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前本欄刊登了篇拙作，討論美國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一九六五年左右，整個國家都充滿活力，但此情不再，近幾十年來其活力已大不如前，反而中國近三、四十年來卻是活力勃發。《星島日報》老總黎廷瑤兄致電給我，希望我也談談香港的活力問題。這是很合理的建議，敢不從命？
活力（Dynamism）這回事，本是一種精神面貌，難以直接量度，但它總有跡可尋，在一個活力充沛的社會，我們應見到人民樂觀開放，幹勁十足，不畏艱難，面對挑戰時頗有爭強好勝之自信。這種社會的創新活動層出不窮，用內地的用語，華為受打壓後，其員工卻仍士氣十足，都在「嗷嗷叫」，這正好捕捉到活力的含意。
活力與樂觀相輔相成，國際民意調查機構皮尤（Pew）發現，九成左右的中國人民都相信，下一代會比這一代活得更好（歐美等國的比例卻是遠遠低於此數），正也是樂觀的表現，每年內地到世界各地旅遊的遊客數以千萬計，也不見有多少人不願回國，到外國留學的學生畢業後，現已出現回流潮，這都反映出他們對前景的樂觀，願意回國再戰天下！香港有些網民，竟說內地是「鬼域」，不能踏足，這不但反映其脫離現實，更顯示出他們害怕知道事實。對於面對真相時會感到受傷的人而言，我們容易在他們身上找到憂鬱怨恨，但找不到活力。
港人的活力在過去幾十年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從可見的現象看來，下降的機會大得多。社會中怨天尤人的情緒瀰漫，排外及諉過於人之風甚盛，與北京、深圳等地相比，香港的創業精神大見遜色。三、四十年前內地剛改革開放時，無數的港人兩手空空，只拿着一個公事包，便有膽量闖到珠三角創業，一個世界工廠，便被他們打造了出來。有時聽這些先行者細說他們當年的辛酸，不能不佩服當年港人殊不畏死的活力與膽量。今天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又出現了新的機遇，但似乎願意積極參與的，主要還是當年這一批人，但他們已垂垂老矣。
一個人的收入，會受到很多因素影響，本來不是量度活力的最好指標，但在特殊條件下，收入也可揭示出活力是否充盈。我年前做過一些研究，手上有很詳細的香港住戶調查數據。從一九九三年至二○一五年，港人每月收入的中位數，在扣掉通脹後，只上升了三成一，等於每年上升百分之一點二，在香港歷史上來說，這是頗低的增長率，要知道，在同一時期，香港並不缺乏資金，而且港人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斷提高，為甚麼生產力增長這麼慢？這顯示活力幹勁可能都不如過去了。
這個說法也許並非完全公平，因為社會中有不同人等，他們的活力程度可能大有差異。若以年齡劃分，我們可看到年齡較成熟的，收入上升較快，今天四十至四十四歲的人士，比起二十二年前同一年齡的人實質收入共上升了五成六，反觀二十五至二十九歲的，只升了一成半（二十至二十四歲的更只得一成三），差距甚大。會否是市場有歧視，對年輕人特別不利？這也說不過去，收入中位數只是說有一半人收入高於此數，一半低於，並無說明某些人收入可變得很高，在二○一五年較仔細的數據可看到，二十五至二十九歲的年輕人當中有數以千計的得享五萬甚至十萬以上的高薪，這在一九九三年（就算算入通脹因素）是沒有的。這裏反映出市場對有用的人，不管他們年齡若干，是願意以高薪回報的，亦說明並非所有港人，也不是所有年輕人活力都不如前。
將來如何？香港存在着機遇，但不肯使用最大的精力去實幹的人是不會從這些機遇中獲利的。與其被負能量支配，受制於無知，變成怨恨的奴隸，不如開放心靈，多看多想，重拾活力，才可還自己人生一個公道。
活力（Dynamism）這回事，本是一種精神面貌，難以直接量度，但它總有跡可尋，在一個活力充沛的社會，我們應見到人民樂觀開放，幹勁十足，不畏艱難，面對挑戰時頗有爭強好勝之自信。這種社會的創新活動層出不窮，用內地的用語，華為受打壓後，其員工卻仍士氣十足，都在「嗷嗷叫」，這正好捕捉到活力的含意。
活力與樂觀相輔相成，國際民意調查機構皮尤（Pew）發現，九成左右的中國人民都相信，下一代會比這一代活得更好（歐美等國的比例卻是遠遠低於此數），正也是樂觀的表現，每年內地到世界各地旅遊的遊客數以千萬計，也不見有多少人不願回國，到外國留學的學生畢業後，現已出現回流潮，這都反映出他們對前景的樂觀，願意回國再戰天下！香港有些網民，竟說內地是「鬼域」，不能踏足，這不但反映其脫離現實，更顯示出他們害怕知道事實。對於面對真相時會感到受傷的人而言，我們容易在他們身上找到憂鬱怨恨，但找不到活力。
港人的活力在過去幾十年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從可見的現象看來，下降的機會大得多。社會中怨天尤人的情緒瀰漫，排外及諉過於人之風甚盛，與北京、深圳等地相比，香港的創業精神大見遜色。三、四十年前內地剛改革開放時，無數的港人兩手空空，只拿着一個公事包，便有膽量闖到珠三角創業，一個世界工廠，便被他們打造了出來。有時聽這些先行者細說他們當年的辛酸，不能不佩服當年港人殊不畏死的活力與膽量。今天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又出現了新的機遇，但似乎願意積極參與的，主要還是當年這一批人，但他們已垂垂老矣。
一個人的收入，會受到很多因素影響，本來不是量度活力的最好指標，但在特殊條件下，收入也可揭示出活力是否充盈。我年前做過一些研究，手上有很詳細的香港住戶調查數據。從一九九三年至二○一五年，港人每月收入的中位數，在扣掉通脹後，只上升了三成一，等於每年上升百分之一點二，在香港歷史上來說，這是頗低的增長率，要知道，在同一時期，香港並不缺乏資金，而且港人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斷提高，為甚麼生產力增長這麼慢？這顯示活力幹勁可能都不如過去了。
這個說法也許並非完全公平，因為社會中有不同人等，他們的活力程度可能大有差異。若以年齡劃分，我們可看到年齡較成熟的，收入上升較快，今天四十至四十四歲的人士，比起二十二年前同一年齡的人實質收入共上升了五成六，反觀二十五至二十九歲的，只升了一成半（二十至二十四歲的更只得一成三），差距甚大。會否是市場有歧視，對年輕人特別不利？這也說不過去，收入中位數只是說有一半人收入高於此數，一半低於，並無說明某些人收入可變得很高，在二○一五年較仔細的數據可看到，二十五至二十九歲的年輕人當中有數以千計的得享五萬甚至十萬以上的高薪，這在一九九三年（就算算入通脹因素）是沒有的。這裏反映出市場對有用的人，不管他們年齡若干，是願意以高薪回報的，亦說明並非所有港人，也不是所有年輕人活力都不如前。
將來如何？香港存在着機遇，但不肯使用最大的精力去實幹的人是不會從這些機遇中獲利的。與其被負能量支配，受制於無知，變成怨恨的奴隸，不如開放心靈，多看多想，重拾活力，才可還自己人生一個公道。
(Headline Daily 20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