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研討會上，主持拋下一個問題，為何當今世代出現了這麼多自我中心兩極化胡搞蠻纏的年輕人？我對此問題思考過多時，寫過好幾篇文章分析，但限於台上發言時間，我當時只簡略地提及一個原因：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出現，造成了不同意見群組各自物以類聚，意見相同的暢所欲言，互相鼓勵；不同意見的人加人，即被罵走，社交媒體變成「回音廊」，久而久之，容易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性。
月前美國知名評論人Bret Stephens在《紐約時報》發表長文，一樣地慨歎美國校園出現了大批的年輕極權者，他們不懂得與不同意見的人相處，行事只看立場，不理事實，只要意見不同便加上道德標籤，這是一種思想嬰兒化的行為，他認為是教育出了問題。
教育出了甚麼問題？美國的父母及學校（其實香港的一樣）從小便對孩子呵護備至，他們犯了錯也不敢批評，日積月累，終發展成兩種貌似相反，但根源一樣的行為取向：一是對不同意見或立場的人充滿攻擊性，事事自我中心，二是心臟玻璃化，在校園或社會中要求保護，使他們所謂的「安全空間」，可以不用聽到他們不想聽到的語言用字或聲音。
後者有多嚴重？在UCLA有位教授改正某黑人學生作業的文法與標點，竟被抗議為在校園中製造敵意；在威斯康辛大學一分校中，校方指定的避忌用語竟包括「美國是一個熔爐」；柏克萊加州大學有學生反對教授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原因是這會為帝國主義服務；華盛頓州立大學有教授聲明，誰用「非法移民」一詞便會被扣分。
這些語言警察總會想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邏輯來「淨化」其認可的語言。我對此種行徑一直都十分反感，可幸芝大校長年前也發表文告，批評此等思潮，近年在香港評論界聲明鵲起的盧安迪，也曾參加過一個「普林斯頓開放校園聯盟」，與芝大的文告互相呼應。我兩年前便撰文大讚之。
在上述的同一個研討會，我在論述電子支付系統在大陸的普及程度時，提過付錢給乞丐及在朋友口中聽來的「叫雞」（我一直懷疑此詞的來源是在普通話上與「召妓」發音極為相近）也可以用電子支付，這在社會中掀起了一點微波，我倒是希望波浪能更大一點以刺激思考。在批評方面，主要有兩點：一是教授用此例子不當，應該羞恥；二是用字有歧視成份，應用典雅一點的字。兩點我都不認同。
在諾貝爾得主貝卡爾（Gary Becker）的示範下，優秀的經濟學家都應懂得，研究人類行為，不能只看主流社會，若某理論或制度在邊緣社會中一樣適用，那麼理論或制度的可用性便可大大提高。因此之故，經濟學家的頂級殿堂中，有不少滿載數學方程式的關於娼妓、罪犯、黑幫等等邊緣人士的研究，經濟學界不會覺得分析他們有何不當，也不會帶有歧視地認為一用他（她）們作例便應羞恥。小兒當年在芝大修讀過等同諾貝爾獎的克拉克獎得主利維特（Steven
Levitt）的經濟學課時，教授說會安排一個他不知何處找來的妓女與十名學生座談，但學生太多，人人踴躍，只能抽籤，小兒竟被抽中，我連連替他感到高興。有些不懂學術界的人說用上述例子要羞恥，不知者不罪，我不會怪責他們。
至於教授可否用市井語言？我對各階層一視同仁，他們的語言我無禁忌。「陋室銘」中有云「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我只做到一半，我交友從不問階級，白丁充斥，我對「往來無白痴」倒是受落。我討厭粗口，因為當中有強烈的侵犯性。「叫雞」是市井語言，不是粗口，自命高雅的人不用，我不阻止，但「雞」一詞早已通過市場驗測，成為港人日常用語。若非如此，為何電影《金雞》這一片名，未聽過有人抗議它有歧視性？
從上文所知，我對那些無聊的語言警察十分反感，希望他們不要把自己的玻璃心投射到別人身上，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更值得做。話說回來，我們用字當然也要有分寸，粗口不要用，侮辱國家民族，損害別人自由的攻擊性言論，我強烈反對。讀者可自行思考自己用語自由的界線在那裏。
(Headline Daily 2018-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