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年甫始，香港的校園便鬧出冷血冒犯有喪子之痛的蔡若蓮事件，及有學生利用「民主牆」鼓吹港獨的行徑，雖然涉事的學生極少，但因為事件嚴重，衝擊着香港的核心價值及法制，社會便有校園都是沸沸揚揚的印象。這些事件在校園中發生，可算是學生主導，究竟他們的活動算是學生運動的一種，還是只屬學生鬧事？
學生運動與學生鬧事有何區別？我是學生運動的過來人，也許會對它有所美化而不自知，但在我的認知中，學生運動實有其悠長並且光榮的傳統。若學生感受到時代的訴求，承擔起民族的責任，其充滿衝刺力的運動，不難使他們站在道德高地上，成為人民希望的所在，但做到此點，前提是其運動的方向要順應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及符合人民的利益。學生鬧事則不見得與偉大的目標掛得上鈎，往往會充斥着破壞性的力量，不符社會的總體利益，人民常會厭之煩之。
五四感染力在正義性
中國現代史中的學生運動，若論地位，沒有甚麼比得上1919年的「五四運動」，其影響深遠以致從前我在芝大時的一位老師、著名政治學家鄒讜認為，直至毛澤東、周恩來在1976年去世，五四時代才算結束。從前我讀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時，見到學生高呼「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總會心潮澎湃。五四之有感染力，在於其正義性。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是戰勝國之一，德國是戰敗國，但《凡爾賽和約》中，竟要把中國的青島從德國人的控制中交給日本而不是中國。學生得悉3名親日漢奸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從中作梗，索性火燒曹汝霖的寓所趙家樓，及圍毆這3人。學生雖被北洋政府抓了起來，但中國的百姓仍是同情他們。五四前後，中國的思想界變得極為活躍，1921年共產黨成立，也與此有莫大關係。
但即使是這麼一個偉大的學生運動，我們仍可見到一些頗值得我們思考的負面現象。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行止便頗堪玩味，他拯救出被關起來的學生後知道危險，要逃離北京，臨行前卻在報章廣告上引用《白虎通》留下幾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殺君馬者一句是指策馬者在路邊小兒的拍手歡呼鼓勵下過於興奮，要馬不停奔跑，終於喪了馬命，這暗指學生在群眾的支持下一樣可以做事過火，群眾反而是害了學生。這句充滿智慧的話，實值得搞任何群眾運動貪勝不知輸的人銘記於心。
無理無節令行動變質
五四算是成功的學生運動，但成功往往又會異化，反而使學生成為使人討厭之人。在蔡元培的好友及北大校長接班人蔣夢麟所寫的《西潮》一書中，便記錄了學生運動衰敗或學生鬧事的現象。此書第16章說︰「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學校裏的學生竟要奪取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若所求不遂便會鬧事，教員考試嚴格的，學生便馬上罷課反對他們，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從來不考慮自己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一提到校規，便咬牙切齒，準備揍人！在一次衝突中，蔡元培真的生氣了，捲高了衣袖，喝罵學生為懦夫，並表明哪個學生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
從上述例子可見，即使是開始時有堅實道理支撑的五四，學生運動亦可因為一些人承受不了權力的陶醉而墮落為自私爭權的學生鬧事。群眾運動若要成功，要講求「有理、有利、有節」，「有理」是最關鍵的。現在一小撮學生要鼓吹大多數港人所反對的「港獨」，首先便失去了理。他們懂不懂利用有利時機，我不知道，但觀乎一些學生處理「民主牆」及辱罵師長的表現，可看出他們完全不懂「有節」，做事無底綫。此種活動便只能歸類為學生鬧事，對社會無正面貢獻，浪費參與者的學習時間。10所大學校長對學生愛之深責之切，我能體會他們的心情。蔡元培當年有巨大的道德勇氣與學生劍拔弩張，今天希望學生能迷途知返的校長，其實也是在保護學生，不想他們誤陷法網。
(Sky Post 2017-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