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選舉過後的「小學雞」（幼稚）宣誓為他們的麻煩掀開了序幕，不但觸發了人大釋法，社會亦對某些當選人的低劣質素大開眼界，隨著而來共有六名議員被DQ褫奪資格，議會中非建制的實力立時大為削弱。究竟政府及建制派會乘勝追擊，利用機會改變議事規則杜絕拉布及多取一些議席，還是仿效宋襄公之仁放反對派一馬，現在仍是未知之數。
近日林子健事件因指控太多疑點及過程太搞笑，市民除了當作笑談外，不免也懷疑某些人是否患上了被迫害狂症候，反對派本來要集結力量反對高鐵站「一地兩檢」，聲勢反而大弱，市民若沒有杯弓蛇影，自會懂得「一地兩檢」對港人的巨大好處。
政治一天也嫌多，林子健事件雖仍未終結，但它為反對派所帶來的尷尬，卻迅速被十三名因在東北土地事件使用暴力及三名在二零一四年衝擊政府總部廣場的學生領袖被法庭送進監獄而沖淡了。雙學三子被上訴庭加刑至坐牢六至八個月不等，會對反對派構成沉重打擊。
反對派所受的挫折本來便是自找的。我們只要仔細分析過去二十年香港的政經形勢，不難可得到以下結論﹕中央政府認為香港可繼續搞資本主義，繼續發揮金融中心、進出口貿易中心的功能，只要港人不踏過中央的底線，即絕不挑戰中國對港擁有的主權，則中央並無干預香港政治的誘因。反過來說，若有人過了界，或明或暗推動港獨，那麼中央政府卻不可能坐視不理，當作等閒。支持港獨的人雖然不多，但香港確有產生港獨的土壤，中央政府恐怕已起戒心，在香港可肆意放任的空間已縮小。
為何說雙學三子的判刑是對反對派沉重的打擊？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判刑意味著違法的抗爭活動並非毫無成本的大眾同樂活動，此案一成案例，以後同類案件的判刑便有準則，參與反對派活動的風險大增，他們號召群眾的能量定受影響。第二，更重要的打擊是理念上的。佔中運動以來，反對派一直標榜著「以法達義」的口號，但上訴庭非常清晰的判詞卻嚴厲批判了他們實際上「違法」的錯誤。上訴庭的批判本來便基於社會應有的常識，但由權威性的法庭作出這一論斷，卻不由反對派的支持者不作檢討。他們賴以號召群眾的借口正是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此高地一崩潰，反對派「違法達義」的整個理念根基便被動搖。
反對派要害被攻，最自然的反應是奮力防守，減少損失，所以他們無可避免要反駁法庭的判決，但這須面對上訴庭判詞十分嚴謹、法官形象又獨立的事實，攻擊法庭策略上十分不智，他們更方便的方法是轉移目標，攻擊律政司長，認為他不應提出上訴。但既然法庭判政府得直，這便顯出政府的上訴正確，可為受違法活動影響的人討回公道；而攻擊律政司的理據也十分薄弱。
反對派陷此困境，相當程度是他們的思想方法所造成。他們的核心假設有兩項﹕第一，中央是可與妖魔相比的極權政府；第二，一人一票的直選才是真民主，民主就算不是萬能，也是能醫社會百病的靈丹。按此兩項不證自明的「公理」，他們大可推斷出任何與中國內地的交往，尤其是中央的涉入港事，都是不義之舉，反之，若在港支持他們心目中的民主模式，則是道德高尚之舉。簡而言之，他們的思維是有如幼兒般忠奸分明，非忠便必奸，忠奸標準由他們而定。
此種自以為正義的思維與文革期間紅衛兵的一樣，紅衛兵絕大多數都以為自己是最「革命」的（等同今天最「正義」的），其他人則為牛鬼蛇神。紅衛兵的大塊理論文章往往寫得大氣磅礴，而且在其自設的「公理」體系中，邏輯完整，但可惜一與事實相碰撞，便被證明錯得離譜。反對派有時為求撐住自己的體系，要多加一些假設，例如佔中前便預測佔中有如核彈，惡魔般的中央一定會讓步，並認為中央外強中乾，不斷預測中國經濟快將崩潰。他們也曾告訴港人，佔中能做到充滿和平與愛，又暗示就算犯法刑罰也不會重。若我們將他們的假說用歷史事實一一檢驗，立即可知道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假說經得起考驗。以方法學的標準來看，其理論已是破產，以實踐成敗作標準，也是失敗的。
可以預見，反對派現時的必要策略除了批評律政司外，還要營造入獄者的英雄主義色彩。他們有人以為入獄可增加將來搞抗爭的政治本錢，甚至把他們與台灣當年因美麗島事件而入獄後來奪得政權的人相比。但其實他們也大可與希特勒一九二四年入獄相比，希魔在獄中寫成《我的奮鬥》，贏取大量民眾支持，後來卻為禍人間。但因美麗島事件入獄七年的張俊宏對香港反對派卻沒有這麼樂觀，反勸他們應更珍惜法治。八十年代的國民黨政府是末代王朝，一推便倒，今天的中國卻是如日中天，港府的政治總體來說雖有缺點，但總算清明。香港對內地經濟倚賴日深，時間並不在反對派的一方。反對派若不改變思維，除了在港製造亂象累己累人外，並無前途。■
(亞洲周刊
2017-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