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飛兩度來港，上周的一次帶來的訊息，可解讀為二十三條有立法的必要，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這樣做，拖下去不是辦法。
對二十三條立法，港人情緒複雜。二○○三年時，反對立法的聲音頗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當時香港社會並不容易見到有叛國或顛覆政府行徑，港人便難免會問，二十三條立法是為了甚麼？況且頭上多懸著一把自己並不熟悉的法律之劍，會使不少人感到不自在。
但時移世易，以前港人看不到需要，現在卻不能不承認社會已出現極端份子，在實力上雖不足以威脅到中央或香港政府，但阻礙香港施政或在社會上激化矛盾的能力，卻是綽綽有餘。胡國興法官年初競選特首時，屢屢指出，香港應早日為二十三條立法，否則若情況惡化，內地根據《基本法》在港實施全國性法律時，情況便更「淒涼」。不過，這尚有一問題，若香港為二十三條所立的法過於寬鬆，無法應付極端份子的挑戰，也不見得中央一定肯收貨。
中央對港及二十三條的態度究竟如何？今年習近平主席訪港時，已發出了明確訊息，要確保一國兩制得到貫徹。這裏帶出一個問題，沒有二十三條，一國兩制是否可以維持下去？我相信這要看情況。假設社會和諧，政治上香港與內地河水不犯井水，經濟上互利互助，我看不到二十三條有何必要性。但這種和諧環境的可能性已被極端份子破壞了，沒有二十三條，可以有損一國兩制，尤其是一國的部份，情況不理想。
為何演變至此？有些人強烈相信，對抗中央與香港政府是其政治行動不可缺的元素。這些人的實力與中央及香港政府相比，頗為懸殊，為甚麼他們敢推動港獨等極端行為？答案是他們有掩護。
在沒有二十三條的條件下，中央對港政策基本上是全面覆蓋，沒有足夠針對性的，例如，建設大灣區便不能說是特別獎勵某些人或懲罰某些人，政策的對像是整個香港，不是個別的人。反過來看，中央若因不滿極端份子而要懲罰他們，在欠缺針對性的政策或工具下，很容易會株連整個香港，例如取消對香港的一些政策優惠，便容易使到所有港人受損，傷及無辜，中央自然不想見到政策會打擊到對港對內地有貢獻的一等良民，極端份子便可躲在別人的羽翼下存在下去。
一旦有了二十三條，此等局面便可打破。香港可繼續擁有對它的優惠政策，中央政府也不用被迫懲罰香港，二十三條已可將顛覆叛亂份子分拆出來，只是他們要面對刑責，其他人也用不著在不情願的情況下庇護這些極端份子。
在此角度下，二十三條可直接打擊到極端份子，中央便大可對其他港人提供優惠，有利一國兩制更好的發展。
(Headline Daily 2017-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