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頂流」到抗疫策略

 

與《南華早報》老總譚衛兒（Tammy）在網上群組聊天，大家都對內地及香港網上媒體一些「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評論或假新聞十分反感，認為它們居心叵測。Tammy又提到網上一種現象，叫「頂流」，並指連內地政府也對此關注起來。

我不懂頂流的含義，為免被人認為Out了，只好在網上自找答案。原來頂流是指頂級流量，這比網紅又高了一個層次，網紅一般指某人近來很紅，在網上很多人瀏覽或Like，頂流的走紅時間卻是更長更穩定，不斷有話題被粉絲炒作。

 

頂流比網紅更高層次

 

瀏覽的次數要有多大的量才有資格被認作頂流？總要上億次吧。據網上的報道，曾有一位藏族少年丁真，因為有張純真笑臉的照片在網上出現，流量竟超過16億，這可被視為頂流的新標準吧。最近有位歌星演員吳亦凡，也是頂流，他因涉嫌誘騙年輕女性發生性關係，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禁起來，竟也成不小的新聞。

我雖有看內地電視劇，但我的記憶力很奇怪，對有用的數據及日期，數十年內都可如數家珍。但對於樣貌及名字，卻是過目即忘，這些頂流小鮮肉，我倒是沒有一個記得。但既有人氣流量，便即可化為經濟利益，甚至是社會影響力，連《人民日報》、中央政法委、《中國婦女報》甚至香港電視台的新聞也要接連發聲，評論事件。評論甚麼？原來吳的「飯圈」（飯來自Fan一字）不斷袒護他，所以官方要重申明星沒有法外特權，頂流不是法外之流。此點倒有幾分香港輿論批評政府容許妮歌潔曼來港有免隔離特權的味道。

我們若分析頂流現象，當可看出一些經濟含義。為何那些飯圈少男少女都要湧到數量不多的頂流圈中蹓躂？我們大可假設這些人希望得到兩樣東西，一是掌握流行文化的最新信息，二是有發表慾的人要表達一些意見。有着此等目的，最有效率的方法便是到人流多的網站瀏覽並留言，這好比開店做生意的，總是要把舖位選在人流旺盛的市中心。人人有此想，在頂流的圈子內，聚合到的人便愈積愈多。

 

「與病毒共存」遭圍攻

 

除了明星偶像頂流的圈子外，原來其他行業也會有頂流，不過流量也許會低不少。近日另一有關頂流的事件是張文宏醫生所引起的。張文宏何許人也？這問題在香港問沒甚麼，但在內地問可被人視為無知之輩。張是復旦大學附屬的華山醫院感染科的主任醫生，也是新冠抗疫的頂級專家。去年抗疫期間，他率領醫生奔赴抗疫前綫，一句說話「共產黨員先上，沒有討價還價」，瞬即使他成為頂流。內地人民應如何抗疫如何保健，往往要他親口講出來，大眾才能安心。但最近他發表的「與病毒共存」的觀點，卻在網上引爆爭論，他本人也備受攻擊。

我了解過他的觀點，不一定人人同意，但絕對是一種務實的想法。他或同路人的觀點可以歸納為幾點︰新冠病毒本來是可以清零的，在中國便做到了。不過，外國不少國家沒有用中國式的嚴厲手段，病毒便失控、擴散，不能清零了，就算有疫苗，也不足以百分百防守到。只要海關不是完全封閉，病毒總有機會傳入，但海關不可能長久封閉，所以我們必須學懂如何與病毒共存。

為甚麼不能一直封閉海關？這是因為經濟及社會都會吃不消，而且若一國人民從不與別國人民接觸，對病毒的免疫力也會較低，隨時爆出大疫。情況有如16世紀時西班牙人在今天的墨西哥攻打阿茲德王朝時，西班牙人對天花有免疫力，阿茲德人卻沒有，以致一敗塗地。

為何張文宏此等專業界的頂流一樣會遭到眾多攻擊，包括人身攻擊？世上總有些人喜歡揚名立萬，在公眾的視野中挑戰著名權威，是有效率的方法，他們就算不一定反對張文宏的觀點，也要跟他對着幹。若跑出來說自己的觀點跟張相同，哪能吸引眼球？所以一定要把張罵得狗血淋頭才顯出自己的「權威性」。

這好比有人跑到佛山開武館，自是先向葉問挑戰，大打一頓，向武功低一些的挑戰沒有用，貶損張的醫術才顯出自己的地位。

 

專業意見勝眾口紛紜

 

衞生部的前部長高強不是頂流，但也算權威，他發文不點名的批評過「與病毒共存」的觀點。他認為與病毒是零和遊戲，你死我活，絕不能放鬆。高的說話也有其道理，有些網民也以此攻擊張文宏，但兩者並非必然矛盾。

如何做到高程度防疫，又不致對經濟造成慘烈代價，仍是沒有被好好思索過的難題，例如香港與新加坡的策略便完全不同。這是有待社會真正研究的，香港的政策只是從醫學觀點出發，有缺陷。我們要問，若世界其他地方一直都不能清零，香港怎辦？

此類探索不能在頂流的飯圈中爭吵出甚麼答案，需要專業科學的意見。恃人多但非科學的意見，並無價值。

 

(晴報，經濟日報 2021-8-27)

香港重返發展建設模式？ (雷鼎鳴)

 

　　去年十月底，中央通過了《十四五規劃網要》，當中有些部份涉及香港的未來發展。本周港澳辦的副主任黃柳權應林鄭之邀，率領一個「有關國家十四五規劃宣講團」到港，講述政策。這也許是前年黑暴及去年《國安法》立法後，香港一個從亂返治，重回發展模式的一個里程碑。

　　香港問題已經與中美關係緊緊相連。美國最忌憚中國的，是中國一直都專注於經濟發展，無論美國如何千方百計的去干擾，中國很快便又集中在發展上。《倚天》的「九陽真經」口訣有云：「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換言之，就算亂如前年香港的黑暴，也不能動搖中國的發展大計。香港的定力雖不如內地，但在《國安法》加持及清除了社會的一些毒瘤後，香港終也試圖走回經濟發展的正軌。

　　這幾年香港的確發生了很多事。香港的所謂建制派及特區政府，其核心技能並非政治鬥爭，也許在推動經濟發展上技術會較為圓熟。黑暴份子對於建設香港則是完全的門外漢，他們雖是烏合之眾，但勝在盲目，容易被煽動，只要幕後有高手在籌劃，黑暴也有能力將香港打殘，建制派及政府優柔寡斷，若無警察支撐，根本不是對手。

　　中央政府近數十年來集中搞生產建設，但在歷史上它積累下來的鬥爭經驗及意志力，又絕非香港的黑暴小學鷄所能望項背。香港的發展能否成功，對中國的復興有頗大影響，既然香港的建設不濟，中央的出手勢在必然。出手的最重要目的，正是把迷失了方向的香港拉回發展的道路上。

　　中國人是有耐性的民族，看事情常從十年百年的角度看。但近數十年中國發展迅速，「中國速度」已是名震世界。香港在迷失了方向後，做事總是拖拖拉拉，「一帶一路」、「融入大灣區」等等概念提出多年，但香港辦到的實事卻不多，我若是中央政府，也會感到不耐煩，不想再讓香港拖拉後腿。駱惠寧說，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正顯示出中央對港的耐性也不會是無限的，香港社會若不懂得認真起來，真正的開動腦筋為香港經濟發展殺出一條血路，那麼最終香港也是會被淘汰的。

　　香港也確有大量社會矛盾有待解決，但解決之道應是動態的，即可加大力道推動經濟發展，經濟上去了，人民有了新的機會新的希望，很多社會矛盾也會自然消失。舉個例子，年輕人出道是的起薪，在扣掉通脹之後，這二三十年來進步緩慢，但若香港經濟發展較好，此種情況便不會出現。

　　在「十四五規劃」的具體建設中，香港被建議建立為幾個中心，國際金融中心、航運貿易中心、人民幣離岸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等，多多少少總已有了根基，繼續發展加強是順理成章之事，爭議應該不大。建議設立甚麼中心，已可歸類為產業政策的一部份，而產業政策是否應該，在經濟學中一直爭議很大。受到扶助的產業自然會歡迎政府對它們投入資源。但資源有限，而且來自人民，應否用來扶植某些行業，卻並非政府能容易解決的問題。哪種行業得到政府垂青，往往是不同行業游說活動是否有效所決定。在世界經濟史上，政府把資源錯誤配置，夕陽行業得到扶持，日出行業卻不被政府理會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眾多新建設的中心，我相信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錯不到那裏去。中美競爭的核心包括有科技競爭，競爭的成敗所帶來的後果，並非市場機制所能充份評估，所以政府出手推動科技發展，無可厚非。另一個被建議的中心是「亞太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我對此卻是一腦子問號。香港在調解上是否有比較優勢？要花多少資源才能打造此中心？將來收益有多少？得益者是誰？是否法律界中人？若沒有政府扶助能否搞下去？也許這種中心的成立有足夠好的成本效益，但用到公帑，需要論證。

　　貫徹「十四五規劃」尚有一攔路虎，便是香港的關口幾乎等同完全封閉。港人到內地21天不得自由，從世界其他地方回到香港的，大多也要21天隔離。此種局面，無人知道要維持多久，一兩個月內解決？五六年也解決不了？坐困香港的港人是否還可當中國與世界的「中介人」？到不了大灣區，如何融入？永遠都隔離並非可持續的政策，政府應全面地評估各種防疫方案的成本效益。不解決這問題，「十四五規劃」涉港的不少部份，暫時只可能是鏡花水月。

(頭條日報 2021-8-27)

美國對華有何新戰略？ （雷鼎鳴）

 

美國軍機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撤僑的場面，比起1975年美國敗走越南時的「西貢時刻」，可能還更震撼，起碼當年未有見到像今次般有人從半空中的飛機跌下來的恐怖畫面。美國在阿富汗失敗，再次印證了兩件事︰第一，美國已難掩她是一個走下坡的帝國，連表面也不再風光了。第二，把自己的一套制度強加於別的國家，不會有好結果。

 

美國在阿富汗一走了之，目的之一是要把日益短絀的資源集中起來對付中國。在阿富汗浪費了20年及2萬億美元而一無所得，美國自然失威，對付中國的資源亦減少，但這並不意味着她的決心有變，只是因應新局面，她的戰略方法需要調整。

 

撫慰鷹派受傷心靈

 

如何調整？這要滿足幾個條件︰第一，民主黨需要與特朗普的路綫劃清界綫，要指出特朗普那一套如何錯誤如何失敗，自己的則如何正確，否則怕輸掉選舉。第二，要為美國人，尤其是好戰的鷹派打打氣，辯稱美國正如日中天，中國弱點多多，可以戰勝。此點重要，因為美國管治的失效，美國朝野近年頗有畏懼中國崛起之心，不少人還相信中國將來超越美國，是必然之事，這對於戀棧霸主地位的美國來說，無疑是負能量。第三，因為美國可用的資源日見衰減，所以一定要選用一些成本低效益高的方法。破壞通常較建設需要更低的成本，所以美國要多方思索如何在世界各地破壞中國的建設，亦即不斷尋找挖中國牆腳的機會。

 

有了需求便有供應。近月美國出了一個印裔的年輕「中國通」杜如松（Rush Doshi），他取得博士學位也只得3年，算是資淺學者，但他去過雲南大學學中文，最近出版的新書《長遠博弈》（The Long Game），論述中美競爭的大戰略，卻頗受美國政界重視。

     

美國人受落此書的原因不難明白，此書正是按照上述的3點要求而寫，頗能撫慰已受創傷的美國鷹派心靈。杜的「公信力」相當部分來自他懂得閱讀中文，亦把不少在圖書館及書店可找到的報章雜誌報道及評論整理出來，再加上一些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或文件等。純以資料而論，香港很多人都十分熟悉，我不認為他有何獨得之秘，但美國懂中文的人遠少於中國懂英文的人，所以便覺得他的資料整理十分難得。他這本書先把中國對美的戰略分為3個階段。

 

杜如松一口咬定，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取代美國，亦即是要與美國爭霸，第一階段（1989-2008）中國因實力不足，所以採用的策略是「韜光養晦」，在政治上表明自己並無野心，在經濟上加入世貿等永久性國際組織，在軍事上則集中發展成本低、較為落後但可對付敵人高科技的武器，例如潛艇、陸對海的導彈體系等。這些武器可保護中國附近的海域，使美國的航母有所顧忌。中國把這些武器稱為「撒手鐧」，杜將之譯為「assassin's mace」（刺客之錘），頗為有趣，但稍有誤導。

第二階段（2009-2016）是「積極有所作為」。此階段在金融海嘯之後，美國勢力消減，中國乘虛而入，要將美國在地區上排擠出來，用的方法是在軍事上、政治上及經濟上都提出建設方案，吸引其他國家搭上中國發展的火車。

第三階段（2017及以後）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認定美國已走上衰敗沒落之餘，中國要站得高看得遠，與美國的爭霸不只是區域性，而是全球性的，「一帶一路」正是這種爭霸的工具。

 

以低成本削華影響

 

杜如松認為美國仍有很多優勢，例如他認為世界對美國較為信任（不知他如何得此結論，美國到處轟炸，製造難民，受害國如何信任她？在阿富汗說放棄便放棄，如何有公信力？），中國則有諸多弱點，例如勞動力下降。他建議對付中國的方法卻是從中國抄襲過來，即以弱勝強，要本小利大，集中在削弱中國的影響，而非像特朗普搞貿易戰般硬碰硬，但又不知自己傷得更甚。

 

具體而言，在軍事上幫助盟國發展一些武器，阻礙中國軍事力量進入其近岸範圍，就正如中國的導彈系統可防止美國航母進入中國近岸般。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則要求相關國家對中國提出諸般要求，對中國借出的債項也橫加議論，挑動這些國家的反對等等。其核心心法可歸結為煽動別國對中國諸多留難。近月美國發動的宣傳抹黑戰，也可視為低成本的進攻策略。

杜如松等人還是不明白，中國確立了大半個世紀的外交政策「永不稱霸」並非說說而已。中國自己曾飽受外國霸權所害，而且在實踐中深刻體會到爭霸只會害人害己，所以作出了這理性判斷。中國要的是發展的權利，也希望弱小國家能發展，因為這樣會有利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深刻的理論基礎。美國於阿富汗敗走，在自己國內人民空前分裂、新冠疫情依然未受控的情況下還在思茲念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對美國利益並無好處。

 

（晴報，經濟日報 2021-8-20）

 

塔利班回朝的衝擊 (雷鼎鳴)

 

　　塔利班武裝力量短短幾天內席捲阿富汗全國，有着美軍裝備及空軍的30萬政府軍對着只得AK47及火箭炮的7.5萬名塔利班，不是腳底抹油便是主動獻出軍火庫。本來以為塔利班會採取1948/49年間解放軍對北平圍而不攻的策略包圍首都喀布爾，怎料連包圍也不用，長驅直入市內，如入無人之境。這邊廂喀布爾機場擠擁着逃亡人群要趕塔美軍機，重現1975年美軍越戰戰敗時倉皇撤離的所講「西貢時刻」，飛機在半空中還掉下幾人的恐怖畫面。那邊廂，總統加尼（Ashraf Ghani）卻帶着幾箱鈔票逃亡至鄰國塔吉克斯坦。這位加尼據說是個經濟學家，也曾在美國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多年，嚇了我一跳，怎地同行出此貪污份子？一查之後原來他是人類學教授，與經濟學無關，不由鬆了一口氣。

　　此事對美國的士氣明顯有重大影響。花了2萬億美元，用了20年，死掉了2千多名美軍（阿富汗平民死亡數字大30倍，但這對美國不重要），趕跑了塔利班，又還原被塔利班趕跑，可謂失威無能之至。加之於阿富汗之上的民主選舉制度，選出的總統卻是金玉其外，貪腐其中，再次印證出民主制度不是治國的靈丹。阿富汗20年戰爭的失敗，其衝擊力也許不及越戰，後者當年採取強制性的徵兵制，美國人怕死，被充軍發配到越南送死，當然在社會中掀起巨浪，當年我求學時對美國人的反戰已有深刻感受，但送到阿富汗的士兵卻是招募而來有着不少福利你情我願的，又不大像越戰般常要埋身肉搏，就算戰敗了，也沒有越戰時傳媒鋪天蓋地的報道，所以我相信這次的影響力會比不上越戰。不過，這決非毫無影響。拜登連任機會大跌，會否特朗普回朝？機會不能否定。若然如此，歷史倒是會開玩笑，去年蓬佩奧才與塔利班和談，當時還撇開了阿富汗的政府，分明是把它當作傀儡，不用尊重。拜登也只是承繼了特朗普留在阿富汗的爛攤子而已。經此一役，「喀布爾時刻」會喚醒世人對「西貢時刻」的回憶，亦即美國政府並不可靠，對自己不利時，可不顧盟友揚長而去。但假如美國能經一事長一智，明白到處自命為救世主的作風，只肥了軍火商，國力則會不斷損傷，那麼美國還可能省些軍費，造福人民。不過，以美國當前局面看來，死撐面子繼續窮兵黷武的機會更高。

　　對美軍敗走阿富汗，最恐慌的也許是台灣的民進黨政府。美國是否靠得住？這將是民進黨政府揮之不去的疑問。既然曾被美國人評為全球100個知識份子之一的阿富汗總統加尼原來是個貪污犯，蔡英文為何不有樣學樣？反正她的前輩陳水扁對貪污也是十分熟練。要記得，阿富汗軍隊之所以不堪一擊，原因正在於他們被扣糧餉，其長官則是見錢開眼，台灣的軍隊有無打仗的積極性，存疑！

　　如此歷史大事在中國的鄰國出現，顯然不可能對中國毫無影響。美國之所以要撤離阿富汗，除了不堪承擔起昂貴的軍費外，想來也一定別有盤算。阿富汗位處中亞，被其他國家的陸地完全包圍，美國跑到這麼遠的地方打仗，本就無聊，若然撤軍，則有可能使此地區失衡，出現不穩。阿富汗與中國有一段只有70多公里的邊界，但總算是鄰國，若然阿富汗能培養一些恐怖份子跑到新疆生事，豈不妙哉？

　　這個算盤不一定打得響。若然阿富汗成為恐怖份子的藏匿地，對美國一樣有威脅，阿爾蓋達發動的九一一便是針對美國，反正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敍利亞、利比亞、索馬里、也門，殺了無數的回教徒，以至57個伊斯國組織在聯合國一齊撐中國。不過，塔利班過去有極端主義的往績，現在是否痛改前非，答案使人期待。我們若看它這幾天公佈的政策，似乎不能把它視為殘暴集團。塔利班讓道，容許外國僑民及願意離開的阿富汗人離開，穩定了人心。容許婦女在政府任職，特赦前政府人員及軍人，不報復美軍，又到天津與王毅會談，爭取中國到阿富汗投資，都表明他們希望把阿富汗建設成一個正常國家，百廢待舉，不會容許恐怖份子把阿富汗變作反攻中國的基地。是耶非耶？長遠要看歷史，中短線要看它能否被聯合國承認為合法政府。

　　有朋友傳來一段報道，並附有照片。據說拉登上世紀70年代曾以阿富汗游擊隊員的身份來中國學習軍事技術，同行另外三人中有人日後成為阿富汗塔利班負責人之一，所以訂下鐵律不襲擊中國，中國在阿富汗開採的銅礦，也不受襲擊。我不掌握這段歷史，不知真偽，還望有高人告之。當然，此種傳聞就算屬實，也不應影響我們對塔利班的觀察與判斷。

(頭條日報 2021-8-20)

中央硬橋硬馬的政策風格 （雷鼎鳴）

 

西方的評論界有種說法，指中國近年的外交政策變得比前assertive。此字並無很貼切的相應中文詞語，但含義可理解為硬橋硬馬，敢於表明自己的態度。上述評語，我倒是同意，中國本來採用韜光養晦的政策，不出頭，但在西方世界眼中，今天已不是個小乖乖了。此種轉變，不但在外交政策上可見到，在處理香港事務上，一樣明顯。

 

走向硬橋硬馬的里程碑，在國際事務上是今年3月份的阿拉斯加會議，在香港問題上則是去年7月1日生效的《香港國安法》。

 

確定美國對華用心不良

 

在特朗普年代貿易戰期間，中國仍願意跟美國進行冗長的談判，剛中有柔，結果是美國完全討不了好處。在此階段，中國似乎仍不確定美國對華政策的長遠目標。但自拜登上台後，美國推動了一系列要挖中國牆腳的行徑，到處煽風點火要遏制中國，美國的意圖便愈見鮮明。在阿拉斯加會議中，楊潔箎一句「我們把你們想得太好了！」正是核心，此言意味着中國對美國不再存在幻想，確定了她用心不良，中國就算無意與美國爭霸，只想締造人類利益共同體，美國也會害怕因自己的衰落而顯得相形見絀，所以必須把中國的發展扼殺掉。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曾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現在雖不是在搞革命，但在國際上哪個國家要遏制中國的發展，同樣要弄清楚。中國本想與美國做朋友，但對方要做敵人，在確定此點認知後，便不能一廂情願，只能針鋒相對，更要建立新的工具庫以作反制。

 

獲得過兩次諾貝爾獎的居里夫人在大半個世紀前致函中國政府，指出若要避免原子彈的戰爭威脅，中國自己必須也發展原子彈，中國也着實做到了。中國的核武儲備一直控制在遠低於美國的水平，但應已足以將整個美國摧毀，最近似也在增加儲備。這是政治動作多於軍事所需，是要告訴美國，中國若受任何襲擊，都會有嚴厲的報復措施。

 

表明中國不會主動惹事

 

更具體的政治反制措施，是人大常委在6月10日通過《反外國制裁法》，此法稍後在香港也會立法。此法意義重大，表明中國不會主動惹事，但若以美國為首的某些西方國家搞長臂管轄，用制裁中方或香港官員的方法干預中國內政，則等於按了鈕，啟動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制裁。又因為西方世界的企業與上層社會，在中國市場中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中國的制裁很具殺傷力。

 

中國這招等於貫徹了華人社會中60多年來流行不衰的歌曲《我的祖國》中的一段歌詞︰「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中國是要警告那些被美國所逼迫的國家，跟着美國會有大麻煩，與中國友好，則前景無限寬闊。

 

在港整頓行動料陸續來

 

中央決策人在國際上硬橋硬馬的作風，一樣適用於香港。既然中國認定美國才是世界不穩的源頭，在香港亦有上下其手，那麼中央政府的出手便十分果斷，懶得與不知進退的黑暴分子廢話。去年推出國安法後，短短一年左右，香港整個大局便出現大變。多名有損害國家安全的政客被控並定罪，《蘋果日報》被取締，《人民日報》與新華社指着教協說它是必須割除的毒瘤，教協立時土崩瓦解。在未來一段日子，整頓傳媒、教育界、法律界，甚至工會的動作相信陸續有來，而且速度甚快。我上周在友報一篇文章中預測教協將成為歷史名詞，想不到還過不了幾天，教協便宣布要解散。

 

中央assertive地出招，是否冒進行為？我看不大可能，招數快狠準，招招攞命，顯然都經過長時間的冷靜計算。世界歷史與香港歷史都在這些招數中走進了新的階段。

 

（晴報，經濟日報 2021-8-13）

中國股市波動與工業政策 （雷鼎鳴）

 

近月中國的資本市場大幅波動。繼多月前阿里巴巴因螞蟻金服遭警告股價插水後，近日又因公司對某高層性侵女同事一事處理不夠迅速而遭炮轟。在疫情期間業務發展矚目的美團，亦受反壟斷及員工權益是否得到保障而股價受拖累。跌得最慘烈的是新東方等教育股，中國官方似對現時的一些牟利教育企業所開展的業務十分不滿。騰訊旗下的電子遊戲項目被官媒《經濟觀察報》批評為「精神鴉片」，股價亦是急挫。這些事件有何微言大義？

　　中國的監管當局透過不同的渠道出手，頻密度的確不低，但這些都是主動出擊，反映監管當局頗具自信，不怕會出現股災。監管當局為何會盯上這些企業？原因也許很多，例如政府希望警告企業，若有違規便必遭懲罰。我特別感到興趣的是騰訊及教育企業的事件，他們涉及的，與工業政策的關係似更甚於金融監管。

　　甚麼是工業政策？假如政府對某些行業用優惠補貼等方法刻意扶持，而對另一些行業則施加各種限制，我們可稱之為工業政策。政府的目的是讓一些企業能更快的發展起來，受制的企業則是可有可無。

　　經濟學界對工業政策的成效眾說紛紜，但不認同的居多。這有原因，我們若看看世界各國的工業政策，倒是失敗的例子多得很，成功的很少。一個行業若是不符成本效益，投入資源，只會付出多賺得少，扶也扶不起來，為何要浪費納稅人的錢資助這些行業？如果某行業本是長遠可賺錢，企業家見有利可圖，自會懂得投資，那裏需要政府的資助？在實踐上，政府選擇扶助補貼對象時，對各種行業一般缺乏深入了解，選擇那一種行業去扶持，常常是受到不同利益集團游說的影響。例如，台灣過去發展非常成功的半導體行業，並無受到政府多少扶持，但屬於夕陽行業的紡織業因為業內人員眾多，倒是很能取得政府的補貼。

　　此種市場邏輯言之有理，但在一些特定條件下卻可能有例外。最明顯的例外是與國防有關的產業，我們可以一般歷史說明此點。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貧窮，科技落後，國防也並不安穩。為此，當時的中央政府匯集了多名優秀的科學家，在極艱難的條件下發展出導彈、原子彈與人造衞星，或俗稱的「兩彈一星」。當時是在用舉國之力去辦成此事，那些科學家雖受到種種干擾，但不負眾望，當第一位華人物理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從他的好朋友原子彈功勛科學家鄧稼先託人轉交給他的簡信中得知，整個原子彈的研發過程完全是自力更生，沒有外援，他便感動至失控淚流滿面，因他知道這有多困難。我們若以市場數據去評估兩彈一星應不應該研發，根本不會量出結果，市場對科學家自願的犧牲亦無法測度出其價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也非市場所知。

　　騰訊是一科技龍頭公司，中央政府顯然不想打擊科技企業，其對發展晶片的支持更足可見其對科技毫無敵意。我們可試從中央的角度看騰訊：你擁有超卓的科研能力，卻把資源用在使人民玩物喪志的電子遊戲上，這雖可帶來經濟利潤，但對國防或科技力量並無裨益，理應把資源轉投到更有利於提升國力的項目上。若在平時，中央政府對科技企業研發的一些娛樂或遊戲產品，或許無興趣理會，但中央已判斷了現時與美國關係緊張，國防與科技的發展都是重中之重，所以用工業政策來調整一下科技的發展方向，也屬合理。

　　那些教育企業與國防科技應無甚關係，但內地怪獸家長之多，絕不會比香港遜色。花費巨資讓子女參加各種補習班學習班，在內地早已釀成社會問題。也不見得父母本來便願意花這麼多資源去催谷子女，但因為別的家長有這樣做，自己若不加碼，恐怕子女便會在考試中失利，入不了好的大學，這會造成惡性循環，大家競相瘋狂，在子女教育上一擲千金面不改容，子女所受壓力更沒完沒了。

　　因為補習班有強大的市場需求，我相信它們的業務不可能被完全取締。但政府的打壓，或許能縮減這行業的規模，使上述的惡性循環不至於失控地發展下去。

 

（頭條日報 2021-8-13）

消費券的成本效益 (雷鼎鳴)

 

消費券推出，若一家有三口，可預期共得1萬5千大元，足以使人有些感覺，市民笑逐顏開，排隊購物，並不稀奇。

 

經濟學家往往有一種改不掉的「壞習慣」，便是喜歡潑冷水。我們知道世上的資源有限，沒有免費午餐，所以一定會問，消費券的機會成本是甚麼？涉及的360億元是否用得其所？

 

消費券經費的來源是香港的財政儲備，亦即過去港人儲蓄起來寄放在政府帳戶中的一筆巨款，這筆錢若消耗得太快，對香港的金融體制會構成風險，政府必須確保《基本法》所要求的審慎理財原則。我素來對任何政府的理財都無甚信心，在確保政府不會出現財政危機的前提下，還富於民比政府擁有巨大儲備更符合資源的有效使用。人民對是非曲直未必都有雪亮眼睛，但對錢如何運用才最符合自己利益，倒是比政府清楚得多。消費券是還富於民的一種手段，被還了富的港人理當高興，但這是否最好的手段？會否導致政府所希望得到的提振GDP 0.7%的結果？

 

派錢可助貧戶解燃眉之急

 

消費券與直接派錢哪種方法較好？我會寧願得到現金而不是消費券，因為這不會限制我如何用錢的自由。但因為消費券大約只使我每月可消費1,000元，還低於我日常每月的消費水平，所以我把它用在日常的餐飲、買餸已可完全消化掉，省回的平時開支可留在銀行內。因此究竟是派錢還是消費券，對我而言，分別不大。但對一些貧困家庭，也許他們寧願要套現以應付一些燃眉之急也不想去消費。

 

有些人得到消費券後，會視此為橫財，選擇大吃大喝，這會否刺激到消費或提振到經濟？我看作用不大，政府的文件中也顯出她知道有所謂的「跨期替代效應」（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effect），今天大魚大肉後，已滿足到部分食慾，短期內再大吃一頓的機會減低。換言之，今天多消費了，意味着未來的消費會減少，這對經濟並無多大好處。另外，政府文件中把「跨期替代效應」分為「跨期效應」與「替代效應」，不明白為何要作此區分。

 

有些人也會喜歡用消費券購買家電等耐用品，顯然地，換了個新冰箱後，很長的時間內也不會再買一個。購買耐用品的效果，與上述的大飲大食差別不大，對長遠經濟無提升作用。

 

政府估計這次會用掉360億元，其中6億元是行政費。香港18歲或以上人口不足650萬，人人都派5,000元，應只會用掉325億元。姑且採用政府360億元的數字，這可否如政府判斷般會提高GDP增長0.7%？我不表樂觀，但這要算一筆帳。

 

2021年的GDP估計會高於2.82萬億元，提升0.7%便等於GDP多增加198億元，用360億元的消費券開支可刺激到消費增加198億元嗎？

 

我不知政府怎樣算出這估計，但知道她有考慮到上文所述的「跨期替代效應」，得出的結果是每發放100元消費券，可使消費增加約55元。我雖認為這個估計太樂觀，但對此暫不質疑。

 

要質疑的是，我見不到政府有算及一項香港的特徵。香港是國際城市，本地幾乎不出產商品，我們消費的幾乎全部輸入。我們可選用2018年這一較正常的年份作根據，那年香港輸入的商品4.71萬億元，遠高於GDP，但大部分入口商品都會轉口到其他地方，真正留用的進口是1.22萬億元，佔當年香港本地總需求的55%。

 

用360億提升89億GDP？

 

這意味着甚麼？港人每用100元，55元是用來從外地入貨的，餘下的45元則是用以支付本地的工資、租金及交通費等等。因此，我們可知，每100元的消費，55元是益了外地，與香港經濟無關，45元則是香港自己得益。

 

按此比例，上述的198億元要打個折，消費券頂多能對短綫經濟推高198億元乘45%，即89.1億元，經濟增長率是0.3%，而不是0.7%。

 

用360億元去提升經濟89.1億元，並非很有效率，但市民多了些錢自己控制也非壞事。

 

(晴报，经济日报 2021-8-6)

教協的「毒瘤」是怎樣煉成的？（雷鼎鳴）

 

　　新華社與《人民日報》在7月31日同時發表文章，指必須剷除教協這「毒瘤」。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會懂得，這是中央政府的一個決定，教協很可能快將要走完它的道路，甚至會變成一個歷史名詞了。

　　中央政府認為教協是香港社會的一個「毒瘤」，這有它的理由，但從另一個角度，教協近十年來也偏離了以往的路線，愈走愈激，有如自己體內也生出一個毒瘤，終會自取滅亡。教協自己的毒瘤是怎生鍊成的？我們要看看它的歷史。

　　教協成立於1973年，比另一教育組織教聯會還早了兩年。它在創立初期便在教育界頗具影響，應是與司徒華等人在1972年爭取提高師範院校畢業生入職薪酬起點有關。1977至1978年的金禧事件更是把它壯大，打出了名堂。當年張文光與鄭月娥都是金禧事件的積極參與者，張後來成了教協會長及立法會議員，鄭則成了特首。金禧事件雖是一重要的社會運動，但其性質本是金禧校方帳目混亂，甚至貪污，梁潔芬修女辭職後，新任校長又被指控打壓師生，仍算是教育界的家內事。總而言之，教協關注的事務，當年確是在教育的範圍內。

　　1989年的六四是教協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政治色彩鮮明的支聯會成立，教協的領導層與支聯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其實已衍生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教協這類組織能否搞政治？教協自稱其「立會宗旨」有三︰一是它是一個教育專業團體，推動教育改革，提高同工專業精神；二是它是一個教師工會；三是它是一個社會團體，促進民主、公義、進步云云。

　　要注意，網紅冼國林師傅及坊間不少評論人早已指出，香港法律中的《職工會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任何已登記職工會的經費不得直接或間接用於任何政治目的或轉移予其他團體以促進任何政治目的。換言之，一個工會的資源跟政治掛上鈎，工會可能便犯了法，變成一非法組織。教協也許可以反駁，它不是搞政治，也不資助政治，它只是促進民主公義等等。此種包裝在六四問題上，社會中或者有不少人接受，但到了「佔中」之前，教協內部似已出現極端激進派，某些擔任要職的成員所發表的言論及行動，很難不被人將其與推動某種政治拉上關係，前年黑暴出現時，教協陷入更深，我也從未聽過教協要與黑暴割席。若法庭認為它有為政治活動提供資源（警方找這些證據恐怕不難吧），它便是一個違法組織，很多人要退會了。

　　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教協的政治色彩多年以來十分鮮明，而這又很可能是違法的，為何特區政府視而不見？這個有法不依的問題應從教協自己的實力及政府的管治風格說起。

　　教協確是有實力的利益團體。據教育局的統計，香港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及特殊教育的老師總人數，在2020至2021年度是73812人，但教協會員人數是9萬5千人，比教聯會的4萬2千人多出近倍。為何有這麼多會員？除了現任教師後，教育界的行政人員及退休教師也可當會員，以我所知，大學教授加入教協的是極少數（也許教育大學是例外），我自己便從未遇上同事自稱是教協會員。它的會員不見得都是政治上腦，教協有大型超市，又賣家電用品，開班授課，為會員提供不少福利，應是招納會員的重要手段。據說它每年的收入3億多元，我不知道這是指它的利潤有3億多，還是它未減成本後的收入有3億多。若是利潤有這麼多，便是十分驚人的每天1百萬的進帳，就算這只是收入，而利潤只及收入的十分一，也是3千多萬元，等於會員交了80元會費後，可每人每年分享到300元左右的潛在資產，十分吸引，若3億多是利潤，每年分享到的潛在資產更是3千多元，十分着數。

　　但加入教協的更大益處是它從政府得到的團體利益。從教育局與教協的割席聲明中，我們可看到原來政府過去不但沒有視教協為非法組織，還對它大力加持。聲明中表明，以後政府不會與教協開會，不會就教育問題諮詢它的意見，不會處理教協轉介的與教育界有關的個案，不再承認教協為教師舉辦的培訓課程。

　　這些措施等於是將教協的專業團體或甚至是工會地位連根拔起。沒有了在政府當諮詢或制訂政策的角色，對於一般把加入諮詢架構當作是義工的人來說，當然不算甚麼，但對利益集團而言，卻是斷了生命線。香港政府過往十分倚賴諮詢架構，事無大小往往都成立個委員會，好處是能营造聽取民意的形象，出事時也可說是民意如此，把責任卸掉。一些利益集團加入了此等組織，如上所說，好處甚多。因此我們可以說利益集團與政府是互相依存，各取所需的一種平衡。在此種平衡中，政府只看團體的實力，在教協的例子中，它的違法政府並無興趣追究。但這有限度，教協內的激進派把教協拖進了死局，甚至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中央不會理會教協在地區的實力，特區政府也是欲救無從的。

（头条日报 2021-8-6）