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2019

中西文化的相互認知不對稱 (雷鼎鳴)


  三星期前到英國牛津參加一個有關中國經濟的座談會,主持人是中國問題專家,在答問環節他提到中國人與西方人價觀或行為方式並不相同,就算在商業活動中,也頗容易引起誤會或衝突,如何解救?

  這問題太大,不易回答,但一個懶人包的回應是中國人到外地設廠或開公司,可盡量僱用當地人,這樣因文化誤解而引致的摩擦可減少一些。當然,中國的投資者也應入
隨俗,主動了解別人的文化,西方人到中國,也應如是。

  無獨有偶,近日外長王毅回應媒體時也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作為綿延五千年而未中斷的文明,中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連續性和最具可預測性的國家。」這段話可能是希望點出,中國政府與人民的行為規律都有跡可尋,且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可供外國人揣摩,他們若肯下工夫,要了解中國也不是這麼困難。

  經濟學家一般不相信文化背景是對我們行為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利益或誘因的影響力更大。舉個例子,儒家文化中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及「百行孝為先」的教條,按照此種文化準則,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人理應拼命生育。此說在古代農村社會中的確正確,那時死亡率高,農村又需要勞動力,所以能百子千孫的會引以為榮。今天又如何?中國內地、香港、台灣、韓國、日本等地,生育率全部極低,比西方國家更低,中國內地廢除了一孩政策後,大城市中的總和生育率依然遠低於世界的平均,原因可能是房價貴及教育費高昂,甚麼文化因素也就無從考慮了。

  不過,我們也絕不可說文化因素全無作用,多了解這些因素應有利於與人溝通,減少衝突。王毅的說法有兩個重點,都十分有趣:第一是中華文化是否與別的文化不同,五千年來從未中斷?第二是歷史長便等於中國更具可預測性?

  中國以外主要文化體系的連續性的確不及中國。今天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與歷史上的早已不是同一回事。以希臘文化為源頭的西方文明好一點,但它也經歷過一段頗長時間的失落。從公元三五四年出生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到一二二五年出生的阿奎納(Thomas Aquinas),西方經歷了近八百年的思想半真空,除了天主教的宗教文化得以延續外,其他近乎空白,竟無可稱得上是思想家的人物出現過,若非阿奎納重新發現了古希臘的思想,恐怕西方文化的這一源頭對後世的作用也有限。

  中國不同,從古到今,一些古代經典如易經詩經孔孟老莊墨子韓非,文化人對它們仍耳熟能詳。不過,中國文化並非未遭遇過幾乎中斷的風險。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歷史學家中有所謂的「戰國學派」,他們指出,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戰是中華文化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分水嶺,當年掌握近百萬大軍的前秦胡人苻堅,兵力可投鞭斷流,若非戰術失誤,本可輕易戰勝只得八萬士兵的東晉。當時中國文化的載體都只在人數極少的士族身上,若苻堅取勝,這些士族就算不死,也難以傳承文化了,中華文化當會如其他國家一樣,從此而絕。另一個分水嶺則是近代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幾乎亡國,「全盤西化」之聲曾大為流行,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國知識份子那能不驚中華文化的消亡?

  但擁有連綿不絕的文化並不等同別人會理解它。一個國家若是國勢衰弱,有多少人會願意花時間去學懂它的文化?中國經過百多年的衰落期,近數十年才復興,西方國家從前不懂中華文化或中文並無大礙,現在仍不懂的話,在溝通及了解上便容易出錯。這方面倒是中國人佔了很大的優勢,過去百多年已有無數華人學習並掌握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及方法,今天在內地,懂英文的人十分普遍,書店中外文的著作或其翻譯汗牛充棟。但在西方世界,懂中文的仍少見,更遑論對中華文化有了解。西方社會的此種缺失雖有逐步改善,但不是一朝一夕可化解,在中國強勢崛起下,他們的「不知彼」對他們會大大不利,但其實對中國也無好處,因為這會損害到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信任。王毅相信西方國家的人民可了解到中國,這對大家都有利,但西方國家自己也要加倍努力才可做到

 

(Headline Daily 2019-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