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在可見的將來，都很可能是國家重要國策的一環，當中會衍生出大量機遇，但也會把我們引入一些我們不一定熟悉的領域中。港人不但應摸索一下有什麼具體的事可以做，亦應在抽象的理論層面思考國策可能帶來的前景，否則我們容易又再錯失機遇，在此新一波的全球化經濟整合中被擯出局。
「一帶一路」是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延續，在整個構思所包含的六十多個國家中，有部分並未有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其發展的空間也就受到較大局限。「一帶一路」卻有可能把這些國家連接起來，各國會更加互相倚存，經濟上可互通有無，產值也會增加。這裏有好幾個問題我們都應思考一下。
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在《原富論》中開宗明義提到市場的大小與生產分工程度的決定性因素。市場愈大，愈能容許更細緻的分工，生產力也會因高度的分工而有所提升。「一帶一路」的鴻圖大計若果成功，不但產品的世界市場可以大幅擴大，參與國際互相分工生產的工人也會大增，全球的GDP的增長也有新的動力。
創新科技的發展一樣需要市場規模的支持。為什麼內地環繞著手機的應用程式會發展得這麼快？透過手機，在日常生活中新出現的「方便」使人眼花繚亂，這顯然受惠於內地龐大的手機用戶，寫出了一個新程式，就算只有極低百分比的人使用，總人數也可以相當可觀，這便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誘因使人肯花費精力去搞創新。倘若「一帶一路」的成員國經濟更緊密結合，中國領先世界的電子交易、電子商貿及大數據的應用可以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前途不可限量，科技的進步亦可因「一帶一路」而加快。
趨避「金度伯格陷阱」的啟示
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的國際影響力日趨衰落，但美國當時仍未完全願意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致使世界舞台上並無有力可以一言九鼎的「武林盟主」，這或多或少都使國際關係陷入亂局，繼而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參戰後，卻又性情大變，不但充當了世界警察，而且還到處打仗，反而成為世界亂源之一。麻省理工大學曾有位著名的經濟教授叫金度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是戰後美國援歐重建的馬歇爾計劃的主要人物，他據一、二次大戰之間的經驗而得出一個結論，在一個超級大國衰退而又未有新的「盟主」出現期間，世界會出現極大的不穩性，十分危險，他的論述後來被稱作「金度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現時美國軍力依然強絕，但是否能以軍力維持其影響力漸成疑問，而且美國已提出「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一漸趨內向的政策，這個權力真空誰來填補？中國素來內向，著重解決自身問題多於向外擴大影響力，但為求世界和平，不少國家都希望中國能在經濟等領域上多作領導，維持秩序，以免世界又陷入「金度伯格陷阱」中。「一帶一路」正可提供此一平台。
此種承擔「公共服務」的大國責任是要花費資源的，中國有無誘因這樣做？我看中國政府過去對此頗為猶豫，在國際事務上不願強出頭。我曾經聽過一位曾在中亞擔任過總理的大人物埋怨，中國分明已是大象，為何要扮作是老鼠？現在提出的「一帶一路」有可能改變這局面。「一帶一路」的策略涉及在相關國家搞基建搞工業，幫助它們發展起來，這不但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有利，對中國而言，亦可以主導書寫國際經濟新秩序規則，還可擴大中國的出口市場。中國的勞動力已比過去昂貴，本國的產業亦面臨轉型升級，把一部分勞動密集的產品讓予其他國家生產，可有助降低成本，壓低消費物價。
從長遠戰略來看，中國甚至香港特區，也不能不把未來的注意力多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上。這些國家的總人口大約等於世界人口的六成，但GDP總產值卻只等於世界的三成。這意味著非「一帶一路」國家人均GDP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三點五倍，後者相對落後（雖然當中也有富國）。但暫時落後也有好處，所謂「後發優勢」可以發揮作用。落後國家科技與管理都不如人，但卻可以通過與別國合作生產或交流經驗而較快把它們的知識抄回來，不用從零開始，這意味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潛力比發達國家將來增長得更快，在國際經濟版圖上所佔的比重會越來越高。從長遠利益看來，當然不能忽視這發展更快的經濟體。
但此等結果卻不會無條件出現，最關鍵的條件是使它們都融入世界市場經濟體中，而第一步的障礙便是這些地方需要碼頭、公路、鐵路、機場等基建，沒有這些，它們如何與別國打交道？亞洲發展銀行估計在二○三○年前這些國家每年需要起碼一點七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才可維持增長。香港實應參與這龐大的融資活動。
香港的融資與商貿經驗
第二步應是在部分的國家中建立出口加工區。在這方面埃塞俄比亞的經驗頗值得參考。此國人口過億，從前是最窮的國家之一，但近年經濟增長神速，每年平均幾乎有近百分之十的增長，據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調查，其人民對經濟的滿意指數在世界排名中僅次於中國屈居世界第二。二○一一年八月該國總理在時任世界銀行第一副總裁林毅夫教授的建議下，派了八十六人到東莞的華堅鞋業受訓，幾個月後，華堅便在埃塞開設工廠，先僱用六百人，並迅速擴至數千人，產品並向美國出口，其出口加工區亦因其他廠家相繼效法而急速發展。埃塞在過去十餘年亦加快投資基建。
這裏有兩點值得留意。第一，埃塞勞動力充裕，工資低，與中國當年在珠三角的工業相近，埃塞招商亦是選自己有優勢的勞動密集工業才去做。第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廠家不一定對其有足夠信心，未必肯向它下訂單。在珠三角發展初期，在國際上較得到信任的香港廠家到這些地方投資是其得到訂單的基礎，現在若要買家肯信任非洲的工廠，中國的投資或合作亦甚有幫助。因此，我們可以說，過去香港—珠三角加工區的模式已正被非洲複製，並已取得很大的成功。另一國盧旺達也正在複製同一模式。
港人是搞基建、金融與加工區的高手與先行者，在「一帶一路」計劃展開後，相關活動必陸續有來。假如港人不懂得擺脫那些不懂世情的民粹主義的羈絆，一向擁有的優勢便會發揮不出，香港也會失掉了這次機遇，港人都會是輸家，這便會是十分可惜了。
(TKP 2017-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