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對新肺炎是否失當？ （雷鼎鳴）

內地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封城。對此疫情，內地政府應對是否恰當？此問題對香港很重要，若源頭失控，香港難獨善其身。

 

在香港，這問題的答案不易有共識。有些人還在忙於散播謠言，有一些則迴避事實，只想把中國抹黑為不宜居住之地，以便為港獨製造聲勢。此種心態，我們根本不會再感到驚訝。但抗疫最重要看科學，政治立場是完全沒價值的。正確評估，先要看內地落實過甚麼政策。

 

沒有誘因掩蓋疫情

 

不少人批評，武漢政府在疫情的開始階段反應遲鈍，以致錯失把疫症扼殺於萌芽的黃金機會。此種批評說得容易，但卻是十分離地。政府決策要聽專家意見，但開始時，政府得到的資訊卻是此病不會人傳人。若然如此，當然不用採取斷然的措施，以免擾民過甚。當然，不會人傳人的判斷最後證明是錯誤，若要追究，负责调查的那批專家责任更大。事後孔明没有多大用處，我們更需注意的，倒是內地的政治體制有無誘因使官員掩蓋真情。在任何的體制下，沒有甚麼官員會希望自己治下的地方出現災難，但沙士期間北京有官員因低估疫情而要下台，可見掩蓋軍情對負責官員並無好處，反而事事都及早揚聲，更可保自己無風無浪到公卿。一些國際組織也不認為中國有隱瞞，反而大讚其行動迅速、透明度高，而且出手不凡。

 

有朋友搜集了資料，羅列出內地政府與民間共50項措施，篇幅所限，只能稍提幾項。武漢封城為創舉，沙士期間形勢更嚴峻也沒有封城，從隔阻疫情擴散的角度看，這當然有利，但對經濟的短期衝擊卻是顯而易見。上周武漢醫院設施與人員都嚴重不足，但中國政府的動員力與執行力舉世無雙，在視頻中見到兩公里長的卡車隊浩浩蕩蕩的把物資運到武漢，蔚為奇觀；火神山及雷神山兩所新醫院火速建成，水、電、網絡甚至5G也安裝好，據說下周一及周三便可正式啟用。有位熟悉行情的美國醫生判斷，若英國全速去做同一件事，起碼要3個月。醫院不能沒有醫護人員，幾天內已有數千醫療人員從各地跑到武漢最前綫。

 

在科學上，中國用了1周時間便從第1名被發現的病人取出病毒樣本，並將其基因排列弄清，立時向全世界公布。辦好此事的速度震驚國際醫學界，而且從基因圖譜可以推斷出，這第1名病人可能真的是受感染的第1名，這反映出中國公共醫療系統的監測力超強。據說國際上的行內人紛紛在打聽，做到此成績的高手是何方神聖？81台心肺機迅速從上海通關入口，香港也不是每所醫院有此設備的。政府也把5,000名到了外國旅行的武漢人名單弄出，供各國政府參考。

 

民間團結情緒高漲

 

民間所顯示的團結與愛國情緒也是高漲的：華大基因與武清藥企迅速製成並捐出此等病毒的檢驗試劑盒；武漢85間賓館酒店免費為醫務人員提供休息地方；碧桂園捐1億元作抗疫基金；美的捐贈火神山醫院全部家電產品；阿里巴巴設10億基金援助武漢。中國人民中當然會有自私自利之輩，但對付疫症有如戰爭，這都是很能營造敵愾同仇的工具，若是有人希望借此而打擊中國的民氣，恐怕等着他們的是相反的後果。

 

中國雖然做得不錯，但會否仍未達世界的最高標準？是否如此，我們可用世界上最先進最人才濟濟的美國疾病控制中心作比較。美國過去20年也出現過6種大大小小的瘟疫，普通的流感不算（但2017至2018年的流感有4,880萬人感染，死了79,400人，2018至2019年感染了4,290萬人，死掉61,200人，都遠比沙士及今次肺炎嚴重），只算最大的2009年豬流感，那次美國人有5,500萬人感染，超過11,000人死亡。此病的首例在當年3月底出現，疾病控制中心等到4月17日才辨別到出來，到5月中才提供到驗測器材，這中心當時有个250人的小組每周工作超過100小時才有此速度，中國的速度與成績與其相比，毫不遜色，這怎能不叫國際醫學界另眼相看？

 

中國抗疫的成績並非有口皆碑，稱讚的是國際上的醫療專家，貶低它的是香港的港獨分子，但這當然不等於中國的成績很有爭議性。大家公認地球環繞太陽而轉，若突然有些傻瓜跑出來說地球並非繞着太陽轉，我們絕不會視日心說有甚麼爭議，而只會慨嘆有一批傻人出現了。當然，人類與自然界病毒有數十萬年的鬥爭經驗，在疫情未完全消失前，都應抱戒懼慎查的態度，但我相信有大機率的機會疫情會受到控制。

 

（Sky Post 2020-1-31）

疫情對經濟影響不會太大 （雷鼎鳴）

今年香港經濟本就不妙，繼續出現負增長的機會頗大，現在加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可算是雪上加霜。不過，我倒不認為這次疫症對香港的GDP有太大影響，但短期內遊客劇減，股市波動，樓市交投減少，卻是顯然的。

　　這個判斷並非因為我不了解疫症在歷史中曾展現過的威力。新的疫症似乎每數十年便在世界不同地方出現數十次，人類很難擺脫它，今天的一些傷風感冒病毒，可能在一、二百年前便是新出現而且致命的病毒，只是其毒性早因基因變異而減弱，从而避免了把人類這宿主殺光殺淨，否则它也無法生存及複製下去。要知道，病毒若未入侵到宿主的細胞，它自身無法複製。

　　歷史上影響最大的疫症是1346年在歐洲爆發的黑死病，今天的歐洲人對此還是談虎色變，引發此病的不是病毒，而是淋巴腺鼠疫菌，其源頭應是大理，即今天的雲南一帶。1251年蒙古鐵騎攻入大理，不少士兵對此菌並無免疫力，病死無數，但病菌也隨着蒙古的軍旅離開大理，遺害無窮。1331年河北省人民受感染，死了九成人口。在其他的一些地區，死亡率也可達三分二，蒙古帝國自己後來也因人口大降而衰弱。

　　另一著名例子是西班牙攻打在墨西哥的阿斯德帝國，當時西班牙士兵只有六百人，阿斯德則有以百萬計的人口，但西班牙人帶去了自己已免疫的天花，終於靠此感染了對方而勝利。

　　由此可見，疫症可以滅族喪邦，不可等閒視之。但到了現代，有了檢疫制度及先進醫療，情況當然大為改善。我們談的已不再是一個國家人口因病銳降，而是社會經濟會受到多大打擊。從近代的歷史經驗看來，戰爭及疫症等災難對即時的經濟都頗有破壞，但災難過後，受打擊的經濟復原會很快。就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此等重災，戰後歐美日等國GDP的增長也十分迅速。這原因也許是人民在大劫後多會咬緊牙關，減少消費，增加生產，盡可能把資金積累起來重建經濟。

　　2003年香港及內地飽受沙士肆虐，對經濟也起過衝擊，我們正好以此例子為鑑，幫助我們作出對今天新冠狀肺炎的判斷。根據近日的大量報道分析，新冠狀病毒的毒性雖遠超一般感冒，但卻是比不上沙士。後者的全球死亡率9.6%，香港则高达17%。新冠的死亡率仍未有足夠的數據去判斷，但暫時全國平均大約2.2%左右，1月29日武漢已从高位跌至5.7%，但湖北以外卻只得百分之零點三，武漢這麼高，很大部份原因是低估了受感染人數，將來確認的感染人數增加，死亡人數增加沒這麼快，武漢的死亡率會與其他地方慢慢接近。不過，此病的傳染率卻是甚高，未來確認的總感染人數會高於沙士。毒性較低但傳染性較強，我們大可假設其對經濟的殺傷力及其持久程度與沙士大致相仿。

　　先看中國。2002年中國GDP實質增長率是9.1%，這個高增長，部份原因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有關，到了2003年的沙士年，增長率更高，達10%，沙士根本擋不住中國貿易的力量。從2004年至2007年這4年中，平均增長率更上升至每年12.1%，也許這反映了上文所說大災難後人民浴火重生，工作更加拼命所致。

　　再看香港。到今天為止，除了港人習慣的恐慌外，疫情遠遠不如沙士。在2003年第一季，GDP的實質增長是4.1%，但到了直接受到沙士衝擊的第二季，增長率已成為負0.9%。沙士一去，經濟便回暖，2003年全年增長3%，2004年至2007年這4年中，平均增長率更高達7.25%，遠高於沙士前2002年的1.8%。

　　香港去年經濟飽受黑衣暴亂摧殘，我從前曾撰文論述，其負面影響是結構性的。但今次肺炎，其影響卻反而是暫時性的，而且災後還可能有反彈。因此，若肺炎在暑期前便結束，今年全年經濟有可能不會一沉到底。朋友中，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尚進教授估算這次疫情對中國GDP的增長率只會拖低0.1个百分點，諾亞控股集團的首席經濟學家夏春教授的估計是拖累了香港GDP增長的0.3至0.5个百分點。兩位朋友都是名家，其估算也合理，我並無異議。當然，若疫情沒完沒了，又或暴徒繼續利用疫情破壞，影響會大一點。

（Headline Daily 2020-1-31）

中美貿戰停火的成敗得失 （雷鼎鳴）

中國與美國簽了首階段的貿易協議後，民間仍有些人在評論誰勝誰負。美國的主流經濟學界，倒是傾向於特朗普發動貿易戰一事無成，只是帶來美國的損失；中國官方的說法是貿易戰根本不會有贏家，且不時提醒國人要有過困難日子的心理準備。從預期管理的角度看，中國的做法實比特朗普胡亂吹噓、有苦自己知來得高明。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及更廣義的金融戰、科技戰、地緣政治之爭等遠未結束，但既然首階段的協議已簽，特朗普又忙於去搞競選，我們也可作一個階段性的總結，看看兩國的得失。

 

美國經濟表現平庸

 

評估勝敗得失，要看用甚麼標準。發動貿易戰之初，特朗普的藉口是說美國的商品貿易赤字太大，與中國的貿赤尤其巨大（其實在服務業的貿易中，美國有盈餘），所以我們第一個標準是貿易戰對中美兩國的貿易赤字或盈餘有何影響。

 

2017年美國商品貿易的總赤字是7,934億美元，2018年貿戰開展後，貿赤未跌，反升了10.26%，達8,748億。2019年12月的數據還未公布，但該年1至11月的貿赤與2018年首11個月相比，倒是輕微下降了1.98%。這輕微的下降，十分正常，但與關稅關係不大。初級經濟學告訴我們，當一個國家的總產量低於她的總消耗量（消費加投資），其差額便要靠從外國的淨進口補充，這便是貿赤。美國人是大花筒，先使未來錢，這是貿赤的根源，與關稅無關，要消減貿赤，一是要美國人儲蓄意願大增（此事沒有發生），二是經濟衰退或增長停滯，大家都不敢花霍。美國2019年下半年經濟表現平庸，正是促使其貿赤輕微減少的主因。反觀2018年，其時美國經濟仍受惠於2017年底大幅減稅所帶來的刺激，增加了關稅也沒用，美國人照樣增加消費，貿赤也就大漲。

 

至於中國，在貿易戰場上則幾乎毫髮無損。2018年中國的商品貿易盈餘是3,509億美元，2019年則是4,249億，增加了21.1%！與美國的貿易，2019年盈餘是2,958億，比2018年減了8.5%。這些數字來自中國官方統計，要注意中美雙方統計數字不同，因為運費保險等計算不同。中國的策略很簡單，時間在中國一方，美國的市場風險增加，便轉移重點發展其他市場，美國不肯賣高科技產品給中國，便自己大力投資高科技，據《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現在中國每年用於科技研發的經費，已達4,400億美元，高於歐洲各國的總和。

 

嚴格來說，用貿易赤字或盈餘變化來定輸贏，並不正確，上述有此討論只是因特朗普錯誤地用了這標準而已。美國擁有美元霸權，貿赤增大，多印鈔票購買外國貨便可。2019年美國總體貿赤輕微下降，不見得美國消費者的福祉有何改進。貿易戰本身之能禍國殃民，在於它削弱了自由貿易能替人民帶來的好處。互相貿易互相倚靠，可促使各國生產自己最具比較優勢的產品，從而提高全球整體的生產力。互相倚賴還另有一好處，便是減低戰爭的風險。貿易使各國唇齒相依，還打甚麼仗？

 

中國加大科研投資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時顯然低估了現代貿易體系的複雜性，舉個例子，他要向鋼鐵徵收關稅，這不啻是替美國使用鋼鐵的工廠增加成本，例如汽車，甚至鐵釘成本都要增加，這便削弱了這些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得不償失。特朗普又限制高科技半導體產品輸出到中國，但他似乎忘記，對一些美國半導體巨企，她們一半的市場便是中國大陸，不賣給中國，自己吃西北風乎？

 

此種政策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它迫使中國更大力的投資在科技研發上，減少對美國的倚賴。這對中國短期不利，長遠有利，但對美國短期長期都不利。對中國短期不利是因為在不少項目上等於要中國「重新發明車輪」（reinvent the wheel），浪費資源。國際貿易是自力更生的對立面，從前中國大搞自力更生，經濟便不能發展得很好。改革開放後放棄了這政策，成績有目共睹，但今天國際環境變質，世界各國都要重新向自力更生靠攏。這對世界經濟為禍也甚大，但這總比被別人卡着脖子要好。長遠而言，大量的科研投入可創造出不少可被視作公共財產的產品，刺激多個新興行業的出現，例如中國的北斗定位系統是免費的，可與美國的GPS一較高下；電子交易的出現，也不知幫了多少千萬名企業家創業。科技戰一打下去，美國便是為自己製造了強悍的競爭者。

 

（Sky Post 2020-1-24）

 

 

 

最新民生措施的長遠影響 （雷鼎鳴）

林鄭宣布了10項與民生有關的措施，評論有讚有彈。

這些措施涉及來年多用102億元開支，至於把每年12天的勞工假期擴至17天，額外的成本，倒是由商界而不是政府去承擔。在經濟出現明顯衰退之時，政府用紓解民困的理由用點錢，假若用得恰當，可起到還富於民的作用，無可厚非。在政治上，世界很多政府為了化解民怨，花錢換支持也是常用的策略。

 

赤字及欠債 憂更早到來

不過，這次政府所出的招，確是亂了章法，易惹批評。有兩點政府是考慮不周的，而且我們絕不應輕描淡寫地說這只是「突破傳統」，而應把其帶來的代價說清楚。

第一點是這筆開支並非一次性，而是經常性的。現代經濟學不會光盯着政府某一年的收支是否平衡，但卻會注意未來幾十年的總開支與總收入是不是大致相等。今天若開支多了，將來的開支便要減少或是要增加稅收，否則收支平衡不了。一次性的開支較易處理，但若是經常性的開支，我們便必須考慮到將來每年的金額會增加多少，及要負擔多少年。今年102億元的開支一開了個頭，可能便等於未來要多用幾千億元了，這筆帳我們必須算清楚，看看政府有無條件負擔得起。理財本乃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今次102億元的額外經常性開支，其中補貼60至64歲長者交通費共17億元，長生津涉及約50億元，即與長者有關的津貼共有67億元。在2014年3月，政府公布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中，早已指出因人口老化問題，政府未來幾十年的財政必備受壓力，若是對涉及長者的開支控制有道的話，到了2041至2042年度，政府的萬億財政儲備也會用光用盡，尚會倒欠2,710億元的債，但這筆債的數額仍屬可接受。不過，若政府像以往般任由涉及長者的開支高速增長的話，欠債可達11萬億元。當時報告的主要假設是GDP在開始時每年有3.5%的增長率，其後則平均每年有2.8%的增長。很可惜，過去幾年，香港的平均增長率連2.8%也達不到，當時以為要到2022年左右才出現的赤字，今年恐怕已提早來臨。在原本已有赤字，甚至是巨額赤字或長期性赤字的環境下，再加上一筆本未有計算在內的開支，赤字及欠債只會更早到來。

在未來20年，65歲或以上人口比今天大約會增加84%，但15至64歲可交稅的人口卻會稍為下降，我們也知道上述的人均涉老開支還會繼續增長，這樣一算，光是這兩項似乎是簡單的開支，我估計在未來20年便總共會使政府多花近1,900億元，而不是今年的67億元。

 

醫學昌明 推後退休年齡

第二點是政策的不協調性。多個評論早已指出，政府近年一直希望推遲包括公務員及社會中其他行業的退休年齡，65歲正是近年的目標。其實港人壽命長，2016年人口普查時年齡的中位數已過43，一、二十年後超過50也毫不出奇，延遲退休年齡十分合理。60歲以上便可得到交通津貼，當然會使這群組的人笑逐顏開，但這些人在今天的醫學條件下，仍屬「年富力強」，為何給予他們交通津貼不易解釋。

不過，這也可理解為政府要回報長者在過去7個多月來的支持。從多種觀察可知，年紀較長、見識過香港歷史的人，其反暴亂的立場較為鲜明；反之，暴徒的主要構成者是青少年。政府管治手段其中一條應含有把資源向支持者傾斜，舉世的政府若非笨蛋都懂得這道理，所以我對獎勵長者並不反對。不過，實話實說，這裏也要指出一點︰世上大多數政府尚有另一傾向，用錢時多會只考慮對現屆政府的利益，要官員顧及將來是否有赤字或欠債是很困難的，因為就算二、三十年後財政有大問題，現屆官員已是無影無蹤，無從追究。但二、三十年後的社會棟樑便是今天的年輕人，到時的財困恐怕便要由他們承擔了。所以今天的財政傾斜，不單止今天的年輕人沒有着數，還包含將來他們要交更多的稅。

 

(Sky Post 2020-1-17)

道德高地與事實正確 （雷鼎鳴）

朋友通過WhatsApp傳來兩段意義相反的引文，頗有思考價值。

　　第一段是美國新晉國會女議員，年僅三十歲的哥迪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美國人都管叫她AOC）。她說：「在道德上正確，比在事實上正確更重要。」

　　乍看起來，這句話沒有甚麼大不了，這不幾乎等於說德比智重要嗎？有些人倚仗小聰明去做壞事，不是很糟糕嗎？但我們若要較準確地掌握她的含義，要先了解其背景。

　　有好友認為AOC只是一民主黨的小政客，她說的話有如蒼蠅亂噏，根本不值一哂。此說有理，但她是美國的網紅，觀點有代表性，在2018年美國眾議員黨內初選時便擊敗了連任十屆眾議員的民主黨核心小組主席，而當時她只一個在波士頓大學畢業不久出身基層的女侍應及調酒師，我們倒應了解一下她勝利之道。我查看了AOC的政治主張，可斷定她是美國民主黨的左翼，與桑德斯路線接近，喜歡社會主義政策，對免費午餐尤其支持，例如她主張全民皆有政府醫保（Medicare，目前美國要六十五歲以上的人才有此福利），人人皆一定要有工作職位，環保要有新措施等。至於經費從何而來，她的答案包括向富人抽取收入七成的邊際稅，或是乾脆接納經濟學界視為異端的所謂「現代貨幣理論」（MMT），即政府完全不抽稅不借錢，單靠不斷印鈔票去支付所有的開支。

　　凡是已活過幾十年，而又肯不斷觀察及分析世情的人，都應培養到一種本事，便是看穿政治口號的真正用心與政治包裝的分別。AOC這類免費午餐政客，在提出好聽的政治口號上，一般有頗高的能力，但在政策是否行得通，有何負面後果上，通常不會理會。

　　美國人才濟濟，自然會有評論人指出多種政策的得失，但免費午餐政客在面對批評時，常用的一招便是自稱己方站在道德高地，其他意見都是不理人民死活。AOC似乎把此伎倆更走上一層樓，就算是被人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或分析證明她支持的理念行不通或弊大於利，她也可說道德比事實重要以作反擊。

　　另一段引文的作者是蘇維爾（Thomas Sowell），他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及公共知識份子，在位處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當資深研究員。蘇維爾那段說話如下：「對於那些因為對世事無知而享受着一種道德優越感的人，你要向他們講事實及分析，通常都是徒勞無功的。」

　　蘇維爾是黑人，自幼家境貧寒，在紐約哈林區長大，但學業成績優異，就讀過紐約著名的史蒂文生高中及哈佛大學，後來得知經濟學一代宗師史迪拉（George Stigler）去了芝加哥大學，也就跟着跑去，在海耶克、佛利民等人的培養下取得博士學位。正因為他是黑人及出身貧困，所以他分析問題時沒有包袱，不怕人說他種族歧視或是涼薄，評論常能一針見血。例如，他以長年觀察所得，認為美國的所謂「同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政策事與願違。據此政策，弱勢社群可得到不少優惠，在申請進入大學時，黑人及西班牙裔學生入學的標準較白人及亞裔人為低。

　　蘇維爾發現，這政策反而害了這些弱勢社群，因為他們的入學成績不達標，在大學就讀時，成績遠遠不及其他同學，在班中要墊底，這更大的打擊了他們，其中很多因成績太差要中途退學。

　　在美國的政治現實中，若非蘇維爾是黑人，他的言論必會被別人亂扣帽子。但正因他的背景，我們倒知他說的是真話。AOC的立場，肯定與蘇維爾相反，但那一個更道德？我相信大多數經濟學家會站在蘇維爾一方，反正我們在經濟學入門課中，常會要求學生先搞清楚客觀事實與基於事實的分析，得到結論後，你們有何選擇偏好，是閣下之事，但前提是充份明白各種政策的後果才去選擇。

　　回到AOC那句說話，我認為她是錯了。沒有事實根據的道德高地是虛假的，是自欺欺人的。道德與事實同樣重要。

（Headline Daily 2020-1-17）

伊朗上空的戰雲 （雷鼎鳴）

本月3日，美國用無人機擊殺了伊朗的第2號人物蘇萊馬尼（Qassem Soleimani），此事事關重大，在軍事上意味着被現代科技控制的無人機可隱蔽地潛入敵境，靠人面識別功能精準刺殺目標人物。美國顯然掌握此技術，但中國的無人機技術及人面識別技術一樣精湛，將來是否雙方都會多用此武器？

美國從中東脫身難度增

但更重要的問題倒是搞清楚特朗普及美國的鷹派究竟意欲何為？不少評論指出，美國此舉自相矛盾。特朗普上台後，對軍事開支龐大頗為不滿，隨着美國能源已能自給自足，中東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已不如前，所以美國已把注意力轉到中國，認為她才是主要對手，全球衝突的潛在熱點，變成是東海、南海及油輪必經之路馬六甲海峽，美國正試圖從中東脫身出來，她過去在那裏挑起的人民及不同國家之間的爭鬥，美國可以少加理會，把戰綫集中在對付中國之上。若然如此，在中東再挑起火頭，而不是靜靜地和平地加強保護自己的利益，於理不合。在撤退中突然要出回馬槍殺敵首領，必招致報復，美國在中東自拔的難度，顯然大增。

美國如此作為的一個簡單解釋，是特朗普為人愚蠢，被鷹派觀點說服，而且知道蘇萊馬尼是軍事天才，所以也是美國的心腹大患，就算天下人痛罵美國，使其外交資源大為損耗，特朗普也在所不惜。此類解釋，也許有正確成分，但卻可使我們忽視另一些可能性，從而對新生風險缺乏防範意識。

如果美國視中國為頭號對手，那麼綱舉目張，美國的動作便應以其對中國的策略來解釋。伊朗是產油大國，西攬運油戰略要地霍爾木茲海峽，東接與中國友好的巴基斯坦。中國在這地區有重要戰略利益，石油仍是她發展所需的血液，這區域亦是「一帶一路」市場的各國交集之地，實不容有失。

石油過去從中東及非洲靠油輪經過馬六甲海峽運到中國，正是山長水遠，而且馬六甲海峽容易被封鎖，南海亦有美艦騷擾，不見得安全。正因有此風險，中國也與巴基斯坦合作，打算建造「中巴經濟走廊」，2015年4月20日已正式啟動建設一系列的樣辦工程基建項目，其中包括從巴基斯坦南邊的瓜達爾港至北邊中國新疆境內的喀什，建設公路、鐵路、油氣通道、光纜通道的經濟大動脈，尤為矚目。全面建成後，中國輸送石油入境便可多了個只有3,000公里的管道，中國商品亦可較迅速運至中東及非洲海岸。中巴走廊正是「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

中國巴基斯坦共建走廊

倘若美國只是為刺殺蘇萊馬尼而沒有後着，中巴通道的建設與運作不見得會受到美國的騷擾而有所改變；但假如美國有更大野心，並願意付出軍事代價像佔領伊拉克般去佔領伊朗，那則另當別論。如果伊朗是美國的勢力範圍，鄰近的中巴通道並不見得安全。

美國不見得有此實力，她搞得不好的話，可以兩邊不到岸，一方面在中東繼續泥足深陷，但又佔領不了伊朗，阻止不了中巴通道成為中國的大動脈；在東海南海方面，也因分身不暇，無力拖慢中國統一過程，石油亦源源不絕地運往中國。如果美國成功，先控制了伊朗，截斷中巴通道，沒有了後顧之憂，兵力都集中在東海南海，那麼中國會有麻煩，所以中國不應坐視美國對伊朗的攻擊。最近伊拉克投票通過要美軍全數撤離，正是一個訊號，顯出美國已心勞力竭，沒有足夠實力支持她達到戰略目標。

中東有事，對香港可能是好事，因為美國更無多餘資源在港發動攻勢，有助香港早日回復平靜。

（Sky Post 2020-1-10）

這樣的經濟圈易被擊潰 （雷鼎鳴）

　　最近有好些媒體問過我對所謂「黃色經濟圈」的看法，我基本上不作回答，原因是認為它頂多是一種經濟構想的反面教材，但它能起到的破壞也有限，不值得深究。現在寫出一點看法，以後便可不用花時間回應記者。

　　這構思的一個問題是扭曲了價格機制，削弱了價格引導資源配置的功能。在市場經濟中，商戶有時會願意付出更高的成本改善產品的質量，這會推高價格，但顧客仍可能願意購買，因為他們相信質量改進了。加入「黃色經濟圈」的商戶若是要繳付費用（我們可稱之為保護費或廣告費都無妨，這不影響分析），那麼最終產品的價格是要上升的，但顧客可得到甚麼？那些支持黑衣暴力的人或許覺得無所謂，反正他們真心支持黑衣暴徒，願意付錢，我們倒也可尊重其自由。不過，社會中反黑衣暴徒的人一樣眾多，他們若認為明目張膽自認黃店的，有可能把一部份利潤以交保護費的形式交給暴徒，他們會對這商戶產生厭惡感，不願光顧。

　　如此一來，交了保護費暴露出自己是黃店後，該商戶產品的需求要面對正面及負面壓力，可能負面的還大一止，因為黃人的消費者經濟實力只是一般，而且不少香港人也不喜捲入政治，成本上升了，銷路不增，此等商戶的利潤大有可能下降，甚至競爭力更不如前，早日倒閉。

　　上述說法是假設黃店要交保護費，會否根本絕無此事？黃色經濟圈只意味着黃絲喜歡光顧黃店，藍絲則光顧藍店？若只是如此，各人有各人偏好，我們也不用苛責。當然，此種連消費都用政治立場去搞得涇渭分明的做法，會更撕裂香港社會。香港已高度兩極化，世界很難再找到一個像香港人這麼不團結的地方了，再加劇之不是好事。

　　不過，保護費有大概率會出現。就算黃店不主動交錢，黑衣暴徒也會迫他們交保護費，否則這些黃店憑甚麼可交代它們自稱會支持黑衣暴徒的承諾？事實上，若無保護費，這個黃圈是否能稱之為圈也大成疑問，黃店總不能在門口掛張黃色符咒，甚麼都不做便自稱是黃店吧？

　　但交了保護費後可得到甚麼？上文已說過，這不見得能增加對黃店產品的需求，我們很難想像，正當的商戶肯賣某些顧客會喜歡但另一些顧客會產生厭惡的廣告。所以交了保護費後，商戶得到的，是有種勢力願意「保護」它們，那些沒有交費的，則受到排斥。但黃店可得到甚麼形式的保護？

　　按香港近月的情勢看來，黑衣暴徒曾有選擇性大規模地對一些他們不喜歡的商戶打砸搶。換言之，不交保護費便是圈外人，後果便是要面對黑衣暴徒的破壞，交了費得到的「保護」，只是不用被砸而已。黑衣暴徒會否停止打砸搶？他們愈是破壞圈外的商戶，愈有可能逼使這些店關門大吉，減少黃店要面對的競爭，他們又更振振有詞，要黃店增繳保護費。他們若毫無「作為」，黃店便不認為保護有價值，所以有了「黃色經濟圈」後，保護費會更泛濫。

　　此種行為還可能違反了競爭法，因不交保護費的會被打壓，這等同把黃店組織為「黃色經濟圈」的勢力，正在建設自己的寡頭壟斷力量。

　　警方不可能不執法去保護那些不肯加入黃圈而被暴徒肆意破壞的商戶。保護的方法是拘捕並檢控暴徒。檢控得愈多，暴徒坐牢機會愈增加，他們要求的保護費便必須提高，這成本會轉嫁到黃店身上，但不一定會轉嫁到黃色消費者，因為後者眼見黃店成本上升，價格增加，會離棄黃店，跑到非黃店去光顧。所以警察只要對專門打砸搶破壞商戶的暴徒大力打擊，便可使「黃色經濟圈」的成本大幅上升，潰不成軍。我看過黃店的一些名單，它們大多名不經傳，我不認為它們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頂得住政府打擊暴徒後所帶來的經濟壓力。

（Headline Daily 2020-1-10）

是誰把香港年輕人推向深淵 （雷鼎鳴）

    近半年來，很多人都驚訝于香港似是突然變了樣。一個原本以美食、購物、金融業聞名，盛產演藝明星，自由指數高居世界前列的璀璨大都會，竟退化為一個滿目瘡痍，破壞痕跡到處可見，市民出外也要查一查哪裡有暴力的城市。而造成這些破壞的執行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年輕人，有些還只有十一二歲。我們不免要問，是什麼因素將這些青少年推向極端？

     經濟學家相信他們的行為成因有跡可循，亦即這些人的行為並不一定違反其“理性”，盡管他們對世事的判斷可能有嚴重錯誤。

     先澄清幾個分析誤區。第一，除了極個別例外，他們中的大多並非一些願意為理想以死相搏的人，要他們做“烈士”更是免談。根據“顏色革命”的套路，若有人在其運動中死亡，必定要充分利用，其殯儀遊行一定要大肆渲染。但“可惜”風波至今，香港警察並未射殺過一個人。反觀美國警察卻在2019年擊斃了897人。曾有段時間，香港個別因不同原因自殺的人也硬被套上說是以死明志或被警察迫害，但可惜他們找不到什麼經得起推敲的證據。

     第二，這些積極參與暴力的年輕人並非視前途為糞土。君不見他們都是黑衣黑帽黑面罩，一遇到強光照射及被人撕去面罩，便驚慌失色，他們所恃的不過是被檢控及被處重罰的概率很低，而且還有些媒體及政客不斷吹捧他們。“殺君馬者道旁兒”。在他們身上再得體現。

     第三，這些人製造炸彈、扔汽油彈、淋油焚燒意見與他們相左的人，明顯帶有恐怖色彩，但我們絕不用因為他們只是普通的學生或上班族而感到訝異。2005年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丕比（Robert Pape）出版了一本研究恐怖主義的著作《以死爭勝》 (Dying to Win)，其中一個發現是恐怖分子多數自以為正義，日常生活中他們也許只是下班到市場買菜回家煮飯的普通人。

     是什麼動力驅使這些人走向極端？筆者認為最直接的動力是恐懼與挫折感交織的心理壓力。

     過去30多年來，全球的收入及資源配置發生了深刻變化，發展中國家人民收入大幅上升，而富裕地區人民的收入卻幾無寸進，這可能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後果之一。從1993年至今，香港的僱員收入中位數，扣掉通脹後，總共只上升了三成，而今天的房價卻是1993年的3.5倍。

     其實這個現象並非香港獨有，不少西方國家民一樣對前途不樂觀。然而這種悲觀情緒在一些地區卻被另一些地區的成功所激化。本來有識之士都懂得，內地的發展正是香港經濟繼續增長的基礎，但香港一些“反中亂港”勢力自身充滿怨氣，通過被他們控制的媒體及部分教育陣地極力“去中國化”，把內地的成績說成是對香港的“威脅”。

     香港經濟繁榮之所以能夠存在，原因本在內地，如果沒有內地龐大且急速發展的經濟，誰會選擇把香港作為往內地投資的踏腳石？所以香港年輕人未來的經濟和事業出路本就與內地密不可分，但他們被煽動蠱惑，反而把這僅有的出路視作“死路”。既然有此心態，那自然是悲觀失望，誤認為毫無出路了。

     這種心態是滋生排外反精英民粹思潮的溫床，不易化解。要鼓勵受困于此等思想的年輕人去努力改善自己的競爭力，良性地與內地精英一較高低，其難度高于說服他們遠離“港獨”。尤其是香港社會中還有不少別有用心的人不斷煽動，使他們誤以為其“攬炒”策略有成功的可能。

     但我相信，這些年輕人內心深處清楚“港獨”根本不可行。只是越明白這條路不可行，越会觸發他們心中的恐懼，谁会愿意聽到有人不停提醒他們：你們是往死路上走！所以提醒他們的理據越是充份，他們恐懼越甚。掩蓋恐懼最好的方法是使自己憤怒，及由此而來的種種暴烈行為。▲

（Global Times 2020-1-7）

起底與不對稱性 (雷鼎鳴)

網絡起底是一種很惡劣的行為，但若小心分辨，此種行為的惡劣程度也可分為幾個層次。

較低的層次是把某些自己不喜歡的人或意見不合的人的個人資料，例如姓名、樣貌、身份、職業等在網上或通過其他途徑公開發放出來，而且是未經當事人同意的。此種行為通常並不恰當，但也有例外，如果此人行為不檢犯了法，甚或正被通緝，讓公眾知道其資料以防他繼續作惡，未必不妥。

黃營道德低落

高一個層次是匿名以虛假資料打擊政敵、意見不合之人或曾有結怨之人，手法包括造謠、誹謗、煽動其他人騷擾被打擊者等。此種行為需要譴責及懲罰，它起碼觸碰了3條道德底綫，第一，此種行為的目的是惡意損害他人；第二，起底者所用的資料通常不盡不實，當中包含欺騙成分；第三，起底者通常隱藏身份，他們絕不光明正大，只懂躲在陰暗角落暗算別人。為甚麼他們要隱蔽身份？這是因為他們心中知道，自己的行為並不光采，所以害怕別人知道。這種心理與黑衣人蒙面如出一轍，都是些懦夫！

但上述的起底還不是最惡劣的，更高的層次是他們起底的內容還包括受害人的家屬，甚至朋友或公司。他們這樣做當然是想把打擊面擴大，但此種株連手法，肯定把無辜的人也牽扯入內。我認識好些並不一定是公眾人物的朋友，他們被起的底，還包括遠在國外讀書的子女，而且起底者還會試圖發動在網絡攻擊其家人。我不明白為何此種充滿封建思想的株連行為，還會有人去支持？黃色政圈的人還會拒絕與這些人割席，甚至加以袒護，香港的政治道德真的如此低落嗎？

若論被起底的受害者，人數最多的自是警察。根據私隱專員公署去年12月20日的數據，去年共有4,359宗投訴個案與網絡起底有關，即1,577宗個案，當中36%受害人是警察及其家屬，另30%受害人是支持警察或政府的人士，政府官員或公職人員被起底的則佔4%。

從上述數據可知，香港藍營與黃營在起底問題上有明顯的不對稱性，對起底活動樂此不疲的起碼有7成是黃營中人，這個數字已暴露出這個陣營的人道德標準低得很。

這種不對稱性也帶出了一系列問題。香港警察是維持治安的主要力量，他們日常面對的，正是社會中最陰暗的罪惡，我們也不能期待罪犯行為溫柔仁慈。在外國，一個城市的警察往往從外地調來，其家人未必在身邊，目的正是要減少家人受到迫害的機會。香港警察絕大部分是本地人，自是沒有此種保護。

傳媒處理不公

日前有警察拿着一位記者的記者證時，證件被電視鏡頭攝入，私隱專員公署也高調地批評該名警察。此種批評也反映出警察得到的對待，並不見得公平。負上洩漏該記者個人資料責任的，究竟是警察還是電視台的記者或編導，也不易說得清，記者見此證件怎麼不快快把鏡頭轉向別處？新聞部怎麼還要播放？眾所周知，警察被起底的情況最為嚴重，1,577宗個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私隱專員公署雖也有批評過對警察的起底，但記憶所及，未有一宗個案像上周記者部分個人資料稍被披露後便上報紙頭條，這是不成比例的新聞處理。

此種不對稱性也可引伸到其他問題上。我一向反對在暴亂完全平息前成立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原因之一是就算調查結果完全客觀公正，哪怕是暴徒及黃色政客及其同路人要負起9成9的責任，而警察只用負起1%的責任，對警察仍是不公平的，因為暴徒及政客根本不用理會對他們的批評，除了已被檢控犯有刑事案的暴徒外，他們也不會受到懲罰；反之，警察是公務員，人在體制中，卻難以完全免責，我們難道不會為他們感到委屈嗎？

(Sky Post 2020-1-3)

和統還是武統？ (雷鼎鳴)

　　台灣總統與副總統選舉下周六便要舉行，這次選舉，若是韓國瑜一方得勝，未來四年台海能保持和平的機會很高，但若蔡英文當選，兩岸間出現衝突，甚至是軍事上的衝突，風險必定增加。

　　究竟中國應和平統一還是武力統一台灣？這是中國領導層七十年來的頭等重要問題，至今仍未完全解決，但經多年來兩地實力對比的變化，這問題的答案亦受到新變數的影響。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決策的標準應包含兩樣，第一是武統（或等待下去）的總體效益是否大於成本？第二是多等一會的邊際效益，是否大於邊際成本？這兩個標準有不同含義，前者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現時便武統除了滿足其總體效益大於總體成本外，尚需證明等下去所涉及的邊際成本大於邊際效益，亦即等下去侵蝕效益與成本之間的差距，所以不應再等。換言之，現在便武統的條件有二：武統帶來的總體效益大於總體成本，以及等待不再有利，亦即等待下去的邊際成本高於邊際效益。

　　等待有何效益？近幾十年來，內地GDP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台灣的增長，兩地的經濟實力差距愈來愈大，就連太陽花運動中的一些學生領袖也要跑到大陸去找工作。台灣一名大學畢業生起薪點每月五、六千港元，大陸早已有不少畢業生遠超這水平，而且其增長勢頭依然迅猛，多等一會不是更減輕融合的成本嗎？

　　軍事上大陸與台灣的差距一樣在擴大，封鎖台海對大陸來說已非難事，多等一會大陸軍事上成功的機會更大，成本更輕。因大陸早有多枚號稱航母殺手的中程導彈，例如東風26射程可達五千公里，有能力把美國的航母拒在兩千公里以外，這樣等於其飛機也受到作戰半徑限制，飛不過來。

　　但我們也知道，一旦打仗，總會在台製造生命財產的損失，不利長治久安。當然，有些成本是可以減少的。例如我聽一些台灣朋友說過，他們十分懷疑台軍的忠誠度，只要大陸的航空公司肯高薪招聘他們到大陸當民航機師，必有大批台灣空軍拒絕打這必輸之戰。

　　但不採取軍事行動，一味等待，也是有成本的。台灣經過長年脫離大陸及幾任民進黨的執政，其社會及教育上去中國化的路程已走得很遠。等下去不但夜長夢多，而且將來若民眾多有台獨思想，管治成本也會增加。況且中國人民中早日統一中國，維持領土完整，洗脫甲午戰爭所帶來的恥辱，訴求也頗強烈。老是在等也不是辦法。

　　上述提供了一些判斷的原則，但在具體作判斷時，也必有不同意見。兩周前，我在北京參加的《環球時報》年會的討論會中，便有一專題討論台灣問題，鷹鴿兩派亦各持己見。

　　最贊成強硬路線的是前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洪光中將。他認為台獨已然坐大，在民進黨經營下，抱有台獨思想的台灣人已佔大多數，不應再等，愈等愈糟糕。他又認為以今天中國的軍事實力，三天便可打下台灣，我似乎聽到他說一個連的兵力便可拿下澎湖，佔領了其機場後，派飛機進駐，台島內的戰機便可被控制住。此等實戰軍事知識我當然是外行，無從判斷，但肯定自己所知，比不上一個原大軍區副司令員。

　　較鴿派的是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及原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他們二人都支持統一，但並不認為目前打仗是唯一選項。張認為美國並不介意台海起軍事衝突，甚至希望煽起衝突，因為受到損失的是內地與台灣，美國則毫髮無損，反而可靠賣軍火而賺到一筆。如此一來，中國的發展會被延誤一段時候（我看未必延誤很久），正中美國下懷。王在希也認為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民心也要爭取。

　　在《環球時報》的年會中，也聽過可用施琅模式，即康熙時收復台灣的方法。施琅用海軍封鎖了台灣，台鄭成功的舊部不得不降。這與中共當年平津戰役時大軍包圍迫對方投降的方法如出一轍，好處是避免傷亡，我估計這是未來主要的策略。

(Headline Daily 20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