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是一個平和開放的地方，港人也以務實為指導思想，但極端思潮今天已顯然在部分港人中發芽生根。二零一四年佔中未開始時，已有不少一廂情願但後來又被實踐所完全推翻的論述，例如認為佔中期間暴力不會出現，又或中央政府會因佔中而讓步改變對港政策等等。抱有此等觀點的人雖然錯誤，而他們也迅速地被人趕離舞台，但與後來出現的「接班人」相比，早期的書生仍算不上是極端分子。年初二凌晨旺角出現暴動，繼而有人歌頌暴力，再有人鼓吹不可能成事的「港獨」，甚至成立以「港獨」為目標的政黨，我們就算如何不問世事，也可清楚知道香港確存在著一股極端思潮。我不會把此種思潮當作激進，因為我看不到其進步意義在哪裏。
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會知道以「港獨」為最終目標的極端思想並無意義，「港獨」也不可能真的出現。在軍事上誰肯與解放軍決一死戰？在國際關係上，聯合國早已承認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並否定了香港可以民族自決的權利。在文化上，中國歷史雖盛產漢奸，但要大多數港人明確否定自己是中國人，恐怕是做不到的。在經濟上，就算中國不派兵收回獨立後的香港，只是不與香港作任何經貿來往，香港的經濟也必然崩潰，捱不了多久。「港獨」對香港有害無利，是毋須再辯的。
既然「港獨」不可能成功，「港獨」分子也不成氣候，我們為何仍要對與此相關的極端思想口誅筆伐？不理會這些極端分子不便可以了嗎？
問題沒有這麼簡單。社會中總會有人勤懇工作，努力生產，但一定也有些人不把自食其力看成是一回事，他們要靠別人供養，所以有極大的誘因強化自己寄生於社會的能量。為達此目的，他們對學懂數理化、工程、醫學、文學寫作等社會中有需求的學識技能毫無興趣，反而要精益求精地掌握政治鬥爭技巧，以求能更有效地把別人的財富轉移過來。既然他們把時間都花在職場並無需求的鬥爭技術上，其工作能力難有寸進，甚至難以找到工作，收入也十分有限，繼續要別人供養。這又會加劇社會貧富差距，造成更多怨氣。倘若多些人受到極端分子所惑，只是忙著搞他們心中虛妄的「革命」，那麼因人生失敗而來的怨氣在社會中便越瀰漫，造成惡性循環，累及整個社會。
經濟學假設人的行為理性，但從極端分子罔顧他人安危、別人意見難以聽得進的行為模式看來，他們是否理性？從經濟學所假設的理性角度而言，這些人其實並非不理性。他們就算損害社會安寧，受害的卻不是他們自己，法庭給人的印象又往往是傾向網開一面，進行極端活動又可得部分媒體吹捧，有何不理性？但一個深藏他們心底的死結是港獨不似會成功，化解此種心理壓力的辦法是像鴕鳥般相信並鼓吹中國經濟快將崩潰，中國行將分裂，政府倒台，他們便可像吳三桂般引美軍進駐香港。
姑不論這些希冀是如何荒謬可笑，此種心態其實也是一種典型的末世願望。我曾讀過十九世紀作家Charles
McKay寫過有關十字軍東征的起源及歷史，原來在耶穌誕生後快將一千年期間，歐洲不少人都相信世界末日會在公元一千年左右出現，所以趕到巴勒斯坦聖地以求贖罪並等待末日降臨。但一有此心態，人間的正常行為規範便可視作可有可無，他們賴在聖地不走，漸漸地嚴重干擾到當地人的生活，摩擦不斷，當地的穆斯林亦從本來歡迎遊客的友善態度改為厭惡甚至攻擊他們。那些離去的朝聖者回鄉後又再述說苦況，最後便出現過多次東征，百多年間，歐洲因此而死了二百多萬人。香港的極端分子可能心中都希望見到中國內戰，世界大亂，一切都會從頭開始，既然巨變在即，現在做事如何過份也無所謂了。此種心態與十一世紀時某些朝聖者是相通的。
我不是心理專家，但近月與香港著名精神病醫生李誠教授多有交換意見，他寄來英文的電郵寫得小心，用詞精準，與我所觀察到的完全吻合。在此節譯這位專家的部分看法，讀者可自行判斷其準確性。
精神病學家確知，一些心理脆弱的人（年輕、社會經濟地位低、學業事業落後、自我形象不佳、人際關係能力低下）容易相信、接受及分享一些極端信念並將其付諸行動。他們當中相當大比例有「性格病態」(personality
disorder)，包括偏執、反社會等等症狀，最低限度他們有性格問題。
互聯網把這些人連結了起來，他們溝通時同聲同氣的才會聚在一起，互相加強信念。缺乏同理心，沒有能力從別人的角度看問題是性格病態的病徵。他們就算被人譴責，只會視譴責者為阻礙他們達至偉大目標的壞人，別人越罵他們越覺威風光榮。要說服他們是困難的，吃藥也幫不了忙，他們也不相信自己需要幫助。
從此等專業的診斷中，經濟學的回應應是預防勝於治療。政府一些公共政策或可稍紓矛盾，但改變到極端分子的機會不大。既然如此，集中資源救救孩子，使他們免受極端思想所害便更具成本效益。解藥在哪裏？我相信學校應重點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建立尊重事實的態度，不輕信一些媒體的宣傳或網上的胡言亂語。在接受一個觀點前，必須大量搜集多方資料，小心求證。不要低估回歸理性、放棄一廂情願思維所帶來的功效，它是使香港重拾正軌的必需條件。■
(Yazhou Zhoukan 2016-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