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對經濟的影響 (雷鼎鳴)

香港經濟近年表現不如理想，已是不爭的事實。兩年多前，政府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預期未來20多年，香港實質GDP平均每年有2.8%的增長；在開始階段，更應有3.5%的增長。此預期公布後，社會中不少人認為過於悲觀，但去年增長率卻只得2.4%，今年第一季更只得0.8%。其他的數據也不令人興奮，投資額去年下降了0.5%，服務業出口減3.2%，零售業去年已處風雨飄搖之境；今年頭4個月，減價促銷也頂不住下行壓力，零售總價值下跌了11.4%，耐用品跌幅更大至24.1%。

 

港人應自我檢視

 

此等下行壓力，當然有外在因素，世界經濟復甦仍然乏力，香港的轉口貿易自然受困。內地經濟增長雖放緩，但消費增速卻快，到外地旅遊權充豪客頗成風氣，我在加州的一個名牌商場便見識過他們消費力之強，老美笑逐顏開；香港旅遊業與零售業的壓力，倒是不能歸咎內地人無力消費，而應自我檢視。

 

外在因素我們無法控制，內部因素卻應搞清，看看有無可改善之處。只要近年有在香港居住的，都可清楚看到內耗嚴重，政治因素對經濟民生都已造成巨大的破壞。政治如何影響經濟，已是港人不能迴避而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否則香港可能會從此沒落，失去她的光輝。

 

從一些較直接的角度看，我們也可看到不少政治因素對經濟明顯的負面影響。這些例子不難找到，過去十年八年，尤其是近年，司法覆核已被濫用為解決政治問題的工具；更有甚者，不少搞司法覆核的，都把這極耗費公眾資源的程序看作是免費午餐，只要找到一些無經濟能力的人代為出頭再找個藉口，法援署又接受的話，便可不費一文錢拖慢施政及社會的建設，港珠澳大橋因司法覆核而延誤建設，從而市民要多付幾十億元的公帑，我們記憶猶深。

 

議會拉布本是民主社會中在極不尋常的時候才會採用的策略，而且成熟的議會往往都有既定的剪布機制，但香港的拉布已到胡搞不負責任的地步，當中浪費掉的社會資源已無法估算，而且拉布也無法達到正面的目標，十分無謂。為什麼多種民意調查都顯示大多數市民厭倦拉布，某些政客卻仍可樂此不疲？這顯然與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有關，只要討好到某些小眾，仍可坐穩議席。

 

土地是香港珍貴的資源，但部分土地卻未有有效的發展與使用。新界有些地區若要發展，總有人搞些藉口出來阻撓，近日有租霸毫不尊重私有產權，霸佔土地多時還是非顛倒，自覺理直氣壯，法庭頒下指令也不肯離開。社會中有人做事不理法律，經濟怎不受影響？至於內地旅客到港消費受辱，因而減低來港的意欲，零售直線下滑，已是港人熟知之事。遊客過多而激化中港矛盾，這本來有不少雙贏的解決方法，但有些人沉浸在政治亢奮中，始終沒有好好解決問題。

 

上面所述，雖是港人耳熟能詳的事，但只是政治對經濟的直接而非較深層次的影響，可視之為外傷；但一種政策或一種制度，若然拖低了經濟的長期增長率，問題便嚴重得多，內傷便會出現。

 

舉個例子：假設經濟原本是會以每年平均2.8%的速度增長，但因某種不利經濟的政策或制度，未來30年的年增長率跌到1.8%。不要以為1%的差別微不足道，它每年都會令GDP損失更多一點，30年積累下來的總損失十分可觀。用Excel可輕易算出，按香港去年GDP有2.397萬億元作起點，30年中每年加起來的總損失便有16.16萬億元（這是總損失，並非折現值），等於去年GDP的6.74倍！正是由於長期增長率一旦稍有改變，可造成長期的巨大損失（或改善），所以經濟學界近30年來對研究能改變增長率的因素極度重視。

 

一般而言，制度的影響比政策更加重大，而且會影響長期的增長率。什麼制度有利經濟增長，什麼不利？民主或非民主對經濟增長有影響，有大量證據顯示，民主有時的作用是正面的，有時卻是負面的。民主有優質與劣質之分，前者對經濟有利，後者不利。兩者的不同在於有沒有對經濟發展有利的制度相配合。

 

尋租精英的手法

 

換言之，光是民主制度遠遠不足以推動經濟增長，有時後果還會不妙；反之，若一個專制體制中同時也存在一些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制度，此國的增長率可高於沒有這些制度的民主國家。

 

用香港作例子：香港的自由貿易、資金隨時可進出、低稅制等等制度，皆是並不民主的港英殖民地政府所建立，這也就促成香港過去驕人的增長率；反之，菲律賓、印度等地都採民主制，但過去長時期經濟增長都有問題，近年才見起色。後者缺乏一些對經濟利好的制度，我們也可說其民主制度曾經被架空了，運作不如理想。

 

不利經濟的制度有什麼特點？這是經濟學中一個重大問題，我在八十年代已開始思考。1991年有三位高手（其中的墨菲與史拉法兩人還獲得過地位與諾貝爾獎相若的克拉克獎）在《經濟學季刊》（QJE）發表了一篇影響巨大的文章討論此事【註1】。墨菲等人認為，尋租活動若盛行，經濟增長便會受阻。所謂尋租活動，是一些對社會生產無甚貢獻，卻能把別人財富轉移到自己手上的活動，違法的貪污是一個例子；而合法的政治上的巧取豪奪，爭權奪利，甚至是利益團體或壓力團體的游說活動也可歸入尋租之列。成功的尋租精英會懂得利用規模效應，把影響人數眾多的公共權力或資源弄到自己手上。

 

在很多國家，哪些人最擅長尋租活動？墨菲等人認為律師是也（醫生在世界不少地方也是高收入行業，但醫生的生產受制於報酬遞減律，醫治的病人數量有限，所以並非賺錢最多的行業）！反之，工程師卻是生產與創新科技的人才，與尋租活動無甚關係。據此看法，墨菲等人找來1970至1985年91個國家的數據，發現在大學生中讀法律的比例愈高，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該國的經濟增長便愈低；反之，工程科學生的比例愈高，經濟增長便愈高。

 

墨菲等人對此結果的解讀為，社會環境若有利尋租活動，即走此途徑者可獲巨利，則自會吸引多些精英分子（大學生）選讀最適合尋租的學科，但若社會重視生產，則工程師吃香。早在八十年代，前中文大學的教授楊瑞輝與他當時在美國的同事已用另一套有關律師與工程師的數據發現相近的結果【註2】。

 

最合尋租的學科

 

我查過內地的數據，在2014年，33.9%的大學本科生（尚未計及專科學校的技術學生）修讀工科、讀法律的只有3.6%；碩士班的，34.6%是工科，7%是法學；博士的，38%工科，5.1%法學，差別不可謂不大。這解釋到為何內地的建設及創新科技十分活躍，對經濟增長有利，但律師比例低可能只是因為法律在內地並非尋租的最適合工具。

 

我自己在1999年在《政治經濟學報》（JPE）也發表過論文【註3】，指出尋租活動固然可破壞經濟增長，但更深遠的影響是引導了更多的人，把時間精力都用在學習尋租之道，要知道，政治或經濟上的利益並非唾手可得，而是要擁有經濟鍛煉與學習所得到的相關技能才能更成功，一旦社會中的精英把精力放在此道上，生產及創新技能的人才便會減少，企業家的創業及創新活動便會受制，社會經濟便會長期停滯不前。觀乎香港不少人對部分學生有書不讀的擔憂，正與我多年前的發現吻合。

 

我們也要注意到，尋租並不單只是活動，它的更高境界是利用手上的影響力建立一些與尋租相適應的制度，這可大大有利於尋租活動的常態化與持續性，對社會的破壞尤其深遠。香港可否建立有效的剪布制度，令拉布不至濫用？又或設立更嚴謹的司法覆核及相關的法援制度，使司法制度中的資源不致被浪費及拖低施政效率？

 

我看這殊不容易，因為這會動搖到尋租者的根本利益，他們羽翼已成，必然誓死反撲；近日法庭判決一位無理申請司法覆核的大學生要賠償190萬，是遲來的喜訊，但此事未完結，結果如何，還要拭目以待。我並不很樂觀，近年法官判案時，就算是罪名成立，量刑輕重是否公平，卻大有可爭議之處，希望這並非因為法官受到其法律界同儕之間的友誼壓力所致，但香港法律界圈子窄小，談何容易。

 

我們若細想一下，社會中出現不利經濟發展的制度其實十分奇怪。根據「科斯定理」，若無交易成本的障礙，社會中各種利益的持份者大可通過討價還價，廢除一些浪費資源的制度，從而讓所有人都可共贏。阻礙經濟發展的制度之所以存在，必然是有某種交易成本存在，阻礙持份者的協商。

 

香港有條件再生金蛋

 

另一位克拉克獎得主、麻省理工的阿森莫古（Daron Acemoglu）便曾發文探討此事【註4】。他首先指出，歷史上有無數例子，顯示統治者往往選擇一些惡劣的制度，原因並非他們不知道有更好的選擇，過去歐洲的不少殖民地便提供不少這方面的證據。

 

究其原因，是在政治領域內，持份者討價還價得出的「合約」很多時根本無法落實，例如人民很難告訴某些政客，你若肯支持某制度，人民會付錢補償你的損失，大家共贏。代之而來的是利益有衝突的各方只會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互相鬥爭，社會無法達到和諧。

 

在香港，政治已深刻地影響經濟的前景，港人有很大的機會錯失經濟發展的機遇，困難之一是有些人刻意地激化中港矛盾，而不是去化解矛盾。在中港政經力量懸殊的大局面下，某些人推動港獨等活動無異害己害人，必須鳴鼓而攻之。6年多前我在本報一再提過，香港必須令自己能對中國的經濟有貢獻才可能保持地位。近年中國政府推動「一帶一路」，這是一項對中國十分有利的重要國策，而香港又確有潛力對此作出難以替代的貢獻。

 

換言之，中央有用得到香港的地方，中港矛盾有機會可變為互動互贏，香港有可能又變回一隻會生金蛋的鵝，但前提是港人能否懂得利用這機遇，積極探討如何在「一帶一路」國策中作貢獻，否則這隻鵝最終被認為不會生金蛋，她的際遇便好不到哪裏去。

 

 

註1：Kevin Murphy, Andrei Shleifer, Robert Vishny: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91.

 

註2：Stephen Magee, William Brock, Leslie Young: Black Hole Tariffs and Endogenous Policy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註3：Isaac Ehrlich, Francis T. Lui: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 1999.

 

註4：Daron Acemoglu: 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Social Conflict, Commitment,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HKEJ 2016-6-25)

書店事件與情報戰 (雷鼎鳴)

我不是一個多疑的人，相熟朋友若無喜愛吹牛的形象，我通常對他們所言的合理之處，照單全收，不會懷疑其動機。但在學術及公共議題上，我取態卻更謹慎，非看到可驗證的證據，否則對各種說法一般存疑。

林榮基事件已擾攘多時，我對李波及林二人的說詞都大覺可疑，若無進一步的證據，我只會視整個事件是疑案。為何如此？因二人都有強大的誘因隱瞞部分事實，我們不易理出真相。至於不少人各自以為已搞清來龍去脈，恐怕只是他們根據個人喜好去作出判斷而已，難合乎學界定案的標準。


各人均有誘因隱瞞部分事實

李波不願把情況說清楚，並不奇怪，可能他自知犯了內地的法（出版禁書，書店並有向內地出售，他不易脫清關係），又或許因他有親人在內地，恐牽連他們。此乃人之常情，當年我在美國讀書時的台灣同學，不少便十分懼怕被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打小報告，連累家人，所以噤若寒蟬。但既然如此，我們追問下去，也是枉然。

林榮基也可能有極大的誘因誤導公眾。他指使在深圳的女友偷偷摸摸寄禁書，顯然是他早知道這是違反內地法律的舉動。他回港取證可是難得的脫身機會，但他亦應知道一旦不按約定回內地，手尾也會很長，為求脫罪，把事情政治化，並將之搞得愈大便愈有利。正如同文關品方博士在友報所言，把事情搞大便可為自己建造一個金鐘罩，且他也確知，香港一些政客極有興趣為他服務，尤其是選舉在即。既有此可能性，他所說故事的核心內容我們便不能不有所保留，但這並不表示一些細節全是謊言，例如他到過韶關的圖書館，此事無關宏旨，他若說謊便十分笨蛋。

港人可否在港出版內地的禁書？按《基本法》的條文，這並無不可。事實上，在機場的書店或遊客常到地區的報攤上，此類書籍充斥於市，我偶然在書店也會翻看幾頁，但絕不會花錢買入並帶回內地，以身試法。這些書大都是八卦傳聞，繪影繪聲，作者有如身在現場，讀者似乎也只會抱着看八卦娛樂小說的心情讀這些書，中央政府似乎多年來都未有多加理會。不過，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倘若某些涉及人事變化或軍事的內容竟有準確的部分，那麼中央的情報部門便必有興趣查清楚其消息來源是甚麼，外國的特務單位也會高度重視。「流料」無事，但「堅料」卻可能引來大禍。

香港數十年來都是一重要的國際情報中心，一般人或許對此沒有感覺，但我在大學時便已知道。當時我在圖書館要負責「執書」以謀生計，每天都要把一、二呎厚來自香港美國領事館寄來的文件，放在大學圖書館的書架。這些文件都是與內地有關，電台廣播被逐字譯為英文，內地某位領導人說了個甚麼經濟數據，老美也立時記錄在案。中國改革開放後，數據大量公開，按理不少這些資料整理人會失業，但情況恐非如此，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據傳聞是增加不少。


各國諜戰頻仍勿牽涉其中

內地對情報是極為敏感的，我對此頗有體會。我在校讀書時，曾根據在圖書館可找到的美國國會及中情局所整理的一些數據，用定量方法估算過當時中國農業的生產函數。先師歷史學家何炳棣教授讀過該文後，認為「有點東西」，並去信給他朋友—後來當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馬洪，推薦他們出版，怎料馬洪回信，指出此文用上了中情局的數字，不能刊登，也許他們不知中情局很多數據是公開的（當然不是全部）。

是否只有內地政府才會對情報特別敏感？年前有朋友介紹我讀一本由David Wise所寫的中美間諜鬥爭的報告文學，書名叫《Tiger Trap》。朋友對這方面很有研究， 力 證Wise在行內很有聲譽，調查認真。書中詳述美國的「強力」部門如何在民居中暗裝監聽器（這顯然是違法的），如何插贓，當中情色事件並不缺乏。

我讀時頓感驚心動魂，因書中所述人物，有好些我都認識，例如當中的女主角，竟是我離開芝大後才入讀的師妹，她以香港人的身份可以入到當時國家主席的辦公室，美國對其大感興趣，據書中所說，她成了雙面間諜，當年案件在美國華人圈子中曾轟動一時。

由此可知，我們雖大可要求事事依法辦事，但一涉及某些特殊機構，就算是美國政府也自有一套暗黑作業的方法，這些方法不是我們普通市民所能承受，港人最好不把自己捲入這類事故，香港也不要變成國際情報中心。

 

(Sky Post 2016-6-24)

強積金對沖與失業保險 (雷鼎鳴)

退休保障是困擾現代社會的重要問題。以香港為例，男的平均壽命82，女的是87，若是今天才出生的，加上未來數十年醫療的進步，有人估計過，有過半數可活過百歲，但人一生中，可以工作賺錢的時間，不過稍多於40年，再加上不少人一生都不太工作，所以平均而言，人大約工作稍多於30年，卻要儲到足夠的錢支撑80多年，甚至過100年的生活，你道可用作退休的資源是否極為有限？我們是否要把珍貴的資源最合理地使用？政府是否不論貧富都同樣派發福利？又錢應用在醫療上，還是用在退休人士的生活開支上？

現在香港有關退休保障的討論可聚焦在兩個議題上。第一個是應否不論貧富，全民都可得到退休福利；第二個是強積金的供款可否被抽出來，用作對沖遣散費與長期服務金。

資源有限 照顧最有需要人士

關於全民退保問題，我多年來及最近在友報都寫過文章詳細分析，以香港的人口結構及港人的長壽，此計劃根本在財務上無法持續。近月有一些社工及學界中人弄出一個養老金的學者方案，聲稱計劃直至2064年仍有1,600億以上的盈餘，他們的計算沒錯，但可惜用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假設，我用上兩年前「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所用的較合理假設後，得出此種方案到2064年時，不但沒盈餘，還很有可能欠下1萬億至3萬億元的巨債，詳見我在友報近日的拙作。因此之故，我並不認同不論貧富的亂派退休福利，在資源有限下，錢應用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保障自己的退休或自己父母的退休，是公民的責任，但我們並無權利要求納稅人保障我們自己的退休。

每個人都有責任為自己將來的退休作出準備，最根本的方法便是儲蓄及生兒育女。後者先不論，儲蓄的一條重要支柱是強積金。強積金為人詬病之處是收費高昂，而高收費的原因是基金沒有全自由行，打工仔不能全部決定可把自己積累的資金投放在哪個基金上，這樣便使到市場缺乏競爭力，基金不但高收費，而且容易得過且過，投資回報表現平庸。為甚麼沒有全自由行？原因是僱主有權把強積金累積的供款用作支付僱員的遣散費與長期服務金，所以不願見到僱員有調撥強積金供款的自主權。可見，若要改革強積金，解決這個遣散費及長期金的所謂「對沖」問題十分關鍵。

所謂遣散費，是指僱員工作了兩年或以上後，而又並非因公司冗員過多被炒，離職時可得最後工作月工資三分之一乘以工作年數。假如僱員工作逾五年或以上，就算離職原因是冗員過多，也可得一筆長服金，金額計算與遣散費的公式一樣。

遣散費與長服金其實都是一種失業保險，它們的性質與為了準備退休的強積金風馬牛不相及，把它們搞在一起，不倫不類，亦因此而破壞了強積金的完整性，有必要把對沖機制廢掉，另立一種與強積金無關的失業保險制度。

另立新制 解決失業保障問題

這樣做有何好處？從2001至2015年，通過對冲被取走的強積金共約280億元（佔今天強積金總資產低於5％）。對沖的存在大大影響到強積金的效率。強積金的收費率比國外的同類產品高出一個百分點以上，假如可省回這筆流到基金經理口袋的費用，我算過一下，強積金的總資產（因省回1個百分點的費用）比現在起碼可多出445億元。為了280億元而失掉445億元，對打工仔十分不划算。

若是把對冲從強積金拆解出來，改設失業保險，要多少錢？2015年遣散費及長服金共對沖走了33.54億元，我們可寬鬆一點，可假設失業保險每年要賠償50億元。錢從何而來？我不反對僱主與僱員都可供款搞失業保險，另一途經是政府可將某些人建議注入全民退保的1,000億元改為失業保險基金，未來幾十年便都有資金處理失業保險，值得政府考慮，但當然其設計要合理，才可減少道德風險的出現。

 

(Sky Post 2016-6-17)

三大領域推動中國經濟增長 (雷鼎鳴)

中國政府轉向重視「供給側」經濟學，打算較少倚靠財政或貨幣政策等短綫刺激需求，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古典經濟學中有「薩伊定律」（Say's Law）一說，即供給自會創造需求，既然如此，我們抓着「供給側」，清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自然是治本的王道。在「供給側」方面，我相信有三大領域可以成為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新動力，但各自面對的問題不同。

第一個領域是資訊科技。還不到幾年前，中國科技界給人的印象，是頗為缺乏創新，抄襲盛行，而且抄襲方面的技術高超。但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中國憑着它極為龐大的消費市場，及迅捷的新科技市場滲透率，為創新者提供到強大的經濟誘因，雖然社會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不少能想出新點子的人，在意念被人抄襲前已可賺到一大筆，反倒專職抄襲的人雖然不用花費成本創新，但只能永遠的跟着別人走。


學術論文急增 新科技產品受捧

近年中國的科學家，在世界上最頂尖的學術期刊出版的論文數量急升，甚至連美國矽谷的世界級公司，也在參考及購買中國的資訊科技產品，一些大型的資訊科技公司也已在世界中打響名堂，中國的資訊科技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市場中對新的資訊科技產品也十分歡迎，政府除了為知識產權提供一定的保護以外，根本毋須干預市場。

第二個領域是環保生態。改善生態能促進人民的快樂，本身便極具經濟效益，但它卻面對着兩種障礙。第一是不論生態的破壞或改善都沒算在GDP內，不是不應該算，而是GDP只能通過市場中的交易去計算生產的價值，沒通過市場交易，例如在家中洗衣、造飯，或改善環境，雖然有益、有建設性，還是算不入GDP。這便引出一個難題，地方政府就算保護生態得力，但成績沒有在GDP中反映，他們就沒強大誘因去改善環境。引入並發展「綠色GDP」的概念，是應對的方法之一。


改善環境新常態 醫療改革潛力大

第二個障礙是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公共財富，叫公司花費資源去改善環境等於要公司無償為社會服務，在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下，不易令公司有誘因生產環保產品，除非這些產品能在市場中出售圖利。由此可知，將環境生態與市場掛鈎才能將改善環境的動力變成生產力的一部分。公司也可被要求付錢買下了一些排污權後才准排污，這些排污權大可在市場中自由買賣，買不到的便要自己公司控制排污了。

第三個領域是醫療與生命科技。生命有價，延長壽命或改善人民健康都可提升人民的快樂程度，凡是做到此點的，便等於有經濟價值。但健康與生態一樣，在內地均沒有很好的計價工具，這也就使到醫療系統的發展被拖慢。

內地醫生很少能開私人診所，因收入有限，社會地位亦遠不如在外地高。每有見到內地電視台替一些藥物或醫療用具賣廣告，法螺被吹得大響，藥物全都變成仙丹，能醫百病，由此已可知醫療系統有待改進。但正因有問題，我們才看到繼續進步的潛力，否則若一切事物已盡善盡美，如何還能進步？而隨着人民收入的上升，他們對健康的需求也必會愈來愈強烈，改善醫療系統，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新動力。

 

(Sky Post 2016-6-10)

香港「全民退保」的困局 (雷鼎鳴)

香港人口步入老化，已是不可忽視的現實。港人年齡中位數已達44，比起一些年輕人較多的國家，例如年齡中位數只有27的印度，甚至是34的新加坡，港人已微顯老態。記得曾有份報章在新聞標題上用上「五旬老翁」的字眼，可能再過十年左右，半數以上的港人都會在50歲以上，都可稱老翁或老婦了。

 

人口老化是一個很現代的問題，在古代或在落後的地區，人沒有這麼長的壽命，不會受到人口老化困擾。但醫學不斷進步，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狄頓（Angus Deaton）曾估算過，今天在發達地區出生的女嬰有超過一半機會活過100歲。一個全職工作的人，一生工作年數大約42年，但因有些人基本上不工作，就算我們假設勞動參與率高達八成，平均而言，一個人一生工作只有33年左右。工作33年，卻活到近百歲，若不早作儲蓄養老，社會如何能夠承受？要求政府負責也解決不了問題，它與個人一樣，都要問錢從何而來，納稅人太少，退休人太多，政府也無能為力。

 

港人壽命長生育率低

 

香港的人口老化及退休問題，其實可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是港人壽命很長，就算醫療科技與服務以後都毫無進步（這假設當然不正確），男的平均可活到82，女的87，而且長者中的長者比例越來越高。但長壽不是壞事，我們絕不可通過減壽去解決人口老化問題。社會最多能做到的，只是推延退休年齡，但這也常會遇到不少阻力。

 

第二部分是生育率奇低，一個女人一生人平均只生育1至2個小孩，更有甚者，是選擇完全不生子女的人越來越多。用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數據推導，40至44歲的婦女中，有39.3%沒有子女。有些人認為政府可推出政策獎勵生育，但這是效果微小、無補於事的。我過去曾在這方面做過研究，發現港人不生育或少生育的主因有二：一是樓價太貴，二是教育費高昂（包括學費、補習費、課外活動開支等等）。若問要政府補貼多少才肯多生一個小孩，回應多是數以百萬計，政府根本遠遠沒有這個財力。國外的不少同類經驗也只是說明，補貼或其他的幫助往往只能把生育的時間稍為提早而已。就算某些政策有效，生育率得以提高，但這個過程必極為緩慢，從1.2的總和生育率升至2左右（其實我不相信可以做得到），沒有二、三十年以上，不大可能發生，而且要這些新生代擴散到不同年齡群，尚需再多幾十年的時間。能夠納稅的年齡群，人數頂多是緩慢增長。

 

納稅人少「隨收隨支」不可行

 

第三部分是香港政府目前雖然財儲豐厚，但年前特區政府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所作的研究報告早已顯示，若政府不收緊開支，到了2042年，最壞的情況是政府不但儲備早已用盡，而且會欠下近10萬億元的巨債。原因正是人口的急劇老化會推高醫療、福利等開支，而「工作小組」在推演政府開支時，並無包括所謂「全民退保」在內。

 

社會中一直有人認為香港應建立一種有濃厚隨收隨支色彩的「全民退保」制度，我則素來認為在人口結構呈倒轉金字塔的香港，即老人多，年輕納稅人少，涉及跨代財富轉移的隨收隨支制不可行。在理念上為「全民退保」辯護的理據中，最強有力的是認為這是一種長壽保險，有了它，老人可放心用錢，不用因不知可再活多少年而節衣縮食。但保險的功能只是用以減低不確定因素帶來的財務風險，現在香港要面對的人口老化問題，不確定因素並不是這麼重要，困難是大家都預期壽命大幅上升，此點並無多大的不確定。既然壽命這麼長，節衣縮食會把資源留到更老時才使用，是十分理性的行為，若把「全民退保」看成為長壽保險，則保費會高至政府承擔不了，因太多人都太長命，而納稅人太少也。

 

若論推算上的專業， 「全民退保」的支持者中，則以去年11月提出所謂「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的撰寫人最為突出。

 

「學者方案」並無可持續性

 

他們假設了一個虛擬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實質工資從2016至2064年都是零增長，商業利潤也是零增長，政府則先要把1000億注入一個基金中，然後強制僱員以後把本應存入他們強積金的等於工資5%的供款以抽稅的形式抽走，也注到「養老金」中。此外，商界（利潤大於千萬的公司）也要繳交等於其利潤1.9%的額外稅款，同樣是用在「養老金」中。而「養老金」的最大財政來源，則是建議政府取消長者綜援及生果金，將省回的錢也注入「養老金」中。有了這些財政來源，65歲或以上的長者每月可領取3400元（已扣掉通脹），到了2064年，都是同一金額。

 

根據「學者方案」的推算，此計劃到了2064年，尚會有1600多億的期末結餘，所以他們認為此計劃具備可持續性。

 

在納稅人越來越少，退休人則越來越多的大環境下， 「全民退保」的財政困局會這麼容易解決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他們的計算雖無大錯，但所定假設卻很有問題，稍為修正，方案不但不會有期末結餘，還會欠下巨債！方案並不真正可行。方案的假設有兩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它假設了政府將來可省回很多本來要用在長者綜援及生果金的錢，並將其注入「養老金」中，這個數額比「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兩年前所作較合理的假設大得多，而政府其實不但沒有為這筆錢作任何額外預算，而且為了削減未來因人口老化而會出現的財赤，還要想盡辦法削減開支。我只修訂了這個假設，改為沿用「工作小組」原來的假設， 「學者方案」的其他假設維持不變，經過精算後，可得出在2064年期末結餘是負3348億元，在2029年開始出現入不敷支，2051年結餘開始變為負數，方案並沒有可持續性。這是文末附表中「情景一」的結果。

 

入息審查方案較為可行

 

第二個問題，是實質工資數十年都不變，利潤亦不變，即經濟完全停頓。這是可能性極低的虛擬假設。在「情景二」中，我假設工資每年上升2%，利潤每年也上升2%，派發給長者的福利，每年每人也有2%的實質增長，即推行「養老金」後，政府可省回更多的長者福利。不過，工資上升後，福利亦要每年2%上升，以維持所謂的「替代率」的不變。「情景二」的結果顯示，2064年的期末結餘會擴至負10663億元，方案更無可持續性。

 

在「情景二」中，我們假設了長者福利轉移也每年有2%的實質增長，但正如前文所述，政府根本沒有預算要用這麼多錢，而且我們亦無充分理據認為長者綜援與生果金每年都可隨實質工資而上升。在「情景二」中刪除了這個條件，改為假設每名領取長者福利的人所得實質金額不變，那麼期末結餘更成為負29267億元，這是表中的「情景三」。倘若向商界額外徵收的利潤稅沒有每年2%的增長， 「情景三」便變為「情景四」，2064年的期末結餘是負34305億元。

 

我認為較可能的結果是在「情景二」與「情景三」之間，但這已是數以萬億計的期末負結餘了。在支持「不論貧富」的「全民退保」各方案中，運算做得最專業的「學者方案」，也是完全不具備可持續性，遑論其他。扶貧委員會所提出的有資產入息審查的退保方案更為可行。

 

(TKP 2016-6-7)

 

脫歐對英弊多於利 (雷鼎鳴)

即將到來的六月二十三日，英國便要舉行公投，決定留在歐盟，還是退出。我看過不同日子的民意調查，在大多數時間，贊成留在歐盟的人數較多，但也有例外，兩邊的支持度差別其實不大，最後結果如何，現在無法預測，似乎要看投票當天英國人的心情而定。是否脫歐（Brexit），本是英國歷史中的大事，比起選首相更加重要，但將來的結果卻是充滿隨意性。

美國的開國之父，在制定美國憲法時便特地排除了聯邦政府用公投立法的可能，他們在訂定憲法前的辯論中，所提出反對公投的理據之一，便是指出民意常常會左右搖擺，不太靠得住，所以讓民選代表在國會中深入辯論後才立法，更少犯錯誤。


沿用獨立政策 享受貿易優勢

要分析英國應否脫歐，我們先要明瞭歐盟的本質。歐盟現時有二十八個成員國，其總產值稍高於美國，若用官方匯率而不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它是世界最大的經濟板塊。歐盟成員國之間有高度的自由貿易、資金及勞工的流動，恍如大家都屬同一個國家。

把成員國綁在一起的還有貨幣制度，二十八個成員國中，有十八個都屬於歐元區，除了英國及丹麥外，其餘的國家在條件成熟後，也會加入歐元區。不過，這二十八個成員又都各自有自己的政府，並有相對獨立的財政政策，這便構成了難題：可否大家都使用同一貨幣，但有些政府十分節儉，另一些則是大花筒？這容易造成困擾。

大花筒的政府需要借債度日，它希望利息低企，節儉的政府有盈餘，可提供借貸，它希望利息愈高愈好。在使用歐元的統一貨幣聯盟下，利息卻是劃一的，各成員國難免同床異夢，利益不一致。


歐盟實力減弱 俄國或最歡迎

但英國與其他的主要歐盟成員國不同，它有英鎊作為自己的貨幣，沒有上文談到的貨幣統一財政政策所造成的矛盾，但英國同時又可享受到歐盟帶來的自由貿易及投資等等的好處。因此我相信英國留在歐盟，對英國是利大於弊。

主張脫歐的人似乎相信，就算退出歐盟，這些自由貿易及資源流動帶來的好處，也可通過與歐盟談判而保存下來。但經濟簡單得多的格陵蘭（屬於丹麥王國的海外自治領地）在脫歐後也要談判了三年才保得住某些條款，英國人口比格陵蘭多一百倍以上，若要談判，時間一定長得多。在未有談判結果前，很多的合約或投資計劃根本無法落實，這會造成多大的不確定性？

我甚至傾向相信英國一旦脫歐，與歐盟的談判不會順利。英國是大國，若不懲戒它，容易使其他國家有樣學樣，歐盟能否維持下去，頓成疑問。

倫敦政經學院（LSE）有學者估算過，脫歐後因貿易減少帶來的損失，大約等同於GDP下降9.5％，另投資損失等於3.4％的GDP，二者相加，等於約GPD的13％，而且此種GDP水平的下挫並非是暫時性的，要很久才能追回。

最歡迎英國脫歐的可能是俄羅斯，歐盟長遠而言是俄羅斯的競爭對手，歐盟實力減弱，普京會從心底笑出來。

我不知北京的態度，也許除了說尊重英國人民的選擇外，它會覺得分化了的歐洲更易應付或可利用。

 

(Sky Post 2016-6-3)

 

為何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不可行 (雷鼎鳴)

扶貧委員會有關退休保障的諮詢已近尾聲，從新聞報道可見，這次諮詢已被高度政治化，原因也許是立法會選舉在即，有人要炒熱這個議題以增加選票。這是很可惜的，香港已初步進入老化期，未來人口急劇老化，按照統計處的人口推算，2016年，市場中勞動力(扣除了外傭)與65歲或以上人口的比例是3.02比1，到2064年此比例更會跌至1.11比1。

 

強積金是退保的重要支柱，但制度上有缺失，須予改正。退保問題複雜，一些人熱中於叫叫口號做一些政治姿態，對建立一個可持續及可取的退保制度並無好處。

 

坊間也曾提出過一些退保方案，但大多粗疏，經不起推敲，年前周永新教授的團隊受政府所託，分析過多種這些方案，已指出它們並不可行。不過，周教授團隊毛遂自薦所提出的方案一樣沒有持續性，此方案至2041年儲備仍未用光，但之後卻隨即破產，而且缺口急劇擴大，惟有加稅或大減福利才可能平衡。到2042年，今天30多歲的人仍未退休，但該方案已無持續性，難怪不少朋友及政府都覺得無法採納。

 

方案假設 頗有問題

 

去年11月，一些社工學者牽頭，修訂了過去周教授團隊的方案，推出一個名為「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下稱「方案」），並找了一些支持者聯署。我不認識「方案」的主要作者，但估計應是周教授團隊中原來的成員，因為從其處理數據及訂定假設中，可看出其對退保方案的計算運作頗為專業熟練，值得一讚。有朋友曾因「方案」的帶頭人是社工學者，過去頗帶有壓力團體的味道，所以不認為其「方案」有何嚴謹之處。我不同意此種看法，既是學界中人，肯公開發表一些推算，其數學上犯上錯誤的機會必定很低，我們若不同意其結論，必然是因為其假設有問題。

 

我判斷退保方案會用兩個準則，一是其是否可以持續，二是其結果是否可取。先分析「方案」的可持續性問題。

 

「方案」虛擬了一個經濟體，未來50年實質工資人人不變，公司的利潤也是原封不動，但人口結構還是按政府所推算般演變下去。在分析問題時，虛擬一個世界並非壞事，甚至是必須的，但若與真實世界差距太大便會出現問題。「方案」要求三方供款：政府先付出1000億元（是否1000億元，視乎用哪一年的物價，但此種差別影響不大，我也就不理會），每年利潤過1000萬元的商界企業則每年繳付利潤的1.9%，即每年多交約112.4億元的稅。工作人口也要繳款，僱員及僱主都要把本來是付給強積金的一半交予政府，而不是交到自己強積金戶口中。

 

更重要的部分是，從此不發長者綜援及長者生活津貼，省回的錢也放到養老金中。「方案」假設，最初投入的資金每年的實質回報率是2%。65歲以上的退休者人人每月可得3400元（以2015年物價計算），從現在到2064年都是每月3400元（扣掉了通脹）。

 

設計者在去年11月初次發布「方案」時聲稱，到了2064年這筆養老金尚有548億元的結餘，雖則從其公布的推算中我們可看到結餘不斷下降。今年初，他們又重估結餘，認為應高達1682億元（2016年的物價），既然到了2064年「方案」仍未破產，他們據此便認為它具備可持續性。

 

對於退保制度的財務推算，我過去20多年來已做過不知多少次，在這方面我算是個熟手工人了。我有一個原則，若沒有用Excel複製出一個別人方案的推算過程，便不算真的明白此方案。幾年前，有10多名支持全民退保的人找我討論，我便發覺我比他們更熟悉他們自己的方案，原因是我早已在電腦前做過「精算」，但其實這也算不上「精算」，因為在數學上它連高等數學也用不上。

 

對「方案」的結果，我一樣盡可能地掌握他們大假設中的小假設（例如，他們用哪一個月的物價指數我便無從得知），再嘗試推導他們的結果。

 

這裏有一困難，「方案」的資金來源有近半是假設會取消長者綜援及長者生活津貼，政府並會把省回的錢注入到此養老金中，但這些福利的未來使用率有多少，亦即可省回多少，卻只能是假設；而他們的假設，與兩年前我有參與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工作小組）中所作的假設有頗大的出入（此種差異對推算影響頗大，下面再談）。但我仍是用他們的假設做了次推算（我曾向政府索取過一些相關數據才可作此等推算），結果是2064年有1610億元的結餘，與他們的計算結果差別甚微，由此支持了我對學者不會在計算上作假的信任。

 

修正結果 完全改變

 

要了解這筆賬目的來龍去脈，我們可把其收支項目分析一下。從2016至2064年，在收入上，政府先注資971億元（以2015年價格計算．下同。用2016年物價則是1000億元），從原本強積金供款轉移過來共15388億元，假設政府取消了長者綜援及生津後可省回22053萬億元，並把此數轉為養老金，商界被抽稅共5508億元，利息收入共2429億元，可得出收入總數為46349億元。開支方面，總共發放福利44622億元，加上118億元的行政費用，共支出44740億元，所以有期末結餘約1610億元。

 

計算無誤，但好幾個假設都大有問題，修正了這些假設，結果會完全改變。

 

先談第一個有問題的假設。政府若取消長者綜援及長者生活津貼，可為養老金注入多少省回的錢？在2015年長者綜援的使用率是13.1%，長者生活津貼的使用率是37.4%，工作小組推斷到了2041年，長者綜援的使用率會跌至6.7%，而長者生活津貼則會升至38.5%；若把演算推至2064年，長者綜援可再微跌至6.1%，生津則微升至38.6%。

 

為什麼將來領取長者綜援的比例會減少？這是因為20多年後強積金早已成熟，退休者很多都是中產，所以需要綜援的長者人口比例會低於今天。要注意，到時因為老年總人口增加，就算領取綜援的長者比例減低，其絕對人數卻仍可上升。更重要的是，根據工作小組的推算，即使福利使用率下降，政府若不加緊控制開支，到了2041年左右，政府儲備不但早已用光，還有可能欠下近10萬億元的巨債，情況有如今天人口老化的日本般。

 

所謂資金 純屬虛擬

 

但「方案」卻假設到了2064年，長者綜援的使用率會升至17.2%，生津則微升至39.8%。據此，他們認為政府可省回一大筆錢注入養老金中。但這筆錢本來便並不存在，就算只是6.1%不是17.2%，政府將來受困於人口老化帶來的財赤，已經會感到捉襟見肘，疲於奔命，哪有可能放寬已擁有強積金的長者領取綜援的標準？由此可見，「方案」中說政府可注入養老金的22053億元，只是一個虛擬的數字，政府預算中根本沒有這筆錢，也不知它從何而來。

 

我們若沿用工作小組較合乎常理有關長者福利使用率的推算，但不改變「方案」的其他假設，立時便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這筆所謂「長者社會保障轉移」從2016至2064年的總數，便從上文所說的22053億元劇減至18638億元，再加上利息收入因而減少，到了2029年養老金便開始出現赤字，2051年結餘成為負數，到了2064年總共欠下3348億元（以2015年物價計算），「方案」完全失去可持續性。我相信「方案」的設計人也十分清楚修訂這個假設所帶來的結果。

 

但上述的結果尚未算最嚴重，我們還要看看「方案」隱藏的另一個更糟糕的假設。「方案」假設未來50年港人的實質工資完全停頓，亦即經濟可能毫無增長，但同時政府竟又不知從何處拿來的錢，可不斷增加長者的福利。我雖對香港經濟的未來也有悲觀情緒，但50年無增長顯然是與實際世界有頗大距離的假設。

 

工資有增長又怎樣？按照「方案」中要求向僱主僱員各徵稅2.5%（其實等於向僱員徵收5%，因為這筆錢本來完全屬於僱員所有），僱員要繳交的稅款必然會隨工資上升而增加。沒錯，這是稅收，不是供款，稅收的定義是交了稅給政府後，這筆錢已不屬自己，如何運用，已無話語權，這與供款到自己擁有的強積金戶口頗有不同。

 

全民得益 才可稱「惠」

 

供款增加不是對「方案」的可持續性更有利嗎？假如政府未來50年都一成不變，每月都只發放3400元的養老金，這當然會令「方案」財務上更可行。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港人繳交的養老金稅款愈來愈多，但將來可取回的福利卻永不變動，擺明是搵笨，政治上怎麼可行？在世界上我們也找不到此等例子。

 

今天不少支持「方案」的人士在1993/94年間要求每月退休利是1500元，但今天要求的卻是3400元（2015年物價），在扣掉這20多年的通脹後，他們要求的福利，正是以年均稍多於2%的速度增長，與實質工資的增速十分接近。由此可見，若經濟有增長，養老金的收入是會增加，但支出一樣會上升，兩者誰更大一些？顯然是收入增加得沒有這麼快，因為「方案」中的大部分收入根本不是靠僱員的稅款。

 

我修訂了「方案」關於經濟完全停頓的不切實際的假設，改為假設實質工資每年增長2%，發放的福利亦與此掛鈎，每年實質增加2%；再加上沿用工作小組有關福利轉移的假設，一算之下，嚴重後果立時顯現——從2015至2064年，養老福利總共耗用78146億元，2025年便開始出現財赤，2035年結餘成負數，開始欠債，比周永新團隊原本的建議更早，到了2064年期末結餘是欠債34245億元！「方案」在真實世界中毫無可持續性。我們若容許向商界的徵稅增加，欠債會減少一些，但影響甚微。這些推算不難，「方案」的執筆人大可自行計算，我相信若用相同假設，他們的結果與我的不會有大差別。

 

「方案」的支持者似乎不滿扶貧委員會用「不論貧富」去形容全民退保，他們認為應改用「惠及全民」一詞。我對這些詞語之爭不感興趣，但必須指出，「不論貧富」用字十分中性，「惠及全民」的「惠」卻明顯是預設立場，必須證明所有人都得益才可用此語。正如上文所得的結論，我們見到的是天文數字般的欠債，向商界50年內徵收5000多億元的額外稅收，必然對香港的企業股價造成下挫，股民因而蒙受損失，「方案」用「累及全民」似更為適當。

 

隨收隨支 造成浪費

 

有沒有更可取的方案？有的。長者人數將會劇增，社會資源必須較集中地用在真正有需要的長者身上，不要忘記，醫療開支才是未來財政上的大患。資產入息審查我不喜歡，但卻是必須之惡。

 

對窮人政府大可繼續用福利政策應付，對大多數人而言，強積金成熟後所能提供的保障卻是可遠大於每月3400元。

 

我沿用「方案」中其他的假設，經濟完全停頓，工資零增長，投資實質回報每年2%，商界要每年注入利潤的1.9%，政府開始時要注入1000億元，這些資金平均注入每個強積金戶口中，當然，港人的強積金要如以往般供款，平均月薪16400元。

 

我並非認同這些做法及假設，但用上這些假設純粹是用以與隨收隨支為主的「方案」作比較。所得結果如下：若65歲退休後平均可活到85歲，則供了款30年的每月可得約5200元，40年的可得約7630元。倘若薪金有逐年上升，他們每月可得，再加上生果金，顯然會更多。

 

在人口急劇老化的環境下，隨收隨支式的跨代退保會造成巨大的浪費，自己儲蓄或利用強積金才是解救之道。但強積金一些制度上的缺陷卻是不能不改革。

 

對沖問題、自由選擇基金、如何拆牆鬆綁，令資金組成更大的資金池，以達到更大的規模效應，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在諮詢過程中，這些方面的專業及民間意見都應得到重視。至於核心基金，是正確的方向，現在總算走對了一步。在未來的大半年，少叫口號，多作經得起考驗的分析才是幫助長者的有效方法。

 

(HKEJ 2016-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