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日用光儲備以降風險？ (雷鼎鳴)

今年財政預算案最引人注意的，除了派1萬元外，便是闊別了16年的財政赤字又再出現，而且這赤字幾乎必然會持續頗長時間，倘若真的如此，技術上香港已踏上結構性赤字的階段。

在2000/01至2003/04的4個財政年度都出現財赤，不少評論人都說香港恐已進入結構性赤字，但我當時不同意此說法，因我認為那時赤字是源於周期性經濟衰退，不會長久，事後亦證明我的判斷正確。今天情況有異，香港除因疫症等偶發性問題加劇了經濟下行，更重要是結構性問題未解決，不容我們對財政前景太樂觀。

結構性赤字 比估計早來臨

過去1年財赤是378億，來年估計是1,391億，再以後的4年，每年預算中的赤字從74億至170億不等，但這些數字把政府所借之債也視作收入，有誤導性，所以我相信把債券扣去後的官方估計更反映真實，亦即今年4月開始的財政年度赤字是1,586億，以後4年財赤每年在113億至288億間。如此情景，便構成從2019/20至2024/25連續6年的巨大赤字，而且在此之後，也完全不能排除赤字會繼續下去。也許某一年經濟特別順暢，赤字會減少甚至暫時消失，但我們仍可足以認為長期結構性赤字年代已是香港經濟史一部分。

2014年3月，我有參與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公布了對未來財政前景的估算。面對着人口老化後開支增加及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壓力，若政府對開支不加以合理制約，我們預測到了2021/22年度便會出現結構性赤字，而且到了2028/29年度便會把財政儲備用光，以後年年要舉債度日。現在赤字比當年最悲觀的估計早了來臨，我們能不焦急乎？

政府認為今年度有這麼高的赤字主要是派錢及一些一次性的逆周期措施所致。我不反對派錢，還富於民比把錢交給政府管理更能使資產被善用，一次性的開支也比經常性的安全一些，但逆周期政策往往事與願違，這倒是經濟學家熟知的。我們倒不能對政府開支佔GDP比重近年大增這一事實視而不見。1997年公共開支佔GDP比重是17.2%，2017年是19.3%，現時預計到了2024/25年度是23.2%，速度不可謂不快。

要知道，開支不斷增加但收入不上升，便必會有赤字。香港加稅不易，對經濟有嚴重損害，政治後果亦堪虞，所以香港只能望天打卦，希望經濟會有不錯增長，自然地為政府帶來收入。但若經濟好不了哪裏去，開支卻是一闊三大，長遠結局一早可知。

不是說政府只能節約，不能用錢，若有些項目，例如填海造地，效益遠大於成本，政府便應放馬平川，一往無前。但我們要注意，世上大多數的所謂民主政府都有過度用錢的傾向，原因倒是簡單，赤字預算多花錢可討好選民，雖然赤字會耗掉儲備或要舉債，這些負面後果卻是將來的政府承擔，現屆的不用理會。港英年代港督有絕對權力，不用理會選票，這樣有利於用長遠的視野審視理財方針，所以香港有審慎理財的哲學。今天香港政府飽受民粹主義的壓力，轉型當大花筒的傾向也就欲隱欲現。

泛暴特首上台 勢敗光儲備

從長期保持香港經濟繁榮的角度看，我支持《基本法》的精神，審慎理財，量入為出，這是正道。但我們卻也應注意另一潛在風險，儘管這風險不算很大。假設香港的泛暴人士在明年成功把1名泛暴特首推上台，新政府會如何作為？現屆政府留下的嫁妝將會包括近萬億的財政儲備，以他們過往表現，這筆錢有大概率會被胡亂使用，甚至以其作彈藥鞏固政權，香港的繁榮會成為過去，家也會被敗光。若然如此，今天政府大派金錢，藏富於我們自己的口袋中，當然比送給黑暴好得太多。

這局面當然可避免，問題是中央政府有無決心在港推動大手筆變革。香港的泛暴可能也不會相信可奪到政府權力，財政儲備對他們來說或仍十分遙遠。到了一天，若他們突然跑出來說要審慎理財，便是他們以為奪權有望，要保住儲備為他們所用了。

 

(Sky Post 2020-2-28)

中美的防疫策略誰最適當？ (雷鼎鳴)

　　中國今次應付疫情所用的策略是否最恰當？世衞派了個專家團到內地考察，在報告中對中國讚不絕口，其高級顧問及團長加拿大籍專家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更表示世界虧欠了武漢人，在疫情過後，還要正式再向武漢人道謝。在民粹主義氾濫年代，有些人是不信專家的，在香港，大罵中國處理疫情失當的人並不罕見。據說習近平思想也推崇「沒有最好，只要更好」，所以中國官方大概也不會認為抗疫已是做得最好。要評價中國的策略，最後還是要作一些跨國的比較。

　　世界上一次的重大疫情是2009年4月首次在美國加州一個女孩身上發現，其後更擴散至全球的豬流感。據權威性的美國疾控局（CDC）估計，光是在美國，有6100萬人受到感染，共死了12469人，但此疫散播到世界各地後，全球因此致死的超過57萬人，雖比不上1918年西班牙流感全球所死的5000萬人，但也是慘烈了。反觀今次肺炎致死的，到今天還是2000多人，與豬流感相差仍遠。

　　有一點我十分疑惑，在2009年及2010年我去過美國開會及旅遊起碼三、四次，但對此疫情幾乎毫無印象，依稀只記得在入境的機場中見到有張海報提醒旅客要小心，民間對此世紀疫症似乎無人理會。上周芝加哥大學商學院舉辦了一個關於今次新冠狀病毒的研討會，探討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講者中有位傳染病學教授，據她所言，美國在豬流感疫症中所採用的策略與中國今次所用的完全不同。

　　美國低調，基本上沒有叫人隔離，更沒有封城，否則那有6000多萬美國人中了招（以人口比例而言，等於中國二億多人染病）？他們的態度是反正該次病毒傳染性高，不會防得住，也無特效藥可治，所以只集中精力想法減輕病毒對人體及經濟的破壞，並寄望病毒感染了幾代後毒性轉溫和。至於不封關，以致世界其他地方死了57萬人，似乎並不在美國當局考慮範圍內。

　　美國此種較為放任的策略是否最適當？此種問題的答案要視乎決策者的價值取向及客觀條件的約束，在一地可行的在另一地可能完全離地。中國的方法與美國大異其趣，背後的價值觀及條件與美國都不同。

　　中國的基本方針是武漢封城及不少城市的小區自我隔離。這是古老但有效的辦法，但經濟代價較大，要靠後來的努力生產補償，好處是疫情擴散較慢，可以爭取到較多時間讓世界各地的醫療人員研發出特效藥或減輕病情的方法。若情況理想的話，可能像沙士般病毒因無宿主可感染自行了斷，消失無形。世衞最感激的便是武漢願意為全國及世界付出代價，世衞見慣全球不同國家處理疫症的不同作風，深知中國此等自我犧牲的難能可貴。

　　中國有做到的，又絕不止於要武漢或湖北的人民承擔起所有的代價。世衞感到鼓舞的是全中國人民所顯示的利他及團結精神。武漢有難，中國其他地方的人民便爭相支援，而且速度驚人。以全國之力，十天左右建好及裝備了兩所頂級防疫醫院，世界沒有國家可做得到。居民不出街，卻有效率奇高的網購及美團的送食物解決問題，看來今次疫情完結後，新的消費模式會出現。各個地區也大顯神通，想盡方法幫助武漢或全國減輕疫情。例如高科技城市深圳的比亞迪汽車廠在二月初更改裝了生產線，快將達到日產五百萬口罩及三十萬瓶洗手液；華大基因在兩天便弄出十萬份檢測試劑運往武漢；大疆的無人飛機則在高空散下消毒劑大範圍消毒；機器人監察着小區的出入口及在醫院中給病人運送食物；華為的5G把醫生與偏遠地區人民聯繫上。

　　上述的條件不是每個國家都擁有的，以我判斷，美國便做不到，若是美國政府封掉一個城市，不但會鬧翻了天，而且也無法如中國般全國動員減輕受壓城市的痛苦，所以封城在美國並不可行，而且美國政府也沒有中國政府所相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價值觀，根本不願損失經濟利益。

　　中國已做得仁至義盡，下一步便是有序復工。目前新增感染案例在內地已不斷下降，不少省市都出現零感染，但日本、南韓、意大利卻出了問題，不知將來會否逆轉回中國？如何保住經濟的快速反彈及控制住新感染？最重要的恐怕是強化人民的防疫意識與生活習慣。日產一億口罩的目標相信很快可達標，有了口罩及防疫意識後，全面復工已具備條件。

(Headline Daily 2020-2-28)

 

管治港澳班子的組織及人事更替 (雷鼎鳴)

中央管治香港的班子大改組，國家領導人之一、政協副主席夏寶龍，當上了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降職不降級，保持正部級的身份，當港澳辦副主任，主理日常工作；曾任地方大員的駱惠寧，以香港中聯辦主任的身份，同時兼任港澳辦副主任；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亦同時任港澳辦副主任。

 

上述有組織的變革，也有人事的新配置。從來改變組織的原因，是要使到推行政策時更加有效率，人事上的變化，則更有針對性，若非對所選之將有信心，何敢把勝敗寄付在他們身上？

 

加強推行政策效率

 

管治港澳與管治內地一個省或一個直轄市頗有不同，內地的省市有省長市長，更有省委或市委書記，之上有國務院及中共中央；但管治港澳的組織，從局外人看來，則複雜得多，甚至使人有架床疊屋的感覺。就以香港而論，管治權的最前綫，自然是特區政府，但與她近乎平排的，有個較集中關注本地事務的中聯辦，及專責替香港擺平內地官僚架構、地位似比中聯辦高了四分一級的港澳辦，在此之上，又有個真正手握大權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在人事配置上，港澳兩個彈丸之地，耗用了不少行政與政治專才。上一屆的中央港澳協調小組內，有一個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兩個政治局委員李源潮（國家副主席）和孫春蘭（統戰部長），及國務委員楊潔篪。今屆也有政治局常委韓正、國務委員楊潔篪、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及公安部長趙克志等人，再加上有地方管治經驗的駱惠寧，陣容也屬鼎盛。

 

中央推動政策的思路，向來很受「摸着石頭過河」這一方法學所影響。當他們在做前人未做過的事，自然沒有多少理論可作依據，既然如此，在實踐中摸索前行，也是較為穩妥的方法。為何治理港澳的架構如此複雜？我估計這也是從實踐中演變出來，此段歷史非我所長、非我所知，我也就不多作評論。

 

不過，從人事布局上，我們卻可猜測一下中央的意圖。若按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成員的等級來看，今屆的不見得比上屆的有更高的級別，但放在前綫的，則加了習近平的舊部夏寶龍及當時青海及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顯示中央已找了有經驗的戰將準備打硬仗。若看這兩位大員的背景，很突出的一點是他們並無港澳工作的經驗，我們亦可據此推斷他們並無與港澳各利益集團的關係。不在關係網中，打起仗來，可少受些干擾。由此可再推斷，在疫情過去後，中央可能有不少大動作。為甚麼我不提澳門？因為中央對澳門似乎甚為滿意，這樣便不會有大變了。

 

美國在港製造動盪

 

在經濟貢獻上，香港早已變得愈來愈不重要，為甚麼中央仍如此重視香港？這顯然與美國有關。多年前我已認定，若美國要在地緣政治上衝擊中國，沒有地方比香港更適合。此種過去的猜測已經變成事實。未來美國核心的國策是遏止中國的崛起，香港甚至可以成為主戰場。雖然美國不可能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但製造一些動盪，利用香港延誤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的發展，美國仍綽綽有餘。

 

要阻止這情況出現，或是減低其影響，光是靠特區政府是不可能的，過去大半年的事實已充分說明此點。《基本法》23條是否立法？有無代替23條的方案？如何保證國家安全及一國兩制正確實施？排除了干擾後，如何把香港的創科能力發揮出來，對大灣區有所貢獻？每一場都是硬仗。過去20多年中央本來很信任特區政府，根本不願干預其運作，但此種放任並無得到好的效果。如今派遣了幾名大將在前綫壓陣，看來未來香港的情勢會有大變，在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問題上，特區政府或要退居二綫。

 

(Sky Post 2020-2-21)

疫症中的保險 (雷鼎鳴)

  　新聞中屢見港人似是十分恐慌，在超市中不但廁紙、大米、罐頭等一掃而光，甚至連劫匪也打廁紙的主意。

　　經濟學家不會輕易說某些人是瘋了，因為這等於說經濟學這威力無窮的分析工具再不能解釋這些人的行為，只能用他們都是非理性行為推搪。這些爭先恐後掃貨的港人是否都是白癡？

　　首先要注意的，是他們囤積的物品都帶有持久可保存的特性。買回來後儲存一兩年，物品也不會變壞，可助他們打「持久戰」。值不值得這樣做？我們要看成本效益。

　　在效益方面，他們是替兩種風險買保險。第一種風險是疫情會否擴大至完全失控，內地及其他國家生產鏈斷裂，生產不了港人所需的消費品，就算可生產，貨物也因封關入不了香港。若如此，沒有早作準備豈不餓死憋死？這種風險雖然難以完全排除，但實事論事，出現的概率極低。

　　第二種風險是，就算只有小部份群眾有此羊群心態，但只要他們連連掃貨，導致貨架空空如也，同樣也會造成別人入不了貨，坐困愁城。這有如銀行擠提，就算銀行本身流動資金本無問題，也會因銀行外大排長龍而難以應付，最後倒閉，觸發銀行擠提的謠言，也變成自我應驗的預言。此種風險難以評估是高是低，要看群眾的心理素質及供貨商急速應變的能力，但短期內貨架上無貨可賣的情況，起碼會造成相當的不便。

　　為了減低上述兩種風險，及早入貨是自我保險的法門，但因相關的風險不是很大，是否值得去買保險？這要看保險的成本多少，若是代價甚低，便值得買。

　　2003年沙士時，我也曾算過一帳，決定在家中囤積了足夠維持生命兩三個月的糧食及罐頭，花費大約3000大元左右，隨時可在家當宅男用。當時甚至有記者聞風而至，跑到我家中拍下我「糧倉」的照片作為證據。據我計算，這是很理性的行為，因為我付出的保險費其實微不足道。先用3000元，並不等於我浪費了3000元，我付出的機會成本其實只是這筆錢的利息。當年利率已很低，假設年利率是兩厘，我的3000大元早用了三個月，總共只是耗掉15大元的利息，只夠買杯奶茶，但可換來心安及到處吹水的機會，除笨有精。由是觀之，今天掃貨似瘋癲的港人，也有其經濟理性。不過，是否值得大排長龍浪費時間，又作別論。我估計，真正去排隊的人，時間成本都是較低的。

　　港人甚或是內地人對疫症有恐慌情緒，他們減低社交活動，不外出消費，在家隔離等措施，也可視為買保險的一些行動，但他們是否過度反應，致使保險的成本大於效益？

　　這是有可能的，新冠肺炎至今全球死亡人數稍高於2000人，但據一位美國醫生Dr. Eric Berg所提供的統計，美國每個月光是死於醫療失誤的便有2萬人，全球每月死於流感的有3萬8千人，死於心臟病的每月超過100萬人，這些風險都遠遠高於新冠肺炎。目前，絕大部份死者都死於武漢，在湖北以外而不治的，寥寥可數。美國的醫學界便有多人質疑，是否媒體或政府都把新冠肺炎的疫情誇大至不成比例。

　　這個質疑是有道理的，人民資訊不足，道聽塗說者甚眾，自己嚇自己的可能性不低。根據上述的數字，流感的風險似遠大於新冠肺炎，為何人民防新冠肺炎所費之勁似大於防流感？除了以上受資訊不足所誤導外，我們也可另提一個經濟分析，以作補充。

　　我們先注意三個觀察：第一，流感性傳染性強，中招後死亡率卻不高；第二，大多死亡都集中在武漢及湖北，其他地方死亡率及感染率都低；第三，若然感染了，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大於流感。

　　第一個觀察意味着除了打疫苗外，流感防不勝防，又因就算中了招，死亡率不高，因預防付出代價後，得回的效益也不顯著，所以很多人對此也就不大理會。第二個觀察說明及早防治及醫院有足夠的設施後，新冠肺炎的殺傷力可以大大減少。第三個觀察也顯示，多花工夫去減低感染，效益比防治流感更高。嚴格來說，防新冠肺炎與防流感的措施差不多，防了新冠還可順手防了流感。因此之故，人民花資源防新冠肺炎，功效較為明顯，所以他們願意付出較大代價。

 

(Headline Daily 2020-2-21)

訊息不對稱性與防疫 (雷鼎鳴)

湖北省衛健委的書記及主任雙雙被免去職務，將來也許有更高層的官員被免職或被追究新冠肺炎在湖北爆發的責任。我對這些官員素昧平生，並無批評他們或替他們說好話的誘因。從問責的角度看，在災難中有人被免職也正常之極，這起碼可起到一種警誡後人不要疏忽職守的作用。不過，對當事人而言，我們其實難以確定這是否公平，從建立一套更精準的疫情監控制度的角度出發，此等免職也不見得能針對問題的核心。

 

這些官員被免職，我們可合理估計是因為他們在疫情初期反應遲鈍，以致病毒擴散。其實，他們是否真的那麼遲鈍，答案也是見仁見智。美國的疾病控制中心（CDC）很可能是當世最具專業能力及權威性的控制疫症的中心，但只要我們看看其應付2009年豬流感一役的經驗，便可知CDC投入了浩大的人力物力作研究，其反應速度卻並不比武漢快，其被感染人數及最終的死亡人數也多倍於今次的新冠肺炎。

 

李文亮吹哨如何辨真偽

 

不是有李文亮等8位醫生曾一早預警，但卻被訓誡嗎？事後看來，沒有理會這些醫生的觀察，的確是個錯誤，李文亮也應被平反，但事後孔明容易，事先的評估及判斷依然有重大的困難有待解決。要明白此點，我們可先角色更換，把自己當作是武漢或湖北的相關官員，看看應如何反應。

 

他們在一個多月前可觀察到什麼？李文亮等人並無直接掌握病毒的資料，他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是在朋友圈中誠實地傳發了一些訊息。但更要命的是，在中國以致全球的網絡世界中，每天都有千萬條假新聞甚至是有人刻意製造帶有惡意的謠言，每一條都理會不單不可能，而且有害。可是草堆中也可能有黃金，有些預警是有價值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濾走錯誤的訊息，辨別出有用的部分。

 

過濾訊息、迅速辨別真偽，顯然是管治的頭等重要問題，此等能力對幾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有幫助，及早找出新冠病毒是否會人傳人只是一個應用例子。成功的政府因為判斷力高，可有效幫助經濟發展及導致社會更和諧。辨別真偽的能力，不單政府需要，它對人民一樣重要。但我們卻需要面對一個現實，在訊息泛濫及各人所知不對稱的情況下，要完全準確並快速地掌握真實幾乎是不可能的，湖北或中央的官員如是，人民也如是。後者訊息的不完整，還可被政府利用，作為推動一些經濟政策的根據，此等可能性，甚至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明白其中理論，有助於我們掌握政府早期處理新冠病毒時，面對的困難，容我先用一個經濟學中的著名例子說明問題。

 

印錢推高物價釀貨幣錯覺

 

宏觀經濟學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貨幣政策有無作用，亦即增加貨幣量能否刺激生產或就業。這問題不好回答，在實際世界中，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常會對GDP有短線的正面作用，長遠則未必。想像政府突然向公眾宣布，以後所有的1元鈔票要被當作10元，10元的則要視作100元，100元的要等於1000元，餘此類推。

 

這顯然等於社會的貨幣供應量突然增加了10倍，但這對實質GDP並不會有影響，它的效果只是把所有價格推高10倍而已，以前1元買到的，現在要10元（其實只是在1元的鈔票後加個零，變成10元而已）。由此可見，要解釋增加貨幣量可促進生產與就業並不容易。

 

佛利民有一套解釋，名曰「貨幣錯覺」（money illusion）。假設政府把貨幣量增加，物價自然會隨著上升。我們可從一個普通公司的角度看此問題，在開始時，它只觀察到顧客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買它的商品，公司可據此觀察而推斷，造成更高的價格有兩個可能性，一是社會中有通脹，東西都貴了，它將來要付的工資也會上升，二是沒有通脹，只是顧客對它的產品需求增加了，所以願意付更多的錢購買。若是第一個可能性正確，公司只要處變不驚，維持原來的生產便可；如果是第二個可能性正確，它則應多僱用工人多增產。由此可見，政府若是希望多印鈔票便能刺激生產，關鍵之處是它能否欺騙或成功誤導人民，使各公司相信，顧客肯付更高價格購買自己商品時，便必定是自己產品更受歡迎，而不是因為鈔票多了。

 

準確推斷需有足夠訊息

 

但人民是這樣好騙嗎？正如狼來了的故事所顯示，說了兩次謊言的牧羊童，在狼真的來了的時候再求救便無用了。同理，政府若經常採用波動性大的貨幣政策，大家一見到價格波動，便自然認為這是政府背後搞的鬼，不是顧客對自己公司產品需求增大之故，同一招玩得多了便沒有用，貨幣政策短線或許有效，惟長期卻無用。

 

回到政府在新疫症出現時能否迅速並作出準確判斷這問題。假如這個社會的人民一向都是誠實敦厚，不會有人胡亂造謠，事情當然好辦得多。社會中的噪音少了，專家或醫務人員發話時，其聲音不會被千千萬萬的假消息淹沒，政府自能更快地注意到及重視正確的訊息。

 

但假如網上一向假訊息及惡性謠言充斥，就算有吹哨者發出真實警號，決策者也會認為這有大概率的可能是有人胡說八道，造謠生事。又因為虛假謠言不利社會，最好能壓抑之，所以對發言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立案調查，甚至警誡散布虛假有害訊息的始作俑者，可以是公共政策中的一個合理選項。李文亮醫生的被召去省衛健委問話及其後被警誡，錯誤不在被召及受警誡，而在決策者對他的誠信及人格判斷有誤。

 

A可以導致C，B也可以導致C，我們若只觀察C，如何判斷導致它的究竟是A還是B？又或A及B的可能性各有多少？這是所謂的「貝葉氏推斷」（Bayesian Inference）的思維方法，宏觀經濟學按此思路，早已利用了不少數學工具發展出頗多有突破性的理論，例如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在四十多年前便用電機工程常見的工具卡爾曼過濾器（Kalman Filter）建造了一些模型，可解釋到為何通脹與失業短線有負面關係，很多這類結果，核心理論都涉及通過某些觀察如何可推斷出背後的成因，而推斷的準確與否，並不只是判斷者的個人能力，而是訊息是否充分。

 

權威性專家阻疫情擴散

 

中國（或世界其他地方）的管治體制若要更高效，關鍵之一是如何使到決策人判斷更準確。要做到此點，社會中的錯誤訊息或噪音若能減少，會有幫助，但在互聯網世界，不負責任地製造噪音恐怕已成風土病，不易根除，而且不少噪音製造者自己也不一定知道自己在胡說八道，所以抑制噪音並非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更為可行的是決策者能建立一些可信賴的訊息系統，依靠這些系統收取訊息便可，網上有人如何亂說也不用太緊張。

 

在肺炎一役上，中國本有專家群組很早便發現該病毒可以人傳人，很可能1月上旬已知此事。他們具有權威性本可較早地通知政府決策人，但他們似乎沒有發聲，反而更急著把研究成果送到兩份國際頂尖醫學期刊發表。李文亮等人沒有這些專家的地位與權威性，得不到重視並不奇怪。

 

擺在中國湖北及武漢政府面前的一道題目便是如何改革獲取訊息的制度，使有權威性的專家有足夠誘因為防止疫情擴散而工作，而不是只顧著自己的學術名氣，把發表論文看得比人民的生命更重要。也許這些專家並非千古罪人，他們延誤戰機是另有原因，但他們實有責任清楚地解釋為何他們一早從數據中推斷人傳人的疫情時，還不立時預警，要等到鍾南山1月20日才一錘定音。

 

(HKEJ 2020-2-17)

疫情中罷工反映道德退化 （雷鼎鳴）

在社會大變前，我們往往會看到不少異常行為及極端意識形態的湧現。香港大半年來先受黑衣暴亂的摧殘，再而出現疫情恐慌，有了這些預警，我們便不能不思考如何能引導香港重回正軌，不使它滑向萬丈深淵。

在感染率及殺傷力上，新冠病毒疫症對生命的直接威脅其實仍遠遠及不上沙士（SARS）。2003年沙士在港的患者高達1755人，299人病逝，死亡率17%；在本文執筆時，只有一人因新冠病毒死亡。不過，香港仍未從黑暴衝擊中恢復過來，社會早已分裂，應對疫情能力大打折扣，肺炎的政治後患恐甚為嚴重。

災劫有大浪淘沙的功能，可幫助我們看清世情，分辨出誰人正直善良，誰人心懷叵測，誰人勇敢堅定，誰人軟弱怯懦，誰人容易受騙，誰人獨立特行。部分醫護人員的罷工鬧劇雖已結束，但光是這一事件，已能使我們對港情看得更透。

醫護界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罷工也使我們分辨出三大類人。第一種人對世界充滿焦慮，香港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人雖少，但某些醫護界中人已失去冷靜，自己先恐慌起來。他們雖然忘了救傷扶危的本份，但良心未泯，雖受到煽惑參與罷工，但其後眼見同事被逼分擔他們的工作，又受到輿論譴責，在罷工五日後投票反對繼續再罷。這些人若迷途知返，我們不用苛責，但是非總要搞清楚，要讓他們明白自己如何受騙。香港醫療界為了保護自己利益，限制外人來港執業，公立醫院人手不足已成常態，但這是他們自找的麻煩，香港政府對此倒是應做做手術，對醫療界大刀闊斧改革，打破業界製造的壟斷力量，否則年輕的一輩每天都備受工作壓力，很難不焦慮，容易受人煽惑。

第二類人是今次罷工的發起者及支持者，當中的領頭羊甚至與醫護界扯不上關係，是否有人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面臨被起訴，則留待政府決定。這些人希望罷工能持續下去，越久越好，對公共利益，他們並不真正放在心上。

這些堅決支持罷工的醫護人員，與去年的黑衣暴徒有幾樣相同的特徵。第一，他們不管自己做出過什麼違背道德良知之事，明明深陷道德低谷，也總喜歡替自己戴上光環。去年黑衣人破壞市民的生活，到處扔汽油彈，後來甚至自製炸彈，又用磚頭砸死路過長者，對與己意見不合的人則縱火焚燒，在網上對異見者起底，欺凌他們的家人，竟還有臉自稱「義士」。醫護界的罷工者對行內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es Oath)拋諸腦後，見到傷患者不肯救治，對不同政見來自不同地域的人充滿歧視，他們嚴格來說已違反行內之律法，應該除牌吊銷執照。他們其實忘記了一點，在他們求學受訓過程中，社會對他們每人賦予了數以百萬計的補貼，學成後薪金又遠高於大多數行業，受了好處但又要自己當逃兵及煽惑他人也當逃兵，這等於撕毀了社會與他們訂定的契約，不再可靠，公營機構不應再錄用他們。他們置病人於不顧後卻竟還毫不臉紅的自戴光環，說罷工是為了守護公眾利益，這如何不使人對他們的道德標準訝異。

第二，黑衣人自我中心至極，無辜者受其傷害，他們毫不放在心上，「攬炒」（玉石俱焚）一詞已道盡他們的心態。核心的醫護罷工者思想一脈相承，明知人手不足會累及同事要辛勞工作及病人得不到照顧，隨時生命受到威脅，但他們對此卻無動於衷。把無辜的病人當作人質，無論其目的如何，都是難以說得過去的。中學時老師教導，「目的不能使所用手段變為合理」(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至今我仍未敢或忘。

第三，世上有些人表面勇悍，實則怯懦怕死。黑衣人自以為替天行道又說尊重法治，但一直戴著面罩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正是怕要為自己所做的事負上刑責。罷工的醫護人員又如何？中國內地數千名醫護人員自願奔赴武漢，工作繁重，他們面對的危險比在香港的大得多，但香港有些人卻在社會最需要他們的時候貪生怕死當逃兵，這如何對得住沙士中的抗疫戰士？要知道，有些行業在道德甚至法律層面上是沒有罷工權利的，軍隊、警察、消防、醫護人員都如是。

醫護界的第三種人是堅決反對罷工者，我的朋友與同學中，當醫生的不計其數，至今尚未有人告訴我他參與了罷工，我反而聽過他們表示絕不會罷工。不參與罷工的人政治立場不見得相同，對政府政策不一定認同，有些是當年沙士抗疫中的志願者及領軍人物，深明病毒的危險性，但他們有強大的責任感與道德勇氣，不會退縮。我不會稱這些人為英雄，他們只是忠於醫護界的誓言，盡了本分，但即使如此，他們的品行仍是高貴的，完全值得社會的尊敬。這些人的存在的重要功能之一，正好是要突顯出另一群人的迷失。

香港政府要做什麼？李光耀一九七零年警告罷工者的發言震撼人心，至今仍在網上瘋傳，香港便是缺一位像他般敢作敢為的領袖。按照李的邏輯，今次發動醫護罷工的領頭羊需要除牌，永不錄用，這些人誓言都可違，不值得信任。對那些緊守崗位的人，醫管局有責任要獎勵表揚他們。這適用於其他公務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獎罰若不分明，港人的道德水平會持續退化，這個東方之珠，亡無日矣！■

(Yazhou Zhoukan 2020-2-23)

 

新冠疫情中的幸災樂禍 (雷鼎鳴)

新冠肺炎成了全球的焦點，我雖認為這是過度反應，但矯枉必須過正，大家謹慎一點、付出點代價，也無可厚非。但在全球關注中，不同國家不同人等對中國全力抗疫的態度，也迥然有異。

 

有些人幸災樂禍，甚至覺得喜從天降，《華爾街日報》日前刊登一篇題目中用上了「東亞病夫」的文章，作者是反華智庫赫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人，他不懂經濟，也不懂中國，卻指中國的金融體制危在旦夕，可視之為立場的表述而非專業的分析，可以不理。

 

倒是世衞組織對疫情的防控經驗豐富，明白在健康問題上，世界各國互相依存，一國有難，世界各國就算未能提供物質援助，精神上及人道上也應支持。

 

近30年來，平均每1、2年在世界不同地方便會出現一些新的疫情，若在源頭控制不住，疫症蔓延全球，便大事不妙。源頭地區的抗疫，是保護世界人民的第一戰綫，為己為人，都要為當地人民打氣。

 

全球抗疫應互相支持

 

也許是見識過世態炎涼，武漢有官媒變得過度敏感。日本有團體捐助了好些防疫物資支援湖北的高校，箱子上印有「加油！中國」及唐朝東渡到日本的高僧鑑真所寫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等字樣，但《長江日報》竟發表評論員文章，語帶不滿的說「相比『風月同天』，我更喜歡『武漢加油』」。別人送物資救援，總是好事，何須雞蛋裏挑骨頭？中國在日本311地震時支援過日本，此種互相支援本是好事，更何況上述提供支援的團體，本就是在日本的華人社團。

 

對別人一片好心的幫助，我們應感謝，但對一些懷有惡毒想法的分子，我們就要警惕。好友陸炎輝教授傳來一份美國經濟學家森納爾（Scott Sumner）的網評，當中提到對沖基金炒家巴斯（Kyle Bass）被彭博訪問時提到美國應撤走所有在華的醫療物資，最好是此病毒在中國政府與共產黨中橫衝直撞，弄死他們。我查了一查，原來巴斯又正與《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在「推特」筆戰。

 

這位巴斯我倒是知道，去年4、5月間，他到處煽動別人沽空港元，理由是他誤以為外資流出香港嚴重，是沽空港元的天賜良機。我去年6月在友報已撰文指出，此人連量度資金進出香港的數據也搞錯，也不知香港資金過量流入的歷史背景，更顯然沒有讀過我所教的相關課程，所以必定吃大虧大敗而回，其言論顯示出他愚蠢無比，心中老是想着害人。但當然，他的極端言行也可能只是為他的炒賣造勢。本來這些人我們不用理會，但他是特朗普前國師班農（Steve Bannon）的好友，物以類聚，我們倒也可從側面看到某些美國政客的心態。

 

美國常美化侵略行動

 

說起胡錫進與巴斯在「推特」的筆戰，其中一條是胡認為巴斯欠近日逝世的「吹哨人」李文亮醫生一個道歉，而巴斯一口拒絕。道歉甚麼？巴斯咒內地政府官員及共產黨員個個中招身亡，但胡錫進透露，現今已成人民英雄的李文亮卻是共產黨員。巴斯此舉大大不智，這等於他不在乎與中國人民為敵，他雖不是甚麼重要人物，但公然挑釁十幾億人，將來或會有後果。

 

倒是經濟學家森納爾的網誌頗值一讀。他在經濟學界算是個右派，深受對中國頗為關心的經濟大師佛利民影響，他除了指出巴斯的言論不當外，亦表示對美國搞外交的人毫無信心。這批外交決策人在打擊或侵略別國前，往往都喜歡說被侵略的國家在短綫上雖要蒙受痛苦，但長遠而言，他們都會因跟了美國的一套而得益。

 

不過，從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家的經驗上，結果都與這些外交人員的說法相反，以貿易戰的手法意圖改變中國，一樣屬於同樣的錯誤思維。香港主張攬炒的黑衣暴徒中，也許部分人也有同一心態，即以為損害了港人利益後，他們將來反而會更幸福。這些人甚麼時候才會學懂多點歷史與分辨是非的能力？

 

(Sky Post 2020-2-14)

疫症何時了的估計 (雷鼎鳴)

疫症肆虐，不少朋友的生產與社交活動大減，躲在家中難免不務正業，老是計算着疫情的影響。有朋友群組還考慮是否設立比賽，看誰的預測模型最準確，勝者有獎。

　　疫症帶來了不少議題，也許最多人感興趣的是它何時會終結？從數學角度看來，較適合的分析工具也許是「隨機過程」（Stochastic process），我在學生時代，因博士論文的關係對此也「食過夜粥」，但不彈此道久矣，若要回復功力，起碼要溫書兩三晚，也就作罷，改而用較簡單，也許是較粗糙的方法，但我估算誤差不會太大。

　　要宣佈疫情過去，第一個條件是有一段時間無新增個案。我們觀察數據（我用的是全球的確診總數據，其中超過九成八來自中國），可知在2月5日已出現拐點，在此之前，每天新增的確診人數都在上升，但在這天開始，雖然總確診人數仍不斷上升，但每天新增人數已呈下降趨勢。2月4日新增的確診人數是3925人，到了2月11日已跌至2071人。我用計量經濟學的回逆分析法分析結果，如果上述的趨勢延續，在2月20日左右有可能無新增個案，或只剩下零星個案。

　　上述的推斷有一弱點，便是只有8天的觀察點，數據尚顯不足，要多等一些時候，計算結果才會穩定。為防過於樂觀，以及預計疫情或有反覆，我們可把零新增個案或只出現零星個案的日子推到二月底。

　　但就算沒有新增個案，也不等於疫情已完全過去，到時的醫院中，仍有數以萬計的病人有待康復，稍有不慎，他們仍會把病毒傳播開去。所有未病逝的人都已康復出院才算大功告成，這也許起碼要再多等一個月了。劉遵義教授日前撰文，使用其當年成功預測沙士何時結束的方法，也得到三月底疫情基本上會過去的結論。我們也可補充，在湖北以外的省份，新增個案不但頗低，而且每天都在下降，我們希望見到的曙光，早已出現了。要關注的，也許是會否有極少量受到感染的人不理別人死活，到處亂跑播毒，使此病未能被斬草除根而已。

　　另一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是此病明年會否再次出現？我有位同學是美國傳染病的名醫，我請教過他這問題，他認為不會，就算會，也很可能被所謂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所保護。我初聽這名詞，還以為多與受過感染有了免疫力的人來往，他們的免疫力可跳過來。我這位名醫同學既然是傳染病專家，接觸過各種病人的機會一定不少，也許他的免疫力已跟蝙蝠般強悍，百毒不侵，我連忙計劃多與他來往，最好還一起吃吃火鍋，早日把他的免疫力吸過來。不過，好夢難圓，一查之下，群體免疫並非如此產生，它只是一種隨機過程，倘若社群中有相當一部份因患過病或打過疫苗而免疫，帶病毒者播毒時，有一部份人根本不受感染，他們自己也不會把病毒傳至他人，病毒的傳染力大減，只要有免疫力的群體足夠多，受病毒影響的人一代代地減少，最終或可絕跡。會否如此，關鍵參數是帶病毒者平均可直接傳給多少人，新冠病毒的這個參數可能介乎1.2至3之間，暫無確定個案。我用相關的公式算過一下，若是3的話，要三分二以上的人口有免疫力才行，若是1.2的話，則六分一以上人口有免疫力便足可提供保護。但這些比例都太高，明年若此病毒因為寄居在某些宿主身上而繼續存在，群體免疫力恐仍未必足夠防止其二次爆發，所以疫苗的研製仍有用處。

　　有一點我倒是不敢太樂觀的，便是死亡率。現時的計算法是將死亡人數除以確診病人數目，在湖北死亡率高一些，湖北以外只有0.3%左右，很低，全國則大約在2%至3%之間。這個方法有問題，很多確診了的人在未來可能會不治，成為新的死亡個案，但現時卻未有計算在內。較準確的方法是只看有了最終結果的個案，即只看已康復出院及病逝的比例。2003年我用此方法推斷出香港沙士的死亡率在治療方法有大改善前，高達19%，而政府說只有5%，後來的最終統計是百17%，遠高於全球平均的9.6%。至於今次疫情，機械地使用今天並不完備數據的話，死亡率高達20%，但若只用湖北以外的死亡數據，死亡率仍會遠低於此數。估計未來公佈的死亡率會慢慢上升。

　　(後記：2月12日新確診個案突然飆升，但這只是湖北統計的方法改變，每天新增確診人數逐日下降的趨勢依然明顯。)

(Headline Daily 2020-2-14)

 

租金管制好心做壞事 （雷鼎鳴）

疫情最終會過去，但困擾香港的政治與經濟問題，恐怕還會存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在眾多深層次社會矛盾中，居住昂貴是很重要的一項。瘟疫雖仍未真正在港擴散，但二○○三年的沙士噩夢仍在，港人仍如驚弓之鳥，樓價租金都有下滑現象。因供應短候，我不相信樓市會崩盤，但樓價貴的情況卻稍有紓緩。政府在月前宣佈十項民生措施時，曾有傳聞會研究一下租金管制，此事倒是好心做壞事，無此需要。

　　政府在推出與民生有關的十項措施之時，順帶表示會探討一下租金管制的問題。我不清楚若是有租金管制，這只會在劏房類別中實施，還是最終會推廣至納米樓及其他樓宇，但其實此政策的負面後果，無論如何推行，都只會是大同小異。

　　香港樓價與港人收入相比，眾所周知，貴絕全球，有人認為這是地產商壟斷的結果。我認同樓價這麼貴對經濟不利，亦增加人民的痛苦，但我並不認為其主要根源是市場壟斷。房屋的租務市場是極具競爭性的市場，有數十萬個住戶需要在私人市場租樓，願意將單位出租的房東亦數以萬計，甚至數以十萬計，市場競爭激烈，如何能有壟斷? 租金是貴得叫人吃不消，但這只可能是市場供求關係所造成，而不是人為壟斷。

　　假設政府為某一類型的樓宇設置租金管制，其形式通常是在租約期內，租金每年的加幅限死在某一個百分比，只准其降，不准其升，那麼假以時日，實際的租金便必然低於市場價格。租金低於市場租金必會造成供不應求，比起依靠用自由市場去配置資源，房東更不願意把樓租出，也減低把正常房屋劃分為劏房的意欲。但租客卻會因租金減低而想住大一點，或是有更多的人願意充當租客。需求與供應差距擴大，等同有一批人老是租不到房子，生活更形艱苦。

　　理論上如此說，但實踐時情況又如何？要回答這問題，最好是找實例。美國的三藩市，是個受左翼思潮影響甚深的地方，正正這裏便有租金管制，其效果如何？

　　首先要注意，租金管制反而有可能把當地租金推高，而不一定是壓低。從房東的角度來看，當租客簽了租約後，除非他自願搬走，否則每年只能加極少的租，到後來，能收回的租金必定會遠低於市價，這又使租客更不會搬走，自己物業的收益便成疑。為了預防此事發生，簽約時所訂租金，必要把未來的升幅也充份考慮在內，所以租金要訂得極高，一來可減少房東未來的損失，二來可保證房客不會賴死不走。正因如此，我們見到擁有租金管制的三藩市，租金幾乎直追香港。我們也應注意，三藩市居民住不起房屋的人數眾多，有些街道隨處都是露宿者，他們生活梳洗的地方是麥當勞等快餐店的洗手間。當然，加州天氣溫和，冬天並非冰天雪地，也可能是露宿者雲集的原因之一。香港冬天比三藩市更暖和，按以上的三藩市經驗，租金管制的一個可能後果，便是為香港增加露宿者。

　　正因為有了租金管制後，租客找房子有困難，所以房東揀客時可以非常挑剔。例如，最受歡迎的租客是一些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退租人，醫學院或讀博士的研究生很受歡迎，因為他們畢業後多半要離開到別的地方工作，我認識有人成功租到屋，但他申請時竟要準備大量有關自己的材料，有如申請大學般。有一份穩定良好職業的，房東會有戒心，因為這些人生活穩定，不易搬走，所以在訂定租約時需要把租金特別調高。我有位舊同事，退休後在三藩市買了屋退休，但後來回港又工作了一段時間，在她回港前，她把屋租給了一位在矽谷有優厚職位的工程師，但租金沒有訂得特別高。她回到三藩市後希望租客離開，她自己重回故居，但已是不可能了，她自己反要用貴得多的價錢租了個地方自住。她其實等於在補貼一位收入比她優厚的人，但只能徒呼奈何。

　　有了租金管制後，這類的扭曲現象會很多，因為市場本身正是被扭曲了。要防止此等現象，增加供應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要增加房屋量，首要便是增加土地供應了。

(Headline Daily 2020-2-7)

武漢封城的成本效益 （雷鼎鳴）

中國抗疫最使人矚目的一項政策便是把武漢封城。(有傳言近日中國600多個城市中有20多個封了，其實不對，所謂的封城，程度與武漢相差甚大。) 世衞及西方國家雖對此大動作感到驚訝，但既然這有助於減低疫情，她們也不會反對。但從中國自己的角度看，這政策倒是應作點成本效益分析的。

全國支援迅速 激勵士氣

先說成本或代價。在經濟方面，短綫的代價是難免的，代價多少，要看封城多久、封城期間的生產力，及封城結束後的復元速度。武漢GDP是中國GDP的1.6%左右（被疫症重點殃及的湖北則是4.3%），假設封城1個月，期間生產力剩下2成，那麼封城本身短綫對中國全國經濟的直接影響是年度GDP的0.06%。

但在世界經濟史中，多有例子顯示，只要人民士氣仍在，劫後的復元速度可以很快。2003沙士年的第2季，中國經濟的確有重挫，但全年下來，該年的GDP實質增長仍然高達10%。以此為鑑，封城的短期成本不少，但中國地方大，而且復元力強，長遠成本可控，而且會被人民其後的加倍勤奮抵銷掉。

封城一種較難預先估算的成本是人民會否恐慌、士氣敗落，進而埋怨政府管治不當。此種情況其實必會在一部分人中出現，舉世皆然，關鍵是主流的民情如何。從各種報道看來，武漢人民頗為堅強，愿意在家中自我隔離，除了在疫症早期出現過混亂外，士氣仍高昂。此種士氣的來源，相當大部分應是來自全國的迅速支援，及火神山與雷神山醫院的極速完工及醫學設施安裝妥當。若非2003年出現過沙士，人民有了經驗，今次的恐慌比例恐會更高。

封城使外國人看傻了眼。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估計，美國光是季節性流感，從2010年至今，每年感染的人數900萬到4,500萬人，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數則每年從1.2萬到6.1萬人不等，情況遠比中國的嚴重，但不見美國人恐慌，別人也不會就此把美國視為疫區。我問過一些美國醫學界中人，他們對中國的大動作及香港的恐慌大惑不解。不過，既然中國自己把一座大城市也封了，這便容易落人口實，乘機誇大中國疫情對他們的威脅，這對中國的國際關係不能說沒有影響。世衞專家雖然大讚中國防疫做得好，各國不用過度反應，但封城太有象徵意義，總會在部分世界人民中留下負面印象。

多難可興邦，封城成本雖高，但其效益一樣顯著。疫情的初期，信息傳至決策人的速度不夠快（其實就算在美國此等先進國家，2009年的豬流感出現，美國盡了全力，但應對的速度也不比中國快），這多多少少都反映出中國應付某些環節仍存在弱點，若非有大爆發，這些弱點也不易暴露出來。所以疫症正好提供一個演習及檢驗體制的機會。此種機會成本很大，中國不應浪費掉。

檢驗體制 積累管理經驗

戰爭往往能團結全國人民，使他們鬥志更昂揚。疫症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當人民要面對可怕的敵人時，一樣可激起更堅強的意志，但這並非必然，它需要一些條件。假如一個國家長期失敗，人民沒見過成功，我很懷疑在重大的新困難面前，他們還有無戰勝的意志。但中國近數十年來進步神速，人民有目共睹，所以自信心充盈，鬥志上升的條件存在。在政治上，此種意志對管治的有效性大有好處。

封城也是一種決心及能力的展示。無論對錯，封城總會給人一種感覺，中央政府夠膽量下困難的決斷。封城也必會帶來一大堆管理問題，例如物資如何進出武漢，我不相信武漢政府沒有犯錯，但若她守得住幾個星期，甚至2、3個月，總會展示出管理能力及積累到新的經驗。

封城顯示，習近平似是一位肯付出短綫重大代價的人，無論封城的成本效益是否化算，疫情終會過去，他很可能會被視作一個很果斷的人，他最終成為贏家的機會頗高。

 

（Sky Post 20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