多得很，軍事鎮壓是一種可行策略，自己宣布獨立，擁地為王的港獨政府根本無力抗拒，這是清楚不過之事。其實，毋須動用軍事鎮壓，較為和平的經濟封鎖，或甚至只是拒絕與港來往，已足以使香港的經濟全面瓦解，港人自己便不能不問，為什麼他們要准許港獨「政府」胡作非為？ 中國若斷絕與香港的一切經濟來往，會出現什麼後果？ 很多人都會以東江水的供應為例，說明港人沒有內地便難以過活。這例子其實不對，對獨立後的香港而言，最不重要的一件事之一便是斷了東江水。購買東江水的成本約是每立方米8港元，又因為廣東水資源缺乏，自顧不暇，將來水費可能會增加，而海水化淡近年因採用逆滲透技術，邊際成本已大幅減至每立方米12港元左右，與東江水的成本差不了多遠。12港元的價格，會否過分，造成民不聊生？我找來甚為缺水的北加州的水費單，發現當地的水費（經過單位轉換後）是每立方米14.3港元，再加上在當地必須一起繳付的額外費用，每立方米的最終水費超過30港元。由此可見，若香港有地有錢興建十多座海水化淡廠而不用東江水的話，香港水費比加州仍是便宜得太多。 食物又如何？中國到時既然會視香港為「敵國」，不禁止外國運送食物到港已是萬幸，自然不對港輸出食物。缺少內地的食物供應，香港只能依賴外國，食物價格飛升，但只要港人仍有錢，仍有創富的能力，這也不是化解不了的問題，但港人生活會因此而較為困苦。   資產損失 難以估量 港人有錢嗎？香港有3588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但部分資產要用來應付欠債，餘下新「政府」或港人能用的資產有8335億港元的財政儲備及5452億港元的資產結餘，合共13787億港元，這大約等於6個多月香港的GDP，所以就算香港獨立後無法生產，起碼最初的六七個月也可以靠吃老本頂得住。 香港民間總體財富不是很高嗎？我去年曾經粗略估計過，香港的人力資本大約值10萬億港元，可用作生產的資本值11.8萬億港元，住宅樓宇起碼值4萬億港元（這個項目應是低估的，見2015年2月3日本欄拙作〈香港的財富總值與分布初探〉），幾個項目加起來，財富總量似乎很大，香港的抗逆境能力或許不錯。 不過，事實恐怕不是這樣。住宅樓宇主要是一種消費品，不是用作生產的資本，創不了富。我多次說過，香港若搞成了港獨，樓價起碼要跌九成。要注意， 樓價這樣跌的前提是先要有港獨，但過去有一些人故意抽走了這前提，胡說我預測香港樓價會跌九成，又或偷龍轉鳳地改換了前提，硬說我認為若有佔中，樓價便會跌九成。我從未說過這些話，扭曲別人論點的作風是某些人缺乏自信的表現。 其實，香港樓價若跌九成，呎價便大約與芝加哥相若。我根本不相信在經濟崩潰後的香港，其樓價還能跟得上芝加哥這個仍保有經濟活力的地方。不要以為樓價跌了便更多人可以買得起房子，剛好相反，若找不到工作及薪金劇跌，如何可以買得起芝加哥價位的房子？樓價大跌後也會產生巨大的負財富效應，經濟持續蕭條。 港人不是仍有可用作生產的資本和人力資本嗎？不過，香港的資產為什麼這麼有價值，很大的原因是她地靠中國的位置及與內地親近的關係。這些優點令香港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轉口港和資金進入內地的橋頭堡，一旦香港獨立，原本的優點立成致命傷。有一個強大的「敵國」在身邊，如何使人安心? 內地的貨物進出口，對香港這個「敵國」是避之唯恐不及，貨櫃碼頭和空運站恐怕要空轉，資金進出內地也不會再路過香港，我們所賴以為生的資本或設施，就算不頓成廢物，價值也會貶得所餘無幾；要知道，資本值多少錢，取決於它每年可賺回多少利潤而定，人力資本也面對同樣問題。香港的GDP 23.4%靠進出口貿易、16.6%靠銀行金融、5%靠旅遊，若這些領域因香港獨立而都垮了下來，香港這方面的人才或相關知識，一樣會虎落平陽，失去價值。 由此可見，一旦獨立，香港損失的資產，將會是以10萬億元作單位計算，香港也會變成一隻棄船，不願蒙受此種損失的資本家一早便會走資，有能力的人才也會大量流失。走資嚴重的一個後果是港元匯率不可能維持到，港元不再有公信力，香港或許要改用美元。全球性的金融很可能都會受港獨波及，出現金融危機，就算與中國不是太友好的國家，為了自保，也可能支持中國快點收回香港。雷曼的倒閉已可造成世界性的金融海嘯，香港這個世上有數的金融中心若出事，後果只會更不堪設想。   星洲情況 與港有別 有些人或會以新加坡作例子，認為比香港更小的新加坡也能獨立，經濟依然屹立，為什麼香港不能？這是不懂歷史的看法。新加坡當年是被迫脫離馬來西亞獨立，今天與鄰國的關係，則肯定遠勝於港獨與中國的關係；雖則如此，李光耀當年對外也要想盡辦法拉攏各國的支持，對內則大肆控制言論自由。從前新加坡與香港都可靠成為工業城市並出口產品而得到相當大的經濟獨立性，但今天全球及香港的環境都已變了，在中國改革開放開始以前，香港的工業已經要面對來自南韓的競爭壓力，在今天，除非港人工資可跌至越南、印尼等水平，憑什麼可以再大規模出口工業產品？1970年，香港本土出口佔GDP 53.5%，到2015年，已下跌至1.95%，改變了的路徑已不可再走回頭路。話說回來，若新加坡的鄰國都十分強大且與新加坡為敵，則她的經濟一樣也會面對困境。 從上述可知，中國根本不用採用狠辣的策略，只是輕輕的一招，與港斷絕經濟關係，香港便要承受一種持久性的財富大縮水，可跑的資金和人才都跑掉，跑不了的也失去活力與價值。在此過程中，社會矛盾必十分尖銳。接受此種結果的港人，若非愚蠢無知，便是心術不正，不愛香港，再沒有其他可能。但這些又全都可避免，張德江倒也說得坦白，香港的地位因經濟而來，不是靠政治。港獨等若摧毀香港的經濟基礎，哪裏還有本錢與人討價還價？張德江說的是事實，但其實已是暗含警告了。 港獨思潮的蔓延，使我們應再全面審視當前險惡的形勢。憤激的部分港人說港獨是被政府的倒行逆施逼出來的。我沒有義務替任何官員辯護，但那些以為自己應當憤怒的激進人士倒也應自我檢視，他們過去所要求的是否可行？ 舉其犖犖大者，去年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雖有缺點，但不失為讓香港民主跨前一大步的做法。反觀泛民所要求的所謂「真普選」，卻令中央政府變成橡皮圖章，觸犯其底線，根本不可能被接受；泛民的感到挫折，正是因為其訴求本身存在缺陷，必遭拒絕。2003年以前，中央對港採用寬鬆政策，但其後只見到示威連連，顯示政策失敗，惟有改變，現在沒有從前那麼寬鬆。現在要中央走回頭路，再次寬鬆，對中央已無說服力。 在管治問題上，泛民所用的策略是靠拉布等手段癱瘓香港經濟，從而使人相信政府管治無方。但這是符合還是違反港人利益的做法？至於他們對部分政策的論述，更是缺乏理據支持。就以高鐵為例，我早已論述過，效益遠高於成本的機會極大，大部分港人亦支持通過撥款，拉布只會令自己和香港都陷入死胡同。若說特區政府很壞，民不聊生，我絕難認同，但若說她是一個能力不足的弱勢政府，證據倒也不少。 中央政府也應對香港有全面的審視。我接觸年輕人的機會相當多，從來認為他們雖不成熟，但大多數都十分理性，可以講道理；當然有一部分是判斷力有障礙， 沒能力勇敢地面對真實世界，他們認知與分析有誤是常態。我在大學教書，找出學生的錯誤不但是我的責任，而且是習以為常的，當然不會像一些民粹政客般把學生的意見看成是指路明燈。 中央及特區政府不應把年輕人甚至是受過港獨思想影響的人都視作敵人，反而多與他們溝通，理性辯論，才是爭取他們的方法。但這有條底線，對於違法或刻意破壞香港的行為，卻絕對應嚴厲打擊，姑息這些行為，不會有利於團結大多數人。若不這樣做，港獨仍會在港生根發展，將來噬臍莫及。   註：參看2014年1月29日《晴報》拙作〈港獨會發展成恐怖主義？〉；2014年2月27日《信報》拙作〈港獨與恐怖主義：答沈旭暉教授〉。   (HKEJ 2016-3-8)

 

策略性投票與民意 (雷鼎鳴)

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已塵埃落定，楊岳橋得票37.19％，周浩鼎輸1萬票，得票34.75％，梁天琦則有15.38％的投票者支持。

新界東素來是泛民大本營，周浩鼎本無勝算，除非是泛民內部自己分散了票源。這次選舉有趣的地方之一，便是整個過程再次印證了經濟學中著名的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


不一定按真正偏好投票

泛民中的分析家及背後的推手一早便已相信梁天琦贏不了周浩鼎，他的出選，只會削弱楊的票源，從而把後者的選情置於險境，所以選舉前，在網上也好，在泛民的主要報刊也好，都不斷有所謂「策略性投票」的言論，主張梁的支持者或拿不定主意的人把票集中投給楊岳橋。這個策略似乎成功，因楊只是險勝。為甚麼我只是說「似乎」？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得知，若人人都按着自己的本意誠實投票，結果會是怎樣？

選舉過後，我們倒可思考一下過程中策略投票的深層意義。民主制度的確有優點，例如權力的轉移較為和平，但民主制度也常被人神化，以為選舉結果可準確反映「民意」。真的是這樣嗎？

二十多年來，我寫過多篇分析策略性投票的文章，據我所知，我是香港第一個系統性地討論策略性投票的人。此種理論的核心結果，正是四十多年前兩位傑出經濟學家Gibbard與Satterthwaite所證明的定理。他們使用高深的數學，證明了只要有兩個以上的候選人（或選擇），投票者都有誘因不誠實地投票，亦即不一定按照自己真正的偏好投票，不論選舉或投票制度如何設計，一人一票、一人多票、單議席單票、多議席多票、給候選人打不同的分數等等等等 ，都無可避免地受制於這個定理。


選擇並不代表內心意願

但要注意，此定理並不是說人人或有些人必然在策略性投票，而是說這樣做符合他們的利益。也許有些選民十分誠實，也許有些人號召別人誠實，自己卻不一定誠實，但結果都一樣：看到投票結果後我們根本無法確定他們是否已經準確反映民意。

就以今次選舉結果為例。楊岳橋勝出，他似乎相信是有些梁天琦的支持者策略性地把票給了他，以防周浩鼎勝出。這也許沒有說錯，但我們卻不會知道他真正「吸」了多少票。梁天琦的支持者其實一直都不甘示弱，認為楊不行，梁才會勝出。當中也大有可能有人相信，反正楊必然勝出，不如把票轉到梁處，以求洩憤。

總之，只是看投票結果，我們就算如何分析，也不見得能得到正確的民意解讀。
Gibbard與Satterthwaite定理需要高深的數學，連一般的政治學者也會因為數學素養不足而看不懂，但這並不等於普通的選民不懂得策略性投票。在利益當前，就算投票制度如何變化，很快也會有人找到相適應的投票策略。今次補選的三方支持者都對此心領神會，楊的一方對梁的支持者策略性地禮敬有加，目的是說服他們轉票；梁方則大力宣揚己方才是勝利在望；周則是樂見前兩者互爭。

投票結果不一定反映真正民意還有多種變奏。例如，投票給梁的是否都是支持暴力？我十分懷疑。反正投了票給他也不見得他會勝出，更遑論他有能量使到香港迅速變成暴力社會，影響到自身利益，投給他又如何？這正如一些口說支持港獨，但又因知道港獨不可能成事並為自己帶來災難的人，搞些暴亂也受不到法治的懲罰，他們是真心肯承擔所有港獨的後果嗎？

大部分港人連跑去投票的興趣也不一定足夠，也不見得有時間與精神搞通各候選人所代表的路綫及其意義，他們很多都會倚賴公共資訊空間「懶人包」，一些簡單甚至是膚淺的分析，所以媒體的影響很大。


誰勝誰負取決於宣傳效果

誰勝誰負便相當程度地取決於哪一方更有組織力及是否有有效的宣傳、策略。這又是選舉結果不一定能反映民意的體現，選票可能只是反映到各派別資源與力量的對比。

 

(Sky Post 2016-3-4)

  

兩極對立後的香港經濟 (雷鼎鳴)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財爺預測今年經濟增長率只得1%至2%。這是否過於悲觀，還是香港經濟真的已踏入停滯或甚至負增長的階段？我沒有水晶球，但相信未來十年八載香港經濟有點不妙，可能出現如日本般的長期停滯。

兩年前「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推斷在2041年前香港每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有2.8%，在2021年前更可能達到3.5%；從這幾年的情況看來，這些推斷不但不是不少人（包括政府中人）所認為的過於悲觀，而很可能是太過樂觀了。在有足夠經濟增長數據的過去54年以來，總共有9年GDP的增長低於2%，而將來這些紀錄可能要改寫，低或負增長的頻率或會增加。

經濟增長 難以樂觀

香港經濟環境本來有不少優勢，沒有陷入長期停滯的必然性，可是我們只要分析一下香港經濟增長的幾種動力，便很難樂觀得起來。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有幾項，第一是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她與中國的關係。這因素的確重要而且有力，香港經濟最大的板塊是出入口貿易、金融服務業、專業服務和旅遊業，樣樣都與內地經濟關係密切，港人過去幾十年來所賺到的錢，亦主要來自對內地經濟所提供的服務。

香港獨特地位所帶來的機會，確實令新加坡等國家十分羨慕。但機會就算存在，並不等於港人都懂得利用。我們不能說港人全都不懂珍惜這些機會，但愈來愈多人忘記了香港經濟的根基在哪，不懂中國經濟或根本無心利用這些機會，恐怕已是不爭的事實。長此下去，內地又怎敢再依靠香港的服務？機會不受掌握便不再是機會了。

第二個因素是制度。香港的制度有其優越性，但我不認為民主和法治與經濟增長有很大的關係。印度、菲律賓、牙買加等地方的民主化程度都比香港更高，印度的法治還十分發達，可是這些地方在頗長的歷史時期內，經濟都搞得不太成功。經濟發展有其自身規律，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關鍵制度因素是既有制度能否獎勵人民辛勤工作或合理投資，並保護他們努力的成果；香港過去實行自由經濟，在這些方面做得不錯，但左翼思想抬頭，未來政府干預恐怕只會繼續增加，香港自由經濟帶來的制度優勢，可能會逐漸削弱。

第三個因素是資金。這因素最不可靠，若香港投資環境好，資金自然會來；若不好，資金會像熱錢般來去如風，對本地經濟無實質好處。

第四個因素最重要，也最值得憂心。毛澤東曾言：「人的因素第一」。這至理名言與芝加哥學派的思想極為接近。人的因素不單是指勞動力的數量，更是指人的質素。在市場經濟中，這又指人民掌握了什麼知識或技術，而且這些知識技術有沒有市場需求。假如港人掌握了某種技術，其純熟程度甚至是獨步天下，但若世上無人對此技術有需求，結果也是枉然。

文革時，極左派與紅兵掌握到的革命理論和鬥垮鬥臭別人的本領很多都屬高手級別，當年讀到他們在「兩報一刊」寫的大塊理論雄文時，雖不必同意其見解，卻倒也佩服其內在完整性。但這些鬥爭本領與革命理論卻把中國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改革開放後，人民寫大文章談理論的興致是減了，但在市場創業的心得和知識卻急速積累。那些企業家不見得是理論家，但他們向市場經濟走的努力卻成就了世界史中最大的經濟奇蹟。

民主根基 已遭削弱

這段歷史對港人有重大意義。不少年輕人與政客，近年都花費了大量的精力與時間在鬥爭「藝術」上，其水平似乎也是日益精進，香港的所謂建制派和大多數市民則把時間用在有價值的生產工作之上，鬥爭技術疏於練習，不一定是對手。鬥爭技術本身不具生產性，但能更有效地把別人生產的成果弄到自己手上。愈多人把精力放在鬥爭上，對經濟有貢獻的生產技術便愈無人問津，經濟便愈失去動力。鬥爭技術愈出色，投資在此等技術上的回報便愈高，也愈能吸引人民把時間精力從生產活動轉到鬥爭中。香港似已有此現象出現。有部分學生有書不讀，對政治鬥爭卻是樂此不疲，豈能不使人聯想文革時的情景？不能說從前的紅兵沒有理想主義色彩，他們不少人中「革命」豪情比港人只會過之而無不及。

未來一段頗長的時間內，會否有更多的港人把更多的時間從生產活動轉到鬥爭活動或學習鬥爭中去？我相信機會很大。2010年6月21日我在本欄寫了篇〈社會兩極化的成因與後果〉文章，當中討論過兩位經濟學名家對社會趨向兩極化的分析。我認為社會一旦兩極化，中間派不佔主導地位，那麼民主制度的正面功能也會大打折扣，對立雙方的矛盾不會被選舉投票化解，鬥爭沒完沒了。但保持強大的中間派並不容易，就算他們所支持的政策正確，政策也可能受隨機因素或不同派別的打擊或拖後腿而最終失敗。一旦失敗後，他們的左邊及右邊的理論家會對失敗的原因各自往對己有利的方向解讀。這些解讀，會吸引到部分中間派中人向左及另一批人向右靠攏一點。若再有新的事件出現，左右兩極端的理論家只會各自表述，更加強自己的解讀，雙方都把事件說成與己方看法符合，若有出現不利己方的事實，當事人多半忽視它們。久而久之，雙方對同一事物的解讀，會變得南轅北轍。

此種過程會持續下去。站在兩個極端位置的理論家有誘因吸引更多的人跑到自己一方，他們會用更強烈的字眼及行動以證明自己的帶頭地位。對立的雙方需要清楚界定自己的位置，不會與對方和稀泥。但中間的群眾卻並無誘因要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們甚至是對政治毫無興趣。用另一角度看，中間的群眾並無足夠誘因去參與鬥爭或爭取更多的人站在中間，但兩極的對頭人都要各樹旗幟，這會激勵他們學懂更多的鬥爭理論及參與鬥爭實踐。

香港的政治生態大致上按照上述我2010年所寫的文章而演變，今天社會已頗為對立，民主的根基因而已削弱，鬥爭活動變成常態，大家握手言和則只是鬥爭中某些階段的策略或技巧而已。在此等態勢下，用在經濟生產的時間與精力不可能不減少，經濟也會因此受挫。

更為嚴重的是兩極化會帶來社會中思想上的錯亂。對立的雙方都要搶奪更多中間的群眾，他們對各事件的解讀都會只向有利己方處傾斜。既然對立的雙方都各有人數差別不大的支持者，雙方論述自己理據時都可能陷入一種困難。為什麼己方的正確性這麼明顯，對方還有那麼多人支持？試圖自圓其說的方法很多：這麼多人支持對方，只是因為特首故意挑動社會矛盾，又或對手有外國力量或黑金支持，又或有人可在中央或特區政府得到一些什麼甜頭利益，所以他們要急於「擦鞋」等等。這些解釋也許偶然有些根據，但絕大多數經不起推敲。不論是外國勢力、中央政府或香港政府，能提供的利益，都要面對資源制約，數量有限，只可能少數人能取得利益受其影響，不能解釋為何社會中群眾也容易變得劍拔弩張。

一國兩制 或會結束

在兩極化思維下，另一特徵是不承認一些明顯的事實。一些港人與政客不斷宣傳內地人質素如何低下，但這與很多人的認知完全相反，例如在大學中，任教的人大都知道，成績最優在課堂上學習最起勁的學生，及畢業後找到最理想職位的人，不成比例地極多都是內地學生。中國經濟30多年來增長快速，歷史上人類最大規模的脫貧運動便在內地發生，但年年都有人說中國經濟在當年便會崩潰。這些自欺欺人的論述目的不外乎是尋求慰藉，使自己在競爭失敗時受創的心靈得以修補。

同一件事可以有多種的解讀，哪一種解讀最正確，取決於它經得起多少實證的檢驗。但凡沒有理會部分事實，或乾脆不顧任何事實的解讀，犯錯的機會都很大，而兩極對立正是阻止人們勇於面對相關事實的重要障礙。不要以為這些只是抽象的思想討論，對內地社會認識膚淺片面的，最沒有能力掌握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機遇。不懂利用這些機遇的人愈多，香港經濟便愈喪失進步動力。

兩極化對立也容易衍生另一現象，對立的雙方都容易以為己方信念是絕對正確的，另一方則罪無可赦。此種追求純粹的心態有時頗危險，極右的德國納粹上場時，極左的中國紅兵搞文革時都有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純粹性，後果是造成人民浩劫。

從年初二的暴亂及立法會的補選結果中可看到，香港的兩極對立在未來一段時間不會減少，只會加劇。這對香港是有輸無贏的局面，輕則是等於在玻璃屋裏互相扔石頭，重則是局面不可收拾，內地按《基本法》所容許的，在港實施全國性法律或甚至結束「一國兩制」。要阻止兩極對立惡化下去，當「老好人」是沒用的。打擊一小撮，嚴懲違法的暴亂分子，並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才是政府應走的正路，否則，香港經濟的前景必十分黯淡。

 

【後記】驚聞曹仁超先生離世，傷感莫名。我與曹先生一生共的時間不超過10小時，但大家投緣，意見亦合。上一次見他時是2014年12月1日《信報》與其他機構合辦的經濟峰會中。會後，他一直與我討論時局，並強烈建議共乘一車離開，以續談興；可惜我因事要趕回學校，未能從命，他似感失望，但更感遺憾的應該是我，從此又少了一位懂得中國經濟的朋友。

 

(HKEJ 20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