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決之路缺乏學理基礎 (雷鼎鳴)

 

港獨思潮在一部分人當中泛濫，雖然沒多少人相信港獨會成功，但此種思潮及可能隨之而來的一些行動已足以對港人利益構成重大損害，對其姑息，是很愚蠢的行為，鳴鼓而批判之，是知識分子應盡的社會責任。

 

港獨與所謂的「自決」不可分割，據《漢語詞典》解釋，自決有自己決定及自殺兩種含義，自殺這一含義，在《史記．呂太后本紀》及白居易的《祭小弟文》都有用到，港獨與自殺竟有此文字上的關連，不知是巧合還是冥冥中早有定數？以香港目前的歷史條件，提出自決者等同主張擁有選擇港獨的權利，雖則這不會成功，但這已是試圖為中央政府無權干涉這一論調鳴鑼開道，本身已是侵權的行為，亦違反《基本法》。把自決與港獨看成是同義詞，雖不中亦不遠矣，除非他們的自決是指自己決定離開香港。

 

沒人有魄力搞革命

 

假設某些港人真的認為他們可自決，那麼他們可以通過什麼途徑以達其目標？我想來想去，方法不外有三：一是革命，推翻特區政府並劍指中央；二是找外國強權幫助，像吳三桂般引清兵入關；三是搞「公投」，而中央竟又不反對。

 

目前還看不到誰人有此魄力搞得出革命，並夠勇氣與解放軍及反對港獨的港人決一死戰。但世事無奇不有，也許將來這些人會出現，但又因他們實力與解放軍懸殊，所以只可能走隱蔽的恐怖主義之路，一旦如此，他們與大多數港人便成血仇，港獨便更加不可能出現。若是招呼第七艦隊攻入香港，建立傀儡政府，那也不會是真正獨立，必遭港人唾棄，有腦的都不會作此愚行。剩下來最平和的途徑便是搞個「公投」，我們先不論在法理及政治上中央政府都不可能容忍此事，先從學理上分析此舉有無意義。

 

世界多個國家，包括美國的聯邦政府，都不容許「公投」，美國眾多的開國之父二百多年前已在《聯邦人文獻》（Federalist Papers）解釋為何他們反對「公投」，我們可在此作一些較為現代的分析。「公投」是投票的一種，一般用以作出重大政策決定，全民直接參與。換言之，我們可以假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或選擇，投票機制或「公投」則把這些不同的偏好歸納為單一的決定，這個決定必須滿足一個條件，便是它必須是人民意志的反映。

 

一人一票的投票結果便可反映民意，從而替「公投」自決戴上神聖光環？沒有這麼簡單，近大半個世紀經濟學及政治學的研究早已根本性地顛覆了投票或「公投」的學理基礎，投票結果是否能反映到真正的民意，大成疑問。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大多數投票者是否都掌握到足夠的資訊與智慧作出判斷，還是對投票無甚興趣，搞不清相關的事實，人云亦云？我的同事、數學教授嚴民近日向我推介了一本剛出版、先後在普林斯頓任教的兩位政治學權威教授艾真（Christopher Achen）與巴泰斯（Larry Bartels）所著的新書《現實主義者的民主》（Democracy for Realists）。果然開卷有益，書中的理論，我多已熟悉，但其論述在過去大半個世紀搜集的大量實證個案與定量分析，我倒是初見。從其實證所得，大多數投票者可能都是無知、胡搞的。書中討論的個案太多，篇幅所限，這裏只舉幾個例子。

 

1916年美國新澤西州海岸有大白鯊來襲（電影《大白鯊》系列便是據此真實題材拍攝），這當然引起當地人民的驚恐與不滿。當時美國快要選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希望能連任，最後他雖然成功，但在他的根據地新澤西卻意想不到的失去不少選票。艾真與巴泰斯的書中把新澤西擁有海灘及沒有海灘的郡分開來，他們發現，威爾遜在1916年各郡中所得的支持率與1912年的支持率有極密切的正面關係，但在有海灘的郡中，支持率卻都全面明顯下降。鯊魚的出現本是自然界的現象，與總統的政績無關，但選民不會理會此點，他們硬是會埋怨總統，兩位政治學家由是認為選民不一定理智，情緒受無法預料的因素左右，胡亂投票。

 

2000年小布殊與戈爾競選總統，過程激烈，小布殊最後勝了個馬鼻。但原來戈爾是輸得不明不白，無端在7個州損失了280萬票，否則他應可大幅領先奪得總統寶座。為何失了這7個州？根據書中的統計分析，竟是因為有些地方出現了旱情，人民遷怒於克林頓的副手戈爾。由此可見，戈爾是輸在天公不造美，與其理念無關！

 

經濟表現影響大選

 

留意各國大選的人都知道，大選年的經濟表現對選情有重大影響。書中提供了定量證據確認此點。他們發現，從1952至2012年16次總統選舉的結果看來，選舉前6個月內的經濟增長率對選舉結果影響至巨，但4年任期中頭3年半的經濟增長是高是低，根本無關宏旨。理性地評價總統政績，本應用較全面的4年時間的總體表現，但事實並非如此。

 

用「公投」方法讓選民直接選擇政策又如何？兩位學者發現時有舉行「公投」的加州常常選了行不通的政策，但投票者卻是不會理會。伊利諾州有一例子十分經典，話說其選民不滿地區消防開支高昂，投票決定削減其開支，但所得效果卻是保障不足，火災風險大增，當地房屋的火災保險費應聲上升，省回的稅，得不償失，填保不了保險費的增幅。由此可知，人民投票時，往往不會分析利弊。

 

上述例證說明了選民往往十分糊塗，選舉結果既然並不一定經過深思熟慮才作出，如何可以彰顯真的民意或保護到人民的利益？艾真與巴泰爾對民主的悲觀論調雖建基於實證，但我們也可大膽假設，選民都極其聰明，若果如此，選舉結果會否更能反映民意？

 

答案是剛好相反，情況可能更糟。我20多年來，在本報屢屢談及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指出這兩位經濟學家早已用嚴謹數學證明了在有3個或以上選項時，無論投票機制如何設計，選民都必有誘因不誠實投票，或也可稱為策略性地不按自己真正喜好投票，因此我們無法斷定投票結果是否能真實反映民意！

 

此種經濟學上的高深理論，不但已影響到頂尖政治學家的思想，我很可能是香港首先指出這情况的人，近年在本報也寫過好幾篇相關文章，但在實踐中它早已廣泛被人利用。今年立法會新東補選時，𠝹票疑雲不斷出現，𠝹票正是選舉策略的一種，有可能把結果完全改寫。近日有人提出在9月份立法會選舉中要做聰明的投票者，其意即不一定按照自己真正的偏好投票，而要服從別人的擺布，把自己的票策略性地配給某某人。

 

此種做法，在選舉中雖屢見不爽，但其實鼓吹或實踐此種策略的人，並不真的相信民主理念，他們重視的，只是黨同伐異，但求贏到議席，不理結果是否誠實反映到民意。我們若希望投票結果真的能彰顯民意，最起碼的條件不是應該鼓勵人民按照自己的偏好誠實投票嗎？當然，「聰明」的投票者不一定這樣做，那麼，我們又有何根據，敢說選舉或「公投」的結果是民意的體現？

 

難認同港人正飽受壓迫

 

回到自決問題。我不知鼓吹自決的人，亦即是不願鮮明地表達己見的港獨支持者，把自決當作是手段還是目的。若是手段，上述分析已指出連「公投」也不一定能體現出真正的民意，那麼自決這一手段有何學理基礎？若是目的，問題則更嚴重，它能最大地維護人民的利益或使他們最快樂嗎？

 

聯合國有委託以哥倫比亞大學薩克斯（Jeffrey Sachs）牽頭的團隊定期發表一份《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在2016年的一期中，港人的快樂指數在157個國家地區中排名75，但其實按照香港的客觀條件，如人均GDP、壽命等等，香港可排在20多名，與排名22的新加坡相若。這份報告有幾個啟示，新加坡的自由度（包括新聞自由）遠不及香港，民主程度亦可疑（去年因在網上批評李光耀而被捕的少年，釋放後神情顯得呆滯，心靈似受創傷，從此可見，該地的民主不見得勝過香港），但新加坡人卻遠比港人快樂。俄羅斯的客觀條件遠遜香港，但快樂指數排名卻是56，高於香港，我們且很難說俄羅斯比香港更民主更自由。另一方面，香港雖排名75，在世界中比大多數地方還是好了一些，我們難以認同某些人所說的港人正飽受壓迫。

 

美國的民意調查機構Pew每年都有發表各地人民對本國經濟的樂觀程度。中國90%的受訪者對中國經濟形勢十分滿意，全球得分最高。反觀法國等民主國家，卻有85%不滿現時的經濟狀況，連南韓也有83%不滿。對未來前景的看法也一樣，中國人88%認為下一代比這一代會活得更好，但民主的美國卻有60%認為下一代前景黯淡。此類數據不能不使我們重新思考什麼因素才能決定人民的幸福快樂。

 

七種嚴重程度的情況

 

有些情況卻是肯定可使港人哀鴻遍野的。假如有人不斷鼓吹港獨，會有什麼後果？我細想後，認為似乎有7種嚴重程度不一的可能性：

 

第一種亦即最嚴重的一種是解放軍揮軍南下「平亂」，甚至是軍事管治一段時期，香港「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不復存在；

 

第二種嚴重程度稍次，內地不派軍隊來港，但把香港封鎖，貨物食物不能進出；

 

第三是內地與香港斷絕來往，且把港人視作不知好歹的敵人。我在上月本欄中已分析過，此舉已足以使香港經濟崩潰，並無天然資源的香港可能要靠產鹽幫補生計，否則香港的本地出口只等於GDP的1.9%，如何有錢可買入進口貨品？若無錢買入能源，港鐵、巴士都成廢鐵，餐廳、零售亦要紛紛關門，香港的實質GDP能否下降少於90%，即回到1972年的水平，大成疑問；

 

第四是引入內地法例，取代香港現有法律，方便抓捕港獨或自決分子；

 

第五是為23條立法，細節可能比2003年時的還要嚴苛；

 

第六是香港的司法系統自行執生，若是不能懲罰港獨分子，則律政司最後上訴至終院甚至人大釋法；

 

第七是社會大部分人形成共識，對任何形式的分離分子鳴鼓而攻之。

 

上述不同的情景後果嚴重程度一層層的拾級而上，若第七種能解決問題，便大可打住，不用一層層的升級，把香港推上死路，港人的快樂程度也不用低處未見低。由此可見，從社會利益而言，旗幟鮮明地批判自決、港獨或任何形式的分離主義反而是最平和最優的選擇。

 

有人認為壓力愈大反彈愈大。批判港獨並繩之於法，會否更有反彈？

 

也許是吧，但這仍然是最好的方法。不懲罰港獨，與其支持者攬頭攬頸便可化解港獨嗎？恐怕效果會相反。

 

經濟學家深信誘因與環境制約對人的行為影響巨大，懲罰與獎勵都可改變誘因。不懲罰港獨分子他們便難以為繼，失去動力嗎？不會的，不要忘記，香港與外國力量早已形成一種激勵系統，在網上、某些報刊、外國某些媒體及組織，對港獨分子的不少行動不但不加以譴責，還往往呵護備至，大力表揚，而香港的法庭也少有懲罰他們。

 

在此種傾斜的誘因結構下，若無其他來源的懲罰使他們付出代價，港獨是有賺沒有賠的活動，它不繼續泛濫，幾稀矣！但懲罰港獨也不用涉及太多人，集中處罰一小撮較為恰當。

(HKEJ 2016-4-29) 

 

港鐵的「可加可減」機制 (雷鼎鳴)

我在世界不少大城市都乘搭過地鐵，深覺香港的地鐵實在是香港之寶，我未見過有其他城市的地鐵比得上港鐵，連接近一點的也不易找到。到紐約吧，車站污穢不堪，治安雖比前進步了，但搶劫傷人仍時有所聞。到波士頓吧，其規模不可與紐約相比，有些車站破落不堪。倫敦的老牌地鐵又怎麼樣？擠迫之外，只有一個字，便是「貴」。北京的班次密度比不上香港，擠迫不堪，一年多前票價劇增後，我再未碰到從前車站中常見的人潮管制。香港的車站與車廂都明淨整潔，車站甚至有商場，更使人稱奇的是港鐵竟每年有大額利潤，而別的城市車費雖多數比香港為高，但卻是連年虧損，往往要納稅人救命。

港人乘搭港鐵人數眾多，我也每周乘搭多次，是港鐵常客。作為乘客，我們的心態自然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最好是港鐵大減價，提供各種優惠。但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這可能嗎？要合理使用資源，港鐵車費是否有良好機制訂定才是關鍵。


連年賺錢但仍要持續加價

現時的機制是所謂的「可加可減」機制，2006年政府公布，2007年6月立法會通過，同年10月地鐵股東大會通過。政府近日要求港鐵提前檢討此機制，原因也許是因為民間壓力，港人眼見港鐵盈利過百億，仍按照機制加價，有些聲音正常也是之極。但某些說法，我卻不認同。例如說港鐵有錢賺，為甚麼還要加價？這等於質問任何公司的員工，你已有薪水，為甚麼還要加薪？

要評估現時的「可加可減」機制是否合理，我們先要搞清楚其計算公式。簡單而言，港鐵車費可被容許的增幅等於：

0.5x工資指數增長率 + 0.5x綜合物價指數增長率 - 生產力因素

工資增長一般跑贏物價增長（亦即通脹率），例如從2010至2015年，名義工資平均每年增長5.4％，平均通脹率是4.4％，工資每年跑贏通脹1％，這個1％，可粗略理解為勞動人口生產力增長的速度（雖則嚴格來說，這並不完全準確）。上述公式的頭兩項，可「簡化」為通脹率加上生產力增長率的一半。公式中最後一項是生產力因素，我不知其如何算出來，但以過去的紀錄看來，有些時候政府說此因素是0％，近年則說是0.6％，數值似乎隨意制定。公式中三個因素同時計算，不同因素互相抵銷後，港鐵車費可被容許的加幅幾乎完全等同通脹率。我不知當年制定此公式時，為何不乾脆用通脹。


通脹率與成本增減無直接關係

用通脹率決定車費增幅，有其合理性，亦可向公眾釋疑，為何車費年年增加（通縮出現時車費是要減的）。用通脹率作參考，用意似乎是顧及港人的承受能力，但這不見得是最好的方法。在2002年廖秀冬當局長時，我曾短暫參加過中央政策組安排的相關討論。當時的主流觀點是要計算港鐵（或其他交通工具）的營運成本，例如要顧及到能源價格，同時又要設立一誘因，鼓勵港鐵不斷提高生產效率。要知道，效率進步了，成本便會減少，港鐵便要被迫減價，那麼它為何會有積極性去改善效率？ 因此，社會讓港鐵（或巴士公司）分享到因效率進步帶來的好處，才會使它積極投資改善生產力，達至社會中的多贏。

我記憶所得，當時政府委託了城大一位經濟學者構建了一條方程式，能客觀地用地鐵內部的數據估算出生產力變化的速度，並將之納入到「可加可減」的定價公式中。

可惜政府官員似乎不明白此公式背後的奧妙地方，改為推出現在沿用，亦即上文的公式，但這公式與原來的相比，卻是欠缺經濟學理基礎的：通脹率與港鐵成本的增減是兩碼子事，例如電費上升與通脹差別可以很大，巴士公司要用汽油，油價下滑時通脹也可上升，票價便減不了。

至於生產力，上述公式所用的生產力似乎是指社會中的總體生產力，與港鐵內部有無提升生產力無甚關係，所以此公式也不能激勵港鐵投資不斷改善效率。政府要提早檢討「可加可減」機制，不無道理。

 

(Sky Post 2016-4-29)

 

中國經濟已回穩？ (雷鼎鳴)

環球經濟乍暖還寒，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估計，去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只得3.1％，其中25％的增長還是要靠中國帶動。今年年初，IMF本來預測全球今年可得3.4％，但上周IMF卻不得不把這預測調低至3.2％，並對全球經濟長期停滯表示憂慮。

IMF這次調低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倒不是因為中國的關係。剛好相反，年初時IMF預測今年中國只得6.3％增長，但上周卻把它調高到6.5％。其實我傾向相信，IMF將來還需要把中國的增長率再向上調整，儘管那可能只是微調。近日一連串的數據也初步支持我這個看法。


進出口數據改善減匯率壓力

首先是貿易數據。過去多個月，歐洲與日本經濟繼續欲振乏力，對中國的出口頗有影響。自去年6月以來，中國出口一直都是負增長，但3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卻突然出現18.7％的正增長，而入口則繼續下降1.7％。這是很有利的情況，貿易對經濟的貢獻來自順差，即出口減去入口。過去一、兩年，中國的出口與入口雖時有同時萎縮，但順差仍可屢創新高，推高經濟，原因正是入口減幅比出口減幅更大。

但現在入口減少，出口卻增加，順差便更會上升。中國的貿易模式長期倚靠「加工」，即輸入原材料及半製成品，在中國加工後再出口，所以出口若減少，同時也意味着可減少入口原材料或半製成品。

出口增加入口卻可減少，可能顯示中國的貿易及製造業模式正出現微妙的變化。
去年人民幣匯率頗有波動，外貿順差雖達接近6,000億美元，但中國的外匯儲備則持續流失。2014年6月，中國的外匯儲備有3.993萬億美元，到今年3月，已跌至3.212萬億美元，顯然外貿順差也抵銷不了外匯的流失。不過，若按環比計算，今年3月份比2月份外匯儲備卻倒增103億美元，外匯流失的壓力，算是暫時終止，人民幣匯價亦因此種利好消息而應聲站穩。今年1月中，索羅斯曾在世界經濟論壇中唱衰中國經濟，很多人都猜測他此舉是為他沽空人民幣造勢。倘若如此，三個月已經過去，人民幣不但沒貶，還緩緩升值，索羅斯很可能已因自己對中國經濟的錯誤判斷而中了招，但我不知他炒賣多少，所以也不知他虧了多少。

中國經濟增長穩定下來，尚有多項迹象可顯示。製造業的採購經理指數從2月份的49％回升至3月份的50.2％，重新超越50％，顯示製造業重拾升軌，這可是不容易。

中國經濟正在多方面轉型，其中一個重要方向是從製造業轉到服務業。

2000年製造業加上建造業，仍佔有GDP的59.5％，今年第一季卻已跌至37.5％，這雖有暫時性的季節性因素影響，但仍可見到製造業及建造業比重跌勢之急，但今年第一季，服務業的比重卻升至GDP的57％，可見中國經濟從製造業升級至服務業的過程如預想中進行着。從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我們也可看到端倪，3月份此指數是53.8％，顯示此等商務活動正處於不錯的擴張中。


GDP增速下半年仍有機會提高

第一季度的GDP增長是6.7％，符合預期，我相信下半年這增長率仍有機會稍為提高。當歐美經濟仍在低迷時，不要輕視6.5％至7％的增長率，因比水位的增長率比歐美日的增長率超出4個百分點有餘。美國中央情報局的World Factbook對中國的GDP最是樂觀（這是否別有用心不得而知），它認為在2015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已達19.51萬億美元，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美國則只得17.97萬億美元，日本是4.66萬億美元。美日GDP加起來也只比中國高出16％。以此作準則，4年內中國的GDP便可能大過美國與日本的總和。中國政府不想被人捧殺，所以不肯承認這些估計。繼續認窮，可減少國際上的疑忌，做法正確，有時讓人唱衰一下，頗有好處。

 

(Sky Post 2016-4-22)

 

生命延長帶來的代價 (雷鼎鳴)

人類壽命在近代歷史中不斷延長。200多年前莫扎特年代的歐洲，人均壽命只有30多歲，莫扎特35歲去世，正是死得「合時」；今天，在發達地區，人均壽命已達80歲上下，進步不可謂不快，而此等速度近年仍未有減慢跡象。

 

在香港，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81年女性出生時預期壽命是79歲，2014年則是87歲，短短33年內，增加了8歲，共10.1%；男的進步也毫不輸蝕，1981年是72歲，2014年是81.2歲，增加了9.2歲， 共12.8%。香港的成績是驕人的，比起在同一時段美國的進步更快，1981年，美國女人平均活78歲，男70歲，到了2014年，女的延長至81歲，男的則是77歲。

 

長者節儉 行為理性

 

壽命急速的延長，對社會與公共政策都會帶來深遠的影響，亟須我們小心分析。分析的層次可分兩級，一是假設長壽是外生的，不請自來，自動出現的，我們只須知道它會帶來什麼影響；二是假設長壽是內生的，是人民或社會投入了資源，理性選擇後的結果，我們要知道選擇長壽須要付出什麼代價，是否值得。

 

先說第一個層次，人長命了，有什麼後果？周永新教授常提到，長者在退休後用掉了一部分積蓄，而往往因不知還能再活多久，所以消費時十分節儉，有錢也不敢用。周教授悲天憫人，認為政府應實施隨收隨支制度，對每名年齡超過某個界限的長者都派錢，直至其離世，以解開他們因不知還會活多久而不敢用錢的心結。

 

我們以下才評論此建議是否可行，這裏先指出長者不敢用錢是十分理性的行為。社會或個人的資源若無重大增幅，而預期壽命增長，亦即尚可消費的年數比過去所預期的顯著上升了，每年的消費額理所當然要往下調，否則錢從何而來？

 

人通常希望更長命，同時也喜歡消費能有所增長，兩者是否可兼得？努力工作，多儲蓄，推後退休年齡才是正確的應對之道，否則我們便連錢從何而來這一老掉牙的問題也無法回答。多儲蓄也同時意味在年輕時我們須要減少消費，或起碼是減慢消費增長的速度，否則如何應付到漫長退休期的消費？

 

要儲蓄多少才能保證退休時的需要？這答案因人而異，而以下數字可作參考。香港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一生人中一般工作超過40年，但並非人人都會工作。在適齡工作人口中，勞動參與率大約是七成，這便意味港人一生平均工作不足30年。到了65歲退休年齡時，香港的長者大致可預期多活稍多於20年，有一部分特別長壽的，還可能多活30餘年。平均工作不足30年，而這30年的收入，卻要支持在20至80多歲近60多年的歲月中的消費，我們不調低消費，增加工作，如何可保證到在延長了的生命中有起碼的消費？

 

隨收隨支 後遺嚴重

 

壽命延長是否等於應引進隨收隨支的退休制度？我認為答案剛好相反，隨收隨支制並非對症下藥解決問題的方法。有一些論者認為隨收隨支制可視為長壽保險，可使長者安心消費。我對此說法甚有保留，不知壽命多久而帶來的不確定因素須要面對，但有更好的方法可以用。長壽保險一般的做法是交了一大筆保費後，每月便可從保險公司領取一筆生活費，直至去世時才結束，這與「年金」的性質十分接近。保費多少與每月能領多少生活費當然要考慮到預期壽命有多長。保險公司並不知道個別的人會活多久，它只能用社會的平均壽命去計算，較長命的人是得益者，因他們最終可拿到更多的生活費，短命的則顯然吃虧；長壽保險起碼帶來較高的確定性，減低了因壽命比預期中長而把錢用乾用淨的風險。

 

不過，我們要把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分辨清楚：平均壽命的延長不是靠保險來解決，保險能解決的只是不知壽命有多長的不確定性。社會中人平均壽命增加，保險公司要求的保費也會應聲上調（或是減少每月派放的金額），受保人必須一早儲起更多的錢作保費才能應付。隨收隨支制並不會帶來免費午餐，它意味政府要向年輕的納稅人徵收更多的稅才夠錢發放。

 

保險一定有保費，自己儲錢買入年金式的長壽保險是自己替自己買保險，與人口結構無關；而隨收隨支制的長壽保險則是要下一代的人替這一代的長者支付巨額保費，脫離不了跨代轉移的範疇。跨代轉移不一定不好，如果人口不斷增加，工作中的納稅人遠比退休長者為多，而且一代一代以後都是這樣，那麼稅率便可以較低，跨代轉移是有效率大家都得益的；但香港人口已經老化，人口結構已逐步進入倒轉金字塔，將來並無足夠的納稅人繳交「保費」，隨收隨支式的長壽保險不但效力不彰，而且有嚴重後遺症。

 

要避免這問題，正確的方向仍是年輕時減低消費，早點儲蓄，退休時可用自己的儲蓄支付長壽保險的保費。不過，市場中年金式的長壽保險並不流行；另一方法是「逆按揭」，一樣未見普及。所謂逆按揭，是把房屋按給保險公司，業主仍可住在那裏，每月尚可領到一筆生活費，到過身時保險公司便可擁有該房子（不同公司的細節可以稍有不同）。

 

為什麼這些方法不獲廣泛使用？我看主要原因之一是，港人還未充分明白到平均壽命早已大幅延長，交了保費後每月能領取的生活費自然不會如自己所希望的這麼多。政府正在諮詢退休保障問題，其中一個方面正是須要研究清楚如何打破障礙，活化年金與逆按揭等長壽保險制度，而社會中對此有領悟者似乎並不多見，政府須加強相關的宣傳。

 

分析長壽尚有另一層次，即壽命的延長本是社會與個人投入了資源後所得的結果。今年4月份最新一期的經濟學權威刊物《政治經濟學報》（JPE）有一篇史丹福的經濟教授瓊斯（Charles Jones）的論文，專門分析這問題。瓊斯指出，我們考慮消費時，應該注意兩點：一生人消費的年數和每年消費的量，兩者都是可增加我們快樂程度的變量。瓊斯又認為，每年的消費量受到報酬遞減律的顯著影響，每天消費從500元增至1000元並不會使我們快樂很多，從每天100萬元增至100.05萬元，所得的額外快樂更是微乎其微。延長壽命可以把每年的消費額分攤至更長時期的消費中，可部分化解報酬遞減帶來的問題，可使我們更快樂。 瓊斯又發現，在高收入的發達國家中，社會投入到醫學、生命科技等等可延長生命的研究項目的資源，近數十年來急速上升，顯示富裕社會對延長壽命的需求特別高。在經濟學上，我們可視長命是「奢侈品」，即收入上升時，人民對其需求量的增速更快。

 

消費年期 盡力延長

 

不過，這現象必然拖慢每年個人消費量的增長。投資在健康和延長生命之上，本身已經會耗掉一部分資源，使到其他消費品的開發或質量改善減少了資源投放；壽命的延長又正如上文所說，需要社會和個人減低年輕時的消費，留待將來退休時使用。這兩個效果都會拖慢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亦即個人消費額的增長；而這卻不是壞事，人民壽命得以延長，資源配置更合理。延長消費期，減低每年消費是富裕社會自己選擇的模式。

 

我們也要注意，不同社會富裕的程度不一樣，對延長壽命的訴求也不同，富裕地方發明了先進的醫學科技，較窮國家的人民多多少少都可受惠，生命也可得到延長。而此種「受惠」也會帶來代價，對於這些國家，生命的延長部分是靠外來的，並不完全是他們的選擇，而未有及早預計到的生命延長，也會造成人口老化，這些地方的人民不一定能接受隨之而來的消費受壓這一現實。

 

另一困難是，不同富裕程度的地區對健康和消費的態度會有所不同，例如內地人民對食品安全的要求很可能低於較富裕的港人，而前者更重視經濟的增長。此種局面在世界各處屢有所見，有時在國際關係中會構成誤會或甚至不必要的摩擦。

 

我在2013至15年間曾參與政府「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所作的研究，體會到人口老化對政府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若用以上的分析，「工作小組」所發現未來會出現的財政赤字和欠債，其根源正是社會中部分人尚未完全明白消費年期的延長意味我們必須對今天的消費有所節約。換言之，政府今天若對人口老化帶來的額外開支掉以輕心，不肯多儲蓄和節約，那麼將來如何應付社會存在著大量長者所帶來的壓力？

 

宏觀理財與個人理財本就是同一原理。延長消費期與減低消費兩者互相依存，而且比單純的推高消費可為人民帶來更大的好處，香港的一些政客和壓力團體卻似乎不懂這道理，反而希望政府快點增加開支，這對港人的利益沒有幫助。

 

(HKEJ 2016-4-15)

南韓人為何不快樂？ (雷鼎鳴)

近年韓流時有襲港，繼年前《來自星星的你》後，《太陽的後裔》似又風靡了華人社會中不少人，少男少女不在話下，大媽也不放過。我看過幾集《太陽》，只記住了宋慧喬，男的是二打六還是天王巨星也無心搞清楚，但以劇情深度而言，此劇卻遠比不上內地數年前的諜戰劇《潛伏》或近月以虛構梁朝歷史作背景的《琅琊榜》。不過，我們卻不能否認，盛行整容的韓國演員個個都漂亮可人，電影及劇集已漸取代日劇，領導亞洲時尚潮流。

我本以為能創出韓流的南韓人民個個朝氣勃勃，人人奮發向上，但我上周撰寫Pew研究中心有關各國人民對經濟現狀及前景的看法時，卻意外發現南韓人十分悲觀，Pew的調查發現，83％的南韓人認為目前經濟情況不妙，只有16％看好，這與內地有90％滿意現在的經濟反差巨大。至於前景，52％的南韓人認為他們下一代的生活會比現在的一代糟糕。


自殺率高企 長期高踞世界第二

南韓與香港曾同為四小龍成員，發展階段與港頗為接近，南韓的情況對港有參考價值。為求更清楚他們出了甚麼事，我再翻了好些資料，果然可確定大比例的南韓人並不快樂。哥倫比亞大學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牽頭調查的「快樂指數」報告中，南韓在全球中排名58，以南韓人均收入高達36,700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平均壽命長達82歲，且實行民主選舉等等條件看來，排58是偏低的（比排22的新加坡低了很多，但卻比排75更不快樂的香港要高）。更有指引性的是南韓人的自殺率，在2012年當地每十萬人有28.9人自殺，比例長期高踞世界第二。南韓人心中似乎十分愁苦。

此事頗為奇怪，正如上文提到，南韓人的收入水平、健康狀況與政治制度都並不落後，他們的教育水準也高，99％的人讀過小學，25至64歲的人口中，82％都讀完過高中，為何他們對現狀如此不滿，不少人甚至意志消沉，要結束自己生命？

多年前我讀過一篇報道，南韓學生在國際的數學測驗中，往往都是得分極高，名列前茅，而美國學生則分數甚低，頂多是二流水平。但有人調查過這些學生對自己的主觀評價，卻發現南韓學生認為自己數學水平不如理想，美國學生則反而以為自己天下第一。南韓人的快樂也許跟他們自信不足有關。

但自信是要靠經驗磨練出來的才最穩固。南韓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是特別的重視，我見識過很多南韓的青少年，他們在學業的各個領域都肯下苦功操練，不但數學、語文如此，連藝術、音樂也一樣，蓋因其家人所給予的壓力甚大也！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在南韓可能比香港更強烈，或許只有內地大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可與其比肩。由此看來，他們從小便有如活在一個壓力煲中，能力稍遜的容易覺得會被淘汰。

為何南韓家長如此信奉《虎媽的戰歌》中所顯示東方家庭對子女的要求？這必與南韓的歷史有關。南韓中年以上的人，可算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他們憑藉自己的努力，見證了南韓從窮困國家變成四小龍經濟騰飛的整個過程，從他們自己的實踐經驗中，他們一定相信努力乃成功及向上流動的必要因素。


年輕人難上流 經濟增長續放緩

但今天南韓較年輕的族群會有不同的經驗：第一，他們起點不一樣，出生後所處環境遠比其父母輩優裕，這容易把優質生活看作理所當然，不明白艱苦奮鬥的價值何在。第二，南韓近年的經濟增長率已顯著放緩至3％以下，與香港情況接近。在國際上，他們也要面對着不比他們疏懶的新興國家年輕人的強力競爭。在這些條件下，不努力便容易向下流，努力的話，也不一定能在社會階梯上向上升，也許只能原地踏步。第三，家長對子女會恨鐵不成鋼，他們對子女所施加的壓力不會終斷。如此說來，南韓中年以上的嬰兒潮一輩對現狀應該滿意，但他們會怕下一代接不上班，而較不快樂的主要是年輕人，這與一些調查結果脗合，50歲以上的南韓人快樂指數較高。

 

(Sky Post 2016-4-15)

港產極端分子的心態 (雷鼎鳴)

香港本是一個平和開放的地方，港人也以務實為指導思想，但極端思潮今天已顯然在部分港人中發芽生根。二零一四年佔中未開始時，已有不少一廂情願但後來又被實踐所完全推翻的論述，例如認為佔中期間暴力不會出現，又或中央政府會因佔中而讓步改變對港政策等等。抱有此等觀點的人雖然錯誤，而他們也迅速地被人趕離舞台，但與後來出現的「接班人」相比，早期的書生仍算不上是極端分子。年初二凌晨旺角出現暴動，繼而有人歌頌暴力，再有人鼓吹不可能成事的「港獨」，甚至成立以「港獨」為目標的政黨，我們就算如何不問世事，也可清楚知道香港確存在著一股極端思潮。我不會把此種思潮當作激進，因為我看不到其進步意義在哪裏。

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會知道以「港獨」為最終目標的極端思想並無意義，「港獨」也不可能真的出現。在軍事上誰肯與解放軍決一死戰？在國際關係上，聯合國早已承認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並否定了香港可以民族自決的權利。在文化上，中國歷史雖盛產漢奸，但要大多數港人明確否定自己是中國人，恐怕是做不到的。在經濟上，就算中國不派兵收回獨立後的香港，只是不與香港作任何經貿來往，香港的經濟也必然崩潰，捱不了多久。「港獨」對香港有害無利，是毋須再辯的。

既然「港獨」不可能成功，「港獨」分子也不成氣候，我們為何仍要對與此相關的極端思想口誅筆伐？不理會這些極端分子不便可以了嗎？

問題沒有這麼簡單。社會中總會有人勤懇工作，努力生產，但一定也有些人不把自食其力看成是一回事，他們要靠別人供養，所以有極大的誘因強化自己寄生於社會的能量。為達此目的，他們對學懂數理化、工程、醫學、文學寫作等社會中有需求的學識技能毫無興趣，反而要精益求精地掌握政治鬥爭技巧，以求能更有效地把別人的財富轉移過來。既然他們把時間都花在職場並無需求的鬥爭技術上，其工作能力難有寸進，甚至難以找到工作，收入也十分有限，繼續要別人供養。這又會加劇社會貧富差距，造成更多怨氣。倘若多些人受到極端分子所惑，只是忙著搞他們心中虛妄的「革命」，那麼因人生失敗而來的怨氣在社會中便越瀰漫，造成惡性循環，累及整個社會。

經濟學假設人的行為理性，但從極端分子罔顧他人安危、別人意見難以聽得進的行為模式看來，他們是否理性？從經濟學所假設的理性角度而言，這些人其實並非不理性。他們就算損害社會安寧，受害的卻不是他們自己，法庭給人的印象又往往是傾向網開一面，進行極端活動又可得部分媒體吹捧，有何不理性？但一個深藏他們心底的死結是港獨不似會成功，化解此種心理壓力的辦法是像鴕鳥般相信並鼓吹中國經濟快將崩潰，中國行將分裂，政府倒台，他們便可像吳三桂般引美軍進駐香港。

姑不論這些希冀是如何荒謬可笑，此種心態其實也是一種典型的末世願望。我曾讀過十九世紀作家Charles McKay寫過有關十字軍東征的起源及歷史，原來在耶穌誕生後快將一千年期間，歐洲不少人都相信世界末日會在公元一千年左右出現，所以趕到巴勒斯坦聖地以求贖罪並等待末日降臨。但一有此心態，人間的正常行為規範便可視作可有可無，他們賴在聖地不走，漸漸地嚴重干擾到當地人的生活，摩擦不斷，當地的穆斯林亦從本來歡迎遊客的友善態度改為厭惡甚至攻擊他們。那些離去的朝聖者回鄉後又再述說苦況，最後便出現過多次東征，百多年間，歐洲因此而死了二百多萬人。香港的極端分子可能心中都希望見到中國內戰，世界大亂，一切都會從頭開始，既然巨變在即，現在做事如何過份也無所謂了。此種心態與十一世紀時某些朝聖者是相通的。

我不是心理專家，但近月與香港著名精神病醫生李誠教授多有交換意見，他寄來英文的電郵寫得小心，用詞精準，與我所觀察到的完全吻合。在此節譯這位專家的部分看法，讀者可自行判斷其準確性。

精神病學家確知，一些心理脆弱的人（年輕、社會經濟地位低、學業事業落後、自我形象不佳、人際關係能力低下）容易相信、接受及分享一些極端信念並將其付諸行動。他們當中相當大比例有「性格病態」(personality disorder)，包括偏執、反社會等等症狀，最低限度他們有性格問題。

互聯網把這些人連結了起來，他們溝通時同聲同氣的才會聚在一起，互相加強信念。缺乏同理心，沒有能力從別人的角度看問題是性格病態的病徵。他們就算被人譴責，只會視譴責者為阻礙他們達至偉大目標的壞人，別人越罵他們越覺威風光榮。要說服他們是困難的，吃藥也幫不了忙，他們也不相信自己需要幫助。

從此等專業的診斷中，經濟學的回應應是預防勝於治療。政府一些公共政策或可稍紓矛盾，但改變到極端分子的機會不大。既然如此，集中資源救救孩子，使他們免受極端思想所害便更具成本效益。解藥在哪裏？我相信學校應重點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建立尊重事實的態度，不輕信一些媒體的宣傳或網上的胡言亂語。在接受一個觀點前，必須大量搜集多方資料，小心求證。不要低估回歸理性、放棄一廂情願思維所帶來的功效，它是使香港重拾正軌的必需條件。■

(Yazhou Zhoukan 2016-4-24)

 

 

中國人民對經濟前景是否樂觀？ (雷鼎鳴)

香港某些港獨或分離分子的論述有一個難以修補的破綻，那便是中港軍事、經濟、政治種種實力都強弱懸殊，大多數港人也不支持獨立，那麼他們憑甚麼說服別人港獨可以成功？

為了打破這個誤區，他們有一個簡便的邏輯，是盡量使人相信中國經濟隨時崩潰，而且一旦此事發生，中國有可能陷入分裂，當權政治倒台，再無暇理會香港等等。我有位同行告訴我，有深黃人士曾企圖說服他，多發表中國經濟快將不行的言論，並認為這樣做，對香港很有意義。這位同行根本不認為中國經濟要垮掉，自然不理這位深黃人士。

經濟周期必然有起有伏

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商業周期的波潮起伏必然存在，但若說經濟的下行階段等同經濟崩潰或甚至人民會因此「起義」、社會動盪，卻顯然是言過其實。中國的GDP增長率仍是世界最高之一，既然如此，人民會摩拳擦掌，準備「革命」或內戰嗎？

一些拒絕與內地人民來往的人，很容易會對形勢完全誤判，但他們若肯多掌握一些數據的話，犯錯的機會可以低一點。「革命」出現的一個前提是，人民對現狀十分不滿，對前景悲觀，或認為下一代無甚前途。

美國著名的民意調查機構Pew Research Center每年都會在世界多個國家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民意調查，正好幫助我們掌握中國及各國人民對經濟現狀的滿意或不滿程度，及對未來的樂觀或悲觀程度。

九成國人看好經濟形勢

Pew其中一個問題是向受訪者查詢，認為其國家當前的經濟狀況是好是壞。90％的中國人認為當前經濟形勢大好，全球得分最高，只有8％的人說不好。其實中國人民的樂觀程度連年增加，在2002年，只有52％滿意經濟，2007年已升至82％。看好程度能追得上中國的是越南（86％看好）、埃塞俄比亞（89％，非洲有幾個國家近年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德國（75％）與印度（74％）。除了德國外，發達國家一片愁雲慘霧，意大利88％的人不滿意現時經濟、法國85％不滿、西班牙有81％、南韓有83％，日本的安倍經濟學仍落得有60％的不滿意，美國算是好一點了，但也有56％不滿意。

春江水暖鴨先知，從上述的人民的主觀感覺可見，歐美日經濟仍是差勁，人民悲觀，但新興經濟體的人民卻是十分滿意經濟的表現。若是對經濟的不滿可成為革命的溫床，歐美日比中國危險得多。在九成人民感到滿意的中國，誰肯跑去推翻政府？

對現狀是否滿意雖然重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各國人民對下一代前景是否樂觀。在中國，88％的被訪者認為下一代會比這一代活得更好，這比例僅次於越南的91％，反觀發達國家，悲觀情緒瀰漫，法國85％的人認為下一代會活得比這一代糟糕，意大利66％的人悲觀、日本有72％，連美國也有60％的人認為前景黯淡，帶動韓流的南韓人民也有52％的人相信將來不如今天。

要這個88％的人，都相信明天會更好的中國人去推翻政府，是否不切實際？若是世界大亂，最先出事的恐怕不是中國，而是那些對未來早已失去信心的其他國家。

處轉型軌道兼潛力巨大

會否中國人特別容易滿足，容易被騙？也許吧，但這並不重要，因為只要他們挺滿意現狀，社會便能夠和諧穩定。我們若不理會主觀感覺，只談客觀數據，也可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雖有跌跌撞撞，但潛力仍然巨大。2005年服務業佔GDP的比例只得41.4％，去年已急劇擴充至50.5％，超越了現佔GDP 40.5％的製造業。

中國的經濟轉型正在預定的軌道上前進。諾貝爾獎得主史賓斯（Michael Spence）也指，中國已湧現出一大批跨不同行業的新型大企業，阿里巴巴、華為、華大基因、百度、小米等等都是例子。低端產品雖有產能過剩，需要減產，但中產上升，不少中高檔產品與醫療需求極殷，看看每年「雙十一」光棍節中全國性破紀錄的瘋狂網購，便知人民心情樂觀，不會革命。

(Sky Post 2016-4-8)

 

香港無法承受的「港獨」之痛 (雷鼎鳴)

任何有判斷力之人都會知道「港獨」對港弊遠大於利，而且根本不可能成事，但分離主義及「港獨」的思潮卻又確有蔓延之勢，這思潮本身已對香港的社會及民生造成不少破壞，若聽之任之，港人的損失只會更大，我們不能不認真應對。

 

為什麼「港獨」根本不可能成事？從法理上，香港自秦漢以來便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不明此理者，可多讀點香港歷史，若無時間閱讀，跑到李鄭屋邨的漢代古墓看看其文物的介紹，也可略窺香港與中國歷史上的關係。1946年12月16日聯合國決議所有列強殖民地屬非自治領土者，可以脫離宗主國獨立，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又通過殖民地自決獨立的決議。但這些都不構成香港獨立的法理依據，因為1972年11月2日聯合國以99票贊成，5票反對（包括英國美國），23票棄權通過香港不屬於英國殖民地，因此香港沒有自決權力。

 

必定經濟崩潰優勢盡毀

 

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任何領導人若容許香港「獨立」，便必成千古罪人，沒有人會作此愚蠢舉措。在文化上，香港文化與中國文化緊密相連難以分割，要港人明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除了在一些沒有文化素養的人當中有市場外，實難使人甘之如飴。在軍事上，港人當中有多少人樂意參軍與解放軍決一死戰？答案不證自明。

 

但所有這些因素又不及經濟自殺來得這麼重要。香港的食水大可靠現在已不算太昂貴的海水化淡而解決，食物要從別的地方進口，價格一定貴得多。但最無法解決的，顯然是香港經濟不可能不崩潰。香港本身無天然資源，只有來去如風的資金、本地已有的建設、港人擁有的人力資本、特殊優越的地理位置及政府七、八千億港元的財政儲備，但這些資產都毫無能力防止香港經濟的崩潰。

 

香港倘若「獨立」，中國不可能不視之為敵國，現在其地理位置之所以被視為優勢，只是因為它靠近中國這一全球最具動力的經濟體。若它獨立，這優勢立刻消失，投資者怎敢把資金放在一個旁邊有一強大「敵國」的香港身上，資本家最講實際，資金不立刻逃離這險地，幾稀矣！本地的一些建設必大幅貶值，香港23%的GDP靠轉口貿易及物流，到時那裏還有貨物經香港的貨櫃碼頭及機場轉口出入內地？佔GDP16%的金融服務業也應聲倒下，沒有了內地這一「敵國」的企業在港上市，香港自己的公司又早已跌至價錢低殘，銀行中的港幣能否經得起匯價風暴也是難說得很，香港的人才所掌握的經驗與學識，本來是與目前香港的市場需求相適應的，但到時既無金融、轉口貿易又消失，專業服務也會無人問津，港人大部分的人力資本頓時作廢，重新搞工業出口嗎？沒有十年八載，恐怕連過去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也建立不起來，就算建立到香港的勞工只能與內地或越南、印度等地的勞工在國際上競爭，工資也只可能相若，甚至更低，港人願意這樣嗎？況且香港的廠商為何不回內地而要留港？香港的高科技並非毫無基礎，但科研人員中，相當大比例的專家由內地人擔當，他們到時寧願要到GDP已可超越香港及科技製造業基礎更勝的深圳發展還是留在香港？政府幾千億的財政儲備（不能用外匯儲備總數，因為此數尚未減除香港的負債項目），只能支撐香港幾個月的生計，變成死港的香港搞得不好的話，可能出現往外跑的難民潮。

 

鼓吹者有恃無恐的原因

 

既然「港獨」是如此不利港人，為什麼其思潮還會出現？弔詭地，原因之一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它不可能，它的惡劣後果也因此不會出現，所以有些人反而有恃無恐，否則一定會把這些葉公好龍的人嚇得半死。但這樣也容許了某些政客有可乘之機，在香港的比例代表制選舉制度之下，就算是胡搞的政客也可以靠挑動社會矛盾而上位，胡亂散播「港獨」言論對他們有利。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及意識形態，若香港社會不存在深層次的矛盾，政客的挑撥也發揮不了多大作用，兩地矛盾也不易被激化。因此，與其浪費時間說服政客放棄其刻意構建的歪理，不如想法化解社會早已存在的矛盾。

 

社會諸多矛盾中，有些是短時間內不能化解的，在策略上，政府可先選一些較易但絕非十分容易解決的問題，它們主要與民生而非政治有關。房屋、土地、醫療、社會流動性等政府總也算有工具與政策可迎難而上，雖有硬仗要打，但值得堅決去做。當部分社會矛盾得到紓緩後，社會的怨氣可減少，大家便比前更有條件心平氣和討論如何化解其他較複雜的矛盾。

 

「子博弈完美均衡」的借鑒

 

我在友報曾撰文分析過，對於一些思想與行為已陷極端的人，爭取他們重新認識世界是事倍功半甚至完全無效之事。互聯網把很多本來分散但精神上脆弱的人連在一起，互相強化其極端思維，已成禍患。更符合成本效益的做法是預防勝於治療。香港的教育體制過去十多年間出了大問題，有人告訴過我（而後來我也查證過），有些大學生在地圖上連廣州與北京的位置也搞錯，黃河長江也錯調，怎可能期望他們了解中國？中國歷史在我的年代是必修科，現在在高中有選讀的，只得十分一學生左右。反之，未學行先學走政治內容佔了大比例的所謂通識科，卻是必修。此等本末倒置的現象，教育局有推不掉的責任，須撥亂反正。

 

在此一提， 「港獨」與「台獨」已現互為犄角之勢。這是必然的，我三十多年前尚是研究生時已料及，這當中涉及一個政策論述上的不當之處。不少人曾說過，香港的「一國兩制」不會走樣，因為這是要給台灣作示範。中央的確希望在港貫徹「一國兩制」，但卻不宜與台灣問題掛鈎，掛之則有害無益，因此舉違反了博弈論的邏輯。假設「一國兩制」在港推行得順風順水，十分成功，它會否對台灣起到示範作用？不會的。台灣的綠營或甚至是相當部分懷有疑慮的藍營人士可以說， 「一國兩制」在港成功，只是因為要做個樣子給台灣看，一旦台灣也實行「一國兩制」，便再無另一個台灣以外的示範對象，所以「一國兩制」不用在台灣持久下去， 「一國兩制」也就失去可仿性。從分離分子的角度看，既然香港被視作示範，那他們的策略便大可是不停拖住香港發展的後腿，從而作出「一國兩制」失敗的論述。若「一國兩制」真的在港出現了什麼問題，便更予人可乘之機。因此，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香港的「一國兩制」對台也起不到示範作用，在並不理想的條件下，還會製造藉口讓人攻擊。更為合理的做法是將港台政策完全脫，對港政策，不用理會對台的影響，而是只考慮對港是否有利。用博弈論的術語，若把港台的「一國兩制」掛，並不符合所謂的「子博弈完美均衡」（subgame-perfect equilibrium）。內地的經濟學家當明此理。

 

(TKP 2016-4-5)

死刑阻嚇力有多大？ (雷鼎鳴)

日前，台灣女童「小燈泡」，在街上慘被一懷疑精神有問題男子隨機斬首，引起當地社會很大的情緒反應，雖然大家都明白死刑對因精神病而殺人並無阻嚇作用，但就連香港也有人討論死刑存廢的問題。

死刑應否存在，自古以來都極有爭議性，經濟學中亦頗多這方面的研究。反對死刑的理由很多，例如從宗教或道德的角度，有人認為處死一個犯人也是在殺人，執法者無權奪去別人的性命，又例如有些案件是冤案，行了死刑後就算發現是錯了，也無法挽回。支持死刑的，是要殺一儆百，以免更多的人受害。
爭議中的一個關鍵點是死刑究竟有無阻嚇力，若有的話，處決一殺人兇手，可能救回一些無辜致死的人；若阻嚇力不大於終身監禁，那麼死刑的確並無多大用處。


兇殺率低 或因為警察效率高

經濟學家相信誘因會影響人的行為，罪犯也一樣理性，懂得判斷殺人的成本效益。就算只有部分罪犯相信死刑是較無期徒刑是更嚴厲的處罰，那麼在有死刑的地方，行兇的成本便會增加，兇殺便會減少。如此說來，死刑「理應」比終身監禁對殺人有更大的阻嚇作用。但光是理論上說它有阻嚇力是不夠的，我們還需實際的證據。

找尋證據的一種方法是看看世界不同的地方有否執行死刑，並且找出其殺人案件是多是少。表面看來，似乎沒有死刑的國家更有可能有較高的殺人案比率，但相關性不是很明顯。例如拉丁美洲國家極少真的執行死刑，但它們的殺人率很高，最高的是洪都拉斯，2013年每10萬人口中，平均有84.3人被殺。台灣有死刑，兇殺比率是3.0，低於世界平均的6.2，美國多個州都有死刑，兇殺率是3.8，中國一樣有死刑，兇殺率則低至0.8。不過，歐洲國家十分反對死刑，兇殺率也頗低，平均只有3.0，香港已經沒有死刑，過去10年兇殺率的平均是0.45，也是非常低的。

光是簡單的相關性不能嚴謹的回答問題。也許有些國家兇殺率較低，只是因為其警察效率很高，與有否死刑無關，當然也可能有別的原因決定兇殺率的高低。美國大多數的州都有死刑，只有19個沒有。有些研究根據不同的州的兇殺率與這些州法律上是否容許死刑得出結論，認為死刑並無明顯的阻嚇力，但我的一位舊同事艾禮智（Isaac Ehrlich）在一篇經典論文中曾指出，這些研究找不出結果，只是它們的方法不夠小心所致，有些州名義上法律有死刑，但法官卻多年來不判死刑（情形與香港1966至1993年之間相似），兇殺案高企，並非因死刑無阻嚇力所致，而是根本便沒有執行死刑。


提高阻嚇 要增加資源防罪案

兇殺率的高低，受多種因素影響，要知死刑有無阻嚇力，我們要小心把死刑的效果從其他因素中抽出來。艾禮智的論文顯示，平均一次死刑的執行，可減少八次兇殺。若如此，懲罰一人可救回八人性命，是否合乎道德，各人可自行判斷。艾禮智用的是1933至1967年美國的數據，今天是否如此，我不知道。

在某些條件下，死刑卻又未必有阻嚇力，效果可能還剛好相反。例如，一個已殺了人的在逃兇犯是很危險的，他若被抓到便要面對死刑，但他就算再殺多人，同樣也是死刑，多殺一些人的邊際成本是零。倘若多殺人可助其逃脫，既然有好處，又不用額外付出成本，他們容易惡向膽邊生，自然會多殺人。

可能因此之故，歷史中的一些執法，比死刑還要嚴苛，以增加犯罪的阻嚇力。中國古代有凌遲處死、誅九族，在歐洲的一些城堡中參觀，也可見到一些使人悚然的酷刑室與設施，蓋因古人明白在死刑以上尚要增大犯罪（或作反）的邊際成本也。現代社會不能用酷刑，要提高阻嚇力，惟有倚靠增加資源，使兇徒落網的機會率增加。就算有死刑，若殺人犯永不落網，死刑自然無甚阻嚇力。

 

(Sky Post 201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